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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7日下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当提问环节来到最后，问题指向了当今外媒“如何报道中国”。
王毅对此表示，“希望外国媒体记者将焦距对准中国时，既不要用‘美颜相机’，也不要用‘灰黑滤镜’。中国希望并欢迎更多外国媒体记者成为‘新时代的斯诺’”。
王毅提到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Snow），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国新闻史上，斯诺与另外两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LouiseStrong）、艾格尼斯·史沫特莱（AgnesSmedley），是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
一个世纪以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这个全新的政党到底是个什么样？诸如斯诺这样优秀的外国新闻工作者通过他们的笔，得以让世界更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共产党。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在中国多走走、多看看，继续关注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的发展变化，更加全面地了解和报道中国”。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曾如此发出“邀约”：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词，我们一贯欢迎客观的介绍和有益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从来就自信地欢迎所有人近距离观察，只要他们带着客观公正的眼光和态度，他们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
“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上世纪20年代初，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红色中国”在外国人眼中充满神秘。当然这种“神秘”，和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待中共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灭后，为了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国民党除了在军事上进行“围剿”以外，还对中共领导的苏区和根据地进行“封锁”，严格限制物资和信息进出，同时发动“宣传战”，试图对中共进行“匪化”和“妖魔化”宣传。
在国民党围困封锁苏区的情况下，1928年到1936年，国际社会与中共的接触几乎完全被隔绝，西方想获得中共的一手资料和报道，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外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报道大都来自第二手材料，而且充满了敌意……西方记者几乎不可能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美国人肯尼斯·休梅克（KennethShewmaker）在《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一书中写道。
这一时期，美国是最早想要了解“红色中国”的国家之一。斯诺在他最著名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中，回忆起最初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困惑：“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
在斯诺正式来到延安之前，已经有外国人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模样。此人便是来自英国的传教士薄复礼。早在1922年10月，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勃沙特便被教会派往中国西部传教。勃沙特根据孔子讲的“克己复礼”，给自己取了中文名“薄复礼”。
薄复礼有机会接触和报道中国共产党更像是一场意外。
1934年8月，27岁的萧克指挥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出发西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红六军团就突出重围，直插湖南、广西。两省军阀纷纷调集重兵，严防红军入境。根据敌情的变化，红六军团此后开始向贵州境内挺进。10月1日，红六军团攻取贵州黄平县的旧州。
在旧州的一个教堂，和妻子一道路过的薄复礼遇到了红军。不过，一开始出于对传教士过往不好的印象，薄复礼本人被红军扣留下来作为“俘虏”。从那时起，直到1936年4月，薄复礼都与红军待在一起。
贵州道路崎岖，红军整日行军，有时夜里也不休息，薄复礼感到苦不堪言。不过在行军途中，红军战士格外照顾这位洋教士。他们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薄复礼穿，宿营时尽量让他睡在用稻草铺垫的床上，而自己卻睡在潮湿的地上。
慢慢地，薄复礼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态度也发生转变。红军队伍不赌博、不抽鸦片、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使他大为惊讶和敬佩。薄复礼终于认识到，被国民党和部分西方报纸称为“匪徒”的这些人，原来是一群马克思主义者，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
1936年，薄复礼与红军分别，去往昆明。他迫不及待地着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亲身经历，想要把这些告诉人们、告诉世界。在他人的协助下，薄复礼写出了一部传奇纪实作品——《神灵之手》。
那一年11月，《神灵之手》在伦敦出版发行，从而成为西方世界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一个月后，该书便在英国脱销，接着又发行第二版和第三版。薄复礼在书中写道：“我就是这样在‘被迫’中，一点点地认识了共产主义，并随着时间而逐步加深。看到那惊人顽强的斗志和毅力，不能不使人为之感慨万千。”
“中国共产党能从人民那里了解一切”
差不多就在薄复礼与红军分别的同时，远在北平的斯诺，一边从事在华通讯员的工作，一边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兼任新闻系讲师。1936年前后，像他这样身在中国、对中国共产党有兴趣和好感的外国人并不罕见，其中多是记者。 另一方面，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希望有机会向世界展示这个年轻的政党。对于这一点，休梅克也曾写道：“最先到红色中国去的美国访问者们既不是外交家，也不是政府的其他官员。他们中大多数是记者，而其余的是商人、医生、教育工作者、军事观察家、传教士，甚至还有家庭主妇。他们的身份虽然各不相同，但却几乎毫无例外带着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赞美之词，容光焕发地从延安返回。”
1936年6月底，斯诺经宋庆龄介绍，由中共地下组织安排进入苏区。随后4个月时间里，斯诺在陕北进行了一系列会谈采访，采访对象既有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中共领导人，也有普通的革命战士和农民。
斯诺是第一个来到陕北访问的外国记者，毛泽东十分乐意与他交谈。毛泽东给斯诺讲了他的家庭、教育和经历等等，非常详尽。因此，后來毛泽东的传记作品大多把《红星照耀中国》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1936年10月底，斯诺带着十几本采访笔记和30卷胶卷离开陕北。此后，斯诺一边整理资料，一边在各类报纸杂志上陆续发表了几十篇关于中国共产党与“红色中国”的文章，其中《毛泽东自传》在《亚细亚》月刊连载，产生了轰动效应。
1937年7月，在北平城的枪声中，斯诺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同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一个多月就发行5版，并很快被译成法、德、俄、意、日等20多种文字出版。由此，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进一步展现在全世界面前。
从斯诺开始，外国记者与考察团对于中共的关注越来越多。其中，史沫特莱是第一个进入延安的西方女记者，她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详细地记录了朱德的一生，该书与《红星照耀中国》并列成为早期西方人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经典著作。另外，英国人冈瑟·斯坦因（GuntherStein）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也增进了英美读者对于当时中共的了解与同情。
1944年，美军一支18人的观察组来到了延安。在抵达延安的第六天，观察组“政治顾问”谢伟思写下报告：“我们全组成员都有相同的感觉，我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同的人。不可否认，精神气质和气氛都有变化。”
具体来说，谢伟思认为“那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上都如此。官员和人民还有我们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
这一次在延安的行程里，美军观察组见到了一种不同于美国的民主形式：没有造势选举，没有党派斗争，人民群众是根据地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中共的政策则会根据民众的诉求而进行调整。而观察组里的“中国通”戴维斯更略带“醋意”地写道：“这支军队又把人民考虑得过多了。党和军队太讨好群众了，而且什么事都必须开会来决定。”
领队包瑞德在考察八路军的过程中发现，军队里居然没有情报部队，而后来他了解到——“中国共产党能从人民那里了解一切。”这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共之所以能在敌后坚持打游击战，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观察组陆续撤离延安。他们根据亲身经历写出的一份份报告，让彼时大洋彼岸的美国乃至全世界，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与人民交融共生的中国共产党。
这一次在延安的行程里，美军观察组见到了一种不同于美国的民主形式：没有造势选举，没有党派斗争，人民群众是根据地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中共的政策则会根据民众的诉求而进行调整。
80多年前的中国共产党，不断以积极的姿态，迎接世界关切的目光，努力让世界认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更将“友好交往”“增信释疑”的工作纳入政党外交轨道，并于1951年1月成立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过去100年最成功的政党”
近年来，围绕“一带一路”“改革开放”“脱贫攻坚”等话题，外界不断更新对中国共产党的印象。
2021年初，印度最大的通讯社印度报业托拉斯（PTI）曾撰文称，改革开放以来，按照中国现行的贫困标准，中国已有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中国又创造了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从成立时仅有50多名党员的政党，发展为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最大政党;连续执政72年且全球影响力不断提高;带领积贫积弱的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取得如此斐然成就，到底有什么秘诀？这些问题，成为今年外媒热烈讨论的焦点话题。
对此，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更是直言“中国共产党无疑是过去100年中最成功的政党”。雅克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非凡成就在于其能够在100年的历史中，找到一种将巨大改革能力与中国社会和文化深刻结合的方法。可以说，中国在经历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之后，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重要性无与伦比”。
“回溯百年历史，始终与人民在一起，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彪炳史册伟大功绩的一个秘诀”，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2021年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坦诚、友好、开放的姿态依旧没有改变，对人民的态度更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