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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容易被人想象成具有詩人、哲学家、思想者气质的音乐人。这个角色，更多是由乐评人、文人以及媒体赋予的。他自己并不否认。
从1986年工体的那一场演唱会到现在，崔健依然在唱，无论是在主旋律的舞台，还是在容纳百人的小场子，甚至是香港的饭馆。
47岁的崔健似乎一直是一个斗士。他认为自己没有变成熟。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思考和灼灼的言辞。他乐于思考音乐和文化的弊端，往往直言不讳，咄咄逼人。对记者他有些苦口婆心：我希望你能明白我说些什么。
还有人说，崔健太严肃，没有幽默感。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大家都更愿意和和气气做人，但崔健还是一个愤怒的、天真的崔健。
中国音乐家的前景，就像香港音乐的现在。黄家驹早就说过，香港没有音乐界，只有影视界。所有人就是做星，然后潜规则出现，你跟我上床我就让你上镜，出来的全是软件歌手。现在科学技术发展到这一步，怎么样去包装一个人，利用软件修补，就可以让一个不会唱歌的人变成会唱歌的——这个我太清楚了。
人物周刊：今年“十一”国内有很多音乐节，你会不会因此对现场音乐的前景有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
崔健：那这都是被动的开放，商业的开放，旅游业的开放带来的开放。十个有九个可能都是这样的，真正为音乐的音乐节可能只有迷笛音乐节和摩登音乐节，其他都是旅游项目。
现在摇滚乐还没有进入开放的时代呢！能够上台表演就是开放了？不是的。一场演出挣个啤酒钱能说摇滚乐开放了吗？
你在北京这样一个庞大的城市里，只能在两三个酒吧里临时演出，还不能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不能一年上100场演出，没有固定的听众群体去买你们的产品，你就不要说你开放了；我平时自己买票请朋友去人家都不去，没这个产业呢！真正的摇滚乐要变成一个产业，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护批判者的权利。你的权利还没有受到保护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你的选举权还没有受到保护呢，你就不要说进入了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的文化是被动开放的。别觉得今天买了房买了车、天是蓝的，就觉得我们跟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了。你跟社会高层是不是有同等的权利？这才能证明是不是平等。所以咱们都共同生活在一个开口的阶段，还没有进入开放时代。
人物周刊：你觉得国内摇滚乐的发展趋势怎么样？
崔健：别一上来就说摇滚乐怎么样，这纯粹是给摇滚乐穿各种各样它不该穿的鞋。灵魂不需要穿鞋，穿鞋干嘛啊？光着脚挺好的。谁也不要给摇滚乐盖棺定论。特别是现在中国这帮人，包括所谓乐评人，旁门左道，让他们真正地去关注自己的生命去吧——我都不明白摇滚乐到底是什么。
先别管中国摇滚乐怎样发展，你先想想文化产业怎么开放，真正用心创作的艺术家怎么受到保护……这就好了，不光摇滚乐，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音樂毒死灵魂有人起诉吗？”
人物周刊：现在年轻的一代开始听摇滚乐时，他们更可能先去听国外的，或者国内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乐队的，他们对你的认识，往往是一个符号性的认识。
崔健：这是肯定的。年轻一代不听我的是应该的，我们当时也是这么出来的。我们希望年轻人有个性。
年轻人和老一代有不同的价值选择。年轻人可能是世界公民，希望获取世界的所有东西，但是，要是你脱离了自己的文化环境，你的价值也就没有了。
《一无所有》之所以在当时有个性，因为它是本土化的。我们愿意保住这些本土化的东西，并非想获得更多的名誉，因为我们发现，最后我们能够做的，只是写自己的故事，和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有关的故事。但，谁也不能代表这个时代。
现在老有人说80年代？这是炒作出来的。80年代是什么东西？我说80年代就是一种白日的梦。如果到现在都没有坚持下来的价值观，那就没什么可光宗耀祖的。
这种年代的区分，这样的划分确实又无聊又矫情。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实际上也是不良环境的受害者。
为什么我们要区别于80年代出生的人？就因为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吗？有人说，你们那时就文革了，我们直接进入了改革开放了……认为经济的变化才能真正影响人的思想的变化。每当谈论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都觉得说不上什么话。其实无论是60年代生人还是80年代生人，我们共同面对的是共同的文化体制，这个体制决定你什么能够公开，什么不能公开。所有东西都是围绕经济而变化，所有变化都是被动的变化。我们的后代在被奶制品毒害着，被行业的潜规则毒害着，不少官员拿人民的生活当儿戏。奶品毒死孩子有人起诉——但音乐毒死灵魂有人起诉吗？
人物周刊：你提出来“真唱运动”，现在已经6年了，你觉得这六年来有什么样的收获和成果？
崔健：最主要的成果是，我发现了我们生活环境的恶劣性。人们已经太长时间不听真的东西，觉得真的东西变成一种邪恶了。这个演艺行业就是没有设备，没有人才，没有音乐家。现在真实的表演只限于摇滚乐了。真正能够证明摇滚音乐价值的，就是现场演出。
但摇滚乐没有专业的演出场地，除了北京一些酒吧，别的地方基本没有。像我们在香港hardrock演出，堂堂这么一个东方明珠，没有摇滚场地，我们是在饭馆里演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这是真的，就是前几年。我不希望中国大陆也成那样，硕大的一个国家，到最后音乐家在饭馆给人演出。你说中国开放，但是没有演出场地——这都是笑话。
人物周刊：那就是说你觉得这6年的真唱运动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崔健：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的病态，我们都已经病入膏肓了，还不知道自己已经生病了。有那么多东西值得批判，早就应该有人站起来，为什么等毒死人了才站起来？非要人进医院了才站起来？我前两天听说演艺圈的一件事，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演员亲自跟人谈判，说你让我演戏吧，我就跟你睡觉，已经连经纪人说话的那种含蓄都不要了；还有人送自己女儿跟导演睡觉。都成了这么一帮人了，灵魂都跑哪去了？浅薄的东西是不会死人，但它是非常坏的，它杀死一代人的灵魂，但是有人站出来吗？
你不要以为老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为了他们自己，什么老了没人理你了，你着急了，你要弄点事，这才是狗眼看人低呢！一个公民，看到社会不良现象要指出来，这样搞文艺的人才称得上是搞文艺的。文艺丧失了批判的功能你就是搞娱乐的，你跟小姐没什么区别，给人乐一下，人家付你钱而已。
从1986年工体的那一场演唱会到现在，崔健依然在唱，无论是在主旋律的舞台，还是在容纳百人的小场子，甚至是香港的饭馆。
47岁的崔健似乎一直是一个斗士。他认为自己没有变成熟。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思考和灼灼的言辞。他乐于思考音乐和文化的弊端，往往直言不讳，咄咄逼人。对记者他有些苦口婆心：我希望你能明白我说些什么。
还有人说，崔健太严肃，没有幽默感。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大家都更愿意和和气气做人，但崔健还是一个愤怒的、天真的崔健。
中国音乐家的前景，就像香港音乐的现在。黄家驹早就说过，香港没有音乐界，只有影视界。所有人就是做星，然后潜规则出现，你跟我上床我就让你上镜，出来的全是软件歌手。现在科学技术发展到这一步，怎么样去包装一个人，利用软件修补，就可以让一个不会唱歌的人变成会唱歌的——这个我太清楚了。
人物周刊：今年“十一”国内有很多音乐节，你会不会因此对现场音乐的前景有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
崔健：那这都是被动的开放，商业的开放，旅游业的开放带来的开放。十个有九个可能都是这样的，真正为音乐的音乐节可能只有迷笛音乐节和摩登音乐节，其他都是旅游项目。
现在摇滚乐还没有进入开放的时代呢！能够上台表演就是开放了？不是的。一场演出挣个啤酒钱能说摇滚乐开放了吗？
你在北京这样一个庞大的城市里，只能在两三个酒吧里临时演出，还不能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不能一年上100场演出，没有固定的听众群体去买你们的产品，你就不要说你开放了；我平时自己买票请朋友去人家都不去，没这个产业呢！真正的摇滚乐要变成一个产业，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护批判者的权利。你的权利还没有受到保护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你的选举权还没有受到保护呢，你就不要说进入了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的文化是被动开放的。别觉得今天买了房买了车、天是蓝的，就觉得我们跟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了。你跟社会高层是不是有同等的权利？这才能证明是不是平等。所以咱们都共同生活在一个开口的阶段，还没有进入开放时代。
人物周刊：你觉得国内摇滚乐的发展趋势怎么样？
崔健：别一上来就说摇滚乐怎么样，这纯粹是给摇滚乐穿各种各样它不该穿的鞋。灵魂不需要穿鞋，穿鞋干嘛啊？光着脚挺好的。谁也不要给摇滚乐盖棺定论。特别是现在中国这帮人，包括所谓乐评人，旁门左道，让他们真正地去关注自己的生命去吧——我都不明白摇滚乐到底是什么。
先别管中国摇滚乐怎样发展，你先想想文化产业怎么开放，真正用心创作的艺术家怎么受到保护……这就好了，不光摇滚乐，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音樂毒死灵魂有人起诉吗？”
人物周刊：现在年轻的一代开始听摇滚乐时，他们更可能先去听国外的，或者国内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乐队的，他们对你的认识，往往是一个符号性的认识。
崔健：这是肯定的。年轻一代不听我的是应该的，我们当时也是这么出来的。我们希望年轻人有个性。
年轻人和老一代有不同的价值选择。年轻人可能是世界公民，希望获取世界的所有东西，但是，要是你脱离了自己的文化环境，你的价值也就没有了。
《一无所有》之所以在当时有个性，因为它是本土化的。我们愿意保住这些本土化的东西，并非想获得更多的名誉，因为我们发现，最后我们能够做的，只是写自己的故事，和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有关的故事。但，谁也不能代表这个时代。
现在老有人说80年代？这是炒作出来的。80年代是什么东西？我说80年代就是一种白日的梦。如果到现在都没有坚持下来的价值观，那就没什么可光宗耀祖的。
这种年代的区分，这样的划分确实又无聊又矫情。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实际上也是不良环境的受害者。
为什么我们要区别于80年代出生的人？就因为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吗？有人说，你们那时就文革了，我们直接进入了改革开放了……认为经济的变化才能真正影响人的思想的变化。每当谈论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都觉得说不上什么话。其实无论是60年代生人还是80年代生人，我们共同面对的是共同的文化体制，这个体制决定你什么能够公开，什么不能公开。所有东西都是围绕经济而变化，所有变化都是被动的变化。我们的后代在被奶制品毒害着，被行业的潜规则毒害着，不少官员拿人民的生活当儿戏。奶品毒死孩子有人起诉——但音乐毒死灵魂有人起诉吗？
人物周刊：你提出来“真唱运动”，现在已经6年了，你觉得这六年来有什么样的收获和成果？
崔健：最主要的成果是，我发现了我们生活环境的恶劣性。人们已经太长时间不听真的东西，觉得真的东西变成一种邪恶了。这个演艺行业就是没有设备，没有人才，没有音乐家。现在真实的表演只限于摇滚乐了。真正能够证明摇滚音乐价值的，就是现场演出。
但摇滚乐没有专业的演出场地，除了北京一些酒吧，别的地方基本没有。像我们在香港hardrock演出，堂堂这么一个东方明珠，没有摇滚场地，我们是在饭馆里演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这是真的，就是前几年。我不希望中国大陆也成那样，硕大的一个国家，到最后音乐家在饭馆给人演出。你说中国开放，但是没有演出场地——这都是笑话。
人物周刊：那就是说你觉得这6年的真唱运动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崔健：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的病态，我们都已经病入膏肓了，还不知道自己已经生病了。有那么多东西值得批判，早就应该有人站起来，为什么等毒死人了才站起来？非要人进医院了才站起来？我前两天听说演艺圈的一件事，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演员亲自跟人谈判，说你让我演戏吧，我就跟你睡觉，已经连经纪人说话的那种含蓄都不要了；还有人送自己女儿跟导演睡觉。都成了这么一帮人了，灵魂都跑哪去了？浅薄的东西是不会死人，但它是非常坏的，它杀死一代人的灵魂，但是有人站出来吗？
你不要以为老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为了他们自己，什么老了没人理你了，你着急了，你要弄点事，这才是狗眼看人低呢！一个公民，看到社会不良现象要指出来，这样搞文艺的人才称得上是搞文艺的。文艺丧失了批判的功能你就是搞娱乐的，你跟小姐没什么区别，给人乐一下，人家付你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