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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民族最近处在一个比较躁动的过程，整个社会环境是浮躁的。老师也就免不了浮躁，而且一旦在学术上得到成就，就能迅速跟待遇职称直接挂钩”
人物周刊：上海纽约大学于今年1月19日正式获教育部同意筹建，将由纽约大学与华东师大共建，是国内第一所中美合作的国际化大学，2013年有望在全世界范围内招收首届本科生。它的建立对我国高等教育格局会有多大的改变？
刘经南：我认为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不会是大量的、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这种联合办学形式不会是盲目发展，不会像那几年办独立学院那样。而且，它也不应该以挣钱为目的，不像早期的独立学院——很多老板虽然在客观上支持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所谓大众化甚至普及化，其实仍是以近期利益为目标。
人物周刊：最近人们还在关注另一所学校——南方科技大学，首批学生已于近日开学。南科大去行政化的体制改革引发了很多遐想。深圳方面宣称，南科大欲效法香港科大，用20年左右时间办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
刘经南：关于南方科大，不要纯粹看作是教育行政化的突破，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分野，不能这么简单地看。它是一个整体的高校办学的探索。
应该有这样敢吃螃蟹的人和敢吃螃蟹的尝试。目前国家既然批了也表示支持，它就有这个条件。香港科技大学能在较短时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它能够把世界第一流的人才吸引到这里来，但是我们光凭财力以及局部的环境不一定能够很快把世界第一流的人才召唤过来。所以，看它20年能不能做到像香港科大那样，就看它吸引世界一流人才的速度和创新文化环境形成的速度。而现在它面临的竞争对手不是香港科技大学当时面对的那些大学，而是我们国家这些办了几十年、上百年的高水平公立大学，它们也会更加开放，也在寻求多种资源，而且得到国家更多优先的支持，20年后的水平也应该是国际一流的了。
搞教育还需要相应的交流和文化氛围。如果南科大能够融入香港、深圳和广州的大学群体中去，形成一个新的环珠江三角洲高水平大学教育圈子，形成互动，会好很多。我总认为办高校需要一种氛围。想办成香港科大那样，我们的某些文化环境、观念环境，会不会达到香港那些大学的那种氛围？
人物周刊：人们关注上海纽约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是因为它们都是针对现行教育体制所作出的改革。但是，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公立大学而言，体制的改革，似乎仍遥不可及。
刘经南：就目前中国的国情来看，公立大学应当尝试将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相互划分清楚，形成相对独立又相对关联的权力结构。高校改革，尤其需要改革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往往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现状。目前大学行政化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整个国家的管理体制中政府是强势型政府，公办大学一定程度上像政府派出的教育机构，本身的管理内涵就像个小政府，使得大学不得不适应这种行政化环境和管理模式，而不是像国外——国外公办大学只是指一种投入机制，学校还是一种非常自治性的法人团体。
另一个是学校内部的权力结构像政府一样过分集中，边缘化了学术权力，甚至边缘化了教授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大学行政化的问题不是认识了就一下子解决得了的，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不单是高校，就算是在国内社会中，自治性的法人团体都很少。自治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人们公民意识、文化素养有全面提高，学校经济实力也大幅度提升，民主风气浓厚，监督机制健全，能够形成一些自治组织的法人结构来规范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依靠什么政府来规范行动。达到这样一个程度时，才可以说去行政化的条件成熟了。
人物周刊：您觉得现在还不是大学完全去行政化的时候？
刘经南：我觉得现在学校可以做去行政化的探索。因为我们是强势型政府，如果大学没有很强的行政化结构与之相适应，就应付不了这么多事情。我们不是一个很完善的自治性强的社会，也就不能完全脱离行政化。现在要取消这一点，变成完全一视同仁的扁平结构，好像是公平了，但它与我们的社会结构不相适应，会产生新的问题。但学校内部的去行政化是可以做的，如提升学术委员会、教代会决策作用，下放部分行政权、财权、人事权到院系。
人物周刊：高校招生改革近年来有些新动作值得关注。以北大和清华为代表，中国名校开始形成所谓的招生联盟机制。“一考”逐步变“多考”。您心目中理想的选拔学生的模式是怎样的？
刘经南：我的理想状态是有多种选项和多种方式来考核学生，而不是只有一种。而且我认为在将来，不同品质大学之间的学生规范化流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途径。形成一种在不同品质不同水平的大学之间的桥梁或者说通道让学生选择是应该的，即学生能在不同品质不同水平大学之间通过资格认可进行正向反向流动的通道。在教育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德国等，就有这种不是一考定终身、体现了教育公平原则和以学生为本的机制。
人物周刊：最后请您谈谈近年来频发的高校腐败问题。
刘经南：高校腐败一个表现是管理上的，另一个是学术上的。管理上的腐败，集中体现在最近十来年，高校体制改革之后，在办学规模的跃进中，在后勤社会化、大兴基建的过程中，由于管理规范性的失衡，再加上社会本身贪污腐败的风气影响，树欲静而风不止，某种程度上就越来越严重。内部环境中，我们尚严重缺乏管理规范，尚未建立完整有效的大学章程、行政制度、校内师生民主监督以及社会监督等。
我觉得这个根源之一，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看，就是我们民族最近处在一个比较躁动的过程。过去我们民族比较落后，整个国家受气，全体老百姓都希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落后的状态，所以发展就非常快。发展一快就容易失衡，大家的浮躁心理就更加膨胀。最近几年，政府、社会各界都受这种浮躁的影响，因而整个社会环境是浮躁的。老师也就免不了浮躁，而且一旦在学术上得到成就，就能迅速跟待遇职称直接挂钩。高校内部管理简单化、数字化，用单纯的数量指标来评价高等教育，往往见数量不见质量。
我期待，学者还是该具有很高的学术兴趣和学术责任感，沉在那里去做一两件有意义的事。一句话，大学的管理和学术都规范化了，大学追求真理、崇尚学术的精神回归了，我们的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还会很远吗！
人物周刊：上海纽约大学于今年1月19日正式获教育部同意筹建，将由纽约大学与华东师大共建，是国内第一所中美合作的国际化大学，2013年有望在全世界范围内招收首届本科生。它的建立对我国高等教育格局会有多大的改变？
刘经南：我认为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不会是大量的、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这种联合办学形式不会是盲目发展，不会像那几年办独立学院那样。而且，它也不应该以挣钱为目的，不像早期的独立学院——很多老板虽然在客观上支持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所谓大众化甚至普及化，其实仍是以近期利益为目标。
人物周刊：最近人们还在关注另一所学校——南方科技大学，首批学生已于近日开学。南科大去行政化的体制改革引发了很多遐想。深圳方面宣称，南科大欲效法香港科大，用20年左右时间办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
刘经南：关于南方科大，不要纯粹看作是教育行政化的突破，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分野，不能这么简单地看。它是一个整体的高校办学的探索。
应该有这样敢吃螃蟹的人和敢吃螃蟹的尝试。目前国家既然批了也表示支持，它就有这个条件。香港科技大学能在较短时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它能够把世界第一流的人才吸引到这里来，但是我们光凭财力以及局部的环境不一定能够很快把世界第一流的人才召唤过来。所以，看它20年能不能做到像香港科大那样，就看它吸引世界一流人才的速度和创新文化环境形成的速度。而现在它面临的竞争对手不是香港科技大学当时面对的那些大学，而是我们国家这些办了几十年、上百年的高水平公立大学，它们也会更加开放，也在寻求多种资源，而且得到国家更多优先的支持，20年后的水平也应该是国际一流的了。
搞教育还需要相应的交流和文化氛围。如果南科大能够融入香港、深圳和广州的大学群体中去，形成一个新的环珠江三角洲高水平大学教育圈子，形成互动，会好很多。我总认为办高校需要一种氛围。想办成香港科大那样，我们的某些文化环境、观念环境，会不会达到香港那些大学的那种氛围？
人物周刊：人们关注上海纽约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是因为它们都是针对现行教育体制所作出的改革。但是，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公立大学而言，体制的改革，似乎仍遥不可及。
刘经南：就目前中国的国情来看，公立大学应当尝试将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相互划分清楚，形成相对独立又相对关联的权力结构。高校改革，尤其需要改革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往往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现状。目前大学行政化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整个国家的管理体制中政府是强势型政府，公办大学一定程度上像政府派出的教育机构，本身的管理内涵就像个小政府，使得大学不得不适应这种行政化环境和管理模式，而不是像国外——国外公办大学只是指一种投入机制，学校还是一种非常自治性的法人团体。
另一个是学校内部的权力结构像政府一样过分集中，边缘化了学术权力，甚至边缘化了教授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大学行政化的问题不是认识了就一下子解决得了的，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不单是高校，就算是在国内社会中，自治性的法人团体都很少。自治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人们公民意识、文化素养有全面提高，学校经济实力也大幅度提升，民主风气浓厚，监督机制健全，能够形成一些自治组织的法人结构来规范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依靠什么政府来规范行动。达到这样一个程度时，才可以说去行政化的条件成熟了。
人物周刊：您觉得现在还不是大学完全去行政化的时候？
刘经南：我觉得现在学校可以做去行政化的探索。因为我们是强势型政府，如果大学没有很强的行政化结构与之相适应，就应付不了这么多事情。我们不是一个很完善的自治性强的社会，也就不能完全脱离行政化。现在要取消这一点，变成完全一视同仁的扁平结构，好像是公平了，但它与我们的社会结构不相适应，会产生新的问题。但学校内部的去行政化是可以做的，如提升学术委员会、教代会决策作用，下放部分行政权、财权、人事权到院系。
人物周刊：高校招生改革近年来有些新动作值得关注。以北大和清华为代表，中国名校开始形成所谓的招生联盟机制。“一考”逐步变“多考”。您心目中理想的选拔学生的模式是怎样的？
刘经南：我的理想状态是有多种选项和多种方式来考核学生，而不是只有一种。而且我认为在将来，不同品质大学之间的学生规范化流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途径。形成一种在不同品质不同水平的大学之间的桥梁或者说通道让学生选择是应该的，即学生能在不同品质不同水平大学之间通过资格认可进行正向反向流动的通道。在教育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德国等，就有这种不是一考定终身、体现了教育公平原则和以学生为本的机制。
人物周刊：最后请您谈谈近年来频发的高校腐败问题。
刘经南：高校腐败一个表现是管理上的，另一个是学术上的。管理上的腐败，集中体现在最近十来年，高校体制改革之后，在办学规模的跃进中，在后勤社会化、大兴基建的过程中，由于管理规范性的失衡，再加上社会本身贪污腐败的风气影响，树欲静而风不止，某种程度上就越来越严重。内部环境中，我们尚严重缺乏管理规范，尚未建立完整有效的大学章程、行政制度、校内师生民主监督以及社会监督等。
我觉得这个根源之一，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看，就是我们民族最近处在一个比较躁动的过程。过去我们民族比较落后，整个国家受气，全体老百姓都希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落后的状态，所以发展就非常快。发展一快就容易失衡，大家的浮躁心理就更加膨胀。最近几年，政府、社会各界都受这种浮躁的影响，因而整个社会环境是浮躁的。老师也就免不了浮躁，而且一旦在学术上得到成就，就能迅速跟待遇职称直接挂钩。高校内部管理简单化、数字化，用单纯的数量指标来评价高等教育，往往见数量不见质量。
我期待，学者还是该具有很高的学术兴趣和学术责任感，沉在那里去做一两件有意义的事。一句话，大学的管理和学术都规范化了，大学追求真理、崇尚学术的精神回归了，我们的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还会很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