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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法、文学、历史到为人的准则和思考问题的方法，爸爸都给过我很多教育。虽然我没有能力把这么丰富的内容全部有条不紊地归纳起来，但是每当我遇到困难，它都切切实实地给了我智慧和勇气。
“吴下阿蒙”
我于解放初期出生在南京。听妈妈说，爸爸希望我长大成为國家的有用之才，有感于三国东吴名将吕蒙奋发上进——“吴下阿蒙”的典故，给我取名“阿蒙”。
1967年春天，爸爸在南京治疗眼疾，我随后也来到这个阔别了10年的城市。来到爸爸身边，爸爸就是我的老师。在那个学业俱废的狂热年代里，我又做回学生了。当时，爸爸给我规定的两门主要功课，一是古文，一是书法。
爸爸经常对我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爸爸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时，总要同时把我叫起来，让我背书，习字。
那时，爸爸的视力已经不好了，但他的记忆仍十分准确。他青少年时期读过的《古文观止》，几乎仍是篇篇能背。每天早饭后，他都要检查我背书。由于我不用功，很怕检查，就把检查叫作“晨关”。每当早饭后，爸爸叫我去背书的时候，我总要做个鬼脸，对妈妈说一句，“‘晨关’难过啊！”
有一天早晨，爸爸指定我背《辨奸论》。我觉得这篇文章太难了，怎么也背不顺。于是预先想好了一个借口，就跑到树林子里去玩，直到吃早饭的时候才回来。结果那天的“晨关”，我怎么也过不去，就只好用事先准备的托辞，对爸爸说：“《辨奸论》是苏老先生影射王安石的。王安石主张革新变法。所以这不是一篇好文章，我不想背它。”
说完之后，我又有些后悔。爸爸虽然视力不好，但我仍然感到他的眼睛一下子就把我看穿了。不料，爸爸并没有揭穿我的“小把戏”，而是沉静地对我说：“你从小就想做个勇士。在北极阁山上乱跑，说要打狼。你现在大了，应该懂得勇敢就是不怕困难，勇者不惧嘛！只要你不怕困难，半个小时后，一定能背下来。”
得到爸爸的鼓励，我回到屋里，专心致志地念了半个小时，终于把《辨奸论》背得烂熟。
晚饭后陪爸爸散步是我最喜欢的事情。他总是给我讲些历史人物、故事和他自己的经历。那天晚上，爸爸对我说：“一个人光勇敢还不行，还要有谋，很深的智谋。”
随后，他给我讲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件事情。那时他刚从蜀军将校学堂毕业出来当排长，一次在綦江一带打仗，发现敌情后，还没有把一排人组织好，自己就一个劲儿地往前冲。和敌人接了火后，才发现身边只跟上了四五个战士，等其他人赶到，敌人早跑掉了。由于有勇无谋，没有完成歼灭敌人的任务。
“‘谋’是靠多想而来。”爸爸接着对我说，“比如说，认识问题的过程，首先是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客观事实的真相；其次是站稳正确的立场，以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的方法，去分析问题，深思熟虑，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又过了几天，也是在一次傍晚散步的时候，爸爸给我讲了西汉开国谋臣张良的故事。
张良非常痛恨秦始皇，想以匹夫之勇去暗杀他。于是找了一个大力士，趁秦始皇出游的机会，用一个上百斤重的大铁椎狙击他，结果没有成功。秦始皇严令全国，捉拿张良。张良只好改名换姓躲藏起来。黄石公见这个青年有才，有心教他本事。但是认为他首先需要磨掉那种年少刚锐之气，他日才能成就大事。因此，有一天黄石公坐在桥头，故意把鞋子丢到桥下，让张良给他拾上来，穿好。张良那时是个逃犯，不敢再惹是生非，只好忍气吞声，就按老人的吩咐做了。黄石公觉得张良懂得了忍耐，是可教之人，就传给他一套有名的讲谋略的书，叫《三略》。后来，张良努力学习，成了汉高祖刘邦主要的谋士，帮助刘邦打下了江山，被封为“留侯”。
讲完故事的第二天，爸爸就让我学苏东坡的《留侯论》。他一字一句地给我解释，还重点给我讲解了“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这段话。
爸爸批评我说：“你的‘二憨子’脾气，不是勇敢，而是鲁莽。真正的勇敢，是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畏惧它，并且能够冷静地想出办法，去克服它。”说完，爸爸送给我四个字：智深，勇沉。
对人民火热的心
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夏天，爸爸到北戴河开会，我因放暑假也跟着来到了这里。在和爸爸共同生活的这段日子里，我看到了他对同志、对人民那颗如同太阳一般火热的心。
一天傍晚，我们沿着海滩散步走了很远，到了戴河口。那里住着几户渔民，爸爸在他们的门前停下脚步，到他们家里去做客，和渔民叔叔聊天。他们从鱼的产量谈到收入，从家里的住房谈到孩子念书，无所不聊，非常亲切。
可是我坐在旁边，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心想：“爸爸平时对时间抓得那么紧，即使休假，也是每天很早就起来，在院子里朗读外文，直到深夜还伏案读书。可是他一遇到渔民或其他群众，就有说不完的话。”
后来我长大了，才懂得为何爸爸和渔民们在一起那么贴心。
几天后，一个雷雨的夜晚，爸爸的言行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
北戴河是一个有名的落雷区。那天深夜，我被雷雨声从梦中惊醒。天上闪过一道道的白光，雷声、雨声、涛声交织在一起，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我用被子盖着头，心里还有些害怕，就下床来，想把门锁上，把窗帘也拉上。
就在这时，我看见爸爸穿着雨衣，冒着雷雨，急急忙忙大步走了出去。我心里纳闷，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向外看。一道闪电划破了夜空，借着它的光，我看见爸爸拉着哨兵叔叔的手，往屋里走来。
爸爸用手扶着哨兵叔叔的肩膀，对他说：“小鬼，这么大的雷雨，你在树底下站岗太危险啦！今晚就在屋里站岗吧！”
“首长，我的岗位是在外面……”
哨兵叔叔还没有说完，爸爸就说：“那——今天晚上，我给你一个新的任务，命令你在屋里站岗。能完成任务吗？”
“能！”哨兵叔叔轻声而有力地回答。 “好！”爸爸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拍了拍哨兵叔叔的肩膀说，“明天早晨我去找你们连长，告诉他，这个任务是我交给你的。”
爸爸走后，哨兵叔叔望着爸爸雨衣上洒落的水迹，脸上的雨水和泪水溶在了一起。
此情此景，使我幼小的心灵涌动着一股强大的力量，我决心做一个像爸爸一样勇敢和关心同志的人。
第二天一早醒来，才知道，隔壁院里一棵高大的松树，昨夜被雷电击中，竟削掉了大半个树冠！
俭以养廉
“勤能补拙，俭以养廉。”爸爸要我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上小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存钱的小泥罐。那时，妈妈一分零用钱也不给我。为了买玩具，我每天都走路上学，把节约下来的8分车钱放到罐里。等春天来了，我就把它打碎，用这些钱去买风筝，买山里红做的大佛珠和一个新的储钱罐。
上中学了，我穿的还是姐姐穿过的女式旧军装。有些同学取笑我，叫我“黄皮”。回到家里，我嘟着嘴跟妈妈说：“以后我不穿这女式黄军装了，人家都笑话我。”妈妈看了看我，也笑起来说：“是啊，你都大了，等这件衣服穿破了之后，就不再让你穿女式衣服了。”
停了一会儿，妈妈又对我说：“你在生活上要向爸爸学习。你看他的棉鞋穿了好多年，补了好几次，不是还在穿吗？穿着干净整齐就行了。”
过了几天，妈妈给爸爸买了一件新毛衣，对他说：“试试看合适吗？你身上的毛衣都已经破了。”爸爸接过毛衣看了看，把它放在桌上说：“穿着干净整齐就行了。我的毛衣补补还可以穿嘛，不要买新的。”
这时，爸爸见我在外面做航模，若有所思地对妈妈说：“对孩子的生活，更要特别严格要求才行。不能让他们产生一种盲目的优越感，要让他们多向工农子弟学习……”
父母的这些言行对我影响很大，使我从小养成了俭朴的习惯。但是，直到前些年，我才真正理解俭朴在政治上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
有一天，我坐在屋里整理书信，看到爸爸在一封信里写道：“廉隅的品行，要靠平时俭朴的生活养成。”当我正在琢磨这“俭”与“廉”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的时候，恰巧妈妈走了进来。我把手中的信递给妈妈，她看了之后对我说：“西南解放我们刚住进重庆，你爸爸就提出，‘虚假的资产阶级生活，会养成真实的资产阶级意识，让大家注意不要因为党和人民给了我们优越的生活条件，就脱离群众，忘记人民，贪图享受，追求个人升官发财，形成新的资产阶级’。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始终保持着俭朴的生活，在工作上廉洁奉公，在政治上无私无畏。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他也很重视这一点。他特别担心那种脱离群众的优越生活，会使孩子们养成资产阶级意识。因此，总是要我严格要求你们。”
妈妈这一席话，不仅教我明白了“俭”与“廉”之间的关系，也使我感到爸爸在对我们的教育上，是那样的深谋远虑。
不要做“一无所长的万能先生”
1972年年初，学校决定将我们系迁往四川。临行前，我和爸爸天南海北地谈了很多。
爸爸見我流露出不想学工想改学文的情绪，便问我最近在看什么书。我告诉他，在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由于我看小说往往只注重情节，所以当爸爸让我具体分析一下这部作品时，我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爸爸鞭辟入里地帮我分析了这部作品的主题以及不足之处，还特别结合“薇拉的梦”，给我讲作者如何通过细节表现自己的主题思想。
爸爸很喜欢俄国文学。在他眼睛好的时候，常以阅读俄文小说和剧本作为休息，许多名著中的章节还能背下来。我出神地望着爸爸，听他讲着，感到他宽阔的前额就像是渊博的知识海洋，额上的皱纹就像是海上荡起的波澜。
爸爸讲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阿蒙，你要去四川学习了，我有些放心不下。怕你读书不求甚解，不去分析。你爱好太广，却又不专心于自己的学业，这是不对的。对待事物，要有一般的留心和特别的留心，分清主次，分别使用心力。而你不愿多想，读书连一般的留心都没有，这就更不对了。”
听了爸爸的批评，我低头不语。
爸爸问我：“你在学校里学英文，知道英国人有这样一句话吗？‘Jack of all trades，but special of none.’你能不能把它翻译翻译？”
我想了想，回答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各种商业的杰克，而没有特别的。’”
爸爸对我这种文理不通的翻译很不满意，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一无所长的万能先生。’”
停了一下，又接着说：“你学习外语，光记单词是不行的，要掌握人家的语言规律。”并比喻说，单词就像一个个铜钱，语言规律就是一根钱串子，如果你没有这根钱串子，就拿不起那些散落的铜钱。
尔后，爸爸又给我讲了他学习外文的一些体会。他年轻时，在国内一直学习英文，35岁那年，党中央派他去苏联学习军事，当时他连一个俄文字母也不认识，硬是靠用功和细心地研究语法规律，把俄文学通了。他勉励我要好好学习外文和国外的先进技术，为祖国的建设服务。
爸爸又问我在学校专业学习的成绩。我得意地告诉爸爸：“只有一门四分，其余全是五分。”
出乎我的意料，爸爸竟然生气地说：“你总是不能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你要记住：‘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
爸爸见我不说话，问：“是不是今天批评多啦？”
“不。”我轻轻地回答。
“嗯——”爸爸说，“那你给我查一个词吧：‘高标。’”
我拿起放在茶几上的一本《辞海》，查找“高标”二字。
爸爸和蔼地说：“高标就是山上最高的峰，我记得《辞海》里引了李白的一句诗，‘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这时我一边看着《辞海》里的解释，一边听爸爸给我讲：“1927年四川泸州起义失败之后，我们翻越秦岭出川找党，道路很难走，正像李白写的‘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山中虎豹和豺狼很多，真是蜀道难。你现在去四川路好走多了，但是，你还是应该去看看秦岭高耸的山势。”
夜已深了，妈妈进来催爸爸去休息。
爸爸站起来要去卧室了，又转过头对我说：“常言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去四川后，要常给我们写信，谈谈你的生活、学习。我老了，以后你独立生活的日子还很长。我所希望的，就是看到你成长为一个能够克服困难的人。”
妈妈扶着爸爸要走出门的时候，我听见爸爸对妈妈说：“四川雨水多，我让你给孩子买的雨鞋，买了吗？”
我看着爸爸妈妈的背影，不知怎么，鼻子一酸，眼泪从脸上淌了下来。
十多年过去后，每当我遇到了困难，或懒惰又钻进了我的头脑时，一想起爸爸对我的批评、期望和无限深情，我就会振奋精神去加倍地工作，向生活中的“高标”攀登。
爸爸打过许多仗，但他从不谈自己的功勋，他一生中遇到过不少坎坷，可总是始终如一地努力为人民工作。我一想到爸爸，就是他那孜孜不倦地工作的样子和充满了爱的言行。他是慈祥的父亲，他的爱，含着对我们后一代革命者的无限期望。跟爸爸一起生活的往事，我永生不能忘怀。
〔本刊责任编辑 姚 梅〕
〔原载《文史博览》2016年第9期〕
“吴下阿蒙”
我于解放初期出生在南京。听妈妈说，爸爸希望我长大成为國家的有用之才，有感于三国东吴名将吕蒙奋发上进——“吴下阿蒙”的典故，给我取名“阿蒙”。
1967年春天，爸爸在南京治疗眼疾，我随后也来到这个阔别了10年的城市。来到爸爸身边，爸爸就是我的老师。在那个学业俱废的狂热年代里，我又做回学生了。当时，爸爸给我规定的两门主要功课，一是古文，一是书法。
爸爸经常对我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爸爸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时，总要同时把我叫起来，让我背书，习字。
那时，爸爸的视力已经不好了，但他的记忆仍十分准确。他青少年时期读过的《古文观止》，几乎仍是篇篇能背。每天早饭后，他都要检查我背书。由于我不用功，很怕检查，就把检查叫作“晨关”。每当早饭后，爸爸叫我去背书的时候，我总要做个鬼脸，对妈妈说一句，“‘晨关’难过啊！”
有一天早晨，爸爸指定我背《辨奸论》。我觉得这篇文章太难了，怎么也背不顺。于是预先想好了一个借口，就跑到树林子里去玩，直到吃早饭的时候才回来。结果那天的“晨关”，我怎么也过不去，就只好用事先准备的托辞，对爸爸说：“《辨奸论》是苏老先生影射王安石的。王安石主张革新变法。所以这不是一篇好文章，我不想背它。”
说完之后，我又有些后悔。爸爸虽然视力不好，但我仍然感到他的眼睛一下子就把我看穿了。不料，爸爸并没有揭穿我的“小把戏”，而是沉静地对我说：“你从小就想做个勇士。在北极阁山上乱跑，说要打狼。你现在大了，应该懂得勇敢就是不怕困难，勇者不惧嘛！只要你不怕困难，半个小时后，一定能背下来。”
得到爸爸的鼓励，我回到屋里，专心致志地念了半个小时，终于把《辨奸论》背得烂熟。
晚饭后陪爸爸散步是我最喜欢的事情。他总是给我讲些历史人物、故事和他自己的经历。那天晚上，爸爸对我说：“一个人光勇敢还不行，还要有谋，很深的智谋。”
随后，他给我讲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件事情。那时他刚从蜀军将校学堂毕业出来当排长，一次在綦江一带打仗，发现敌情后，还没有把一排人组织好，自己就一个劲儿地往前冲。和敌人接了火后，才发现身边只跟上了四五个战士，等其他人赶到，敌人早跑掉了。由于有勇无谋，没有完成歼灭敌人的任务。
“‘谋’是靠多想而来。”爸爸接着对我说，“比如说，认识问题的过程，首先是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客观事实的真相；其次是站稳正确的立场，以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的方法，去分析问题，深思熟虑，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又过了几天，也是在一次傍晚散步的时候，爸爸给我讲了西汉开国谋臣张良的故事。
张良非常痛恨秦始皇，想以匹夫之勇去暗杀他。于是找了一个大力士，趁秦始皇出游的机会，用一个上百斤重的大铁椎狙击他，结果没有成功。秦始皇严令全国，捉拿张良。张良只好改名换姓躲藏起来。黄石公见这个青年有才，有心教他本事。但是认为他首先需要磨掉那种年少刚锐之气，他日才能成就大事。因此，有一天黄石公坐在桥头，故意把鞋子丢到桥下，让张良给他拾上来，穿好。张良那时是个逃犯，不敢再惹是生非，只好忍气吞声，就按老人的吩咐做了。黄石公觉得张良懂得了忍耐，是可教之人，就传给他一套有名的讲谋略的书，叫《三略》。后来，张良努力学习，成了汉高祖刘邦主要的谋士，帮助刘邦打下了江山，被封为“留侯”。
讲完故事的第二天，爸爸就让我学苏东坡的《留侯论》。他一字一句地给我解释，还重点给我讲解了“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这段话。
爸爸批评我说：“你的‘二憨子’脾气，不是勇敢，而是鲁莽。真正的勇敢，是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畏惧它，并且能够冷静地想出办法，去克服它。”说完，爸爸送给我四个字：智深，勇沉。
对人民火热的心
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夏天，爸爸到北戴河开会，我因放暑假也跟着来到了这里。在和爸爸共同生活的这段日子里，我看到了他对同志、对人民那颗如同太阳一般火热的心。
一天傍晚，我们沿着海滩散步走了很远，到了戴河口。那里住着几户渔民，爸爸在他们的门前停下脚步，到他们家里去做客，和渔民叔叔聊天。他们从鱼的产量谈到收入，从家里的住房谈到孩子念书，无所不聊，非常亲切。
可是我坐在旁边，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心想：“爸爸平时对时间抓得那么紧，即使休假，也是每天很早就起来，在院子里朗读外文，直到深夜还伏案读书。可是他一遇到渔民或其他群众，就有说不完的话。”
后来我长大了，才懂得为何爸爸和渔民们在一起那么贴心。
几天后，一个雷雨的夜晚，爸爸的言行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
北戴河是一个有名的落雷区。那天深夜，我被雷雨声从梦中惊醒。天上闪过一道道的白光，雷声、雨声、涛声交织在一起，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我用被子盖着头，心里还有些害怕，就下床来，想把门锁上，把窗帘也拉上。
就在这时，我看见爸爸穿着雨衣，冒着雷雨，急急忙忙大步走了出去。我心里纳闷，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向外看。一道闪电划破了夜空，借着它的光，我看见爸爸拉着哨兵叔叔的手，往屋里走来。
爸爸用手扶着哨兵叔叔的肩膀，对他说：“小鬼，这么大的雷雨，你在树底下站岗太危险啦！今晚就在屋里站岗吧！”
“首长，我的岗位是在外面……”
哨兵叔叔还没有说完，爸爸就说：“那——今天晚上，我给你一个新的任务，命令你在屋里站岗。能完成任务吗？”
“能！”哨兵叔叔轻声而有力地回答。 “好！”爸爸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拍了拍哨兵叔叔的肩膀说，“明天早晨我去找你们连长，告诉他，这个任务是我交给你的。”
爸爸走后，哨兵叔叔望着爸爸雨衣上洒落的水迹，脸上的雨水和泪水溶在了一起。
此情此景，使我幼小的心灵涌动着一股强大的力量，我决心做一个像爸爸一样勇敢和关心同志的人。
第二天一早醒来，才知道，隔壁院里一棵高大的松树，昨夜被雷电击中，竟削掉了大半个树冠！
俭以养廉
“勤能补拙，俭以养廉。”爸爸要我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上小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存钱的小泥罐。那时，妈妈一分零用钱也不给我。为了买玩具，我每天都走路上学，把节约下来的8分车钱放到罐里。等春天来了，我就把它打碎，用这些钱去买风筝，买山里红做的大佛珠和一个新的储钱罐。
上中学了，我穿的还是姐姐穿过的女式旧军装。有些同学取笑我，叫我“黄皮”。回到家里，我嘟着嘴跟妈妈说：“以后我不穿这女式黄军装了，人家都笑话我。”妈妈看了看我，也笑起来说：“是啊，你都大了，等这件衣服穿破了之后，就不再让你穿女式衣服了。”
停了一会儿，妈妈又对我说：“你在生活上要向爸爸学习。你看他的棉鞋穿了好多年，补了好几次，不是还在穿吗？穿着干净整齐就行了。”
过了几天，妈妈给爸爸买了一件新毛衣，对他说：“试试看合适吗？你身上的毛衣都已经破了。”爸爸接过毛衣看了看，把它放在桌上说：“穿着干净整齐就行了。我的毛衣补补还可以穿嘛，不要买新的。”
这时，爸爸见我在外面做航模，若有所思地对妈妈说：“对孩子的生活，更要特别严格要求才行。不能让他们产生一种盲目的优越感，要让他们多向工农子弟学习……”
父母的这些言行对我影响很大，使我从小养成了俭朴的习惯。但是，直到前些年，我才真正理解俭朴在政治上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
有一天，我坐在屋里整理书信，看到爸爸在一封信里写道：“廉隅的品行，要靠平时俭朴的生活养成。”当我正在琢磨这“俭”与“廉”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的时候，恰巧妈妈走了进来。我把手中的信递给妈妈，她看了之后对我说：“西南解放我们刚住进重庆，你爸爸就提出，‘虚假的资产阶级生活，会养成真实的资产阶级意识，让大家注意不要因为党和人民给了我们优越的生活条件，就脱离群众，忘记人民，贪图享受，追求个人升官发财，形成新的资产阶级’。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始终保持着俭朴的生活，在工作上廉洁奉公，在政治上无私无畏。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他也很重视这一点。他特别担心那种脱离群众的优越生活，会使孩子们养成资产阶级意识。因此，总是要我严格要求你们。”
妈妈这一席话，不仅教我明白了“俭”与“廉”之间的关系，也使我感到爸爸在对我们的教育上，是那样的深谋远虑。
不要做“一无所长的万能先生”
1972年年初，学校决定将我们系迁往四川。临行前，我和爸爸天南海北地谈了很多。
爸爸見我流露出不想学工想改学文的情绪，便问我最近在看什么书。我告诉他，在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由于我看小说往往只注重情节，所以当爸爸让我具体分析一下这部作品时，我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爸爸鞭辟入里地帮我分析了这部作品的主题以及不足之处，还特别结合“薇拉的梦”，给我讲作者如何通过细节表现自己的主题思想。
爸爸很喜欢俄国文学。在他眼睛好的时候，常以阅读俄文小说和剧本作为休息，许多名著中的章节还能背下来。我出神地望着爸爸，听他讲着，感到他宽阔的前额就像是渊博的知识海洋，额上的皱纹就像是海上荡起的波澜。
爸爸讲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阿蒙，你要去四川学习了，我有些放心不下。怕你读书不求甚解，不去分析。你爱好太广，却又不专心于自己的学业，这是不对的。对待事物，要有一般的留心和特别的留心，分清主次，分别使用心力。而你不愿多想，读书连一般的留心都没有，这就更不对了。”
听了爸爸的批评，我低头不语。
爸爸问我：“你在学校里学英文，知道英国人有这样一句话吗？‘Jack of all trades，but special of none.’你能不能把它翻译翻译？”
我想了想，回答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各种商业的杰克，而没有特别的。’”
爸爸对我这种文理不通的翻译很不满意，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一无所长的万能先生。’”
停了一下，又接着说：“你学习外语，光记单词是不行的，要掌握人家的语言规律。”并比喻说，单词就像一个个铜钱，语言规律就是一根钱串子，如果你没有这根钱串子，就拿不起那些散落的铜钱。
尔后，爸爸又给我讲了他学习外文的一些体会。他年轻时，在国内一直学习英文，35岁那年，党中央派他去苏联学习军事，当时他连一个俄文字母也不认识，硬是靠用功和细心地研究语法规律，把俄文学通了。他勉励我要好好学习外文和国外的先进技术，为祖国的建设服务。
爸爸又问我在学校专业学习的成绩。我得意地告诉爸爸：“只有一门四分，其余全是五分。”
出乎我的意料，爸爸竟然生气地说：“你总是不能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你要记住：‘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
爸爸见我不说话，问：“是不是今天批评多啦？”
“不。”我轻轻地回答。
“嗯——”爸爸说，“那你给我查一个词吧：‘高标。’”
我拿起放在茶几上的一本《辞海》，查找“高标”二字。
爸爸和蔼地说：“高标就是山上最高的峰，我记得《辞海》里引了李白的一句诗，‘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这时我一边看着《辞海》里的解释，一边听爸爸给我讲：“1927年四川泸州起义失败之后，我们翻越秦岭出川找党，道路很难走，正像李白写的‘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山中虎豹和豺狼很多，真是蜀道难。你现在去四川路好走多了，但是，你还是应该去看看秦岭高耸的山势。”
夜已深了，妈妈进来催爸爸去休息。
爸爸站起来要去卧室了，又转过头对我说：“常言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去四川后，要常给我们写信，谈谈你的生活、学习。我老了，以后你独立生活的日子还很长。我所希望的，就是看到你成长为一个能够克服困难的人。”
妈妈扶着爸爸要走出门的时候，我听见爸爸对妈妈说：“四川雨水多，我让你给孩子买的雨鞋，买了吗？”
我看着爸爸妈妈的背影，不知怎么，鼻子一酸，眼泪从脸上淌了下来。
十多年过去后，每当我遇到了困难，或懒惰又钻进了我的头脑时，一想起爸爸对我的批评、期望和无限深情，我就会振奋精神去加倍地工作，向生活中的“高标”攀登。
爸爸打过许多仗，但他从不谈自己的功勋，他一生中遇到过不少坎坷，可总是始终如一地努力为人民工作。我一想到爸爸，就是他那孜孜不倦地工作的样子和充满了爱的言行。他是慈祥的父亲，他的爱，含着对我们后一代革命者的无限期望。跟爸爸一起生活的往事，我永生不能忘怀。
〔本刊责任编辑 姚 梅〕
〔原载《文史博览》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