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太原秀才刘大鹏正好进京赶考。他来自小地方，不知会试特别重视字迹端正，尤其是试题范围超出了四书五经的内容，所以成绩并不理想，落第回家后当起私塾先生。
　　刘大鹏接连三次会试都没考中，一生待在老家，却因他的《退想斋日记》引发史学界的关注。
　　刘大鹏在会试中接触到一些关于洋务的知识，于是托人从北京买来一箱书籍，其中不乏《御批通鉴》《皇朝经世文编》等经世书籍，这页书单背后是他周详的读书计划和治国平天下的壮志雄心。经过一番了解，他才忽然醒悟天下士子纷纷学习洋务知识是“时势使然”。但他仍认为抛弃“经世”而捧“西学”是舍本逐末，所以当山西于1902年率先创办以西学为主的大学堂并聘请外籍教师时，他很不满，并夸几位因不愿与外籍教师为伍而辞职的老师有志气。
　　但有趣的是，刘大鹏抱定孔孟经典，却让儿子报名应考大学堂。传统儒学教育让他很难跳出旧式士子的思维，却并不妨碍他观察时局变化的眼光。这正是当时士子的矛盾心态——既想保持传统情怀，又不得不对变局妥协。
　　刘大鹏仍将举业视为成功的最高标准，至少在民国建立前，他对科举停废一事强烈抵触，担忧“再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吾辈生路已绝”，甚至感叹“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当光绪于1901年宣布变法时，这种士子被国家冷落的悲哀在他的日记中表露得明明白白，“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向洋学，士风日下，伊于胡底耶！”
　　时局变化与旧制崩溃所带来的失落、焦虑、迷茫、恐惧，在明清鼎革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等经世学家身上也能看到。从这个意义来说，刘大鹏不只是普通的读书人，也是一名传道者。但他绝非“书呆子”，于1914年出任县立小学的校长，兼营小型煤窑，还有少量土地。实现“财务自由”后，他不像其他乡绅那样诗酒消遣，而是跋山涉水地寻訪古迹、搜罗文献，写成一系列反映时代风貌的洋洋巨著。
　　他还热衷于地方公益，指导百姓兴修水利，相关举措在如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32年以前，晋祠天龙山石窟的石雕文物被帝国主义分子勾结劣僧疯狂盗窃。刘大鹏成为太原古迹文物保护委员会的成员后，积极追查这场盗窃事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就是新旧交替之际真正士子的高风亮节，他们不一定紧跟时代的步伐，但尽己所能为国效力、为民谋福，无愧于圣贤之道。也正是在这些“小人物”的共同缓冲下，变革的血雨腥风才有所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