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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喧哗与骚动》和《秦腔》虽诞生于不同的时代和国度，却都具有“多声啷性”、“对话性”和“未完成性”等“复调”特征。借助比较研究，探求了两部作品相似的“复调性”及其必然性。
关键词 《喧哗与骚动》《秦腔》复调
作为20世纪俄国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_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复调小说理论。巴赫金认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复调小说”虽然是巴赫金提出用以形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特点的，但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文坛，还有不少作家的作品都具有明显的复调特征。
威廉·福克纳与贾平凹是两个时代、两个国度的作家，《喧哗与骚动》和《秦腔》怍为其各自的代表作，在诸多方面都具有复调特征。本文笔者试从“众声喧哗——多声部性”、“全面对话”和“未完成性”三个方面研究了这两部小说相似的复调特征。进而论证了作品复调特征的必然性。
一、复调特征分析
巴赫金所谓的复调小说是一种多声部小说，作品中多个自我意识享有平等的话语权，它们之间相互独立，展开平等的对话交流。正如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分析：“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相互间不发生融合”。简言之，复调小说须有三个特征：“多声部性”、“对话性”和“未完成性”。
《喧哗与骚动》四个乐章的结构演绎出其“多声部性”。班吉、昆丁、杰生和迪尔西的讲述代表着他们各自的声音—班吉对凯蒂无限依赖的感情：昆丁对家族荣誉和清教贞洁观的痴迷：杰生对金钱和仇恨的执着以及迪尔西的善良与奉献。其中迪尔西的讲述采用全知全能视角，让读者对事件听得更加清楚、看的更加真切。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主人公不是客体性的形象，而是有充分分量的话语，即纯粹的声音，我们不是看见主人公。而是听见主人公：除了他的诉述，我们的所见所闻都无足轻重，都作为主人公诉述的材料而为之吞没，或者作为一种刺激和激发因素留在主人公的话外”《秦腔》的叙述人——疯子引生的非权威性声音构成了它独特的“多声部”。从引生的叙述中读者可以“听到”作品中主人公的众声喧哗：夏天义对传统农耕文明的坚持；夏君亭对现代工业文化到来的期待和欢迎：夏天智对农村传统艺术以及夏风对“现实主义”的执着。
巴赫金说：“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对话理论是巴赫金对世界存在状态、构成方式以及创生过程总的看法和观点。“对话性”在这两部作品中也表现的淋漓尽致。《喧哗与骚动》中，昆丁与杰生关于美国南方传统价值观念的取与舍进行着对话：康普生太太与凯蒂就南方传统妇道观的守与逃进行着对话《秦腔》中，夏天义与夏君亭就中国农村传统农耕文明的取与舍进行着对话：夏天智与夏风关于农村传统文化的不同立场进行着对话。这些对话都以情结为铺垫，但同时又都是超情结性的对话，实际上则是主人公代表自我意识之间的对话。
《喧哗与骚动》和《秦腔》的结尾不是传统独自小说戏剧性、高潮性的结局，而是“复调”小说“未完成”式的结尾《喧哗与骚动》“附录”最后一句“他们在苦熬”就具有非常典型的“未完成”特征《秦腔》结尾引生对夏风回村的等待也具有明显的“未完成”性。这里所指的“未完成性”并非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未完成性，而是各种思想所代表价值的未完成性。正如巴赫金所说：“世上还没有任何终结了的东西，世界的最后结论和关于世界的最后结论，还没有说出来，世界是敞开着的，是自由的：一切都在前方，而且只在前方”。
二、复调的必然性
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时代客观上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多声部性，平民知识分子和社会游民的处境，个人经历和内心感受同客观的多元化生活的深刻联系，最后还有在相互作用和共存中观察世界的天赋一所有这一切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得以成长的土壤”。也就是说，复调之所以成为复调。是一定的主观和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对福克纳与贾平凹而言，客观上，他们所处的时代具有矛盾性、复杂性和多声部性。福克纳时代的美国南方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奴隶制虽然在南北战争中被废除，但南方的经济一直较为落后，思想也趋于保守。一战前后，北方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及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对南方进行无情的渗透和吞噬，导致南方农业经济逐渐解体，各种新旧价值观念在争夺着话语权。不同的声音进行着交流与对话。小说的“复调”特征正是对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无独有偶，贾平凹的创作时期正值中国大踏步进行改革的阶段，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大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与此同时。城市文明与农村的传统文明产生强烈的冲撞与对话，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各种声音都在争夺着话语权，这样矛盾、复杂和多声部的社会特征只有通过小说的“复调性”才能得到真实、客观的演绎。主观上，福克纳作为从小生长在南方的作家，他很珍视南方的传统价值观念，而故乡传统及其价值观念的嬗变让福克纳的内心无比矛盾与复杂。与此相仿，贾平凹开始文学创作以来也一直热切的关注着家乡的各种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的《商州系列》、《浮躁》到90年代的《土门》，他追忆着乡村生活的美好，在文化上苦苦寻求农村的认同感。但他又是极其理性的，他清楚地认识到乡村城市化的必然性以及传统乡村文明和现代文化此消彼长的真实现状，对传统的生命与精神之源一乡村文明逐渐被现代文化所蚕食。扼杀表现出深深的悲戚和惋惜。站在这样的“历史十字路口”，作家的内心都是矛盾和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对传统有着无限的眷恋：另一方面，他们理性的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作家的思想本身就具有“复调性”。而这种多元的思想通过“复调”小说这种载体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三、结语
综上分析，《喧哗与骚动》和《秦腔》具有“多声部性”、“对话性”与“未完成性”等复调结构特征。而造成小说“复调性”的一是创作背景的“复调性”，即两部作品的创作背景都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多种声音在争夺着话语权：二是两位作家思想的“复调性”，即对传统的留恋与对历史必然性的理性认识。
关键词 《喧哗与骚动》《秦腔》复调
作为20世纪俄国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_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复调小说理论。巴赫金认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复调小说”虽然是巴赫金提出用以形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特点的，但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文坛，还有不少作家的作品都具有明显的复调特征。
威廉·福克纳与贾平凹是两个时代、两个国度的作家，《喧哗与骚动》和《秦腔》怍为其各自的代表作，在诸多方面都具有复调特征。本文笔者试从“众声喧哗——多声部性”、“全面对话”和“未完成性”三个方面研究了这两部小说相似的复调特征。进而论证了作品复调特征的必然性。
一、复调特征分析
巴赫金所谓的复调小说是一种多声部小说，作品中多个自我意识享有平等的话语权，它们之间相互独立，展开平等的对话交流。正如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分析：“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相互间不发生融合”。简言之，复调小说须有三个特征：“多声部性”、“对话性”和“未完成性”。
《喧哗与骚动》四个乐章的结构演绎出其“多声部性”。班吉、昆丁、杰生和迪尔西的讲述代表着他们各自的声音—班吉对凯蒂无限依赖的感情：昆丁对家族荣誉和清教贞洁观的痴迷：杰生对金钱和仇恨的执着以及迪尔西的善良与奉献。其中迪尔西的讲述采用全知全能视角，让读者对事件听得更加清楚、看的更加真切。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主人公不是客体性的形象，而是有充分分量的话语，即纯粹的声音，我们不是看见主人公。而是听见主人公：除了他的诉述，我们的所见所闻都无足轻重，都作为主人公诉述的材料而为之吞没，或者作为一种刺激和激发因素留在主人公的话外”《秦腔》的叙述人——疯子引生的非权威性声音构成了它独特的“多声部”。从引生的叙述中读者可以“听到”作品中主人公的众声喧哗：夏天义对传统农耕文明的坚持；夏君亭对现代工业文化到来的期待和欢迎：夏天智对农村传统艺术以及夏风对“现实主义”的执着。
巴赫金说：“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对话理论是巴赫金对世界存在状态、构成方式以及创生过程总的看法和观点。“对话性”在这两部作品中也表现的淋漓尽致。《喧哗与骚动》中，昆丁与杰生关于美国南方传统价值观念的取与舍进行着对话：康普生太太与凯蒂就南方传统妇道观的守与逃进行着对话《秦腔》中，夏天义与夏君亭就中国农村传统农耕文明的取与舍进行着对话：夏天智与夏风关于农村传统文化的不同立场进行着对话。这些对话都以情结为铺垫，但同时又都是超情结性的对话，实际上则是主人公代表自我意识之间的对话。
《喧哗与骚动》和《秦腔》的结尾不是传统独自小说戏剧性、高潮性的结局，而是“复调”小说“未完成”式的结尾《喧哗与骚动》“附录”最后一句“他们在苦熬”就具有非常典型的“未完成”特征《秦腔》结尾引生对夏风回村的等待也具有明显的“未完成”性。这里所指的“未完成性”并非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未完成性，而是各种思想所代表价值的未完成性。正如巴赫金所说：“世上还没有任何终结了的东西，世界的最后结论和关于世界的最后结论，还没有说出来，世界是敞开着的，是自由的：一切都在前方，而且只在前方”。
二、复调的必然性
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时代客观上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多声部性，平民知识分子和社会游民的处境，个人经历和内心感受同客观的多元化生活的深刻联系，最后还有在相互作用和共存中观察世界的天赋一所有这一切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得以成长的土壤”。也就是说，复调之所以成为复调。是一定的主观和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对福克纳与贾平凹而言，客观上，他们所处的时代具有矛盾性、复杂性和多声部性。福克纳时代的美国南方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奴隶制虽然在南北战争中被废除，但南方的经济一直较为落后，思想也趋于保守。一战前后，北方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及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对南方进行无情的渗透和吞噬，导致南方农业经济逐渐解体，各种新旧价值观念在争夺着话语权。不同的声音进行着交流与对话。小说的“复调”特征正是对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无独有偶，贾平凹的创作时期正值中国大踏步进行改革的阶段，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大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与此同时。城市文明与农村的传统文明产生强烈的冲撞与对话，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各种声音都在争夺着话语权，这样矛盾、复杂和多声部的社会特征只有通过小说的“复调性”才能得到真实、客观的演绎。主观上，福克纳作为从小生长在南方的作家，他很珍视南方的传统价值观念，而故乡传统及其价值观念的嬗变让福克纳的内心无比矛盾与复杂。与此相仿，贾平凹开始文学创作以来也一直热切的关注着家乡的各种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的《商州系列》、《浮躁》到90年代的《土门》，他追忆着乡村生活的美好，在文化上苦苦寻求农村的认同感。但他又是极其理性的，他清楚地认识到乡村城市化的必然性以及传统乡村文明和现代文化此消彼长的真实现状，对传统的生命与精神之源一乡村文明逐渐被现代文化所蚕食。扼杀表现出深深的悲戚和惋惜。站在这样的“历史十字路口”，作家的内心都是矛盾和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对传统有着无限的眷恋：另一方面，他们理性的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作家的思想本身就具有“复调性”。而这种多元的思想通过“复调”小说这种载体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三、结语
综上分析，《喧哗与骚动》和《秦腔》具有“多声部性”、“对话性”与“未完成性”等复调结构特征。而造成小说“复调性”的一是创作背景的“复调性”，即两部作品的创作背景都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多种声音在争夺着话语权：二是两位作家思想的“复调性”，即对传统的留恋与对历史必然性的理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