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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凯恩斯的门徒,王作荣支持政府干预的国家经济政策,即用政府投资弥补市场自发需求不足。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王作荣设计了台湾汇改方案、土改方案等一系列经济政策,成为经济腾飞的始作俑者
王作荣2008年底得了脑中风,被送入医院。当记者今年1月来到他位于台北光复南路的家中时,他还处在危险观察期,正在休养。
他看上去气色还好,拄着一根拐杖,神志清楚,坐在沙发上侃侃而谈。91岁,王作荣仍然没有放弃对现代化之路的思考。这个毕生相信“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学者,最高曾官至台湾“监察院院长”,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台湾经济腾飞的六七十年代以幕僚身份发挥了重要作用。
墙壁上,悬挂着天下文化出版社赠送的挂图,上面有他多本著作的封面,还有天下远见文化事业群创始人、经济学家高希均的一句话:“作荣先生是台湾五十年来第一位对财经政策有深远影响的经济学家。作荣先生之受人敬重,是他才气纵横、勇气百倍;又有深刻的观察、一针见血的评论与万夫莫开的自信。综观其一生之壮志,就是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国。”
“台湾第一位‘政策经济学家’”,这是台湾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之一的“天下文化”对他的评价。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南港国际展览中心主任黄孝宽亦对记者说,台湾经济腾飞时,做经济决策的“部长”如尹仲容、孙运璇、李国鼎,都是理工科出身。而王作荣算是当时很懂经济理论的幕僚。
“不客气地讲,当时台湾没人比我更懂经济。”王作荣对此非常自负。1953年台湾成立“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下设四个单位,其中主管经济发展的“工业发展委员会”,召集人是后任“经济部”部长的尹仲容。王作荣的职务是负责经济计划与政策建议的专门委员。“这不是大头衔,但因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是学经济的,所以尹仲容特别倚赖我。”王作荣为尹仲容起草了诸多重要经济文件,后来更获“行政院长”严家淦重视,“我和李国鼎(曾任台湾美援会秘书长、“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等职)是死对头,但他有时也听我的。”
蒋介石也曾面召过王作荣,并曾多次在内部会议上推荐党政要员阅读王作荣的著作。继任者蒋经国,也一度器重他的经济专才,但又因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社论批评政府而将其资遣。王作荣在出任“行政院美援会”专门委员兼资料室主任、参事兼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行政院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第三处处长,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业研究组组长等职后,终未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王作荣对此的解释是,“做官要有派系,而我只是一个人。”
反倒是在台湾经济腾飞之后,王作荣的仕途有了转机,从“考试委员”“考选部部长”一直做到“监察院院长”。回首前尘,他仍不免有“壮志未酬”的浩叹。
不怕通货膨胀,坚持外汇改革
在王作荣的记忆中,他最初参与台湾当局决策是在1953年2月,从“最高法院检察署会计主任”离职后,随即参加徐柏园主持的财金小组,担任临时专题研究工作。三个月后,他交出了一份有关外汇管制的报告。可惜,这份他最初撰写的研究报告已散失了。
但王作荣有关外汇管制的理论见解,可以从1958年3月,台“行政院”公布的“改进外汇贸易方案”和“外汇贸易管理办法”上窥见。这两项政策革新的重点包括:调整汇率,使之接近新台币真实价值;初步实施单一汇率;取消贸易商申请限额办法,并简化申请审核手续;“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业务重心由进口管制变为出口发展。
王作荣认为,这一政策是台湾经济奇迹的起跑点,可以媲美艾尔哈特对战后西德经济的改革,台湾1960年代的奖励投资、鼓励出口政策即是由此而来。
这两项政策出台之际,王作荣不在台湾。但主导这一政策的台湾“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主委尹仲容曾对王作荣说,他离台前撰写的报告《改善经济现状之基本途径》,奠定了尹仲容的改革理论基础,使他敢在当局决策官员大都持反对或怀疑态度的情形下,放手一搏。
当时的反对声音,集中在调整汇率和放宽管制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等问题。“当时最大的目标是经济安定,管制通胀、稳定物价成为中心工作,每周物价变动都要报上去,大家对此非常紧张。”王作荣说。
但王作荣在《改善经济现状之基本途径》中强调:目前台湾经济的许多问题,均由于一个基本原因所引起,即岛内物资供给不足以应付需求。欲求经济达到安全,必须供给与需求之间能达到平衡。否则,财政困难、通货膨胀、物价波动等等均将接踵而来。此后美援之增加,希望甚小,唯有求其在我,努力建设,扩大生产。借增加税收,鼓励储蓄,以抑低消费,并节省政府支出,以应建设之需要。但必须同时扩大外销,否则整个经济仍难开展。
沿着这个思路推导下去,结果将是,必须放手改革外汇贸易管制及调整汇率,而不必顾虑通货膨胀问题。王作荣说,他当时有关供需的理论,在当时的台湾“可说无人有此认识”,而现在则是常识了。
擘画台湾经济计划
王作荣对外汇的实务经验,可追溯到国民党在陪都重庆时期。
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央设计局,最高负责人是蒋介石,该局曾制定中国的第一个“四年计划”。王作荣1944年是中央设计局公务员,负责资金组外汇方面的研究。
在中央设计局之前,1943年,王作荣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论文为《计划经济之理论分析》。“那时全世界流行计划经济,英国、法国都受影响,印度更甚,苏联的“五年计划”导致国力大增,我们也开始模仿。”王作荣说。
王作荣在1953年9月进入“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后,先后四次参与台湾“四年计划”的编制。台湾第一个“四年计划”的起点从1953年开始,即是出自王作荣的建议。
王作荣把在“经济安定委员会”下设之工业委员会的工作,作为他参与当局经济决策的真正起点。在这里,他被指派的第一个任务,是评估及汇编第一期“四年计划”
中的工业计划,当时“经济部”负责技术的张创协助他着手这项工作。第二个“四年计划”,王作荣代表工业委员会参与制定工作。至于第三个“四年计划”,则是依据他负责草拟的蓝本编制而成。
王作荣说,前三个“四年计划”,用的都是土法——将个别投资计划加起来,得出产值多少,可出口多少,须进口多少,就业多少等等,缺乏总体经济观念,不够国际水准。1957年王作荣在美国进修时,就有目的地广泛搜集各国经济计划的相关技术资料,并在1965年开始的台湾第四个“四年计划”中,对相关设计技术做了彻底的改革,使其现代化。
这个第四个“四年计划”,使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采用投入产出表从事设计工作的地区,它也成为台湾以后各个“四年计划”的范本。王作荣对此甚为得意,因为这一计划他是总主管,全盘负责,除了第三十四章等少数篇章,其他章节完全是他主稿。
这次计划初稿为“十年长期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暨第四期四年计划”。在“四年计划”之外,主要是基于若干重大投资非四年所能完成,而若干重大财经决策也必须着眼于更长程,故另定有十年长期计划。但计划送往“行政院”后受到诘难,王作荣说,各方攻击说十年后反攻大陆应以成功,如何可以在台湾待上十年?十年长期计划遂被删除。
在王作荣的最初设想中,是将社会建设纳入经济计划中的。他认为,经济发展是全面性的,社会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也会受到阻碍。但后来“行政院”以社会建设费用庞大,非财政所能负荷,而且当时欧洲国家因实施社会福利政策正陷于困境,所以将“社会”两字予以删除。
凯恩斯的门徒
台湾进行经济计划时,并未和大陆的5年经济计划作太多比较。
“台湾太小,可比性不大。”王作荣说,国民党初来台湾时,因作战及通货膨胀因素,当局非进行管制不可,待到美国第七舰队来台后,局势稳定,管制遂慢慢放松。和大陆不同的是,台湾尊重并承认私有财产制度,虽亦有经济计划,但基本上仍是自由经济制度。
王作荣说,在经济学上,从亚当·斯密一直到凯恩斯,他都有相当研究,其中凯恩斯对他影响尤大。
“当时在大陆时期,经济教学非常差,一般大学生毕业后什么都不懂,了解一点古典经济学,在实务中只能适用一部分。”所以王作荣在中央大学读书期间,开始读英文原版的经济学教材,毕业后,更在朋友帮助下,大批量阅读最新的经济学英文著作。1947年的留美经历和1957、1961年接受世界银行等机构资助在美进修近两年,他多次到拉美等落后国家考察,于实务层面更有较深体会。加之台湾官僚以学理工的技术工程师居多,真正懂经济者颇为罕见,勤于读书、思考又肯于联系实际进行独立分析的王作荣,由此成为“第一位政策经济学家”。
“我脑中有一整套如何改革台湾经济制度的构想。”王作荣说,在第三个“四年计划”实施之际,他还主导草拟“19点财经改革措施”,由“行政院”院会决议后交由各主管单位切实执行。“当时要停止对台湾的美援,我们一听不得了,就搞了加速经济发展计划,为了配合这个计划,要有一套政策,就出台了19点财经改革措施。”王作荣说,19点财经改革措施原本21点,绝大部分都是他的贡献,后来有人开玩笑说,21点听起来像卖国的对日21条,就合并为19点。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政策出台都有争议。当时是一言堂。而政府幕僚中,我在经济学领域是权威,他们不敢挑战我。”王作荣说,出台19点财经改革措施后成立了监管小组,并由“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主持,但具体执行的效果并不很好。不过,19点财经改革措施的理念,却影响了台湾此后多年经改路线。
国民党赴台初期,经济上面临诸多挑战。吸取了失去大陆的教训,国民党也开始关注农民,进行了土改,使社会财富分配趋于平均。但在1969年,王作荣提出“第二次土地改革”的观点,希望能从“分配土地所有权“的第一次土改,发展到以“提高农业生产力”为主的二次土改。
王作荣认为,国民党来台初期,最成功的地方在于稳定了经济,并扶植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缺少资金,专业会计差,但政府给予帮助,后来台湾中小企业打天下很有名。”不过,王作荣当时也希望政府发展重工业,扶持大财团。
在王作荣看来,社会发展,一定要发展钢铁、汽车等重工业,虽然这会导致通货膨胀,但要建成工业社会,非此不可。他主张效仿日本把此基础打好。“这和扶持中小企业并不矛盾,日本的中小企业也很有名。韩国100%遵循日本路线,其发展很了不起。”他说,但当时当局因对通货膨胀的担心,且缺乏相应资金和人才,而没有循此路线。
“我当时有很多理想和计划,可惜政府没有采纳。”王作荣迄今仍觉遗憾。
危机与管制
自己的若干建议未被采纳,王作荣相当在意。1964年,在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工作的他,撰写了《台湾经济发展之路》,印发成小册子,分发给各界。
“当时有个叫王新衡的‘立法委员’,和小蒋(经国)关系好,他把这个小册子拿去给小蒋,小蒋看后又给老蒋(介石)看,老蒋大为欣赏,觉得非常在理。”王作荣说,1967年6月蒋介石在“国家安全会议”上向出席会议的党政大员提到这本书,并说书中80%的观点他都同意,让大家都找来读一读。
此时,王作荣在联合国亚远经会工作,还被蒋介石召回台湾见了一面,“那时能被老蒋召见,并不容易。”他特意撰写的《如何打开经济发展的新局面》报告,也大部分被蒋介石采纳。
但台湾岛内未受到挑战的王作荣,在1970年代末台湾经历石油危机时,受到海外学人蒋硕杰的责难,爆发台湾经济学史上著名的“王蒋大战”。那时,凯恩斯主义已经处于低潮,新经济自由主义则为显学。“我们的思想不一样,他是绝对的自由经济,什么管制都没有。我觉得这样不行,一个发展中的落后社会,非政府强力执行政策不可。总而言之,遇到危机时就要加强管制,没有危机时就可放开,不论中共还是资本主义都是如此。”
这段公案已过去30年,王作荣对记者谈及此事时,全球刚刚经历金融海啸的洗礼,新经济自由主义面临更多的质疑,而凯恩斯有卷土重来之势。蒋硕杰早已去世,高龄的王作荣再一次看到自己的胜利。
客厅内,王作荣身后,悬挂着一副楹联:乾坤许我具只眼,名利真谁破两关。★
(部分内容参考王作荣《壮志未酬》)
王作荣2008年底得了脑中风,被送入医院。当记者今年1月来到他位于台北光复南路的家中时,他还处在危险观察期,正在休养。
他看上去气色还好,拄着一根拐杖,神志清楚,坐在沙发上侃侃而谈。91岁,王作荣仍然没有放弃对现代化之路的思考。这个毕生相信“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学者,最高曾官至台湾“监察院院长”,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台湾经济腾飞的六七十年代以幕僚身份发挥了重要作用。
墙壁上,悬挂着天下文化出版社赠送的挂图,上面有他多本著作的封面,还有天下远见文化事业群创始人、经济学家高希均的一句话:“作荣先生是台湾五十年来第一位对财经政策有深远影响的经济学家。作荣先生之受人敬重,是他才气纵横、勇气百倍;又有深刻的观察、一针见血的评论与万夫莫开的自信。综观其一生之壮志,就是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国。”
“台湾第一位‘政策经济学家’”,这是台湾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之一的“天下文化”对他的评价。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南港国际展览中心主任黄孝宽亦对记者说,台湾经济腾飞时,做经济决策的“部长”如尹仲容、孙运璇、李国鼎,都是理工科出身。而王作荣算是当时很懂经济理论的幕僚。
“不客气地讲,当时台湾没人比我更懂经济。”王作荣对此非常自负。1953年台湾成立“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下设四个单位,其中主管经济发展的“工业发展委员会”,召集人是后任“经济部”部长的尹仲容。王作荣的职务是负责经济计划与政策建议的专门委员。“这不是大头衔,但因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是学经济的,所以尹仲容特别倚赖我。”王作荣为尹仲容起草了诸多重要经济文件,后来更获“行政院长”严家淦重视,“我和李国鼎(曾任台湾美援会秘书长、“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等职)是死对头,但他有时也听我的。”
蒋介石也曾面召过王作荣,并曾多次在内部会议上推荐党政要员阅读王作荣的著作。继任者蒋经国,也一度器重他的经济专才,但又因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社论批评政府而将其资遣。王作荣在出任“行政院美援会”专门委员兼资料室主任、参事兼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行政院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第三处处长,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业研究组组长等职后,终未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王作荣对此的解释是,“做官要有派系,而我只是一个人。”
反倒是在台湾经济腾飞之后,王作荣的仕途有了转机,从“考试委员”“考选部部长”一直做到“监察院院长”。回首前尘,他仍不免有“壮志未酬”的浩叹。
不怕通货膨胀,坚持外汇改革
在王作荣的记忆中,他最初参与台湾当局决策是在1953年2月,从“最高法院检察署会计主任”离职后,随即参加徐柏园主持的财金小组,担任临时专题研究工作。三个月后,他交出了一份有关外汇管制的报告。可惜,这份他最初撰写的研究报告已散失了。
但王作荣有关外汇管制的理论见解,可以从1958年3月,台“行政院”公布的“改进外汇贸易方案”和“外汇贸易管理办法”上窥见。这两项政策革新的重点包括:调整汇率,使之接近新台币真实价值;初步实施单一汇率;取消贸易商申请限额办法,并简化申请审核手续;“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业务重心由进口管制变为出口发展。
王作荣认为,这一政策是台湾经济奇迹的起跑点,可以媲美艾尔哈特对战后西德经济的改革,台湾1960年代的奖励投资、鼓励出口政策即是由此而来。
这两项政策出台之际,王作荣不在台湾。但主导这一政策的台湾“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主委尹仲容曾对王作荣说,他离台前撰写的报告《改善经济现状之基本途径》,奠定了尹仲容的改革理论基础,使他敢在当局决策官员大都持反对或怀疑态度的情形下,放手一搏。
当时的反对声音,集中在调整汇率和放宽管制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等问题。“当时最大的目标是经济安定,管制通胀、稳定物价成为中心工作,每周物价变动都要报上去,大家对此非常紧张。”王作荣说。
但王作荣在《改善经济现状之基本途径》中强调:目前台湾经济的许多问题,均由于一个基本原因所引起,即岛内物资供给不足以应付需求。欲求经济达到安全,必须供给与需求之间能达到平衡。否则,财政困难、通货膨胀、物价波动等等均将接踵而来。此后美援之增加,希望甚小,唯有求其在我,努力建设,扩大生产。借增加税收,鼓励储蓄,以抑低消费,并节省政府支出,以应建设之需要。但必须同时扩大外销,否则整个经济仍难开展。
沿着这个思路推导下去,结果将是,必须放手改革外汇贸易管制及调整汇率,而不必顾虑通货膨胀问题。王作荣说,他当时有关供需的理论,在当时的台湾“可说无人有此认识”,而现在则是常识了。
擘画台湾经济计划
王作荣对外汇的实务经验,可追溯到国民党在陪都重庆时期。
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央设计局,最高负责人是蒋介石,该局曾制定中国的第一个“四年计划”。王作荣1944年是中央设计局公务员,负责资金组外汇方面的研究。
在中央设计局之前,1943年,王作荣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论文为《计划经济之理论分析》。“那时全世界流行计划经济,英国、法国都受影响,印度更甚,苏联的“五年计划”导致国力大增,我们也开始模仿。”王作荣说。
王作荣在1953年9月进入“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后,先后四次参与台湾“四年计划”的编制。台湾第一个“四年计划”的起点从1953年开始,即是出自王作荣的建议。
王作荣把在“经济安定委员会”下设之工业委员会的工作,作为他参与当局经济决策的真正起点。在这里,他被指派的第一个任务,是评估及汇编第一期“四年计划”
中的工业计划,当时“经济部”负责技术的张创协助他着手这项工作。第二个“四年计划”,王作荣代表工业委员会参与制定工作。至于第三个“四年计划”,则是依据他负责草拟的蓝本编制而成。
王作荣说,前三个“四年计划”,用的都是土法——将个别投资计划加起来,得出产值多少,可出口多少,须进口多少,就业多少等等,缺乏总体经济观念,不够国际水准。1957年王作荣在美国进修时,就有目的地广泛搜集各国经济计划的相关技术资料,并在1965年开始的台湾第四个“四年计划”中,对相关设计技术做了彻底的改革,使其现代化。
这个第四个“四年计划”,使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采用投入产出表从事设计工作的地区,它也成为台湾以后各个“四年计划”的范本。王作荣对此甚为得意,因为这一计划他是总主管,全盘负责,除了第三十四章等少数篇章,其他章节完全是他主稿。
这次计划初稿为“十年长期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暨第四期四年计划”。在“四年计划”之外,主要是基于若干重大投资非四年所能完成,而若干重大财经决策也必须着眼于更长程,故另定有十年长期计划。但计划送往“行政院”后受到诘难,王作荣说,各方攻击说十年后反攻大陆应以成功,如何可以在台湾待上十年?十年长期计划遂被删除。
在王作荣的最初设想中,是将社会建设纳入经济计划中的。他认为,经济发展是全面性的,社会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也会受到阻碍。但后来“行政院”以社会建设费用庞大,非财政所能负荷,而且当时欧洲国家因实施社会福利政策正陷于困境,所以将“社会”两字予以删除。
凯恩斯的门徒
台湾进行经济计划时,并未和大陆的5年经济计划作太多比较。
“台湾太小,可比性不大。”王作荣说,国民党初来台湾时,因作战及通货膨胀因素,当局非进行管制不可,待到美国第七舰队来台后,局势稳定,管制遂慢慢放松。和大陆不同的是,台湾尊重并承认私有财产制度,虽亦有经济计划,但基本上仍是自由经济制度。
王作荣说,在经济学上,从亚当·斯密一直到凯恩斯,他都有相当研究,其中凯恩斯对他影响尤大。
“当时在大陆时期,经济教学非常差,一般大学生毕业后什么都不懂,了解一点古典经济学,在实务中只能适用一部分。”所以王作荣在中央大学读书期间,开始读英文原版的经济学教材,毕业后,更在朋友帮助下,大批量阅读最新的经济学英文著作。1947年的留美经历和1957、1961年接受世界银行等机构资助在美进修近两年,他多次到拉美等落后国家考察,于实务层面更有较深体会。加之台湾官僚以学理工的技术工程师居多,真正懂经济者颇为罕见,勤于读书、思考又肯于联系实际进行独立分析的王作荣,由此成为“第一位政策经济学家”。
“我脑中有一整套如何改革台湾经济制度的构想。”王作荣说,在第三个“四年计划”实施之际,他还主导草拟“19点财经改革措施”,由“行政院”院会决议后交由各主管单位切实执行。“当时要停止对台湾的美援,我们一听不得了,就搞了加速经济发展计划,为了配合这个计划,要有一套政策,就出台了19点财经改革措施。”王作荣说,19点财经改革措施原本21点,绝大部分都是他的贡献,后来有人开玩笑说,21点听起来像卖国的对日21条,就合并为19点。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政策出台都有争议。当时是一言堂。而政府幕僚中,我在经济学领域是权威,他们不敢挑战我。”王作荣说,出台19点财经改革措施后成立了监管小组,并由“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主持,但具体执行的效果并不很好。不过,19点财经改革措施的理念,却影响了台湾此后多年经改路线。
国民党赴台初期,经济上面临诸多挑战。吸取了失去大陆的教训,国民党也开始关注农民,进行了土改,使社会财富分配趋于平均。但在1969年,王作荣提出“第二次土地改革”的观点,希望能从“分配土地所有权“的第一次土改,发展到以“提高农业生产力”为主的二次土改。
王作荣认为,国民党来台初期,最成功的地方在于稳定了经济,并扶植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缺少资金,专业会计差,但政府给予帮助,后来台湾中小企业打天下很有名。”不过,王作荣当时也希望政府发展重工业,扶持大财团。
在王作荣看来,社会发展,一定要发展钢铁、汽车等重工业,虽然这会导致通货膨胀,但要建成工业社会,非此不可。他主张效仿日本把此基础打好。“这和扶持中小企业并不矛盾,日本的中小企业也很有名。韩国100%遵循日本路线,其发展很了不起。”他说,但当时当局因对通货膨胀的担心,且缺乏相应资金和人才,而没有循此路线。
“我当时有很多理想和计划,可惜政府没有采纳。”王作荣迄今仍觉遗憾。
危机与管制
自己的若干建议未被采纳,王作荣相当在意。1964年,在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工作的他,撰写了《台湾经济发展之路》,印发成小册子,分发给各界。
“当时有个叫王新衡的‘立法委员’,和小蒋(经国)关系好,他把这个小册子拿去给小蒋,小蒋看后又给老蒋(介石)看,老蒋大为欣赏,觉得非常在理。”王作荣说,1967年6月蒋介石在“国家安全会议”上向出席会议的党政大员提到这本书,并说书中80%的观点他都同意,让大家都找来读一读。
此时,王作荣在联合国亚远经会工作,还被蒋介石召回台湾见了一面,“那时能被老蒋召见,并不容易。”他特意撰写的《如何打开经济发展的新局面》报告,也大部分被蒋介石采纳。
但台湾岛内未受到挑战的王作荣,在1970年代末台湾经历石油危机时,受到海外学人蒋硕杰的责难,爆发台湾经济学史上著名的“王蒋大战”。那时,凯恩斯主义已经处于低潮,新经济自由主义则为显学。“我们的思想不一样,他是绝对的自由经济,什么管制都没有。我觉得这样不行,一个发展中的落后社会,非政府强力执行政策不可。总而言之,遇到危机时就要加强管制,没有危机时就可放开,不论中共还是资本主义都是如此。”
这段公案已过去30年,王作荣对记者谈及此事时,全球刚刚经历金融海啸的洗礼,新经济自由主义面临更多的质疑,而凯恩斯有卷土重来之势。蒋硕杰早已去世,高龄的王作荣再一次看到自己的胜利。
客厅内,王作荣身后,悬挂着一副楹联:乾坤许我具只眼,名利真谁破两关。★
(部分内容参考王作荣《壮志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