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有一首诗写到酒，酒是“有水的外形，火的性格”。这个的确很精妙。喝酒的风格和方法南人与北人不同，民族和民族相异，每个人的喝酒记忆也不尽相同。甚至有的人就是滴酒不沾。喝酒，从味道上来说也是白酒、啤酒、葡萄酒、威士忌、黄酒、米酒、干邑各不相同，千般滋味在舌尖上，也在内心里荡漾。
　　在新疆，有一次我在餐馆里吃饭，正吃着，看见从外面进来一个山地牧人打扮的壮汉。只见他要了两瓶白酒，将一整瓶倒进一只大碗里，然后要了一个馕，把馕饼掰碎了，放在酒碗里搅和一下，再配合点羊肉串，拿筷子吃酒泡干馕。只花了十分钟就吃完了，还把另外一瓶白酒往口袋里一装，毫无酒意，就出门走了。
　　喝酒的方法很多，我听说在山东喝酒，形式非常多样。有一种喝法是“喝七杯”，第一次一杯，第二次两杯，第三次三杯……第七次七杯，一共要喝28杯酒。还有一种“潜水艇”的喝法，就是把斟满的一杯白酒放入一大杯啤酒当中，看着白酒杯在啤酒杯中缓缓降落，就像是潜水艇一样，啤酒白酒混起来喝，不胜酒力的一下就倒了。
　　说到文人与酒，我想起来20多年前，我曾经去杨宪益先生家拜访他，找他约稿，看到他喝酒的风格。杨先生喝酒很有名，他曾收到剧作家吴祖光先生给他的一幅赠联：“毕竟百年都是梦，何如一醉便成仙。”
　　杨先生喜欢喝洋酒，他的夫人是英国人戴乃迭女士。1934年，杨宪益在牛津大学读书，开始尝试把《楚辞》《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翻译成英文。戴乃迭生在北京，长于北京，上大学又回到了英国，然后他们就认识了，喜结连理。他们两位合译英文版《红楼梦》三卷，是一桩盛事。我估计在艰难的翻译过程中，喝酒助力是少不了的。
　　去他家里采访或约稿，我也给他带去一瓶酒，发现戴乃迭女士也能喝一点酒。他们俩在工作之余，常常把盏共饮，只是大多数时候戴乃迭不胜酒力，几杯过后就不再喝了。但杨先生却喝得兴起，边喝边聊，左手拿杯右手拿着酒瓶，不多時间，一瓶酒就下去一半。而且，我发现他喝酒并不吃菜，是干喝。这一点是很多人不能及的。很多人喝酒，起码也得有点拍黄瓜或油炸花生米当下酒菜。所以，杨先生是一个喝酒的奇人。
　　杨先生除了喝酒还喜欢抽烟，做到了烟酒不分家，喝酒他还比较讲究牌子，可抽烟他就无所谓了，什么牌子的烟都抽，非常洒脱随意。有的人抽烟喝酒会把身体搞坏，可是杨先生喝酒抽烟，神清气爽，谈笑风生，2009年11月去世时是95岁。他是1915年1月生人，可见除了达观，喝酒也是他的长寿秘诀之一。
　　上世纪90年代，北京出现了一些喝酒的新去处，让年轻人很喜欢。比如，在粤海皇都酒店边上，有一家墨西哥风格的阿尔弗雷德酒吧。你走进去来上一盎司龙舌兰烈酒，左手指间再夹上一片柠檬，右手心放一点盐，将柠檬咬一点再舔一下手心里的盐，把龙舌兰酒一饮而尽，喊一声“体K拉——”，然后把宽口酒杯往吧台上一墩，酒杯发出了欢快的一声“嘣——”。这种拉美的酒风相当豪放。而在凯宾斯基饭店后面的亮马河边上，普拉那啤酒坊自酿的德国黑啤酒、黄啤酒，和德国香肠、面包或土豆泥配起来，是消夏的美好回忆。这里的扎啤不仅有浑扎——全酵母未经全过滤的浑浊鲜啤酒，还有苦扎——苦麦芽鲜扎啤，更有黑扎——焦麦芽鲜黑啤酒等不同风格的德国啤酒，让你难以忘怀，非常带劲儿。另外，在北京吃涮羊肉，黄铜火锅涮肉，配上二锅头，是最佳搭档。
　　作家从维熙称自己是“嗜酒如命”。他写过一本长篇小说《酒魂西行》。他曾告诉我，上世纪50年代，他和作家刘绍棠经常一见面吃饭，很快就能把一瓶酒分着喝完了。并且，他喝酒之后文思如泉涌，下笔如有神。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后有20多年时间都在大墙之内劳动改造，偶尔有机会走出大墙，他都要偷偷买几瓶烧酒揣在怀里，以酒浇愁以酒解闷以酒壮志。正是酒给了他在困难岁月里的安慰和生命的动能。
　　我知道作家汪曾祺也是一个酒中大仙，但唯一一次造访，他对我的建议是，可以去蒲黄榆一家兔头店吃辣兔头，倒没有怎么和我谈到喝酒。从维熙和汪曾祺两位肯定是在一起喝过很多次酒。后来，从维熙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前有‘宁舍命、不舍酒’的汪曾祺，后有来者从维熙，怕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从维熙老师近年特别喜欢喝一种山东德州出产的白酒，酱香型。叫做“古贝春”。后来，每年，我去看他几次，都要带上这种酒。有时候，他还给我他老家的“玉田老酒”作为交换。2019年春节我去看他，带的还是这种酒。没想到，在这年10月底，他就因病去世了。我去医院看望他，在病床上的他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我轻轻摸了摸他有些浮肿的胳膊和腿部，感觉到他身体在发高烧，但四肢却冰凉，不禁流下泪来。
　　酒魂西行，文人与酒的故事却能在千百年来不断留下来，成为文学中最为芬芳的一部分。
　　选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