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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秋收起义到三湾改编,谭希林一直是军队的基层军官。后来共和国的一些上将,都出自谭希林所在的营、连,他们称谭希林为“老首长、老领导”。比如谭希林任连长时,后来的上将张宗逊就在谭希林所在的连任副连长。更让谭希林的人生增添传奇色彩的,是他从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二军首任军长转任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首任大使。
在井冈山上
谭希林,曾用名谭在章,1908年3月12日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铜官乡源家湖村。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编入工兵科学习;年底,工兵科由广州迁到武汉,编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年7月,谭希林在武汉分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卢德铭警卫团担任见习排长。
谭希林事后回忆说:“秋收起义时,我是武汉警卫团的特务连连长。后到平江、浏阳、萍乡交界的山口村,部队进行了一次小整编,我改任一团二连排长,到三湾改编后仍任排长。部队上井冈山第二次打茶陵时,我任(二连)连长。”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9月19日,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出发,在芦溪与国民党军打了一仗后,开到了莲花县。打进莲花县时,已是吃午饭的时间,谭希林带着自己的排冲进了国民党县政府。占领县政府后,谭希林分派一个班的兵力去打开班房,解救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当晚,谭希林住在县城的南面,担任永新方向的警戒。当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驻在县城里面,毛泽东跟师部住在一起。
9月29日中午,秋收起义后的700多名官兵到了江西省永新县西边的三湾。在这里,毛泽东对军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除了确定“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等建军原则外,还将700余人的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两个营。团长陈浩,党代表何挺颖,参谋长韩昌剑。缩编后的师长余洒度和三团团长苏先骏等编余干部被编到军官队。
10月中旬,部队到了湖南酃县(今炎陵县)十都水口,司令部驻在朱家祠。谭希林率全排战士驻在离水口三四里远的一个亭子里,担任酃县方向的警戒任务。三天后,余洒度和苏先骏两人“开小差”逃跑,经过谭希林排的岗哨,被哨兵拦了下来。
哨兵向谭希林报告了情况。谭希林跑到哨位,问余洒度和苏先骏:“你们要到哪里去?”余洒度和苏先骏说:“我们要走,是毛委员允许我们走的。”谭希林说:“没有证明不能过。”余洒度和苏先骏则执意要走,谭希林只好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事后,谭希林回忆说:“毛委员气量大,说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
就这样,余洒度和苏先骏离开了红军部队,后来,他俩叛变革命,还出卖了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郭亮。谭希林回忆说:“当时部队小了,有些立场不坚定的人,主要是那些在旧军队当过官的,看不到革命的前途,经不起考验,就当了逃兵,脱离革命了。”
接着,部队去攻打茶陵。谭希林率全排战士从湖口的南面进入茶陵城。城里的国民党军和国民党县政府的人听说红军打来了,早跑光了。谭希林带着部队,在城内没有休息,除打开班房放了一些人,搞了些报纸外,下午三四点钟就退出了茶陵,从铁牛边过河,回到坑口,第二天原路返回井冈山。
第二次打茶陵是在11月中旬。部队出发前,毛泽东作了动员:“这次打茶陵我们要扩大政治影响,要宣传、组织、武装群众。”他还风趣地说:“我这个人是要革命的,可我这个脚不太革命。”
谭希林回忆说:“确实,他的脚烂得很厉害。部队在莲花县城时,我看到过毛委员,穿一件灰色汗褂,一条灰色裤,颈上围披一条又长又粗的毛巾。他这条毛巾既用来揩汗、洗脸,又用来洗澡。脚上穿着一双草鞋,卷起裤脚,手里拿着一把雨伞。在行军的路途中,由于毛委员的脚被草鞋打破,肉已溃烂,走路很困难。红军战士们搞了一副竹子担架要抬他走,他拒绝了,说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
毛泽东和部队从坑口、上元一带进入茶陵。二打茶陵胜利后,开始建立人民政权,叫茶陵人民委员会。不久,茶陵人民委员会改称茶陵工农兵政府,谭梓生任县长。谭希林率部队护送谭梓生上任。谭希林也由排长提升为连长,率连队驻茶陵保卫新生政权。
茶陵工农兵政府只存在了40多天,但在这40多天时间里,谭希林率连队在茶陵打了四仗。头一仗跟挨户团打,第二仗跟罗定的兵打,第三仗跟吴尚的第八军打。打了三仗,仗仗大获全胜,影响非常大,最后逼得国民党军驻安仁的方鼎英部、驻高陇的罗定部、驻攸县的吴尚部,全部集中起来向茶陵城逼近。12月下旬,部队在茶陵打最后一仗。这一仗,打得非常激烈,红军兄弟部队都从东边赶来参战了。仗打了整整一天,到黄昏时,上级决定脱离战斗,撤出茶陵。
谭希林奉命断后掩护部队撤退。直到深夜12点,大部队安全撤离后,谭希林才下令连队撤出茶陵。谭希林率掩护部队从界首那条路上撤到湖口,团长陈浩不让部队过河,党代表宛希先则要部队尽快过河。谭希林这才知道,团长和党代表产生了意见分歧:团长陈浩反对回井冈山,主张在外面打游击(事后获悉,实际上陈浩想带部队投降敌人),党代表宛希先坚决要回井冈山。
部队回不回井冈山,关键在于要不要从湖口过河,这里成了分水岭。
决策层争执得非常厉害。三营营长张子清支持宛希先的意见,主张回井冈山。这时,毛泽东得到消息,带着陈伯钧等20余人,从井冈山上赶下来,来到湖口。宛希先向毛泽东反映了情况。毛泽东当即在湖口召开紧急会议,宣布解除陈浩的职务,部队返回井冈山。
12月29日,部队在砻市河边召开大会。毛泽东宣布前委决定,处决叛徒陈浩。宣判大会上,毛泽东还宣读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
根据任务分工,谭希林率连队到遂川,开始做群众工作。
指挥乌江架桥
在红军长征史上,强渡乌江是值得浓墨重彩描绘的一笔。这中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谭希林现场指挥乌江架竹桥。
现场指挥乌江架桥,这与谭希林在长征前的任职有密切关系。1928年5月,谭希林任红四军第三十一团一营副营长、代营长。1929年春,调任红四军军部特务支队支队长,8月任闽西红军学校教育长,11月调任闽西红军指挥部参谋长。1930年8月任红二十一军参谋长、代理军长,10月任红十二军参谋长兼三十师师长。1931年3月,调任中革军委警卫团团长,5月任红一方面军南路临时指挥部司令员。因战斗失利,谭希林受到不公正的处分。1932年8月后,谭希林历任瑞金红军学校工兵连连长、军事教员、步兵团副团长、特科团团长、特科学校工兵营营长。1934年10月,长征开始,谭希林调任中革军委干部团工兵主任,12月任工兵营营长。
1934年12月31日夜,部队在乌江边上守岁迎新,工兵营驻在离乌江30公里的一个村子里。这是部队在长征途中过的第一个元旦,指战员们和往常一样,做些“击鼓传花”之类的游戏。正当玩得起劲时,上级传来命令:部队立即出发,拂晓前赶到乌江江界渡口,执行架桥任务。
谭希林率工兵营连夜出发,一路上思考了许多问题:这条水上道路怎样修?要多少器材?器材从哪里取?强渡分队什么时候过江?到达江边后,谭希林立即召集连长、指导员和排长们研究架桥计划,把路上思考的问题拿出来讨论研究。根据江水的深度和流量,他们决定扎竹排搭浮桥。
制订出架桥的具体计划后,谭希林立即上报指挥所。指挥所同意了工兵营的意见,并马上命令步兵和工兵一起去砍黄竹,后面的部队帮忙搜集绳索、门板、木材、箩筐等架桥器材。
在谭希林的指挥下,部队按作业顺序编成器材供应、编制竹排、架设、投锚、救护、预备等9个作业组。乌江架桥作业就这样有序展开了。
乌江又名黔江,两岸悬崖绝壁直刺青天,江面波涛汹涌,河床暗礁林立。在谭希林现场指挥下,经过紧张的36个小时作业,浮桥终于跨过了乌江。
1935年1月3日至6日,红军主力部队扛着红旗,以四路纵队快速从浮桥上通过乌江。
毛泽东走过浮桥,连声称赞:“真了不起。我们的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成这样的桥,世界上都没有。”朱德走在桥上,诗兴大发:“莫道乌江天险,看红军等闲飞渡!”
6日下午,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当跟踪的国民党军追到江边时,红军早已将浮桥拆毁,开到乌江江界渡口百里之外了。凭借强渡乌江的胜利,红军把“追剿”的国民党军远远甩在了乌江以东地区。
1935年10月,谭希林随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留在陕北的部分部队组建了八路军留守兵团。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也随即成立,谭希林任司令部参谋长,司令员兼政委是高岗。
江淮春晓
1939年6月24日,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在安徽省肥东县青龙场被错杀。重新整编后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由徐海东兼任司令员。因徐海东未到职,司令员由政委戴季英兼代,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谭希林被派往整编后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任参谋长。12月,谭希林调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三支队司令员是谭震林,政委是胡荣。
1940年7月,江北指挥部决定加强江北游击纵队力量,谭希林调江北游击纵队任司令员,原司令员孙仲德改任纵队政委,部队整编为两个团。这时候,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和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等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掀起了反共高潮,调动部队向新四军摆出进攻态势。一时间,江南江北阴霾笼罩。
谭希林和十四团政委李世焱到江北指挥部请示工作。刘少奇对他们说:“现在时局逆转,国民党准备投降。我们坚决揭露他们的投降阴谋,他们就一定要和我们搞摩擦。我们必须明确认清,反共是投降的准备步骤。因此,(我们)不仅要打鬼子,还要准备反摩擦。现在(看来),摩擦是非反不可,否则就犯了原则错误。而且,如果不在反摩擦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敌后就没有我们的地位,就没有我们的根据地,抗日统一战线也就统不起来!”
刘少奇特别叮嘱,必须反对“挨打观点”。刘少奇说:“军队嘛,就要打仗,人家来打你,你也要去打人家。有些人不这样想,等人家打上门来了,就把部队拉出去打游击,这是被动的‘挨打观点’。能够搞几个根据地,脚踏实地地发展,不比打游击好吗?一旦国民党要投降,摩擦起来,我们没有根据地,力量比他们小,不能克服投降派,也就谈不上抗日了,那还有什么游击可打?”
谭希林说:“党的指示,我们一定牢牢记住。”接着又问:“把人家打跑了,国民党会有好县长派来吗?”“自己派嘛!”刘少奇说,“省长我们也能派出来。我们有一个县,派县长,有几个县,就派专员。”李世焱插话问:“人家承认吗?”“要谁承认?党承认你,人民承认你!”刘少奇斩钉截铁地说,“在这革命高潮的时刻里,我们一定要大刀阔斧地工作,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我们的政权。如果不把政权掌握到手,建立根据地是不可能的!”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重建新四军军部。谭希林任重建后的新四军第二师第六旅旅长兼政委,孙仲德任副旅长,朱绍清任参谋长。谭希林指挥部队打下定远县,刘少奇派来了魏文伯当县长。
谭希林组织几千群众,打着彩旗,开了个盛大的欢迎县长魏文伯大会。会上,宣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权成立。随后,贴出安民布告,公布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政策。几天后,谭希林又率部打下了滁县、凤阳的一些地区。地区扩大了,随即成立了定(远)凤(阳)滁(县)办事处,魏文伯兼主任。事后,谭希林回忆说:“定远县的政权,恰如新芽初绽,预示着江淮平原的春晓。”
1943年9月,谭希林调任新四军第七师代理师长,并兼任中共皖江区党委常委。谭希林指挥部队,参加了建立、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扩大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解放青岛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谭希林奉命率新四军第七师主力撤到淮南津浦路西。10月,第七师整编,下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旅,谭希林被正式任命为第七师师长,曾希圣任政委。12月,第七师编入山东野战军,改称津浦前线野战军第三师,谭希林任师长,曾希圣任政委。后来,第三师改称山东野战军第七师,再后来又改称山东野战军第三纵队,部队军政主官谭希林、曾希圣均未变动。
1949年2月15日,陈毅、饶漱石、张云逸、舒同等四人签署命令:“奉中央军委总政电令:‘决以胶东纵队编为第三十二军,暂归华东军区直接指挥。兹任命:谭希林为第三十二军军长,刘涌为第三十二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彭林为第三十二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希林成了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二军首任军长。第三十二军下辖第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师。
此时,山东境内除青岛、即墨、长山列岛外均已解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以第三十二军和警备第四旅为主力发起青(岛)即(墨)战役,彻底消灭山东境内的国民党军,以实现整个山东的完全解放。为便于指挥,成立了青即战役指挥部,许世友任指挥,谭希林、刘涌任副指挥,彭林任政委。5月3日,许世友一声令下,谭希林和刘涌、彭林指挥第三十二军,与警备第四旅分东、西、中三路向青岛市郊发起猛烈进攻。战斗一直打到5月24日,守青岛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军一七○师八一○团团长蔡晋康率部投诚。5月26日,第三十二军一部攻克即墨县城,紧接着又横扫了城阳、女姑口、赵村、仙家寨等国民党军据点。至此,第三十二军消灭了盘踞在青岛、即墨的国民党正规军、保安部队、土顽武装约7万兵力。6月1日,东线部队警备第四旅由沿海绕过崂山,占领沙子口,国民党青岛守军陷入包围。6月2日,第三十二军和警备第四旅一齐向国民党军最后一道防线——沧口、李村发起进攻。国民党守军从海上溃逃,解放军攻入青岛市区,青岛宣告解放。当天,谭希林通过广播电台宣布,青岛市人民政府和青岛警备区司令部成立。第三十二军军部兼青岛警备区司令部。马保三就任青岛市市长。谭希林兼任青岛警备区司令员。
1949年10月,谭希林调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次年12月,第三十二军番号撤销,所属部队第九十四、九十五师分别调入第二十七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建制,第九十六师兼福建省建阳军分区,军部扩为第八兵团兵团部。谭希林奉命调外交部工作。
驻捷克斯洛伐克首任大使
新中国成立后,需要派出一批大使。1950年8月,谭希林被任命为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全权大使,成了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首任大使。
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是在1949年10月6日建立外交关系的。1950年初,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法朗梯谢(魏斯柯普)经苏联来华赴任。
8月18日,谭希林偕夫人吴文彬以及驻捷全体外交官、工作人员乘国际列车赴捷任职,9月5日抵达捷首都布拉格。捷外交部副部长、布拉格市市长、首都卫戍区司令等100余人在车站迎候。捷方提供了一座前王宫作为中国使馆的临时馆址。9月14日,谭希林向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呈递交了国书。
谭希林到任后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做好迎接新中国国庆一周年活动。当时,使馆刚搬进新址,环境新、经验少、语言不通、时间仓促,但谭希林以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克服重重困难,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布置并主持了国庆招待会。这是中国驻捷使馆建馆后的第一个国庆招待会,也是首次举办的大型对外活动,受到各方好评与称赞。
谭希林在部队养成的打仗靠前侦察和指挥的知己知彼作风,在当大使时同样保持并发扬光大。在建馆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后,谭希林除了出席一般外交礼仪活动外,就是着手抓驻在国的情况调研工作。谭希林总是把了解、学习和研究驻在国的情况作为使馆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一再向工作人员说:“宴会、参观、送往迎来等社交活动,不是简单的外交应酬,要通过这些活动去认识人物、熟悉情况、联络感情、宣传自己。”
在调查工作中,谭希林首先组织翻译力量,成立资料组,从组织上给调研工作以保证。之后,每年制订计划,提出调查研究工作的重点和专题。此外,谭希林还率领部分同志对摩拉维、斯洛伐克、西捷克等地区进行实地参观,历时三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谭希林在参观俄斯特拉发城最老也是最大的维可维采钢铁厂、占欧洲第二位的斯沃保达焦煤厂、具有百年历史的斯哥达正厂和新建的哥特瓦尔德冶金联合工厂等21家工厂、3个农业合作社及2家国营农场后,说:“通过参观访问,了解到捷工农业生产的一些实际情况,增加了感性知识,也广泛接触了捷人民,增进了友谊。”由于谭希林重视调研工作,在全馆同志的努力下,使馆的调研工作不断改进、加强,调研资料从数量到质量都有很大提高,得到了国内的肯定和表扬。
在谭希林任大使的四年任期内,中捷双方签订了文化合作、科学与技术合作、邮政、电信、广播等六个协定。中国派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工会等二十几个代表团访捷。捷克斯洛伐克亦派出十几个各种性质的代表团访华。双方还互相举办了各种展览会、电影周。中国电影《白毛女》、捷电影《好兵帅克》分别博得了两国无数观众的好评。中国的100多种书籍被译成捷文,发行量近百万册,屈原、鲁迅等人的作品在捷广为流传。同样,捷民族英雄尤利乌斯·伏契克的形象在中国人民中间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了中国青年的学习榜样。
1954年10月17日,谭希林任大使期满,奉调回国。
许多事情总是十分巧合。谭希林去捷任大使时,适逢新中国国庆1周年,离任时恰赶上新中国国庆5周年。谭希林扑下心来,操办和主持在自己任期内的最后一次国庆招待会。捷总统在两国建交5周年时应邀出席,为招待会增添了极其友好的气氛。
谭希林回国后离开外交部,重返部队工作,担任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副部长。1955年10月,谭希林被授予中将军衔。1958年11月至1969年7月,谭希林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与刘亚楼“冰释前嫌”
说是“冰释前嫌”,其实这是谭希林和刘亚楼之间一段相互促进的故事。故事的主角自然是谭希林和刘亚楼,但有一个配角不可或缺。这个配角的名字叫谢雪畴。谢雪畴在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担任师政治部主任时,谭希林在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的山东军区工作,两人是老相识。谢雪畴在华东军区空军当副政委时,刘亚楼在解放军空军任司令员,两人是上下级关系。
两位主角在红军时期,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经历。谭希林是红军学校的教育长,刘亚楼是红军学校的学员。刘亚楼是木匠出身,没有受过军事方面的正规训练,但凭借勇敢,当过敢死队队长,打过许多胜仗;而谭希林是黄埔军校出身,对刘亚楼在校时自由散漫,不注重军容风纪等看不惯。有一次,谭希林严厉批评刘亚楼:“凭你这一冲一杀能带出好部队?你能成个好指挥员吗?傻打傻冲,好部队都要被你带坏了,都要被你断送了!”
严厉的批评伤了刘亚楼的自尊。自此,提起谭希林,刘亚楼心里就老大不服气。
刘亚楼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后,发现学院要求比红军学校更严格,起居作息,行为举止都要求正规化。这时,刘亚楼终于明白过来了,谭希林的批评没有错。刘亚楼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留在苏联红军中工作。希特勒进攻苏联时,斯大林召集几个中国红军师长谈话,让大家谈谈如何对付希特勒。刘亚楼讲了自己的看法,受到斯大林的欣赏。刘亚楼被斯大林安排到马林诺夫斯基手下当参谋。抗日战争结束后,刘亚楼从苏联回国,去了东北,当四野的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刘亚楼回到北京当空军司令员,打听谭希林,才知道谭希林出国当大使去了。刘亚楼心中的“前嫌”,一时没法释怀。
此事一直藏在刘亚楼心里。一次聚餐会上,谢雪畴向刘亚楼等空军领导敬酒。刘亚楼像将军命令战场上的士兵一样,让谢雪畴喝三杯。谢雪畴无奈,只得喝下三杯,喝完后心想,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走上前给刘亚楼倒了满满一杯茅台酒,恭恭敬敬地端到刘亚楼面前,说:“我向红五团老政委敬杯酒,红五团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刘亚楼一听红五团,立马来了精神,问:“啊!你也是红五团的?”
谢雪畴说:“我哪是红五团的,我是听谭希林说的。”
刘亚楼听到谭希林的名字,马上搁下酒杯,说:“这会儿人多,有许多话,我另找机会同你细谈。”
第二天,刘亚楼就把谢雪畴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把自己心里的“前嫌”一一倒给了谢雪畴。于是,谢雪畴把谭希林提出要向红五团学习的事,讲给了刘亚楼:“1940年,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摩擦新高潮,指令大别山的广西军向淮南新四军四支队进攻。广西军里有个一七八团,由副师长谭何易指挥,从我们根据地的南边一口气打到了我们四支队驻地太平集。支队参谋长兼我们团团长谭希林在会上说:‘这是广西军大革命时期的一个主力团,是李宗仁、白崇禧起家的血本。北伐时期,蒋介石组织国民党的军队搞试射比赛,这个团拿了第一名。要消灭这个团,非红五团来不行。红五团政委刘亚楼,仗打到紧要关头,便光着膀子,拎着刺刀同敌人拼。刺刀见红就是这样杀出名的。’”
刘亚楼问:“除了这些,谭希林还说了什么?”谢雪畴说:“他还说,我们这几个老团没有一个能跟红五团比的。他让我们向红五团好好学习,像政委刘亚楼那样,把部队带出‘刺刀见红’的作风来。”
刘亚楼说:“真的没有想到,他背后讲了我们红五团和我个人这么多好话。他以前对我的批评都是出于对我深切的关爱。我真的要十分感谢你了,你把我从来不知道的这些事告诉了我。我有时间就去看望他,望他多保重。”
不久,谢雪畴到北京景山后街谭希林住处看望病中的谭希林。谭希林问:“你们空军刘亚楼还生我的气吗?我对他作过很多批评,有些批评也确实太过火了,恐怕他现在对我还有意见。不过我对他并没有恶意。现在他有出息了,当了空军司令员,我心里高兴。”
谢雪畴见谭希林还在自责对刘亚楼的批评,便把刘亚楼交代的话告诉了谭希林。谭希林听了异常激动,说:“你替我告诉他,早年,我对他批评是太过火了。对于这点,我向他道歉!”
谭希林和刘亚楼的“前嫌”,在谢雪畴这一不经意的敬酒中冰释了。
1970年2月11日,谭希林在北京逝世。
(作者声明:本文由《党史博览》独家编发,未经允许,不准选编、摘编、上网等。)
在井冈山上
谭希林,曾用名谭在章,1908年3月12日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铜官乡源家湖村。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编入工兵科学习;年底,工兵科由广州迁到武汉,编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年7月,谭希林在武汉分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卢德铭警卫团担任见习排长。
谭希林事后回忆说:“秋收起义时,我是武汉警卫团的特务连连长。后到平江、浏阳、萍乡交界的山口村,部队进行了一次小整编,我改任一团二连排长,到三湾改编后仍任排长。部队上井冈山第二次打茶陵时,我任(二连)连长。”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9月19日,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出发,在芦溪与国民党军打了一仗后,开到了莲花县。打进莲花县时,已是吃午饭的时间,谭希林带着自己的排冲进了国民党县政府。占领县政府后,谭希林分派一个班的兵力去打开班房,解救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当晚,谭希林住在县城的南面,担任永新方向的警戒。当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驻在县城里面,毛泽东跟师部住在一起。
9月29日中午,秋收起义后的700多名官兵到了江西省永新县西边的三湾。在这里,毛泽东对军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除了确定“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等建军原则外,还将700余人的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两个营。团长陈浩,党代表何挺颖,参谋长韩昌剑。缩编后的师长余洒度和三团团长苏先骏等编余干部被编到军官队。
10月中旬,部队到了湖南酃县(今炎陵县)十都水口,司令部驻在朱家祠。谭希林率全排战士驻在离水口三四里远的一个亭子里,担任酃县方向的警戒任务。三天后,余洒度和苏先骏两人“开小差”逃跑,经过谭希林排的岗哨,被哨兵拦了下来。
哨兵向谭希林报告了情况。谭希林跑到哨位,问余洒度和苏先骏:“你们要到哪里去?”余洒度和苏先骏说:“我们要走,是毛委员允许我们走的。”谭希林说:“没有证明不能过。”余洒度和苏先骏则执意要走,谭希林只好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事后,谭希林回忆说:“毛委员气量大,说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
就这样,余洒度和苏先骏离开了红军部队,后来,他俩叛变革命,还出卖了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郭亮。谭希林回忆说:“当时部队小了,有些立场不坚定的人,主要是那些在旧军队当过官的,看不到革命的前途,经不起考验,就当了逃兵,脱离革命了。”
接着,部队去攻打茶陵。谭希林率全排战士从湖口的南面进入茶陵城。城里的国民党军和国民党县政府的人听说红军打来了,早跑光了。谭希林带着部队,在城内没有休息,除打开班房放了一些人,搞了些报纸外,下午三四点钟就退出了茶陵,从铁牛边过河,回到坑口,第二天原路返回井冈山。
第二次打茶陵是在11月中旬。部队出发前,毛泽东作了动员:“这次打茶陵我们要扩大政治影响,要宣传、组织、武装群众。”他还风趣地说:“我这个人是要革命的,可我这个脚不太革命。”
谭希林回忆说:“确实,他的脚烂得很厉害。部队在莲花县城时,我看到过毛委员,穿一件灰色汗褂,一条灰色裤,颈上围披一条又长又粗的毛巾。他这条毛巾既用来揩汗、洗脸,又用来洗澡。脚上穿着一双草鞋,卷起裤脚,手里拿着一把雨伞。在行军的路途中,由于毛委员的脚被草鞋打破,肉已溃烂,走路很困难。红军战士们搞了一副竹子担架要抬他走,他拒绝了,说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
毛泽东和部队从坑口、上元一带进入茶陵。二打茶陵胜利后,开始建立人民政权,叫茶陵人民委员会。不久,茶陵人民委员会改称茶陵工农兵政府,谭梓生任县长。谭希林率部队护送谭梓生上任。谭希林也由排长提升为连长,率连队驻茶陵保卫新生政权。
茶陵工农兵政府只存在了40多天,但在这40多天时间里,谭希林率连队在茶陵打了四仗。头一仗跟挨户团打,第二仗跟罗定的兵打,第三仗跟吴尚的第八军打。打了三仗,仗仗大获全胜,影响非常大,最后逼得国民党军驻安仁的方鼎英部、驻高陇的罗定部、驻攸县的吴尚部,全部集中起来向茶陵城逼近。12月下旬,部队在茶陵打最后一仗。这一仗,打得非常激烈,红军兄弟部队都从东边赶来参战了。仗打了整整一天,到黄昏时,上级决定脱离战斗,撤出茶陵。
谭希林奉命断后掩护部队撤退。直到深夜12点,大部队安全撤离后,谭希林才下令连队撤出茶陵。谭希林率掩护部队从界首那条路上撤到湖口,团长陈浩不让部队过河,党代表宛希先则要部队尽快过河。谭希林这才知道,团长和党代表产生了意见分歧:团长陈浩反对回井冈山,主张在外面打游击(事后获悉,实际上陈浩想带部队投降敌人),党代表宛希先坚决要回井冈山。
部队回不回井冈山,关键在于要不要从湖口过河,这里成了分水岭。
决策层争执得非常厉害。三营营长张子清支持宛希先的意见,主张回井冈山。这时,毛泽东得到消息,带着陈伯钧等20余人,从井冈山上赶下来,来到湖口。宛希先向毛泽东反映了情况。毛泽东当即在湖口召开紧急会议,宣布解除陈浩的职务,部队返回井冈山。
12月29日,部队在砻市河边召开大会。毛泽东宣布前委决定,处决叛徒陈浩。宣判大会上,毛泽东还宣读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
根据任务分工,谭希林率连队到遂川,开始做群众工作。
指挥乌江架桥
在红军长征史上,强渡乌江是值得浓墨重彩描绘的一笔。这中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谭希林现场指挥乌江架竹桥。
现场指挥乌江架桥,这与谭希林在长征前的任职有密切关系。1928年5月,谭希林任红四军第三十一团一营副营长、代营长。1929年春,调任红四军军部特务支队支队长,8月任闽西红军学校教育长,11月调任闽西红军指挥部参谋长。1930年8月任红二十一军参谋长、代理军长,10月任红十二军参谋长兼三十师师长。1931年3月,调任中革军委警卫团团长,5月任红一方面军南路临时指挥部司令员。因战斗失利,谭希林受到不公正的处分。1932年8月后,谭希林历任瑞金红军学校工兵连连长、军事教员、步兵团副团长、特科团团长、特科学校工兵营营长。1934年10月,长征开始,谭希林调任中革军委干部团工兵主任,12月任工兵营营长。
1934年12月31日夜,部队在乌江边上守岁迎新,工兵营驻在离乌江30公里的一个村子里。这是部队在长征途中过的第一个元旦,指战员们和往常一样,做些“击鼓传花”之类的游戏。正当玩得起劲时,上级传来命令:部队立即出发,拂晓前赶到乌江江界渡口,执行架桥任务。
谭希林率工兵营连夜出发,一路上思考了许多问题:这条水上道路怎样修?要多少器材?器材从哪里取?强渡分队什么时候过江?到达江边后,谭希林立即召集连长、指导员和排长们研究架桥计划,把路上思考的问题拿出来讨论研究。根据江水的深度和流量,他们决定扎竹排搭浮桥。
制订出架桥的具体计划后,谭希林立即上报指挥所。指挥所同意了工兵营的意见,并马上命令步兵和工兵一起去砍黄竹,后面的部队帮忙搜集绳索、门板、木材、箩筐等架桥器材。
在谭希林的指挥下,部队按作业顺序编成器材供应、编制竹排、架设、投锚、救护、预备等9个作业组。乌江架桥作业就这样有序展开了。
乌江又名黔江,两岸悬崖绝壁直刺青天,江面波涛汹涌,河床暗礁林立。在谭希林现场指挥下,经过紧张的36个小时作业,浮桥终于跨过了乌江。
1935年1月3日至6日,红军主力部队扛着红旗,以四路纵队快速从浮桥上通过乌江。
毛泽东走过浮桥,连声称赞:“真了不起。我们的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成这样的桥,世界上都没有。”朱德走在桥上,诗兴大发:“莫道乌江天险,看红军等闲飞渡!”
6日下午,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当跟踪的国民党军追到江边时,红军早已将浮桥拆毁,开到乌江江界渡口百里之外了。凭借强渡乌江的胜利,红军把“追剿”的国民党军远远甩在了乌江以东地区。
1935年10月,谭希林随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留在陕北的部分部队组建了八路军留守兵团。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也随即成立,谭希林任司令部参谋长,司令员兼政委是高岗。
江淮春晓
1939年6月24日,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在安徽省肥东县青龙场被错杀。重新整编后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由徐海东兼任司令员。因徐海东未到职,司令员由政委戴季英兼代,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谭希林被派往整编后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任参谋长。12月,谭希林调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三支队司令员是谭震林,政委是胡荣。
1940年7月,江北指挥部决定加强江北游击纵队力量,谭希林调江北游击纵队任司令员,原司令员孙仲德改任纵队政委,部队整编为两个团。这时候,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和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等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掀起了反共高潮,调动部队向新四军摆出进攻态势。一时间,江南江北阴霾笼罩。
谭希林和十四团政委李世焱到江北指挥部请示工作。刘少奇对他们说:“现在时局逆转,国民党准备投降。我们坚决揭露他们的投降阴谋,他们就一定要和我们搞摩擦。我们必须明确认清,反共是投降的准备步骤。因此,(我们)不仅要打鬼子,还要准备反摩擦。现在(看来),摩擦是非反不可,否则就犯了原则错误。而且,如果不在反摩擦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敌后就没有我们的地位,就没有我们的根据地,抗日统一战线也就统不起来!”
刘少奇特别叮嘱,必须反对“挨打观点”。刘少奇说:“军队嘛,就要打仗,人家来打你,你也要去打人家。有些人不这样想,等人家打上门来了,就把部队拉出去打游击,这是被动的‘挨打观点’。能够搞几个根据地,脚踏实地地发展,不比打游击好吗?一旦国民党要投降,摩擦起来,我们没有根据地,力量比他们小,不能克服投降派,也就谈不上抗日了,那还有什么游击可打?”
谭希林说:“党的指示,我们一定牢牢记住。”接着又问:“把人家打跑了,国民党会有好县长派来吗?”“自己派嘛!”刘少奇说,“省长我们也能派出来。我们有一个县,派县长,有几个县,就派专员。”李世焱插话问:“人家承认吗?”“要谁承认?党承认你,人民承认你!”刘少奇斩钉截铁地说,“在这革命高潮的时刻里,我们一定要大刀阔斧地工作,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我们的政权。如果不把政权掌握到手,建立根据地是不可能的!”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重建新四军军部。谭希林任重建后的新四军第二师第六旅旅长兼政委,孙仲德任副旅长,朱绍清任参谋长。谭希林指挥部队打下定远县,刘少奇派来了魏文伯当县长。
谭希林组织几千群众,打着彩旗,开了个盛大的欢迎县长魏文伯大会。会上,宣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权成立。随后,贴出安民布告,公布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政策。几天后,谭希林又率部打下了滁县、凤阳的一些地区。地区扩大了,随即成立了定(远)凤(阳)滁(县)办事处,魏文伯兼主任。事后,谭希林回忆说:“定远县的政权,恰如新芽初绽,预示着江淮平原的春晓。”
1943年9月,谭希林调任新四军第七师代理师长,并兼任中共皖江区党委常委。谭希林指挥部队,参加了建立、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扩大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解放青岛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谭希林奉命率新四军第七师主力撤到淮南津浦路西。10月,第七师整编,下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旅,谭希林被正式任命为第七师师长,曾希圣任政委。12月,第七师编入山东野战军,改称津浦前线野战军第三师,谭希林任师长,曾希圣任政委。后来,第三师改称山东野战军第七师,再后来又改称山东野战军第三纵队,部队军政主官谭希林、曾希圣均未变动。
1949年2月15日,陈毅、饶漱石、张云逸、舒同等四人签署命令:“奉中央军委总政电令:‘决以胶东纵队编为第三十二军,暂归华东军区直接指挥。兹任命:谭希林为第三十二军军长,刘涌为第三十二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彭林为第三十二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希林成了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二军首任军长。第三十二军下辖第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师。
此时,山东境内除青岛、即墨、长山列岛外均已解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以第三十二军和警备第四旅为主力发起青(岛)即(墨)战役,彻底消灭山东境内的国民党军,以实现整个山东的完全解放。为便于指挥,成立了青即战役指挥部,许世友任指挥,谭希林、刘涌任副指挥,彭林任政委。5月3日,许世友一声令下,谭希林和刘涌、彭林指挥第三十二军,与警备第四旅分东、西、中三路向青岛市郊发起猛烈进攻。战斗一直打到5月24日,守青岛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军一七○师八一○团团长蔡晋康率部投诚。5月26日,第三十二军一部攻克即墨县城,紧接着又横扫了城阳、女姑口、赵村、仙家寨等国民党军据点。至此,第三十二军消灭了盘踞在青岛、即墨的国民党正规军、保安部队、土顽武装约7万兵力。6月1日,东线部队警备第四旅由沿海绕过崂山,占领沙子口,国民党青岛守军陷入包围。6月2日,第三十二军和警备第四旅一齐向国民党军最后一道防线——沧口、李村发起进攻。国民党守军从海上溃逃,解放军攻入青岛市区,青岛宣告解放。当天,谭希林通过广播电台宣布,青岛市人民政府和青岛警备区司令部成立。第三十二军军部兼青岛警备区司令部。马保三就任青岛市市长。谭希林兼任青岛警备区司令员。
1949年10月,谭希林调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次年12月,第三十二军番号撤销,所属部队第九十四、九十五师分别调入第二十七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建制,第九十六师兼福建省建阳军分区,军部扩为第八兵团兵团部。谭希林奉命调外交部工作。
驻捷克斯洛伐克首任大使
新中国成立后,需要派出一批大使。1950年8月,谭希林被任命为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全权大使,成了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首任大使。
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是在1949年10月6日建立外交关系的。1950年初,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法朗梯谢(魏斯柯普)经苏联来华赴任。
8月18日,谭希林偕夫人吴文彬以及驻捷全体外交官、工作人员乘国际列车赴捷任职,9月5日抵达捷首都布拉格。捷外交部副部长、布拉格市市长、首都卫戍区司令等100余人在车站迎候。捷方提供了一座前王宫作为中国使馆的临时馆址。9月14日,谭希林向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呈递交了国书。
谭希林到任后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做好迎接新中国国庆一周年活动。当时,使馆刚搬进新址,环境新、经验少、语言不通、时间仓促,但谭希林以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克服重重困难,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布置并主持了国庆招待会。这是中国驻捷使馆建馆后的第一个国庆招待会,也是首次举办的大型对外活动,受到各方好评与称赞。
谭希林在部队养成的打仗靠前侦察和指挥的知己知彼作风,在当大使时同样保持并发扬光大。在建馆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后,谭希林除了出席一般外交礼仪活动外,就是着手抓驻在国的情况调研工作。谭希林总是把了解、学习和研究驻在国的情况作为使馆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一再向工作人员说:“宴会、参观、送往迎来等社交活动,不是简单的外交应酬,要通过这些活动去认识人物、熟悉情况、联络感情、宣传自己。”
在调查工作中,谭希林首先组织翻译力量,成立资料组,从组织上给调研工作以保证。之后,每年制订计划,提出调查研究工作的重点和专题。此外,谭希林还率领部分同志对摩拉维、斯洛伐克、西捷克等地区进行实地参观,历时三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谭希林在参观俄斯特拉发城最老也是最大的维可维采钢铁厂、占欧洲第二位的斯沃保达焦煤厂、具有百年历史的斯哥达正厂和新建的哥特瓦尔德冶金联合工厂等21家工厂、3个农业合作社及2家国营农场后,说:“通过参观访问,了解到捷工农业生产的一些实际情况,增加了感性知识,也广泛接触了捷人民,增进了友谊。”由于谭希林重视调研工作,在全馆同志的努力下,使馆的调研工作不断改进、加强,调研资料从数量到质量都有很大提高,得到了国内的肯定和表扬。
在谭希林任大使的四年任期内,中捷双方签订了文化合作、科学与技术合作、邮政、电信、广播等六个协定。中国派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工会等二十几个代表团访捷。捷克斯洛伐克亦派出十几个各种性质的代表团访华。双方还互相举办了各种展览会、电影周。中国电影《白毛女》、捷电影《好兵帅克》分别博得了两国无数观众的好评。中国的100多种书籍被译成捷文,发行量近百万册,屈原、鲁迅等人的作品在捷广为流传。同样,捷民族英雄尤利乌斯·伏契克的形象在中国人民中间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了中国青年的学习榜样。
1954年10月17日,谭希林任大使期满,奉调回国。
许多事情总是十分巧合。谭希林去捷任大使时,适逢新中国国庆1周年,离任时恰赶上新中国国庆5周年。谭希林扑下心来,操办和主持在自己任期内的最后一次国庆招待会。捷总统在两国建交5周年时应邀出席,为招待会增添了极其友好的气氛。
谭希林回国后离开外交部,重返部队工作,担任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副部长。1955年10月,谭希林被授予中将军衔。1958年11月至1969年7月,谭希林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与刘亚楼“冰释前嫌”
说是“冰释前嫌”,其实这是谭希林和刘亚楼之间一段相互促进的故事。故事的主角自然是谭希林和刘亚楼,但有一个配角不可或缺。这个配角的名字叫谢雪畴。谢雪畴在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担任师政治部主任时,谭希林在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的山东军区工作,两人是老相识。谢雪畴在华东军区空军当副政委时,刘亚楼在解放军空军任司令员,两人是上下级关系。
两位主角在红军时期,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经历。谭希林是红军学校的教育长,刘亚楼是红军学校的学员。刘亚楼是木匠出身,没有受过军事方面的正规训练,但凭借勇敢,当过敢死队队长,打过许多胜仗;而谭希林是黄埔军校出身,对刘亚楼在校时自由散漫,不注重军容风纪等看不惯。有一次,谭希林严厉批评刘亚楼:“凭你这一冲一杀能带出好部队?你能成个好指挥员吗?傻打傻冲,好部队都要被你带坏了,都要被你断送了!”
严厉的批评伤了刘亚楼的自尊。自此,提起谭希林,刘亚楼心里就老大不服气。
刘亚楼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后,发现学院要求比红军学校更严格,起居作息,行为举止都要求正规化。这时,刘亚楼终于明白过来了,谭希林的批评没有错。刘亚楼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留在苏联红军中工作。希特勒进攻苏联时,斯大林召集几个中国红军师长谈话,让大家谈谈如何对付希特勒。刘亚楼讲了自己的看法,受到斯大林的欣赏。刘亚楼被斯大林安排到马林诺夫斯基手下当参谋。抗日战争结束后,刘亚楼从苏联回国,去了东北,当四野的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刘亚楼回到北京当空军司令员,打听谭希林,才知道谭希林出国当大使去了。刘亚楼心中的“前嫌”,一时没法释怀。
此事一直藏在刘亚楼心里。一次聚餐会上,谢雪畴向刘亚楼等空军领导敬酒。刘亚楼像将军命令战场上的士兵一样,让谢雪畴喝三杯。谢雪畴无奈,只得喝下三杯,喝完后心想,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走上前给刘亚楼倒了满满一杯茅台酒,恭恭敬敬地端到刘亚楼面前,说:“我向红五团老政委敬杯酒,红五团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刘亚楼一听红五团,立马来了精神,问:“啊!你也是红五团的?”
谢雪畴说:“我哪是红五团的,我是听谭希林说的。”
刘亚楼听到谭希林的名字,马上搁下酒杯,说:“这会儿人多,有许多话,我另找机会同你细谈。”
第二天,刘亚楼就把谢雪畴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把自己心里的“前嫌”一一倒给了谢雪畴。于是,谢雪畴把谭希林提出要向红五团学习的事,讲给了刘亚楼:“1940年,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摩擦新高潮,指令大别山的广西军向淮南新四军四支队进攻。广西军里有个一七八团,由副师长谭何易指挥,从我们根据地的南边一口气打到了我们四支队驻地太平集。支队参谋长兼我们团团长谭希林在会上说:‘这是广西军大革命时期的一个主力团,是李宗仁、白崇禧起家的血本。北伐时期,蒋介石组织国民党的军队搞试射比赛,这个团拿了第一名。要消灭这个团,非红五团来不行。红五团政委刘亚楼,仗打到紧要关头,便光着膀子,拎着刺刀同敌人拼。刺刀见红就是这样杀出名的。’”
刘亚楼问:“除了这些,谭希林还说了什么?”谢雪畴说:“他还说,我们这几个老团没有一个能跟红五团比的。他让我们向红五团好好学习,像政委刘亚楼那样,把部队带出‘刺刀见红’的作风来。”
刘亚楼说:“真的没有想到,他背后讲了我们红五团和我个人这么多好话。他以前对我的批评都是出于对我深切的关爱。我真的要十分感谢你了,你把我从来不知道的这些事告诉了我。我有时间就去看望他,望他多保重。”
不久,谢雪畴到北京景山后街谭希林住处看望病中的谭希林。谭希林问:“你们空军刘亚楼还生我的气吗?我对他作过很多批评,有些批评也确实太过火了,恐怕他现在对我还有意见。不过我对他并没有恶意。现在他有出息了,当了空军司令员,我心里高兴。”
谢雪畴见谭希林还在自责对刘亚楼的批评,便把刘亚楼交代的话告诉了谭希林。谭希林听了异常激动,说:“你替我告诉他,早年,我对他批评是太过火了。对于这点,我向他道歉!”
谭希林和刘亚楼的“前嫌”,在谢雪畴这一不经意的敬酒中冰释了。
1970年2月11日,谭希林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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