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仔细研读了黄坤坊等人翻译的谢伦伯格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之后，笔者想谈几点想法。
　　首先，书中渗透着浓烈的档案文化思想，为开发档案文化产品提供依据。“旧社会的文件被保存下来，主要——也许是最初所没有想到的——供文化方面的利用。”“英国公共档案馆的设立，一方面是出于实际的考虑，另一方面也由于文化方面的需要”，作者明确指出，设立档案机构的第二个理由是文化方面的原因，公共档案是包括书籍、手稿和博物馆珍藏品在内的文化财富的一种。时下关于档案馆的讨论最热不过于开发档案文化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映射着谢伦伯格早期的思想。开发档案文化产品是档案馆拓展服务功能，也是适应时代的一种客观要求。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都指明了文化发展的方向，为档案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导向标的作用。
　　其次，书中渗透着开放现行文件的思想。在研读本书的过程中，笔者时刻感觉到其中的某些思想带着开放现行文件的烙印。书中叙述道：“1794年6月25日，法国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规定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公共档案管理机构，并且宣布了公民利用公共文件的权利，从而成了档案方面的‘人权法案’”；“新社会的文件被保存起来，作为保障公众权利的武器”。公共文件显然规定了统治当局同被统治者之间的各种关系，它是一切永久性公民权利和优惠权利的最终凭据：是一切导源于或者关于公民与政府间各种关系或产权和财务权利的直接凭据。在开放文件的过程中，档案工作者要根据原政府机构所规定的范围开放文件，在社会利用群体和政府官员之间起着中间人的作用。“一个档案工作者的权力来自于他所供职的政府授予他的地位和职责”，“一个档案工作者在公共文件方面的职责应该在法律上仔细加以规定”。目前，我国为保证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已于2007年4月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法律层面保证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再次，书中渗透着资源整合的思想。书中主要从主要矛盾、方法体系、人员培训三方面指出可以对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者进行整合，避免资源的浪费。在主要矛盾上，作者指出：“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者在对待保管物的问题上具有共同的目标，即尽可能经济而有效地提供利用”，档案馆和图书馆都具有共同的主要矛盾，那就是“藏”与“用”的矛盾，如何在利用过程中做到经济而有效，作者指出：“档案工作者必须拥有一座特备的图书馆作为工作设备的一部分，用以收藏公开发表的主要的政府文件辑及其指南，公开发表的关于政府行政历史的著作以及有关档案和文件管理的主要专业文献。”以便于两种专业所处理的材料在使用中相互参证，彼此配合。在方法体系上，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者也可以互相帮助。在对某些类型的特殊材料进行管理时，一种专业可以任意采取另一种专业的工作技术，或者使之适应本专业的需要，图书馆工作发展的历史比较悠久，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许多有借鉴意义的优秀成果。由于档案工作和图书馆工作在某些方面还有许多相似之处，档案工作可以吸收图书馆工作发展形成的成果为己所用，从而加快档案工作发展的步伐。在人员培训方面，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者也有合作的可能。在共同培训的过程中，通过对其他学科方法原则的了解，思考是否对档案工作有某些可取之处。作者提倡进行整合的过程是在不缺失档案专业自身本质的前提之下进行的，吸收相关学科的精华理论为己所用。
　　最后，书中强调了档案馆的重要意义，指出了其不可替代性，对当今档案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阁下，请命令全国各省，各拨公共建筑物一座，使各省军政长官在此收藏文件，并选派专人保管，以免损毁霉烂并便于迅速查阅，使所藏之文件井然归档，使各城市有失照料之档案得到适当管理”，早在古代东罗马时代，皇帝就命令各省建立档案馆，认识到建立档案馆的必要性，世界各国的档案馆无一例外都是用公共资金设置而成的，这是充分考虑到社会的需求的，并不是政府资源的一种浪费。国家建立了档案馆，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需要档案馆，并且档案馆是不可替代的，虽然有的时候档案馆在某些方面同图书馆、情报所等机构工作内容有部分类似之处，但是它同时也有自身的特色，在材料形成方面，注重材料的原始性、连续性和完整性。
　　谢伦伯格在成此书之前，认为欧洲的档案学著作不完全适用于美国，应当从美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写出适用于美国的著作，因此，在书中的结构安排上，显示出当时二战时期美国档案工作的实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产生大量的文件急需发展鉴定理论的客观实际。作为一本世界档案学的重要著作，对于我们了解欧美各国的档案工作很有帮助，我们可以吸收欧美国家的先进思想，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