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如锉。细磨无声，回顾几十年前档案编研工作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可谓艰难之极，让人感慨万千。胡锦涛曾说：“档案是人们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重要依据。档案事业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借助档案，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过去，把握现在。预见未来。”为了使档案记录在构建历史记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必须通过档案编研工作使档案记录的内容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得以认知。引起情感共鸣直至被“记忆”。尤其是在解放前，编辑出版文献材料，不仅是档案工作者的一项基本任务，更是党的一项重要的事业。这项工作对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张，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击反动统治者的罪恶，报道人民军队战斗胜利消息，传达人民政府的施政纲领，介绍工作经验，交流情报信息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战斗武器!不论是在秘密环境地下斗争的岁月里，、还是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里，在编辑和发行党政军重要文献汇集时，当时的档案工作者都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他们在积极提供材料、参与编辑、组织发行和传递等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1年11月在中共中央局发布的第一份通告中就要求各地方党组织编辑出版报刊，并积极推销中共中央局机关报《向导》、《党报》等。开始，由党内宣传主任和秘书负责编辑、出版、发行工作。1923年10月15目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达了《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要求教育宣传委员会下设编辑部、函授部、通讯部、印行部、图书馆；编辑部负责《新青年》、《前锋》、《向导》等八种刊物的出版工作：党的各地方委员会中须有一人负教育宣传之责。自此，上至中共中央执委会下到中共地方委员会都成立了出版部、党报委员会、报刊出版社、编辑部等组织领导机构。
　　一、秘书负责编辑发行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条件特殊，党内没有专职档案管理人员。因此，在大革命运动中形成的数以万计的党内外重要文件史料，保存下来的却如凤毛麟角寥寥无几。为了加强这方面工作，党中央在1923年6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建立了秘书制度，规定“秘书员[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此外，还规定本党委员长、秘书及会计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发行用本党名义之出版物”。早期的秘书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肩负着档案保管的职责。《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所说的“管理本党文件”，实际上就是档案管理工作。同时“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这里说的“通信”，主要是指为《前锋》、《向导》、《共产党》等报刊组织稿件和发行书报刊物。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中共执行委员会秘书。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秘书，可见，毛泽东就是管理本党文件的第一人。此外，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等都负责过《新青年》等几种报刊的主编、印刷和发行工作。
　　二、教育宣传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般称之为教育宣传工作，即党内为教育工作(偶尔称政治教育)，党外为宣传工作或宣传鼓动(偶尔称政治宣传)；但在黄埔军校中则使用政治工作、政治教育等概念。其中，1923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则是党在创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比较重要的教育宣传工作的专门性文件之一，职责“在于研究并实行团体以内之政治上的主义上的教育工作以及团体以外之宣传鼓动。”虽然中央执委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责组织稿件、书报刊物传递和发行工作，但毕竟从中央到地区执委会秘书工作过于繁忙，对书报刊物编辑、出版、发行难以顾及。于是，《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中又规定宣传委员会下设编辑部、函授部、通讯部、印行部和图书馆，并由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和高军宇等分别担任《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等主编。可见，教育宣传委员会在当时担负着大量的文献编研工作。
　　为了达到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要多样化。党中央在历次文件中都强调这一问题，提出和规定了许多具体的方式方法。并把它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如：要办好党报和党刊，充分发挥《向导》、《新青年》等刊物的宣传教育作用；要办好党校，对党员进行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并培训一批宣传工作人才：要认真做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宣传读物和党校教材的编辑和编译工作：各地方之政治讨论、各小组之政治演讲和组织原理讲演均需切实抓紧抓好：在职工中要设办工人补习学校、星期日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举行经常的或临时的讲演会；党支部每次会议都应注意政治报告和党的策略之解释，以及内外宣传遇有困难的报告和讨论：“各地方不应忽略了利用每个群众集合(会)，实行我们广大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在这种工作中传单小册子的内容，讲演人的口号均宜十分切合群众本身实际要求。”编研工作在我党成立之初就十分受到重视，成为围绕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时事政策的前沿阵地，是当时激发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热情的重要武器。
　　三、出版部。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委会决定将教育宣传委员会一分为二，以蔡和森为首组成“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负责编辑《党报》等党内刊物；以张伯简为书记成立中共中央出版部，负责党的书报刊物的印刷、出版、发行工作。张伯简别名洪鸿，有时写作红鸿，英文写作Honhon。中共中央出版部发布的文件落款常常是“C.P.中央出版部书记Honhon”。此前，张伯简负责《向导》的印刷发行工作。1925年底，毛泽民任该部经理，化名杨杰，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了近六年。中共中央出版部成立后将工作重心放在《向导》的发行上，要求各地及时上报《向导》在当地的销售情况、邮局寄递情况，敦促各地注意扩展党报在当地的销路，寻找“不出费或廉价登《向导》广告之出版物”。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中央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会议决定中央设宣传部、组织部、中央党报委员会、中央出版局等，蔡和森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瞿秋白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张太雷任中央出版局局长。但没多久。中央出版局局长改由汪原放担任。据汪原放回忆。1927年5月。组织上调他为民国日报馆营业主任，同时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出版局局长。他接任中央出版局局长时。当时还有一枚木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出版局之章”。“7·15"事变后，陈独秀要汪原放到上海去，把手上的活完全交给毛泽民。毛泽民便接手了汪原放在民国日报馆和中央出版局的工作。8月，郑超麟继任。这一段时 间，无论中央组织机构怎样变化，主管人员怎样频繁更替，中央出版部(局)的编制总是存在的。这从组织方面也反映了中共中央对于编研发行工作这一领域的重视。中央出版局下属的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一直正常营业。直到“7·15”事变发生后。期间，主要工作有：组织发行网，其党报党刊出版发行工作由中央党报编委会、出版部、各地方区执委会报刊分配股、地方党支部的发行干事，组成党报发行网，负责书报刊物发售推销工作。检查编辑出版发行工作，各级出版发行部设立若干巡视员，到各地视察并指导，目的是落实和促进编辑发行工作的进行。负责编辑出版和发行的协调工作，出版发行部门抽调有编辑、发行经验的同志来从事这项业务。还与秘书部门、交通部门、宣传部门取得密切联系，使提供材料的渠道、交通传递渠道、安全保密渠道畅通。
　　据钱希均回忆，当时中央出版发行部的机关设在大统路大统里，秘密印刷厂设在新闸路斯文里，还有一处房子专门储藏印好的报纸、刊物、传单和书籍。山海关路的一处秘密作坊则是分发秘密文件、运送到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发行基地。当时，负责管理报刊发行的还有中央组织部。组织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使本党宣传品广布全国”，交通干事的任务除担任中央各机关间及中央与所在地地委间的交通外，就是叶旨导出版部向各地扩张公开的宣传品之销路”与“筹划向各地秘密的输送本党宣传品及函件”。当时中央组织部拟订的工作计划和颁布的几则中共中央通告均涉及报刊发行。这些文件大致包括这样几个内容：(1)要求并督促各地各级党组织与全体党团员努力推销党报；(2)督促各地建立相应的发行机构，具体负责在当地发行中央出版物：(3)要求各地及时汇报党报在该地的发行情况，包括发行数量与发行办法；(4)有关报刊发行的技术指导，从订阅报刊的办法到报费的缴纳办法和报刊的运送办法，组织部颁布的文件都有过详细的说明。如《各地方分配及推销中央机关报办法》就是陈独秀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颁布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是关于建立和健全党内交通问题的文件。其中就有具体的运送报刊的办法，例如：选择一两个妥当地址，“最好是靠近轮船码头便于运送的地方作接纳中央出版品的机关”。这些出版品包括《向导》、《中国工人》、《新青年》、《党报》及其他临时刊物等。
　　此外，还发动全体党团员推销党报。中国共产党认为“凡属本党党员，不但有购阅本党中央机关报之义务，并有努力向党外推销之义务”。党发动所有党员、团员推销党的刊物，并要求各支部书记担负起督促的责任，“每支部书记必使各党员订阅并担任推销，至少每人须购阅一份”，如果个人因经济困难不能购阅还必须要经过支部会议的许可才行。此外，党还要求全体党团员依靠各种社会关系在其他报刊上免费或廉价刊登党报广告。当时，《向导》、《中国青年》都印了可以张贴的推销广告，党要求党、团员将它们张贴于各处。中央组织部曾指示各地：“为推销《向导》起见，中局已拟印一种颜色广告，不日可寄各地，各地接到此项广告时，应责成C.P.、C.Y.同志分送当地书铺、书摊。及前往各学校阅书室张贴，至要!”由于《向导》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所以它的发行格外受到全党上下的关注。党要求各级组织、各个党员都要肩负起责任。并且规定了硬性任务，即每一个党员必须推销五份以上《向导》。同时，每一个支部还要负责推销三份以上的《新青年》和《中国工人》。(摘自王晓岚《中国共产党报刊发行史》)
　　四、文献编辑机构。这种机构有三种不同的形式：
　　第一为常设性的编委会。在常设性编委会内，必有一名党中央的负责人、一名宣传部门负责人和一名秘书部门负责人，另外还有专职的具体工作人员。例如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常委决议，在上海创办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五人组成编辑委员会，从1927年10月24日创刊至1932年7月1日出版最后一期，在4年9个月的时间里共出版5卷52期。现在上海愚园路1376弄34号，亨昌里里弄里面，就是当时《布尔什维克》编辑部旧址。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由洛甫、博古、吴亮平、胡乔木和蒋南翔等组成《解放》编委会；由邓发、罗迈、李富春、王首道、冯文彬等组成《共产党人》编委会。这种编委会权威性很大，能调动必要人力、物力或文电材料及其他文字资料为编辑出版工作服务。此外，还决定停办《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同时创办一张综合性的大型日报——《解放日报》。
　　第二为临时性编委会。一般用来编辑文献汇集等。1940年至1941年毛泽东与王明的尖锐对立，已向全党充分显示了整风的必要性，不来一个全党整风。就无法将全党统一在正确路线之下，也无法度过由于日军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封锁的严重困难时期。另一方面，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加上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国共两党的军事摩擦有所减少，国内政治气氛也有所松动。新的反共高潮短期内不大可能到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决定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胡乔木具体组织，中共中央秘书处王首道负责提供文电。
　　从1940年冬季开始编纂《六大以来》。《六大以来》共收录历史文献519篇，280万字，收录文章起自1928年6月，止于1941年11月。其中毛泽东的文章最多，共55篇；刘少奇的文章4篇，周恩来的文章1篇。还收录了大量由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起草的中央文件。六大以来和其后不久编纂出版的《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文件集被认为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
　　第三为专业性编委会。这种编委会多以专业部门负责人牵头，以本专业、本系统或本部门有专长、有学识的人员组成。例如，1929年中共中央秘书处出版的《中共中央秘书处通讯》就是由中共中央秘书长牵头，并由中央秘书处号称“油印博士”的邓小平、政治秘书黄文庸、具有深厚文字研究学识的张唯一等主编。特别是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延安，在重庆，在上海各地方出现了许多文学报刊、文艺报刊、文化教育报刊。比如在延安的《中国文化》编委会就由艾思奇、周杨、丁玲、肖三等组成。1940年，毛泽东还题词“延安文化界活动起来，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族文化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