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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张治中将军是真正的爱国者。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候，他主动请缨，冲到了抗战的最前线。两次淞沪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硬仗。在这两次重大战役中，父亲都是指挥者。除此之外，他还积极促进两党团结抗战，对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
“一·二八”首战淞沪，决心以身报国
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在上海卫戍的第19路军奋起反抗，这是中国正规军首次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的战斗。当时中国军队散布各地，父亲看到19路军孤军奋战，深为忧虑，他主动向蒋介石请缨：“我们中央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说：“很好。”并马上让何应钦调动散驻在京沪杭的第87师、第88师、中央教导团，合编为第5军，任命父亲为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
就在大战前夕的2月15日深夜，父亲起身打开窗户，面向故乡写下一封遗书，誓言以身报国。他在遗书中写道：“正是国家民族存亡之秋，治中身为军人，理应身赴疆场荷戈奋战，保卫我神圣领土，但求马革裹尸，不愿忍辱偷生……”
2月16日，父亲率部进入上海前沿，归第19路军统一指挥，并担任左翼总指挥。20日，日军发动总攻，庙行战役打响。日军飞机成群结队在我方阵地及后方到处投掷炸弹，更以重炮及舰炮向吴淞、庙行一带阵地集中射击，日军步兵则在飞机炮火掩护下攻击前进。19路军与第5军并肩作战，密切配合，利用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和工事顽强抗击，并组织战斗力强的部队夹击突入江湾、庙行结合部的日军阵地。
21日，夜幕降下后，父亲命令88师预备队528团、工兵营等部队向日方前沿阵地袭击，日军打了两天，十分疲惫，又没有防备，损失惨重。恼羞成怒的日军总指挥植田谦吉调集第9师团和第24混成旅约2万人，于22日凌晨1时向庙行反扑，战况空前激烈。由于中国守军88师官兵早有准备，日军的反扑受到挫折。于是从凌晨3时起，敌集中优势炮火对庙行各线阵地猛烈轰击，企图摧毁我军工事和有生力量。
紧急关头，父亲率教导总队赶到88师部坐镇指挥，命令88师预备队向敌突入区实施反击，87师一部分向庙行增援；另一部分渡河袭击敌之侧背。19路军总指挥部也从左、右、正面向日军展开反击。战至22日下午，三支援军不断向日军进逼，逐步形成从三个方面包围进犯庙行之敌的战局，迫使日军停止进攻。傍晚，我军向日军展开全线反击，日军节节败退。至晚10时，日军大部向淞沪以东溃退，残军被87师消灭。
庙行一役，中国军队歼灭日军3000余人，将日军第9师团和久留米混成旅团的精锐歼灭殆尽，史称“庙行大捷”。蒋介石在发给父亲的电报中说：“自经22日庙行镇一役，我国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中外报纸，也一致认为此役是沪战中国军战绩的最高峰。
5月5日上海签订停战协定后，第5军复原，父亲回南京复命，何应钦希望他留任军职，父亲不同意。摆脱军职，回避“剿共”，从事教育是他的夙愿，经他一再要求，终于获准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继续担任教育长。
在留园设绝密机构，筹备对日作战
淞沪停战协定签字之后，日本侵略中国之心不死，仍到处挑衅。父亲对蒋介石不断进言建议，他根据上海几乎无防可言的严峻现实，建议蒋介石组织一支部队，一旦中日战争爆发，就能够以优势兵力快速突击上海。蒋介石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听取了各种意见和建议。
193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划全国为几个国防区，父亲兼任京沪区的军事负责长官。因为中国的战备工作是在极其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掩护工作进行，父亲从中央军校选调一批干部设置机密的高级教官室，这个高级教官室名义上是教育作业休息的地方，实际上是个司令部。父亲对工作人员下了命令：对外绝不许泄露工作的机密。父亲后来回忆说：“没有一个外人知道，这个小小的地方，竟是孕育伟大的揭开全面抗日战争序幕的司令台。”
高级教官室后来搬到苏州留园，对外称之为“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在留园，父亲组织一批高级参谋人员做秘密准备和部署。一方面，父亲派人在淞沪线、苏福线、锡澄线一带实地侦察、测量，绘制地图，制定初步的作战方案，并构筑小炮、机关枪据点工事。在上海，为了防止构筑工事被发现，不得不通过各种伪装手段来进行。另一方面，父亲又组织人员搜集军事、社会科学的学术资料，研究国内外军事、政治、社会、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形，作出报告或建议，为战争做战略准备。
父亲经过各方面的调研，认为淞沪再次开战势在必行，而此次作战一定要“先发制敌”才有胜算的可能。他说，“这一次在淞沪对日抗战，一定要争先一招”，“先下手为强”。根据“一·二八”抗战失败的经历，和当时南京方面准备空泛、互相推诿的情况，他痛切地向政府陈词：在事变之初，必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取攻势防御。
这个“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一直到“八·一三”事变前夕，外界都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做什么的，日方更是始终不知。
“八·一三”再战淞沪，指挥杀敌40天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正在青岛养病的父亲不顾医生的劝阻，于次日立即返回南京，接受京沪警备司令官的职务。
8月11日，日军第三舰队驶集黄浦江、长江下游以及浏河以下各港，登陆开战已是箭在弦上。当天夜里父亲统率军队从苏州、无锡一带出动，向上海挺进，第二天早上就抵达上海。上海居民清早从梦中醒来，看见遍地是中国军队，都问：从哪里来，为什么这么神速？这是因为我方事先控制了火车、汽车，所以一夜之间便占领了上海预定阵地。父亲部署部队就绪，急请南京下令开始攻击，想以一个扫荡的态势，趁敌人措手不及的时候，一举将敌人主力击溃，占领上海全境。然而英美为了自己的利益，反对在上海开战，建议中国将上海改为不设防城市、自由港口。南京政府犹豫不决一拖再拖，致使日军的增援和补给到位。 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以租界和黄浦江中的军舰为作战基地，炮击闸北一带，中国军民奋起反击，“八·一三”淞沪会战就此开始。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京沪警备部队改编为第9集团军，父亲任总司令，辖3个师1个旅及上海警察总队、江苏保安团等部，担负反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任务；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8集团军，张发奎任总司令，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8月14日，日军开始总攻，空军也到上海协同作战，15日，日本正式组织上海派遣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率领两个师团的兵力开往上海，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父亲决心扩大战果，对日本侵略军发起全线进攻，出动空军轰炸虹口日军司令部，双方展开激烈战斗。
中国军队英勇作战，使日军迟迟不能取得进展，因而会战规模不断升级，日军不断从国内及华北、台湾抽调大量部队增援，进行登陆作战。日本海空军大量参战，参战日军总计达到30余万人。
与此相应，中国在日益增强的敌人面前，也不断投入增援力量，从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抽调部队参战，并不断调整军事部署。中国海空军力量也参加战斗。中国先后共投入了70余万兵力。中国军队与日军反复较量、殊死搏斗，历经3个月，粉碎了敌人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淞沪会战打响后，从8月13日到9月23日的40天中，父亲无日无夜地指挥作战，四处奔波，得不到休息，身心俱疲，以至于到了步履维艰的地步，加上战局不利受到蒋介石指责等原因，父亲精神苦闷，决心辞职。当时战斗并未结束，父亲带着困乏的身体和落寞的心情，含泪离开战场，回到家乡短期休养。
以民族大义为重，维护国共团结
20世纪20年代，父亲在任职黄埔期间，结识了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许多共产党人，并与他们成为朋友。抗战期间，父亲主张国共团结，一致抗日，并为维护统一战线付出了很多努力。亲历这一段历史的前辈童小鹏，曾撰文讲述父亲在这方面的事迹和贡献。
据他介绍，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扣后，何应钦等以“讨逆”为名，乘机掌握军权，组织陆、空军事力量分三路向西安进攻，并要父亲为其中一路的指挥官。父亲当即表示反对，主张用政治解决，对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一致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的决策表示赞赏。
1938年底，中共代表周恩来到达重庆，父亲也于次年2月到重庆，在蒋介石的侍从室担任要职。从此，他们之间公与私的来往都比较多，在黄埔时期结下的友谊更深了。
抗战到了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事件，1941年的“皖南事变”更是使两党关系濒于破裂。父亲认为这些都不利于团结抗战，他虽不赞成，但也无能为力，只有向蒋介石上万言书，陈明利害，表明观点。但是在他职权之内的事，他对国共合作事业都是尽力而为。父亲1940年接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后，毅然把蒋介石在“剿共”时创办的《扫荡报》改名为《和平日报》，并加强了宣传团结抗战的内容。他对以郭沫若为厅长、容纳了许多进步文化人士和部分共产党员的第三厅，采取维护态度。
抗战期间，父亲还曾作为国民党的代表之一，多次与共产党进行谈判，虽然他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但他在谈判中的态度是诚恳、坦白、友好的，并且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想方设法争取解决一些问题，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稳定性。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年，父亲张治中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率领抗日民众，共赴国难，成为一位英勇的抗日英雄，后来在身临内战的时刻，他又主张避免战争，倡议用和平的手段，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对本民族同胞，他没放过一枪一弹，成为令人敬佩的“和平将军”。回忆父亲的戎马生涯，我不由得想起武侯祠那副著名的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父亲知兵、带兵、用兵，但又反战而不好战。所以毛泽东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是一个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摘自《参考消息》2015.7.17“父辈的抗战”专栏）
“一·二八”首战淞沪，决心以身报国
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在上海卫戍的第19路军奋起反抗，这是中国正规军首次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的战斗。当时中国军队散布各地，父亲看到19路军孤军奋战，深为忧虑，他主动向蒋介石请缨：“我们中央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说：“很好。”并马上让何应钦调动散驻在京沪杭的第87师、第88师、中央教导团，合编为第5军，任命父亲为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
就在大战前夕的2月15日深夜，父亲起身打开窗户，面向故乡写下一封遗书，誓言以身报国。他在遗书中写道：“正是国家民族存亡之秋，治中身为军人，理应身赴疆场荷戈奋战，保卫我神圣领土，但求马革裹尸，不愿忍辱偷生……”
2月16日，父亲率部进入上海前沿，归第19路军统一指挥，并担任左翼总指挥。20日，日军发动总攻，庙行战役打响。日军飞机成群结队在我方阵地及后方到处投掷炸弹，更以重炮及舰炮向吴淞、庙行一带阵地集中射击，日军步兵则在飞机炮火掩护下攻击前进。19路军与第5军并肩作战，密切配合，利用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和工事顽强抗击，并组织战斗力强的部队夹击突入江湾、庙行结合部的日军阵地。
21日，夜幕降下后，父亲命令88师预备队528团、工兵营等部队向日方前沿阵地袭击，日军打了两天，十分疲惫，又没有防备，损失惨重。恼羞成怒的日军总指挥植田谦吉调集第9师团和第24混成旅约2万人，于22日凌晨1时向庙行反扑，战况空前激烈。由于中国守军88师官兵早有准备，日军的反扑受到挫折。于是从凌晨3时起，敌集中优势炮火对庙行各线阵地猛烈轰击，企图摧毁我军工事和有生力量。
紧急关头，父亲率教导总队赶到88师部坐镇指挥，命令88师预备队向敌突入区实施反击，87师一部分向庙行增援；另一部分渡河袭击敌之侧背。19路军总指挥部也从左、右、正面向日军展开反击。战至22日下午，三支援军不断向日军进逼，逐步形成从三个方面包围进犯庙行之敌的战局，迫使日军停止进攻。傍晚，我军向日军展开全线反击，日军节节败退。至晚10时，日军大部向淞沪以东溃退，残军被87师消灭。
庙行一役，中国军队歼灭日军3000余人，将日军第9师团和久留米混成旅团的精锐歼灭殆尽，史称“庙行大捷”。蒋介石在发给父亲的电报中说：“自经22日庙行镇一役，我国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中外报纸，也一致认为此役是沪战中国军战绩的最高峰。
5月5日上海签订停战协定后，第5军复原，父亲回南京复命，何应钦希望他留任军职，父亲不同意。摆脱军职，回避“剿共”，从事教育是他的夙愿，经他一再要求，终于获准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继续担任教育长。
在留园设绝密机构，筹备对日作战
淞沪停战协定签字之后，日本侵略中国之心不死，仍到处挑衅。父亲对蒋介石不断进言建议，他根据上海几乎无防可言的严峻现实，建议蒋介石组织一支部队，一旦中日战争爆发，就能够以优势兵力快速突击上海。蒋介石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听取了各种意见和建议。
193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划全国为几个国防区，父亲兼任京沪区的军事负责长官。因为中国的战备工作是在极其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掩护工作进行，父亲从中央军校选调一批干部设置机密的高级教官室，这个高级教官室名义上是教育作业休息的地方，实际上是个司令部。父亲对工作人员下了命令：对外绝不许泄露工作的机密。父亲后来回忆说：“没有一个外人知道，这个小小的地方，竟是孕育伟大的揭开全面抗日战争序幕的司令台。”
高级教官室后来搬到苏州留园，对外称之为“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在留园，父亲组织一批高级参谋人员做秘密准备和部署。一方面，父亲派人在淞沪线、苏福线、锡澄线一带实地侦察、测量，绘制地图，制定初步的作战方案，并构筑小炮、机关枪据点工事。在上海，为了防止构筑工事被发现，不得不通过各种伪装手段来进行。另一方面，父亲又组织人员搜集军事、社会科学的学术资料，研究国内外军事、政治、社会、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形，作出报告或建议，为战争做战略准备。
父亲经过各方面的调研，认为淞沪再次开战势在必行，而此次作战一定要“先发制敌”才有胜算的可能。他说，“这一次在淞沪对日抗战，一定要争先一招”，“先下手为强”。根据“一·二八”抗战失败的经历，和当时南京方面准备空泛、互相推诿的情况，他痛切地向政府陈词：在事变之初，必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取攻势防御。
这个“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一直到“八·一三”事变前夕，外界都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做什么的，日方更是始终不知。
“八·一三”再战淞沪，指挥杀敌40天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正在青岛养病的父亲不顾医生的劝阻，于次日立即返回南京，接受京沪警备司令官的职务。
8月11日，日军第三舰队驶集黄浦江、长江下游以及浏河以下各港，登陆开战已是箭在弦上。当天夜里父亲统率军队从苏州、无锡一带出动，向上海挺进，第二天早上就抵达上海。上海居民清早从梦中醒来，看见遍地是中国军队，都问：从哪里来，为什么这么神速？这是因为我方事先控制了火车、汽车，所以一夜之间便占领了上海预定阵地。父亲部署部队就绪，急请南京下令开始攻击，想以一个扫荡的态势，趁敌人措手不及的时候，一举将敌人主力击溃，占领上海全境。然而英美为了自己的利益，反对在上海开战，建议中国将上海改为不设防城市、自由港口。南京政府犹豫不决一拖再拖，致使日军的增援和补给到位。 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以租界和黄浦江中的军舰为作战基地，炮击闸北一带，中国军民奋起反击，“八·一三”淞沪会战就此开始。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京沪警备部队改编为第9集团军，父亲任总司令，辖3个师1个旅及上海警察总队、江苏保安团等部，担负反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任务；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8集团军，张发奎任总司令，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8月14日，日军开始总攻，空军也到上海协同作战，15日，日本正式组织上海派遣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率领两个师团的兵力开往上海，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父亲决心扩大战果，对日本侵略军发起全线进攻，出动空军轰炸虹口日军司令部，双方展开激烈战斗。
中国军队英勇作战，使日军迟迟不能取得进展，因而会战规模不断升级，日军不断从国内及华北、台湾抽调大量部队增援，进行登陆作战。日本海空军大量参战，参战日军总计达到30余万人。
与此相应，中国在日益增强的敌人面前，也不断投入增援力量，从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抽调部队参战，并不断调整军事部署。中国海空军力量也参加战斗。中国先后共投入了70余万兵力。中国军队与日军反复较量、殊死搏斗，历经3个月，粉碎了敌人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淞沪会战打响后，从8月13日到9月23日的40天中，父亲无日无夜地指挥作战，四处奔波，得不到休息，身心俱疲，以至于到了步履维艰的地步，加上战局不利受到蒋介石指责等原因，父亲精神苦闷，决心辞职。当时战斗并未结束，父亲带着困乏的身体和落寞的心情，含泪离开战场，回到家乡短期休养。
以民族大义为重，维护国共团结
20世纪20年代，父亲在任职黄埔期间，结识了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许多共产党人，并与他们成为朋友。抗战期间，父亲主张国共团结，一致抗日，并为维护统一战线付出了很多努力。亲历这一段历史的前辈童小鹏，曾撰文讲述父亲在这方面的事迹和贡献。
据他介绍，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扣后，何应钦等以“讨逆”为名，乘机掌握军权，组织陆、空军事力量分三路向西安进攻，并要父亲为其中一路的指挥官。父亲当即表示反对，主张用政治解决，对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一致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的决策表示赞赏。
1938年底，中共代表周恩来到达重庆，父亲也于次年2月到重庆，在蒋介石的侍从室担任要职。从此，他们之间公与私的来往都比较多，在黄埔时期结下的友谊更深了。
抗战到了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事件，1941年的“皖南事变”更是使两党关系濒于破裂。父亲认为这些都不利于团结抗战，他虽不赞成，但也无能为力，只有向蒋介石上万言书，陈明利害，表明观点。但是在他职权之内的事，他对国共合作事业都是尽力而为。父亲1940年接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后，毅然把蒋介石在“剿共”时创办的《扫荡报》改名为《和平日报》，并加强了宣传团结抗战的内容。他对以郭沫若为厅长、容纳了许多进步文化人士和部分共产党员的第三厅，采取维护态度。
抗战期间，父亲还曾作为国民党的代表之一，多次与共产党进行谈判，虽然他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但他在谈判中的态度是诚恳、坦白、友好的，并且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想方设法争取解决一些问题，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稳定性。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年，父亲张治中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率领抗日民众，共赴国难，成为一位英勇的抗日英雄，后来在身临内战的时刻，他又主张避免战争，倡议用和平的手段，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对本民族同胞，他没放过一枪一弹，成为令人敬佩的“和平将军”。回忆父亲的戎马生涯，我不由得想起武侯祠那副著名的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父亲知兵、带兵、用兵，但又反战而不好战。所以毛泽东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是一个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摘自《参考消息》2015.7.17“父辈的抗战”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