编者按：

　　本刊于2019年4期发表了旅加作家李彦的一篇文章，“校园里那株美洲蕾”，讲述了一位命运与中国息息相关的美国学者的跌宕人生。这位学者，就是《1937，延安对话》的作者托马斯·亚瑟·毕森， 20世纪早期美国著名的东亚问题研究专家，曾经担任过美国政府的东亚政治经济顾问，也是《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埃德加·斯诺的好朋友。“校园”一文的核心，是对毕森在抗战前夕到访延安的介绍和对其命运的感慨。文章强调，由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观察和思考，尤其是对延安的访问和记录，毕森在思想上发生转变，从信仰上帝转为信仰马克思主义。
　　20世纪初，毕森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先后在安徽省怀远县的一所中学和燕京大学任教。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之前，在斯诺的帮助下，与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现实与根据地的日常，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袖，并将这些见闻与采访记在两个笔记本上。除了文字记录之外，毕森一行还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有从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有延安根据地的实际状况，尤其难得的是捕捉到许多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面容与身姿。通过这些珍贵的笔记和照片，不仅能领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容貌风采、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更能证实中国革命的正义性，证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这是一部极具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笔记，是一部未经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
　　这些笔记和照片，就是“校园”文中提到的《延安笔记》。里面的内容素材，除了毕森在其相关专著中引用过，只在1973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过，之后再未出版。在此之前，也没有授权中国的出版社出版中文版。
　　在各方协助、推动下，从动意引进《延安笔记》中文版至今，用了两年半左右的时间，80年前那两本铅笔记录的《延安笔记》，最后定名为《1937，延安对话》，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前言

　　这部简短论著的资料来源于两个小小的笔记本。当初，我是用铅笔做的记录。好在岁月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字迹依旧清晰可鉴，正如书中所附的图片所显示的那样。
　　笔记本之一，记录了我们在往返延安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包括在延安度过的那几个日夜。另外一本笔记，则是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时的当场记录。
　　在过去的几十年岁月里，我曾辗转流离，多次搬迁，但是，这两本笔记却一直完好无损地保存在身边，跟随着我，浪迹天涯。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它们在我脑中所蕴含的意义有多么重大。
　　然而，星移斗转，岁月流逝，直到最近，我却从未考虑过要采用这两本笔记中的素材，做一次完整严谨、深思熟虑的论述。
　　如今看来，当初拍摄的那些照片，已然拥有极其特殊的价值了。那些1937年时延安城里的景象，倒是没有什么亮丽之处。不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命领袖，当时正值盛年。年纪最轻的周恩来，那时才只有39岁。他们的面容与身姿，今天都已成为弥足珍贵的史料了。
　　如笔记本中所言，这个故事可以大致分成三个部分：对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采访;在延安四天四夜的见闻;在春潮泛滥的日子里跋山涉水，从西安驱车前往延安的艰辛旅途。
　　毛泽东在1937年时所做出的某些论断，竟然与今天的形势有着异乎寻常的紧密关联。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初对北京的访问，不过仅仅是鲜明地印证了毛泽东早年留下的名言罢了。因为早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就已经阐述过，中国共产党需要采取切合实际的政策。
　　如我在笔记中所记录的那样，对毛泽东的前后两次访谈，尽管我是通过翻译草草记录下来这一切的，但其内容却彰显出，他具有异常清晰的思维和表达方式。
　　至于毛泽东所谈及的三十年代的某些事件，我却感到很有必要用括号的方式补充上一些注释。因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谈话中所涉及的那些历史事件，属于路人皆知的事情。但是，三十五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行人若问当年事，一切恐怕早已不复当初，恐被今人遗忘了。
　　对朱德和周恩来的访谈，我也做了一些注释，这样也许可以帮助今天的读者理解那个时代的一些问题以及它们在其后的发展。
　　在结尾的那个章节，我记叙了初抵延安时，所见所闻在我脑中激起的强烈感怀。在这点上，我和埃德加·斯诺以及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曾去延安访问过的其他外国人一样，恐怕是灵犀相通吧。
　　我们抵达延安的时候，正值国民党和共产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谈判已经大部分达成了协议之时。统一战线的建立，可被看作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分水岭。我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都曾竭力强调过，要发挥国共统一战线的核心作用。那是基于我在延安的访谈以及我对形势的判断之后所发出的真诚呼唤。
　　托马斯·亚瑟·畢森
　　1972年6月30日

第一章 时代风云

　　1937年时，我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一笔科研经费，得以前往日本和中国工作一年，从事我在中日关系领域里的研究课题。
　　年初，我抵达了日本。在那里停留了数月之后，紧接着又去朝鲜和中国东北，旅行了两个星期，做了一些调研考察。
　　阳春三月，莺飞草长之时，我和妻子已经在北平城里安置好了一个舒适的小窝。对我们夫妇来说，这次返回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有一种重归故里的亲切温馨。
　　在北平古城里，还居住着当年与我们一起学习汉语时的旧日同窗，也有我在燕京大学任教时的老同事、老朋友。那个时候，抗日战争（编者注：此处抗日战争，指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的全国性抗日战争。下文同。）尚未正式爆发，古城的生活是春意盎然、令人流连忘返的。 　　埃德加·斯诺当时也住在燕园里，正在埋首撰写《红星照耀中国》那部书的初稿。
　　新闻记者、访问学者、住校学生，以及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人们，常常凑在一起聚会，分外热闹。
　　好像是在四月份前后吧，欧文·拉铁摩尔找到我，提出了一个建议，说我们俩应当设法去延安看看。
　　听到这个建议之初，我感觉似乎难度颇大，那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但我们并没有就此放弃这个念头，而是开始积极动手，寻找可行的方案。
　　去陕北考察的建议，实际上与我的研究课题也相当吻合。尤其是当时朝野内外一度盛传，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进行谈判，打算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共同建立一个轴心。鉴于此，我就更有必要亲身前往，做一番调查核实了。
　　五月份，正值繁花似锦的时节，各种事件却重重叠叠，不断涌现。我首先去了一趟南京，对国民党政府的官员进行了一轮采访。接下来，对陕北的考察，似乎就显得更加合情合理，且势在必行了。
　　回溯1937年的头几个月里，我当时尚在日本停留，因此更多关注的，是那个国家的事态发展。当时的高潮性事件，是二月份的日本全国大选。选民们表现出支持政党、反对军方的强烈情绪。
　　但是，出身皇族的近卫文麿公爵（Prince Konoye）组阁后，成立了一个无党派，或者说反对政党派的“国家联盟”。最后，在6月3日那天，他正式宣告了内阁的诞生，赤裸裸地拒绝了民主选举的方案。
　　那年六月初，我在北平和天津所做的一系列公开讲演中，均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近卫文麿的内阁所代表的，实质上是一个战争内阁。
　　记得在春天抵达北平后，我所遇到的中国朋友们还都争辩说，来自日本的压力，并没有那么明显嘛！
　　然而，等到了六月初，我们离开北平前夕，人们的情绪显然就不再那么乐观了。
　　抵达延安之后，我们才会发现，日本人对中国展开全面进攻，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只不过谁也无法确定，究竟会在哪天爆发罢了。
　　在那些日子里，中国政坛风云变幻、跌宕起伏，令人琢磨不透。直到后来，大家才逐渐看清楚了。越来越多的人们怀揣着期望，切盼南京政府能够发挥主导作用，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行为。
　　从中国国内来看，由各方势力割据所造成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必须要予以平定。广东已被南京所控制住了，因此，广州至汉口的铁路线，得以迅速完工。
　　与广东毗邻的广西省的领导人物如李宗仁和白崇禧，是地方势力中最坚决主张抗日的人士。他们早已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深感不满。而在此时，他们似乎也与南京携手合作了。
　　5月11日，平津地区的领导人宋哲元将军突然离开北平，回到他的家乡山东省乐陵县，在那里隐居了长达两个月之久。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他试图逃避开巨大的压力。
　　由于日本阴谋策划在华北地区进行扩张，宋哲元将军面临着不可承受之重。其实，仅就这种巨大压力本身而言，便早已撕下日本对外界声称自己是合理的、克制的那张假面具了。
　　从中国方面来说，宋哲元将军的被迫隐退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这显示了南京政府对日本所做出的更强硬的抵御态度;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南京政府对北方那些半自治势力的领导人，已经逐渐增强了掌控。
　　促成统一战线形成的关键人物，其实是在另外一些方面：蒋介石和延安的领导人之间，显然已经建立起了某种新型的关系。然而，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仍然是悬念。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经过长达十年之久的残酷内战（编者注：指四一二政变到全国抗战前夕的时段），眼下是否真能为了阻止日本进犯而捐弃前嫌、求同存异，携手并肩？
　　如果这种前景果真能够实现的话，那就意味着，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中被东北军将领所逮捕的蒋介石总司令，通过他与周恩来的谈判，已经导致中国内政的巨大转折出现了。
　　首屈一指的变化，当属西安事变对蒋介石本人所带来的改变。东北军将领的揭竿造反，已被证明是个强有力的举措。这次造反打乱了蒋介石长期以来固步自封的方针策略，迫使他不得不接受在全国上下迅速蔓延的抗战情绪，改变其对日不抵抗却全力以赴肃清共产党的做法。
　　果真如此吗？1937年春天时，观察家们尚不敢确定。许多迹象都显示出，形势有朝着这种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作者注：有关这段转折时期的多棱镜现象，可参考1944年纽约现代图书馆Modern Library， New York出版的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第12章。）
　　但另外一些迹象，则令人感到扑朔迷离，难以断定。因此，人们又觉得，顶多也只能如此这般地做一番猜測罢了。
　　下列这些表面现象，可以算是足够清晰的一些迹象。
　　那年的1月6日，南京方面关闭了国民党设在西安的剿匪司令部。
　　二月份时，当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控制了西安及其周边地区后，也并没有重新对共产党开火。
　　国民党在2月15日至21日召开其三中全会代表大会时，共产党递交给国民党的倡议书，也被公之于众了。
　　3月15日，共产党发表的一份长篇宣言，提出了国共双方进行直接谈判的要求。假如两党之间的谈判实际上在此时已经启动了，那么，双方肯定都执行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假如谈判已经在进行之中了，那么，双方都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五月底时，我带着这些疑问，抵达了南京。在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党务核心人物陈立夫进行采访时，我的疑问得到了答复。
　　当然，对陈立夫的访谈，不能算作最理想的资料来源。因为，与其采访他，远不如采访一个曾直接参与了国共谈判的人物为佳。
　　与陈立夫的沟通颇为艰涩。他在透露信息时，采取了显而易见的防范姿态。在他的心目中，国民党政府的领导权是至高无上的。他接连不断地重复强调说，共产党必须要接受此点才行。
　　够了。只能到此结束了。陈立夫没有给我提供丝毫暗示，国共谈判究竟在朝哪个方向发展。但毫无疑问，至少我已经确信无疑，两党之间的谈判，已在进行之中了。 　　返回北平后，我迅速整理好行装，准备前往延安的旅行。
　　此时，旅行的队伍中，已经不仅仅是我与欧文·拉铁摩尔两个人了。菲立浦·贾菲（Philip Jaffe）和他的妻子艾格尼丝（Agnes）早就对远东事务兴趣浓厚。这对夫妻正在进行周游世界的环球之旅，最近刚刚抵达中国。当他们听说了我和欧文·拉铁摩尔的计划后，便非常积极地表示，想要加入我们的队伍，一同前往陕北探险。
　　我的日志是从旅行出发那天才开始记录的。因此，我没有记录下来在行前所做的那些细节策划，也没有记录下来这次旅行是如何由初始的两个人演变成了四个人的。
　　我记得，埃德加·斯诺向我们提供了许多十分有益的建议，并且帮助我们联络了一些人，因为那些人能够协助我们前往延安。
　　斯诺那时的妻子佩吉·斯诺（Peggy Snow），也叫海伦，笔名尼姆·威尔斯（Nym Wales），正在延安停留。斯诺曾希望，他的妻子能够跟随我们，一同返回北平。
　　（作者注：那段时期，尼姆·威尔斯女士在延安采访已经长达五个月之久了。她的作品《红尘》Red Dust记叙了二十四位共产党领袖的自传，是了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主要资源。该书1952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发行出版。）
　　我们的旅行路线是从北平搭乘火车，先到太原，再从那里穿越山西省，一路南下，然后渡过黄河，再换乘陇海线火车，抵达西安。
　　出发之前，曾有人警告我们说，要想在西安获得国民党政府的批准，前往陕北，恐怕是难于上青天之事。因此，究竟如何才能穿越重重封锁线，北上延安，仍然是个悬念。

第二章 潜抵西安

　　6月7日那天是星期一。近午时分，我们一行人登上火车，离开了北平。
　　抵达西安之前的那段路程，整整用去了四天之久。但因为我们选择了绕道太原，所以一路上颇为平静安宁，未遇到任何风险。
　　从北平出发后，第一次换乘列车，是在石家庄。
　　星期二的黎明，天色还黑蒙蒙的，我们便坐上了郑太线。在当天下午抵达太原之前，列车一直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间穿行。悬崖峭壁，景色旖旎，令人目不暇给。
　　二等车厢内，没有多少乘客，整节车厢基本上就是我们这四个人，自然是既舒适又惬
　　意。除了欧文·拉铁摩尔之外，我们其余三人均没有来过这一带，所以就像观光游客那样，对周围的环境，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抵达太原之后，我们在一家酒店里留宿了一夜，得以在旅途中间好好休息了一下。因为在此前及此后，我们都不得不在火车的卧铺上咣当整整一个夜晚，深感疲惫不堪。
　　星期三那天，火车跨越了山西省大部分地区，逶迤南下。重重叠叠的山峰渐渐隐去，转化为一马平川的开阔原野。铁道两旁闪现出绵延不绝的阡陌良田。
　　星期四中午，我们就抵达了黄河畔，在潼关渡过了河。最后一段路程，是坐入陇海线上豪华的一等座车厢里，西行五个小时后，于当晚八点钟抵达了西安。
　　大家下榻的酒店，是西安古城中装修现代、颇为舒适的西安宾馆。然而我们的精神却丝毫不轻松，因为即将面临的，是如何北上延安的巨大压力。
　　此前一段时间，曾经到访过延安的一些外国人，撰写了一批同情和赞美共产党人的报道，在媒体上发表之后，便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不满。因此，他们下令，封锁了所有前往陕北的关卡。
　　我们抵达西安，离开火车站时，就体验到了盘查证件时漫长的等候。在酒店办理入住手续时，我们的护照再次受到了严格地查验。但这次来对付我们的人，換成了军队中的宪兵。
　　至少在国民党政府官员的眼中，我们这种类型的外国人，如果到了西安，就应该算是抵达旅游终点站了，不应该再继续朝前走。
　　即便我们能够跨越这层人为设置的障碍，接踵而来的第二个难题——寻找交通工具——其难度也丝毫不亚于前者。
　　通往延安的路途，可是没有平稳舒适的铁道线，而只有一条长达二百五十英里的黄土路，外加一条又一条泛滥成灾的河流。
　　困扰着我们的，还有第三个问题。从西安城里一个地下联络员那里，我们得到了一封介绍信，可以随身携带到陕北，呈递给共产党的负责干部。然而，在我们抵达红军防守的第一道封锁线之前，这封介绍信的价值是无法发挥其作用的。
　　在6月10日那天，我们就已经抵达了西安。可是，整整一个星期都过去了，我们却仍未寻找到北上延安的任何办法。
　　最先解决的一道难题，是我们终于找到了交通工具。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们抵达西安之后不久，欧文·拉铁摩尔就邂逅了一个叫艾飞·希尔的年轻人。他是斯堪的纳维亚北欧传教士的后裔，在内蒙古出生长大。这两人颇有点相见恨晚、一拍即合的味道。
　　直到今天，我都忘不了当时的那幕场景。大家围聚在西安宾馆的某间客房里，一瓶接一瓶地喝着啤酒，整整唱了一个通宵。献唱者就是欧文·拉铁摩尔和艾飞·希尔这两位。他们唱的是五花八门的蒙古族民歌。两人似乎意犹未尽，第二天晚上又接着逗笑玩闹，连说带唱。
　　半酣之时，欧文·拉铁摩尔向艾飞·希尔坦诚相告，吐露了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并期望他能够出手相助。
　　说来也巧，艾飞·希尔当时正好放弃了他在西安城里的汽油销售和汽车修理生意，打算转往上海，寻求新的商机。他所拥有的全部财产中，也包括一辆千疮百孔、浑身毛病的老道奇。至于这辆汽车的出色表现，我们很快就将在旅途中领略一够。
　　17日那天，在晚餐桌上，欧文·拉铁摩尔和艾飞·希尔两人商谈了那个令人颇为尴尬的话题。如果我们肯出高价，艾飞愿意驾车带领大家前往延安吗？还算好，一番犹豫之后，他最终同意了。
　　于是，第二天清晨，我们终于出发了。
　　在西安逗留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也曾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试图解决其他难题，扫除一切拦路虎。譬如说，怎样才能顺利出城呢？因为四面的城门都有卫兵严格把守着。我们能否从北门安然无恙地出城，直奔延安呢？ 　　有人给我们出了一条妙计，让我们假扮为旅游者。但这个计策似乎显得过于简单了点，容易被人一眼识破。所以，连续几天，我们一直都在焦虑不安中反复掂量，踌躇不决。但是，想来想去，却依然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不论是参观历史文物，还是游览自然风光，恐怕从来也没有任何外国游客像我们这几个人那样，对西安城内外的各种古迹，都倾注了如此浓厚的兴趣吧！
　　在12日那天，我们参观了孔庙、柏树林（编者注：原文为white pine forest，字面意是“白松林”，但是西安没有叫“白松林”的地方，经查，西安市有街道叫“柏树林”，位于文昌门内，北接端履门。柏树林南端西侧是碑林。明正统年间，西安知府孙仁益拓建此街并在两侧广植柏树而得名柏树林。而孔庙与碑林在一个地址，按照作者原文线路故译作“柏树林”。），还有位于城西的回教徒的清真大寺，那些地方都非常值得一看。
　　在其中一个景点，因为里面正在进行装修，结果我们无缘一睹“大唐景教碑”。那块著名的石碑上记述了西方基督徒到访唐朝首都长安时的情景。可惜我们去的时候，那块石碑被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了，无法窥其真容。
　　13日那天，我们来到终南山脚下，在一个叫做沣峪口的地方，游逛了一整天。我们沿着羊肠小道在密林中漫步，还在一汪清澈见底的泉水中游泳，感到浑身上下焕然一新，极为爽快。
　　第二日清晨，我们出城去了郊外更远的地方：骊山。据说在那里可以看到杨贵妃留下的石刻痕记。不幸的是，这次旅程在中途被一场暴雨打断了。我们只得重新规划路线，改为到其他地方去游览，以便继续掩盖我们频繁出行的真实目的。
　　紧接着，天气骤变，连续三日，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我们无法外出游览了，同时也暗自担忧，北上的路途，是否会被暴雨切断。大家只能留在西安宾馆的房间内，转悠来，转悠去，望着阴沉沉的天空，闷闷不乐地发呆。
　　不过，这期间有两个下午，当雨水暂停、天空稍微放晴的时候，我们便抓紧时机，匆匆溜出了西城门，沿着古代的“丝绸之路”一路走了下去，兴致勃勃地探宝寻幽。
　　在16日那天，我们竟然又发现了一座回教清真寺。可惜道路实在太泥泞难行了，结果我们不得不放弃了初衷，没去寻找传说中的那座喇嘛寺。
　　星期四那天，太阳终于露脸了，顷刻间乌云四散，天空湛蓝。于是，我们驱车出了城门，先是沿着长长的城墙根漫步，然后又去参观了卧龙寺。这座历史悠久的寺庙兴建于汉朝，眼下已成为佛教的禅宗寺院。在里面修行的僧人，竟多达五百之众。
　　返回宾馆时，我们故意绕道北边的城门，从那里入城。守门的士兵盘问时，我们就采用几天来同样的说辞：游山逛水去啦！
　　远远看着北门上高大巍峨的箭楼时，我们禁不住在心里悄悄祈祷，但愿很快就能插上双翅，逃离这座壁垒森严的古城。
　　当天晚上，欧文·拉铁摩尔与艾飞·希尔便达成了协议，为我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除此之外，我们很快还将发现，同时获得的一件更加珍贵的东西，其实是这位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司机。
　　我们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动身启程。这辆汽车必须要装满食品、带上足够的燃油才行。城里有个叫乔治·费奇（George Fitch）的人，是本地一家美国汽油公司的雇员。几天来，他也曾陪伴我们游览过一些风景点。此时，他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汽油。
　　18日那天是星期五，天色还蒙蒙亮，我们一行就离开宾馆，去了艾飞·希尔那里，在他的住处，重新往汽车里装载行囊，以便躲开宾馆里投向我们的监视的目光。
　　艾飞在汽车两旁分别绑上了一只汽油桶，每只桶内都灌满了二十加仑汽油。可是，这样一来，看上去就显得超载了，恐怕会引起人怀疑。的确，即便是去离城甚远的华山跑上一趟，这么多的汽油也是绰绰有余啊！然而，我们最终还是压下了心头的忐忑不安，硬着头皮出发了。
　　到了北门，要出城时，果然遇到了挑战。艾飞操着一口地道的当地口音，对士兵扬言道：“俺们带上行李出城耍去哩！”
　　他按照中国人的通常做法，掏出了自己的名片，毕恭毕敬地呈递到士兵面前，证明自己是在西安城里做买卖的规矩生意人。此举效果的确不错。士兵挥挥手就放行了。
　　终于，我们踏上了北上延安的路程。

第三章 越水翻山

　　我在那些天里所做的日记，仅仅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了在西安停留期间的粗线条轮廓。
　　本来我曾十分渴望，假如能用更多浓郁的笔墨，对旅游胜地的风土人情做出生动细腻的描写，或者刻画出晚餐桌上在灯下对酒当歌时，人们所展现的粗犷豪放的欢乐，那该有多好啊！
　　我甚至也曾希望，能够毫无保留地记录我们所遇到的某些人，例如那个化名为谢荣（Tse Jung）的隐秘人物。他是我们在西安城里的联络者。我们随身携带的介绍信，就是他所提供的。
　　一旦出了西安北门，就像换了天地，气氛截然不同了。所有的时间地点，我都一一记录下来了，没有漏掉任何细节。大家携带的照相机也都一刻没闲着，不停地拍摄沿途场景，为我那支铅笔记录下来的内容，配上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
　　下面的文字，是从我的日记中剪辑摘出的。当时我所采用的现在时语态，如今都保留了原状，未做更改。

星期五，六月十八日

　　出了西安北门，没走多远，道路就分成了两岔。其中的一条路，泥泞不堪，超出想象。路的这端，淹没在一大摊泥水中，面积足有一个小湖那么大。
　　当地一个开杂货铺的男人告诉艾飞说，通往三原的那条路，就在这摊泥水的尽头处。
　　因此，我們的汽车像发了疯似的，在这摊泥水中上窜下跳，跌跌撞撞地前行，刚钻出来一个坑，便又陷入了另一个。这大概是个小小的预兆吧，暗示了我们接下来将要面对的没完没了的挑战。
　　那天上午，大家兴致勃勃，士气高涨。即便偶尔陷入了过深的泥水坑中，也还能沉着应战。时不时地，我们就会把车子停下来，让引擎降降温，然后再继续朝前开。 　　就这样，我们兴高采烈地在路上开了一个多小时。那时谁也没料到，我们需要耗费上整整四天的时间，才能最终看到延安的影子。
　　抵达草滩（Tsao Tan）渡口时，还不到中午。这是渭河的一条小支流。有人站在路旁，朝我们摆着手大声喊叫：“过不去！”
　　看着眼前的景象，我们一个个都呆若木鸡了。
　　这条支流的水，通常是很浅的，裸露的河床几近干枯。平日若想在草滩渡口赤足涉水，可说是易如反掌。但今天这个时刻，从上游汹涌而至的混浊的泥水，竟然达到了一米多深。
　　河岸两旁，聚集着人群、牛车，还有自行车。但无人胆敢顶着没过胸口深的波涛渡河。开着汽车过河？那更是连想都不敢想。
　　听说几英里之外的下游还有一个渡口，于是我们便驱车朝那里赶去。但是，河边的道路实在是糟糕透了，车子根本开不过去。无奈，我们只好又掉转车头，返回了草滩。
　　再次认真打听之下，我们才了解到，即便我们真能把车开到下游那个渡口，也无法过河。因为在那个渡口摆渡的驳船非常小，根本装不下我们这辆汽车。
　　在草滩渡口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我们搞到了几碗汤面、几杯冷茶，坐在汽车旁，凑合着打发了午餐。
　　在一筹莫展、无计可施的情况下，那天下午就显得格外漫长难熬了。大家勉强地翻翻书，或者打打桥牌，可谓度日如年。
　　欧文和艾飞这两个人，除了唱唱民间小调之外，也给大家讲故事，绘声绘色地描述他们在中国各地旅行时的各种冒险和奇遇。我则趁此空闲之际，补写漏下的日记。
　　有那么一阵子，大家的注意力都被一种罕见的景观吸引住了。一架飞机正从我们头顶的天空中嗡嗡飞过。
　　后来到了延安，我们才得知，那架飞机上坐着的人，恰恰是周恩来。他当时结束了在庐山牯岭蒋介石的避暑别墅里举行的国共会谈，正在返回延安。
　　天色暗了下来。我们围坐在汽车旁吃晚餐。有煮鸡蛋、饼干、奶酪，外加罐头水果。饭后百无聊赖，大家只能早早入眠。
　　我们把蚊帐展开来，从车头一直铺到了车尾，把整个车身都罩得严严实实的。
　　河水滔滔不绝，一直在耳畔哗哗鸣响。就这样，我们在渭河畔度过了第一个难忘的夜晚。

星期六，六月十九日

　　还不到六点，我就醒了过来。探头朝车窗外张望，只见河面的浪头依旧很高。
　　大家勉强吃了些罐头食品，只能在无奈中
　　继续等待。手头仅有的几本书，再次成为了力量的源泉。我和欧文还教艾飞学会了玩一种扑克牌游戏，叫作“五百分”。
　　每隔上一会儿，就会有人下到河边，去查看一番。终于，情形开始好转了。“河水正在迅速下降。”正如艾飞早先预言过的那样。
　　日近正午时，救星终于在上游出现了。那是一条面积不小的驳船，努力在水中转动着，缓缓靠近了在岸边等待渡河的人群。
　　船工们测量了我们这辆汽车的大小之后，发现它刚好能够装上这条驳船。于是，我们把较为沉重的物件都从车里搬了出来。艾飞坐在驾驶座上，发动了引擎，沿着两条颤颤巍巍的木头跳板，小心翼翼地把汽车开上了驳船。过河之后，他又驾着汽车飞快地冲出河边的烂泥滩，一直开到了坚实的路面上。
　　其余的几个人，可谓八仙过河，各显神通。有的仅穿着短裤，独自蹚水过河;有的让别人背在肩头过河;也有的站在马车上，把我们的行囊堆放在车棚顶部，前面用一匹马奋力拉拽，后面几个人使出全身力气推动着，就这样，全体人员都抵达了河对岸。
　　我们终于迎来了途中第一个胜利。不过，此时已经进入第二天了，我们才完成了区区十英里的路程。尽管如此，我们却认为困难已经结束了，于是又恢复了愉快的心情。
　　抵达水流清澈的泾河时，没有遇到太多困难。一条靠纤夫拉拽的大驳船把我们与马匹、牛车，还有很多老百姓，一同都运过了河。
　　但是，前面的道路依旧泥泞不堪，而且继续遇到一条又一条拦路的河流。
　　汽车并非总是万能的。如果水深在两英尺以下，艾飞还可以驾着汽车穿越河床，直接驰抵对岸。但如果水深达到三英尺以上，恐怕汽车的引擎会熄火，就只能依赖驳船摆渡了。
　　我们走着走着，引擎忽然发出了一股难闻的气味。原来，是前车灯的电线被风扇的带子缠住后，锁死了发电机。艾飞只不过用力拽了两下，把电线硬生生拉了出来，我们就又能继续赶路了。
　　接下来的这段路程，總算没遇到什么太大的障碍。六点的时候，太阳在天边西斜了，我们终于驰入了三原县城。两天来，满打满算，一共才走了二十五英里。
　　是否应该趁热打铁，继续往前奔驰呢？当然应该。于是，啃了几口干粮，对汽车稍微做了些修补，七点钟时，我们在薄暮中再次出发了。下一站，将是三十英里之外的耀州城。
　　关中平原盛夏的夜晚，田野里万籁俱寂，静谧安详。我们在车中哼起了歌曲，一首接一首地唱。其中最吻合当时心境的，便是《跨越最后一条河》那首歌。
　　这次我们赌赢了。一路顺畅，安然无恙。晚上十点钟之前，我们就赶到了耀州的城墙脚下。
　　可是，新的困难却浮现了出来。厚重的城门已经紧紧地关闭上了。守城的军人不肯为我们开门。大家商议了一下之后，决定把西安那个地下联络员“谢荣”所写的介绍信拿出来，权且试试看。但我们心里都没底，不知这封信是否真能管用。
　　没想到，这薄薄的一张纸还显了神通。城门徐徐开启，放我们进去了。
　　四下里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但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着，终于找到了一家小客栈。总算是饱饱地享用了一顿有中式炒菜的热饭。
　　客栈里供人睡觉的地方，是一铺十分宽敞的大炕。可惜整晚都有臭虫跳蚤肆虐，尽管我们往炕席和被褥上撒了很多驱虫粉，也丝毫不起作用。
　　第二日清晨，我们在客栈周围转悠了一会儿。从政治方面来看，耀州虽是一座古老的城镇，但显而易见，共产党在此地已产生了足够的影响力。所以，我们掏出来那一纸介绍信，便能够获得卫兵的允许，长驱直入了。 　　我们在街头看到了几个红军士兵。但更多的士兵却属于杨虎城的旧部。杨将军在1936年12月时参与了西安事变。
　　有一家店铺里面挂着毛泽东的照片。另外有两家则挂着斯大林的。

星期日，六月二十日

　　开始重新装车了。车里被行囊塞得满满的。还不到七点，我们就再次上路了。
　　虽然途中也遇到了一些令人焦急的时刻，但这是北上旅行中最为顺畅的一天。我们已经逐步攀登上了黄土高原。触目可及，皆为光秃秃的沟壑与山峦。
　　快到中午时，道路两旁的山峰越来越高了，但也出现了不少低矮的灌木丛，为高原增添了一些青绿的色彩，看上去赏心悦目多了。
　　在一个叫“中堡”（Chungpu）的村子，我们停下车来，坐在路旁吃了午饭。大家心中都很愉快，因为在六个小时之内，我们竟然把八十英里的路程一股脑甩在了身后。
　　可惜，从这天下午开始，好运气便离开我们，不辞而别了。
　　汽车在黄土高原上盘旋，翻过来，绕过去，忽上忽下，一会儿在沟底，一会儿在崖畔。
　　最后，造成麻烦的，再度是河流。我们每次沿著山路冲出山口时，就不得不跨越一次洛河。
　　第一次过洛河时，颇为顺利，仅仅花了五角钱，驳船就把我们运过去了。不过，汽车轮子碾过跷跷板上船的时候，因为颤抖得太厉害，还是着实让人捏了把汗。
　　据传，洛河上游降了一场暴雨。结果，在我们第二次跨越洛河时，就赶上了麻烦。
　　河上的木桥已经被滔滔巨浪冲塌了。大水淹没了两岸。好在水还不太深，尚未超过两英尺的极限，汽车还能试着开过河去。于是，我们卸下了车中的行囊，背在身上，小心翼翼地涉水过河。
　　汽车在河水中还算顺利，岂知快到岸边时，却被山崖上滑落下来的大片淤泥阻住了，深陷泥潭，无法动弹。
　　我们绑上了绳索，拼命拉拽，还有很多人也一起帮着推，却都无济于事。最后，我们套上了一头公牛。它的力气确实比人大得多，总算把汽车拉出了泥潭。
　　接着在黄土高原上奔驰时，我们经历了这一天里最后的一场惊吓。
　　山顶上的一条道路遭遇了塌方，道路两旁的土层都滑脱了，仅留下一条十分狭窄的路面，瞧着就让人心生恐惧。
　　于是，大家都下了车，睁大眼睛，屏住呼吸，盯着胆大心细、遇事不慌的艾飞，一寸一寸地，把汽车挪过了那段命悬一线的路面。
　　傍晚六点半时，我们抵达了一个村庄：交道镇（Chiaotao-chen）。这里有红军骑兵在防守。听说，前面的路段也受到了山洪的影响。于是，我们决定不再冒险犯难，就在镇上过夜。
　　这一天的收获实在不小，结结实实地赶了一百二十英里的路程。估计下一站就能直抵延安城了。
　　在哪里躺下睡觉呢？大家商量了一会儿，决定就在城门楼上面士兵们值班守夜的哨所里度过这个夜晚。
　　我们把自己的被褥拿出来，铺在房间里那张土炕上时，最为提心吊胆的，莫过于沾染上跳蚤虱子这类东西了。
　　但那晚的饭食堪称不错。桌上摆了好几碟中式炒菜。还拥上来了一大群老百姓，围在旁边，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那晚在炕上躺下来之前，我抓紧时间补记了日志。

星期一，六月二十一日

　　清晨五点半时，大家就都爬起来了。匆匆往肚子里灌下几杯热茶，便立即动身了。
　　但是，这天的行程，从一开始就颇为不顺，挑战频频，险象环生。结果，都到半下午了，一共才走了四十英里，仅仅赶到了甘泉。
　　黄土路上横着一道又一道既宽又深的沟。跨越这些沟壑的难度，丝毫不逊于渡河时的艰辛。
　　在一座陡峭的悬崖边的土路上，汽车险些就要翻倒，落入深不见底的沟壑里。
　　有一次，车轮陷入了烂泥中，轮子空转了半天，汽车却纹丝不动。直到我们找了很多人来，才齐心合力，把车子拽了出来。
　　紧接着，便需再次渡过涨水的洛河。因为水流太深，实在不敢过，我们只好绕道，去了另外一个水浅的地点渡河。
　　汽车在河床里还算顺当。但是上到对岸，却陷入了泥沼。好不容易挣扎出来后，却立即又陷入了一个更深的泥沼，最后，车子干脆瘫在了悬崖下边，不再动弹了。
　　过了不知道多久，才有一群红军战士赶来，好歹帮忙把汽车拽了出来。
　　进入一个小村庄后，我们才坐下来，喘了口气。喝了点小米粥，吃了些煮鸡蛋，草草打发了早饭。
　　正午时分，再次动身出发后，却遇上了这一天最糟糕的场面。
　　这回出事的，是那辆汽车。恐怕它也是受
　　够了折磨，无论如何都不肯再卖力了。
　　当我们穿越了一条大沟，往高处攀爬时，汽车的引擎突然开始噼里啪啦地乱响起来。艾飞惯用的那套安抚手段，此刻却都失灵了。汽车勉强朝前爬动了几米远，便再也不肯挪窝了。
　　艾飞检查了火花塞，发现它们看上去都没什么问题。输油线不给油，结果艾飞把油线给吹爆裂了。就这样子凑合着，汽车又往前开了短短一段距离，便再次咽气熄火了。
　　此刻已是十一点了。大家决定，干脆别着急了，就地休息一下也好。
　　就这样，我们在半山腰上耽搁了整整三个小时。艾飞独自一人围着那辆汽车，前前后后地折腾。我在笔记本上又补充了一些信息。除此之外，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无所事事，只能耐着性子，站在一旁观看、等待。
　　四周都是荒山野岭，无处可以购买汽车零件。但艾飞却展示了一位机械师的神通广大。只见他先把启动汽化器取下来，拆开擦洗干净了，接着又摆弄点火器，琢磨了好大一会儿。再接着，他又回过头来，继续对付启动汽化器，最后又整理了节流气阀。
　　经过这么上上下下、翻来覆去地折腾，谢天谢地，我们终于又能前进了。赖有艾飞的妙手回春，引擎虽仍不够完美，但已经能勉强上路，不敢多求了。
　　又磨蹭了一个小时左右，我们才抵达了这天的第一个目的地：甘泉。 　　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里，我们找到了一家干净整洁的饭馆，美美地享用了一顿午餐。
　　艾飛也在城里买到了一套新的火花塞。当他往车上安装了火花塞，引擎轻轻地发出欢唱时，身旁围拢了一群人，聚精会神地瞧新鲜。
　　接近四点的时候，我们离开甘泉，踏上了最后一段旅程，朝着三十英里之外的延安城进发。
　　终于一路顺畅，再无任何障碍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们便抵达了延安的城门下。站岗的卫兵草草地查验了我们的介绍信后，就挥手放行了。
　　显然，我们要来访的消息，早已提前传递到这里了。于是，街头便出现了一幅动人的景象。
　　贾菲和他的妻子艾格尼丝与佩吉·斯诺不期而遇。佩吉起初愣了一下，竟没认出来贾菲是谁，但紧接着，她就突然一把搂住了艾格尼丝，与她热烈拥抱起来。
　　佩吉把我们一行人带到了交际处（编者注：原作写为“外交部”，应为“交际处”。）所在之处。贾菲夫妇二人分配到了一间屋子，里面有一铺炕。我们其余三人则合住在另外一间。
　　大家马上打来了水洗澡，里里外外都换上了干净的衣服。这是我们离开西安后第一次有机会清洗自己。过去几天来的噩梦，顷刻间便甩在了九霄云外。
　　接下来，最开心的事，是享受了一顿十分丰盛的晚餐。食堂炒了好几盘菜犒劳我们。
　　对我们几个人的欢迎，完全是毫无准备的即兴方式。人来人往的，颇为热闹。大家都无拘无束，随意地聚在一起，嘻嘻哈哈闲扯。来看望我们的人，几乎个个都能说英语。他们彬彬有礼地打听，我们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抵达这里的。
　　当然，面对这些翻过雪山、跨过草地、从长征中活过来的老革命家们，我们在路上的那点经历，就实在是鸡毛蒜皮、不值一提的琐事了。因此，我们都没有啰嗦，向他们详述途中遇到的那些波折。
　　毛泽东很早就来到了这里。他和另外几个人一样，一直待到最后一刻才离开。显然，他十分喜欢参加这样的聚会。另外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是董必武。他曾是孙中山的老朋友。眼下，董必武正在致力于组建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
　　丁玲是位革命诗人和小说家。不久前，她从国民党的监狱中逃脱出来，辗转来到了延安。她和艾格尼丝、佩吉这两位美国女人一起，围绕着女权主义的话题，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话匣子。
　　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刚刚停止不久。大家闲聊的主要话题之一，便围绕着如何对待被国民党政府关押在监狱里的那些政治犯。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学生部顾问张先生（Y. H. Chang）说，这个问题需要给予特别关注。该组织的七位领导人至今仍被关押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不过，如今他们获释，应该是大有希望了。因为他们“在时机不成熟时过
　　早展开”的抗日斗争，目前正在转变为国家政策，那就不能再算违法活动了。
　　（作者注：这七位领导人遭到关押整整八个月之久。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后，7月31日那天，他们终于获得了释放。七君子的其中之一人会见了蒋介石，向他表达了大家的决心，一定要帮助政府抵抗日本侵略。政府随之取消了对“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传播的抗日歌曲所下达的禁令，并允许在电台中播放那些激励人心的音乐。）
　　没过多久，大家的闲谈就转入了一场即兴表演。从门外进来了几个红小鬼，为大家演唱了红军歌曲。在众人的请求下，艾飞放开歌喉，高唱了几曲他最拿手的蒙古族民歌，一下子就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震住了。
　　但这还不够。我们每个人都被要求参加表演。哦，美国人在这种场合，通常都会唱哪类歌曲呢？真叫我费神。埃德加·斯诺在此前来陕北时，也曾遇到过同样的尴尬场面。但是，谁也推辞不掉中国人的热情好客。
　　我的记忆中浮现出多年前曾经演唱过的一首歌曲《我的肯塔基故乡》，唱完之后，又唱了一首《跨越最后一条河》，才算交了差。
　　对我们的欢迎仪式，一直持续到夜深人静方才结束。延安给我们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我们对所遇到的一切，都毫无精神准备。一种异乎寻常的轻松甚至是欢乐的气氛，充溢着整个夜晚。这种气氛所留给我们的感受，是难以言传的，而只能去体验。它充满了迷人的魅力，并从此伴随着我们，日益增长。

第四章 延安日夜

　　第一个夜晚，就这样在愉快之中度过了。
　　送走了所有客人后，大家回到各自的房间里安歇。我独自一人，花了一个小时的工夫，准备采访时将要提出的问题。这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接下来的三个白天，每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没有留下一点空闲时间。后面的两个晚上，也与第一晚同样，所有的活动都持续到凌晨一两点钟才结束。凡是我们醒着的每一分钟，几乎都有应接不暇的事情等着要做。
　　鉴于此，我匆匆记下来的这些文字，读起来就更像是目录和摘要了，而非有血有肉、生动详细的描述。幸好还有照相机作为补充，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资料。
　　对共产党领导人的采访，是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因此占用的时间最多。
　　延安的景色，与那里的人们一样，也处处令人兴奋、激动。这里有高大的城墙、潺潺的河流、庄严的佛塔、热闹的街道，经常可见到放声高歌、列队而过的红军队伍。
　　我脑中不停地翻腾着一个念头：这里，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心脏。
　　在我们到来之前，鲜少有外国人涉足过这片土地。当然，埃德加·斯诺算得上是妇孺皆知的外国人了。他来过陕北之后，已经为报纸和杂志撰写了一系列新闻报道。但是，那部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此刻尚在撰写的过程之中。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都十分慷慨地奉献出了自己的宝贵时间。我们的到来，可说是正逢其时。除了在据此颇为遥远的中国南方某些地方还有一些零星的战斗之外，国共之间基本上已经消除了战火硝烟。
　　统一战线的谈判，进展得十分顺利。在抗日战争正式打响之前的这个月里，不论在延安还是在中国其他地方，到处都蕴含着一种寻求政治上安宁、平静的气氛。

星期二，六月二十二日

　　我们在延安的第一个早晨，访问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斗争的主要机构。
　　在途中，我们的照相机抓拍到了一支正在行进中的红军队伍。
　　进入抗大之后，便再次遇到了一个惊喜。朱德正在那里给一个班的学员们做报告。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位红军司令员。他体魄强壮结实、五官轮廓鲜明，与我们心目中的想象十分吻合。
　　看到我们，朱德很快就中断了他的讲话，来到大门口，与我们一一握手，并配合我们的要求，与大家合影留念。其中一张他单独拍摄的照片，可以算得上一幅绝佳的肖像，展现出他在四十九岁的年纪上，依旧神采奕奕、充满活力。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已经与好几位抗大的学员和教师进行了交流。他们的精神面貌和高昂的士气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与身旁那些空旷简陋的宿舍和课堂，形成了反差巨大的鲜明对照。
　　看着眼前的这些人，还有他们的生活环境，我突然生出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这些人正在全力以赴地准备着，一旦抗日战争打响之后，他们将立即承担起延安的突击队重任。
　　我们失去了和抗大校长林彪见面的机会。他在骑马时不小心跌落，严重骨折，正在养伤。
　　对毛泽东的采访，花去了很长的时间。但这是我们的重头戏，所以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
　　毛泽东在他那间简朴至极的窑洞式书房里会见了我们。那个时候，他所居住的地方就在延安城的山坡上边，来去十分方便，而不是后来因为轰炸而被迫分散到周边地区的那排窑洞。
　　毛泽东的书房不大，我们几个人，再加上翻译，就挤满了整个空间。
　　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了延安那种无拘无束、亲切随意的气氛了。在毛泽东这里停留时，又额外增加了喝茶聊天的乐趣。一切都像是不紧不慢的，但一切又都是严肃认真的，没浪费一分一秒的时光。
　　毛泽东不失时机，立刻就开始了谈话，并始终对谈话起着主导作用。但他自始至终都注意着，让这次采访以问答的方式来进行。他每说上几句话就会停顿下来，让那位出色的英文翻译转换成英语。这样也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去做完整的笔记。
　　毫无疑问，在国共两党最近所讨论的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毛泽东肯定反复多次地处理过各种各样的提案和争议。然而，考虑到他此刻是在一个非官方的场合，几乎就像是在和普通人闲聊那樣，所以，这种采访形式本身，就为我提供了一次绝佳的观察机会，足以见证毛泽东清晰的头脑和知性力量。
　　如今回首往事，记得1937年的秋天，当我离开延安，回到北平后，第一次着手整理我的笔记时，那时就感到，如果有朝一日我打算把这些采访时记录的段落编辑成书出版的话，甚至根本用不着做任何修改，就完全可以发表。
　　毛泽东那年四十三岁了，身材瘦削，动作敏捷，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春的活力，显示出年轻小伙子一般的气质来。不知为何，他的种种优点和魅力完美得融为一体，再加上他深邃的思想、审慎的态度，竟让人感觉到一种高深莫测。
　　更出人意料的是，他会在每次采访开始时，突然间抛出来一串连珠妙语，既生动又幽默。虽然我没能记录下来，但岁月如梭，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谈笑风生、潇洒自如，却依然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鲜明如初。
　　这个下午的采访开始时，毛泽东让我们每个人先各自介绍一下所从事的工作。当我们中的一人提到，菲立浦·贾菲先生是经营圣诞卡的批发商时，毛泽东便脱口而出道：“上帝保佑你的圣诞卡生意兴隆啊！”
　　那天的晚饭，是在朱德家里吃的。他的住处，比毛泽东的略微宽敞，布置得也稍微像样些。一同就餐的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还有其他人。
　　吃完饭后，大家一面等候去剧院看演出，一面在晚霞映照的院落里参观浏览。
　　夜幕下垂之后，我们大家一起走到了剧院。那是一座高大的房屋，外表就像美国农庄里常见的谷仓一样。里面摆放着能坐几百个人的长条板凳，还有一座不小的舞台。
　　表演的节目丰富多彩，有一半是戏剧，另外一半是五花八门的各种艺术形式。被当地人称为“红小鬼”的少先队队员们表演了几个活报剧。还有在中国竹笛伴奏下翩翩起舞的芭蕾选段。也有高尔基的话剧《母亲》的选场。但是，大部分话剧的内容都反映出当地的特色。通常都是独幕话剧，也一律都会传达出某种信念。有的是与社会相关的，例如破除封建迷信旧习俗、提倡锻炼身体讲卫生。也有的携带着政治色彩，例如反对日本侵略、提倡民主选举和全国结成统一战线等等。
　　毛泽东、朱德、博古和我们几个人坐在一处。大家和全场观众一样，对每个节目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那天晚上还有一个观众：张国焘。我们是在演出结束后，在舞台后面遇到他的。
　　这个人物的经历，说明了中国人和俄国人在政治方面的不同特点。张国焘因为反对在统一战线上对革命原则做出妥协让步，因此，那段时间他在延安颇不得志。但至少当时就我们所看到的情形而言，他的行动并没有受到什么限制。（编者注：原作评价。与历史史实有出入。）
　　1938年，张国焘被开除出党后，他悄悄地离开延安，去了汉口。他在那里曾短期与其他一些党内异见人士合作，但后来又转赴香港和美国了。（编者注：此作者记述与史实不符。实际情况为：1938年4月，时任陕甘宁边区主席张国焘利用祭黄帝陵机会离开延安，在国民党胡宗南部协助下逃至武汉，并书面声明脱党，之后中共中央作出开除其党籍的决定。）
　　（作者注：张国焘与共产党的分裂需要追溯到很久之前。毛泽东和张国焘早年曾经是朋友。他们均为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物，并曾在某些时刻争夺过革命的领导权。在长征途中的某个关键时刻，他们二人之间的分歧曾导致共产党的前途岌岌可危。张国焘没有参加在贵州遵义召开的那次会议。而毛泽东就是在那次会议上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后来，在四川时，张国焘拒绝让他的部队与毛泽东的部队一起去陕北。此举曾经造成红军内部险些分裂的危机。然而，事情后来的发展，迫使张国焘改变了自己的主张。最后，对他这种分裂行为所进行的批评卓有成效，两方面的红军部队才终于在1936年秋天在甘肃会合了。） 　　毋庸置疑，在我们对毛泽东的采访中，谈到他与张国焘的分歧意见时，毛泽东曾数次提到托洛茨基分子。
　　今天，毛泽东对自己的著名观点做出了新的阐释，“反对帝国主义也需要讲策略”。这一观点一经提出，便立即引发了党内更多的争论。其结果是导致林彪取代了张国焘的地位。（编者注：作者个人观点。）

星期三， 六月二十三日

　　昨天在剧院观看了文艺表演之后，拖到很晚，大家才上床休息。所以，今天吃早饭时，众人姗姗来迟，耽误了点时间，也是情有可原的。
　　我们醒来时，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致使延安街道上泥泞难行。大家不由自主地开始担忧起来，回程的路况，将会遇到哪些考验呢？
　　上午十点钟前后，我们来到了朱德那里，对他进行访谈。这是我们此行的第二个重要采访。他那种开朗、亲切的性格总是让人感到快乐。和他见过这么几面之后，我们大家差不多都生出来一种愿望，很想以他为良师益友。
　　朱德年轻时曾在欧洲留学数年，主要是在德国居住。但他好像丝毫没受到欧风的熏染。我们为他所拍摄的照片清楚地显示出，他的面孔，是中国革命运动中一张地地道道的农民的脸庞。他的言谈话语通常也是简明扼要、直截了当、清清楚楚的。这对做笔记的人来说，实在是个福气。
　　在朱德的住处，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徐向前。当我们的采访接近尾声时，徐向前迈入了朱德的房间。
　　他们俩其实都是军事家，所谈之事也都是军务方面的。但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这些军事家轻而易举地就偏离了他们的本行，转到政治问题上来了。而且，政治竟然也成为了他们的工作重心。
　　因为欧文·拉铁摩尔提到了有关新疆的某些问题，于是，朱德和徐向前便取出来一张很大的中国西部地图，与我们进行探讨。当然，所涉及的那些问题，也都是与政治息息相关的。
　　虽然红军在眼下没有进行任何战斗，但红军的存在，仍然可以为毛泽东的名言增添上一条诠释。对于1937年延安的领导人们来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这句话实乃至理名言。
　　那天下午，我们的采访对象是博古。他当时的头衔是“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
　　我们和博古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土地政策、民主选举等方面的措施。这些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将会成为中国内战时期对社会进行改革的决定性因素。
　　在政治领域里，中国共产党所呼吁建立的统一战线中的条款之一，也包括通过选举产生各级政府的号召。在共产党这方面来看，当时的民主选举方式，正在陕甘宁边区得以落实。
　　过去近十年期间，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那些中央苏区，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人们习以为常
　　的事情。但在眼下，陕甘宁边区正在用民主选举的政府来代替过去的苏维埃政权。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从日本人手中夺回了华北的大片领土，并逐步在那些地方建立了很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地方政权。
　　在经济方面，延安在国共统一战线的谈判中，竭力倡导推行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提出了温和的农业改良政策建议。当然，这一点其实也符合国民党在冠冕堂皇地耍嘴皮子时的主张。
　　1937年6月时，在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些新地盘里，崭新的农业政策已经完全得以实施。这些新政策取代了没收地主土地的革命性政策，变为强制推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地主们如果愿意遵守规定，那就欢迎他们也加入到抗日斗争的阵营中来。
　　博古的談话清楚地阐明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从广义上来看，追求的是社会进步的民主共和制。共产党正是以此来作为他们对抗日战争的鼎力支持的。
　　共产党这些主张如果要想获取成功，就需要与蒋介石政府进行合作。但是，在国民党统治的那些地区，蒋介石既没有实行过民主选举，也没有对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勒索行为采取过任何限制措施。
　　欧文·拉铁摩尔独自一人留了下来，与博古进一步深入交谈，以便了解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少数民族政策。其余的人则随我一道去了毛泽东那里，对他进行第二次采访。
　　毛泽东对即将到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发表了极为坦率真诚的看法。毛泽东认为，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是必要的，也是必将会发生的。
　　这天晚上，是我们唯一一次在自己的住所里用晚餐。晚餐之后，我们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漫长的谈话。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
　　周恩来正在处理国共统一战线方面的谈判。这要占用他相当大的精力。因此，我们和他碰面的机会，远远少于其他领导人。
　　他留着胡须，是个干净利落、衣冠整洁的人。普普通通的红军军装穿在他身上，却能显示出卓尔不群的风采来。从表面上看去，他像个知识分子，但实际上，他却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个老牌共产党员。在他从事地下工作的那些岁月里，曾多次虎口脱险，与死神擦肩而过。
　　他也参加过艰苦卓绝的长征。但从他的气质来看，与青年时代在欧洲留学的那段经历，倒是颇为吻合的。
　　周恩来说，他愿意用英文进行采访，因为他需要练习。我们用英文开始了交谈。但很快就还是转为中文了。
　　直到此刻，我们才了解到，几天前，我们在渭河畔草滩渡口看到的那架飞机，原来是蒋介石的私人飞机。当时，这架飞机正在护送周恩来从庐山牯岭返回延安。
　　这天夜里，提到国共统一战线谈判中的原则性问题时，那些一直对外界隐瞒着的谜团，在顷刻间就云开雾散了。
　　周恩来十分乐意、也非常迫切地想要向我们提供事实，就连那些国共双方尚未达成共识的一些微妙的细节，他也毫无顾忌地和盘托出，摆在了我们面前。
　　从另一方面考虑，假如蒋介石想要对谈判的内容进行保密的话，他也有充足的理由那样做。哪怕只是为了对付国民党内部右翼分子的反对，他也必需保密才行。
　　至于日本人，则可以肯定地说，那个阶段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无巨细，没有什么是能够瞒得过日本人眼睛的。 　　尽管在此之前，通过对其他几位共产党领导人的访谈，我已了解到了不少关于国共统一战线谈判中存在的问题，但是，周恩来所提供给我们的有关谈判中的那些细节，还是足以令我们感到惊讶。
　　这是我们第一次完全了解到，谈判在当时已经进展到十分深入的程度了，而且，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国共双方已经接近达成协议了。

星期四，六月二十四日

　　这是我们在延安的最后一天了。
　　那天早上，我们经历了来到延安之后最为紧张的一场考验：面对一大群人作讲演。
　　会议的组织者是红军队伍里的指挥员。听众则是正在参加培训的军人。朱德亲自担任会议主持人。
　　这次露天讲演的场景气势宏大、蔚为壮观。在一块十分宽敞的平地上，聚集了数百名身穿军装的人们。他们多数席地而坐，少数人
　　坐在长条板凳上。最前面，摆放着一张普普通通的木头桌子，供讲演者使用。延安那座著名的宝塔，就在不远处的山顶上俯瞰着我们。
　　在讲演的过程中，我们时不时地就会停顿下来，以便我們的讲话被翻译成中文。首先发言的是菲立浦·贾菲，然后是我，最后一个是欧文·拉铁摩尔。
　　我的笔记中没有留下来当时我所说过的话。事后竟然也丝毫回忆不起来了。迄今为止，我仅能记得其中一个微小的细节，而那个细节却恰恰证明了，人的大脑是如何运转的。
　　在我的讲演中，那位中国翻译所使用的一个中文词汇“中间”，强烈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结果，那个词汇萦绕在我的脑中，令我终生难以忘却。就因为有这么一个微小的线索，我才能在事后逐渐回忆起来，当时在讲演时，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延安，我们是站在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的中心。”
　　对红军部队的讲演活动结束后，我们回到自己的下榻之处，轻松愉快地享用了一顿中式午餐。
　　这天下午，欧文·拉铁摩尔花费了不少时间，与延安的一些少数民族人士聊天。他们中有蒙古族、藏族、回族等多个不同的民族。
　　我们其余几人则跟随着朱德，去中共中央党校参观。陪同我们的是党校的校长罗迈，也就是李维汉。我们参观了那里的教室和宿舍，发现其陈设和装备都极其简陋匮乏。学校里可供阅读的书籍少得可怜，也没有任何教学设备。
　　这所学校设立在一所天主教会的旧教堂里面。显然，这样的安排，双方都可以接受。我们了解到，统一战线的条款中也包括了对宗教采取的政策。所有的宗教机构都将享有自由。这与共产党在江西和福建以及其他苏维埃地区时所采取的宗教政策，已经是截然不同了。
　　中国共产党与延安那一带的天主教传教士之间的关系，似乎颇为融洽、友好。从国外邮寄到延安、给共产党的书刊，可以寄到下面的地址：中国陕西肤施（延安旧称）天主教堂。
　　从党校回来后，我们又去参观了延安的汽车学校。在那里供作展览之用的，是一辆福特牌轿车。不过，这所学校的主要功能，是修理红军部队的那些大卡车。
　　几天来，还有个小插曲，与我们每个人都休戚相关。
　　毛泽东一直在百般劝说，试图让艾飞·希尔留下来，让他负责管理延安的那一堆汽车。但是，艾飞一直不愿意，没有同意。
　　我们这伙人都心存愧疚，因为我们没能为毛泽东的麾下增添一名身怀绝技的新兵。不过，考虑到回程时将要面临的种种艰难险阻，我们又全都偷偷地松了口气，暗自庆幸。
　　下午的参观活动结束后，我们在延安的任务就算大功告成了。
　　行囊都整理好了，全部塞入我们最珍惜的那辆汽车之中。在车子两旁，依然灌满了足够的汽油。衷心希望我们能平安顺利地返回西安城。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还有博古都来了，为我们送行。大家互相交换着美好的祝愿，然后就挥手告别了。
　　空气中，依然洋溢着那种无拘无束、轻松随意的气氛，一切都没有改变。然而，此时此刻，那种气氛却更深地感染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扉。
　　告别的时刻，仓促且短暂。我们踏上归程时，也是随随便便的。在延安的这几天，实在是过于繁忙了。无论是走马观花，目不暇给，还是深入思考每件事物的意义所在，都在我们脑中刻下了太多的印痕，来不及一一消化。
　　但是，我坚定地相信，对这次访问的反馈和思考，终将有一天，会重新浮出水面。

第五章 边区概况

　　我们在往返延安的十天路程中，有机会对共产党控制下的大片区域投去了匆匆一瞥。但这些印象都短促匆忙，稍纵即逝，根本无法与埃德加·斯诺当初的做法相提并论。在1936年时，斯诺曾对这一带进行过相当广泛深入的采访。
　　这种差距，通过我们对博古的访谈，算是得到了一点弥补。因为博古当时是陕甘宁边区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我把对他的访谈按照主题划分成了三个部分。我也保留了他当时所采用的第一人称叙事口吻。
　　在1937年春天所制定的这些统一战线的条文中，关于政策实施的那些细节，极为有用。

背景简介

　　陕甘宁边区在许多方面与我们以前的苏维埃地区很相似。这些地区往往都是建立在几个省的交界处。另外，它们都处于交通不便的深山区。
　　但我们今天所在的边区，与以前的中央苏区又有一个不同之处。陕甘宁是最贫困的地方，远远不如物产富饶的江西根据地。
　　这里人烟稀少，人口仅有一百四十万。经济来源几乎全部依赖在山沟里一小片一小片零星种植的农作物，另外还有在高山悬崖上开垦出来的梯田，作为补充。在陕北的延长县那一带虽然有油田和煤矿，但是产量不高。如果能有更好的技术，肯定会提高产量的。
　　（作者注：博古对当地贫瘠状况的评价，在当时来说，是令人吃惊的。1949年之后，华北的矿产资源，包括蕴藏丰富的油田，都得到了开发和迅速增长。）
　　我们是从1935年到1937年之间，零敲碎打地啃下来陕甘宁边区的。但在此之前，已经有共产党的小股部队在一些地方活动了。 　　在陕西省，我们首先占领的地方是北部地区。刘志丹的部队在1935年10月就占领了瓦窑堡。1936年春天，红军占领了保安之后，那里就成为边区的第一个首府了。
　　（作者注：埃德加·斯诺1936年就是在保安采访了共产党领导人的。）
　　那个时候，延安还是国民党部队驻守的地方。我们围攻了延安大约十八个月之久。直到西安事变之后，延安城里的国民党部队才撤离了。于是，我们在1937年初就进入了这座城市。
　　与此同时，我们的部队也打到了延安的南边，占领了三原和耀州那一带。另外，1936年秋天，抵达甘肃的红军长征部队也使甘肃和宁夏的一部分地区纳入了我们的边区。
　　土地政策，税收制度，互助措施在我们来到陕北之前，这里的土地制度完全是由地主们掌控的。土地本身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因为陕北人烟稀少，土地面积相对来说是很宽裕的。但是，最好的耕地基本上都被地主霸占了。
　　地租太高、利息太高，这才是最严重的问题。从很多方面来看，地主就是高利贷盘剥者。他们放债、开当铺、对耕牛和农具都要收取租金，月息甚至高达百分之十。
　　如果想帮助农民摆脱被剥削压迫的境况，同时又不采取把田地分给农民的那种做法，那么，在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都是极为困难的。
　　1930年的时候，延安遭受了严重的饥荒。结果造成了更多的土地被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地主们占有的土地，大多是河边那些容易浇灌的良田。山坡上的土地十分贫瘠，基本上没人愿意要。如果有谁想要的话，他可以把整座山头都占为己有。
　　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边区占领了一些地方之后，就会没收地主的田产，分配给贫困农民。农民们就会组织起来，成立起民兵队伍，保护分给他们的家园，与过去由地主豢养的民团做斗争。
　　分田分地的做法，是以村庄为单位来进行的。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田产，要由村民们决定后，重新分配给贫农和中农。分配完之后，农民会拥有这些土地的私有财产权，但是有一点例外。一般说来， 每个村庄都会留下来百分之五的田产，作为公田，由大家集体耕种。公田里的收成，会用于办学校、修路、架桥，以及其他为村民服务的活动。
　　这种民主革命性质的土地政策，没收了大地主的田产，进行重新分配，但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就停止了。从那以后，在所有共产党新占领的地区，我们都采取了统一战线所规定的土地政策。
　　（作者注：这一政策在陕西省南部除外。因为在陕南，那些共产党新占领的地区面积都较小。在抗日战争期间，那些地区才开始逐渐扩大。但在华北建立的大部分游击根据地，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都得到了贯彻实施。）
　　这样一来，就不再会没收田产并进行重新分配了。但是，地主们必须要严格遵守一些特殊规定。地租都被降低了，最多不能超过三成。以前的地租常常會高达五成之多。农民有权利和地主协商租金的比例，只要不超过最
　　高界限就可以。高利贷盘剥是绝对禁止的。利息最高不能超过月息百分之二。另外，在城镇里的房屋租金原来非常高，现在也都降低下来了。
　　如果人们能够看到中国农民所遭受的地主的残酷剥削，那我们就用不着为没收土地重新分配这种革命政策进行辩解了。当然，今天我们已经采取了新政策。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我们希望也能争取到地主们的支持，而不是与他们为敌，和他们对立。
　　目前看来，我们陕甘宁边区这些地主的情况，并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那种状态。当初我们把他们的田产分掉时，不少地主已经逃走了。有些比较小的地主没有逃走，留了下来，因此他们也和农民一样，分到了一些土地。
　　在我们近期新占领的一些地区，那里也有地主，但我们没有再采取分田分地的政策，而只是制定了新的规章制度。
　　还有一些人，他们自己动手，开荒种地。他们的财产权利，当然都是得到承认的。
　　在目前形成的全国抗日统一战线中，地主也是有他们的位置的。当然，那种位置绝不能是剥削农民的位置。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的经验告诉了我们，即便是地主，也能参加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我们感到，减租减息甚至分田分地，其实也无法保障农民的生计。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帮助，尤其是眼下，特别是在这个经济状况十分糟糕的地方。
　　去年冬天，我们这里的情形是极其严峻的。国民党驻军从这里撤退的时候，在陕北搞了许多破坏。边区的主要城镇都被他们炸成了废墟。
　　在1935年和1936年时，我们的军队供需十分紧张。那时我们曾经采取过一些应急措施。最主要的是通过征税的办法。但是那种做法对农民来说，与交租金和付利息一样，都是难以承受的沉重负荷。
　　1936年时，我们把所有的税务都免除掉了。现在是1937年，因为军事活动已经结束了，我们就没有征收任何新的税赋。
　　除了农田里的收成之外，陕甘宁边区基本上没有什么能够成为征税的资源。唯一的例外是陕北的盐池。盐池的产量很高。我们对这个地方征收的盐税，只是国民党过去征收的五分之一。但我们把收益的一半以上都转交给了北边的蒙古族人。
　　（作者注：这种税收安排，也许只是过渡性的。因为博古在后面提到，盐池也被转交到蒙古人手中了。）
　　正如你所暗示的，我们的财政收入确实不多，但我们的行政支出也很少。边区几乎没有什么政府官员，即便有，他们的薪水也非常低。
　　此外，南京政府眼下为我们在编的正规军队提供了大部分的军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军队是属于自给自足的。有些部队还负责耕种村里预留出来的公田。
　　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帮助农民的措施。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项目。在那些由于受灾而颗粒无收、陷入饥荒困境的村庄，我们会直接发放救济款。今年我们发放的救济款就达到了六万元，主要用于从山西省购买粮食。
　　（作者注：这些数字是中国货币，远远低于美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