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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近似乎迎来了“泛设计”时代，特征之一是领导人和坊间不约而同，在说发展经济和改善生活的时候，都言必称“设计”和“创意”，但很奇诡，几乎所有人（包括消费者和设计师）都不满意中国的设计，比如汽车，支持民族工业的“大义”道理都明白，但临到自己，有条件还是尽可能买进口车。这里的选择，虽然可归纳为一个进化论似的“好”原则，但其背后的原因却耐人寻味。设计师抱怨雇主不懂，无法产生真正的好设计；而雇主却“真真”的自认为中国目前的消费者还没到能享用高雅设计的时候，而现在是“娱乐至死”的时代，好设计就是有更多人买；而研究者痛陈，这是一种技术的异化，是设计伦理的陷落。这种情形下的产业界以“借鉴”欧美优秀设计为能事，“中国的设计”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化中占据越来越多的比重，反而越来越遥远。当年“造船不如买船”也许是一种国家策略，但如今，市场经济下的设计和消费的“偷安”，却是致命的，是当代中国设计的真正危机。
该背景下设计的“道德”研究，会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角度，“道德”在这里只是一个托词，只是用来涵盖人与人工制造物的所有社会属性和关系。设计伦理与其他学科的伦理学研究一样，都是关于人的行为的研究。但是，较之其他学科，设计的道德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行为似乎均隐现在人与物的关系行为之下，也就是说，设计道德不太像社会生活中的医学道德、企业道德、媒体道德等有着非常明确的“人—人关系”，在此关系中，我们可以用传统道德的概念来就某种决定或选择的行为加以评判，但像诚实问题放到设计伦理中就产生了分层，因为我们不会说东西诚实不诚实，更不会说“这个东西撒了谎”，对于设计者和使用者来说，他们面对设计产品，通常的评判是“好”或者“不好”。那么，在设计伦理学的视野下将如何理解这个“好”字，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谈论的话题。
对于“物”而言，伦理学中有个名词叫作超道德。设计的道德问题，不仅是要探讨人与人的关系，更要探讨人与物的关系，探讨物在流动中的特性，以及在不同物的特质之下，人的行为取向和价值取向的合理性。
可以肯定，设计是一种人类通过造物的方式造福于人的行为，但对什么是设计的理解却相当混乱。目前社会上流行两种通俗的看法，一种认为设计就是应该提供最大的便利，将一切实用之物改进得更加好用；另一种则认为，设计应该促进生活方式的改变，以进一步提升大众的生活质量。很显然，对待设计的这两种想法，无论是前者的现实主义还是后者的理想主义，都是将超道德的对象进行道德化的结果。因为“是什么”和“应该怎么样”并不等同。
关于设计，依照各种不同词典的意思总结，它具有如下含义：一、设计是一个过程，由设计行为或做法呈现；二、设计是一种意图的结果，通过设计草图、规划、想法或模型予以展示；三、设计是经过艺术元素处理过的产品。显然，由字面而来的解释，设计的含义分散而多重。事实上，有相当多数的人认为，设计就是一种职业，可以以应用对象指称，比如工业设计、室内设计、时装设计、平面设计等等，他们更多的是将设计的源头指向工业化和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出现。
在设计学术界，由于研究者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对设计的看法和定义也有角度的差异和外延的分离。英国设计史学者彭尼·斯帕克（Penny Sparke）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认为：“与艺术不同，设计一词有着双重含义。它既是动词，也是名词，它不只是我们身边事物表现出的某种特征，它同样也是使得这些事物得以实现的创造性过程。”（彭尼·斯帕克《大设计—BBC写给大众的设计史》）设计史学者杭间在《全球化下的DESIGN中译》一文中谈到：“回想近一个世纪以来与‘设计’有关的种种名词的各自登场但谁也不能取代的历史，我恍然大悟，从‘图案’、‘意匠’、‘美术工艺’到‘工艺美术’、‘装饰’、‘实用美术’等……那么多的前辈大家孜孜不倦而不可得以统一之名词，除了历史原因，更多的正是这个名词以及它背后社会价值观的中西对应的模糊。”（见杭间《设计的善意》一书）他的这段话表明，设计因其历史的原因和多学科的交叉跨越，定义是难以确定的，尤其是当代设计的“外来”因素（“设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为解决英国工业衰退的应对方案而被提出的），在不同地区所表现出的差异性，更使设计变得错综复杂。
由此，作为对设计道德的研究，我们既要关注设计概念、设计师、设计产品的演变，也要探究生产关系的转变，以及在当代工业、工程技术、自动化流水线生产方式和大众媒体交流下的设计变化，因为，产品作为物的显著形式，引导着人类的判断和行为。
一八五一年，针对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第一个万国博览会上所展出的机器本身的“丑陋”和批量化生产下产品的粗糙，现代设计的先驱人物威廉·莫里斯（Villiam Morris）进行了现代设计史上第一次对设计的道德批判。威廉·莫里斯与马克思一样，他认为机器问题的核心是劳动分工，与马克思不同的是，威廉·莫里斯看到的不仅是在大工业生产方式下机器剥削人的卑劣，他还痛恨劳动分工后生产和消费了他认为的不好的装饰，于是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兴起。工艺美术运动反机械、崇尚自然、回到手工时代的主张，虽是不可逆的历史潮流，但他们倡导的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以及设计为多数人服务的思想，对于设计的后续发展意义重大。
一九零二年成立的德意志制造联盟（Deutscher Werkbund）是继威廉·莫里斯之后，以技术的进步为条件提出设计新主张的团体，他们所提倡的极具民主思想的“标准化”设计，是后来包豪斯设计思想体系的基础。在标准化设计中，功能主义被逐渐强调，目的是为了人人都能享受新技术、新设计的成果，因为只有标准化，才能方便技术的使用、器械部件的更换、更多区域的系统支持和服务，从而降低成本。然而，从“功能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国际主义”，半个多世纪以来，早期包豪斯的理想和后来的社会现实屡屡发生撞击，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就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工具理性”所要解决的问题。
现代主义设计大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光辉的城市》，其规划方案和他的理性功能主义思想就是对“工具理性”的最好注脚。柯布西耶将住房称作“适合居住的机器”，城市则“类比于高度秩序化的人体结构—重工业和轻工业对应于腿部，住宅区和使馆区对应于身躯，而商业区、政府和研究机构则对应于头颅”（金秋野：《光辉的城市和理想国》，载《读书》二零一零年第七、八期）。虽然他本想进行的是一场改变工业化弊端的理想之战，但在其规划中，人类的基本需求被无限放大，导致的还是人性自由的丧失。“工具理性论”者试图在“异化”之外另辟蹊径，为“工具”找到合适的评价角度，剔除人工制造物那些人为强加的“原罪”，但对于设计伦理来说，对应“设计”的“人工制造物”并非是一般的“物”，而是一个有前因后果的“事物”，因此“工具理性”之于“设计”，远比哲学领域复杂。 在整个现代设计的历史中，始终困扰我们的是，就设计极大满足人类对物的需要上，有没有一条可以超越于物质之上的对应于精神的良好配方？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认为，人潜藏着不同层次的需要：生理、安全、社交和爱、尊重、认知、审美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如果说马斯洛的理论是成立的，那么纵观人的内心需求的复杂性，设计作为一种为人服务的行业，尽管它所关注的应是产品与人的互动方式以及精神功能的发挥，但想要能够达到理想的状态，一定是艰难的，这种艰难用马尔库塞的观点可以做更进一步的阐释：“人类的需求，除生物性的需求外，其强度、满足程度乃至特征，总是受先决条件制约的。对某种事情是做还是不做，是赞赏还是破坏，是拥有还是拒斥，其可能性是否会成为一种需要，都取决于这样做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和利益是否可取和必要。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需要是历史性的需要。”（《单向度的人》）
在现代设计的巅峰—现代主义的设计中，“优良设计”（Good Design）概念的提出和对它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对产品功能性的强调和对大众品味的提高上。其中功能性问题，不仅是围绕“实用”展开，同时还通过摒弃过分的装饰来实现设计的“诚实”，设计道德整体集中在民主性的表达中。从二十世纪始，设计已成为改造社会的可能性手段，并且不仅从物质入手，亦在国家体制和大众意识形态上深刻介入。
由于与经济、与技术、与社会面貌以及文化的反复渗透，设计从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其重心也从生产转向消费、从需求转向欲求，进而产品的实用性被商品的周期性推翻。在不以物品作为实用品的年代，设计的目的必然变得多元和模糊，其伦理规范也就变得抽象无约束，像“以人为本”的倡导，曾有设计师以人与物的各种关系所列出的尺度，规范了产品为人之合理使用的设计底线，然而，这些数据只能解决人的生理需求的愿望，而更高层次的人的欲望需求将如何以“以人为本”的概念得以补充？过去我们痛苦的是物品的短失，现在我们痛苦的是物品极大丰富之后的选择以及物的属性的转移。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对于“物的时代”有过精彩概括，他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所有的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生产、完善和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如此，设计不仅担负着造物的任务，同时还需要收拾物的“未来”，因为，今天的物品在投产时就已储存了多重身份：产品、商品、用品、礼品，甚至是收藏品，人类的虚假性需求已经远远超过了实质性需求，并且“由于更多社会阶级中更多的个人能够得到这些给人以好处的产品，因而它们所进行的思想灌输不再是宣传，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比以前好得多的生活方式，但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它阻碍着质的变化”。“生产机构及其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设施‘出售’或强加给人们的是整个社会制度。”（马尔库塞）所以，人的需求在当代必将以抑制性需求呈现，设计只能成为社会和个人、团体之间的催化调和剂。
自古希腊以来，“求善”和“为善”一直是伦理道德的核心评价准则之一，因此“优良设计”作为一种至善至美的物的表征，是设计百年来的理想和追求，然而，今天我们恐怕很难再找到“优良设计”简单或不变的等式，尤其在网络时代的物质文化消费中，碎片化已成为人的身体和物质游离的常态，“暂时”不仅是一种生命的哲学状态，也是大众消费“无常”的理由，如果要使得设计进取向上（其实也就是生活积极向上），就不再只是设计师、产业经营者的问题，而是和所有的需求者—社会，密切相关。因此，现代设计的好和坏，不再是物的伦理问题，而是生命哲学的高度问题。
该背景下设计的“道德”研究，会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角度，“道德”在这里只是一个托词，只是用来涵盖人与人工制造物的所有社会属性和关系。设计伦理与其他学科的伦理学研究一样，都是关于人的行为的研究。但是，较之其他学科，设计的道德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行为似乎均隐现在人与物的关系行为之下，也就是说，设计道德不太像社会生活中的医学道德、企业道德、媒体道德等有着非常明确的“人—人关系”，在此关系中，我们可以用传统道德的概念来就某种决定或选择的行为加以评判，但像诚实问题放到设计伦理中就产生了分层，因为我们不会说东西诚实不诚实，更不会说“这个东西撒了谎”，对于设计者和使用者来说，他们面对设计产品，通常的评判是“好”或者“不好”。那么，在设计伦理学的视野下将如何理解这个“好”字，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谈论的话题。
对于“物”而言，伦理学中有个名词叫作超道德。设计的道德问题，不仅是要探讨人与人的关系，更要探讨人与物的关系，探讨物在流动中的特性，以及在不同物的特质之下，人的行为取向和价值取向的合理性。
可以肯定，设计是一种人类通过造物的方式造福于人的行为，但对什么是设计的理解却相当混乱。目前社会上流行两种通俗的看法，一种认为设计就是应该提供最大的便利，将一切实用之物改进得更加好用；另一种则认为，设计应该促进生活方式的改变，以进一步提升大众的生活质量。很显然，对待设计的这两种想法，无论是前者的现实主义还是后者的理想主义，都是将超道德的对象进行道德化的结果。因为“是什么”和“应该怎么样”并不等同。
关于设计，依照各种不同词典的意思总结，它具有如下含义：一、设计是一个过程，由设计行为或做法呈现；二、设计是一种意图的结果，通过设计草图、规划、想法或模型予以展示；三、设计是经过艺术元素处理过的产品。显然，由字面而来的解释，设计的含义分散而多重。事实上，有相当多数的人认为，设计就是一种职业，可以以应用对象指称，比如工业设计、室内设计、时装设计、平面设计等等，他们更多的是将设计的源头指向工业化和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出现。
在设计学术界，由于研究者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对设计的看法和定义也有角度的差异和外延的分离。英国设计史学者彭尼·斯帕克（Penny Sparke）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认为：“与艺术不同，设计一词有着双重含义。它既是动词，也是名词，它不只是我们身边事物表现出的某种特征，它同样也是使得这些事物得以实现的创造性过程。”（彭尼·斯帕克《大设计—BBC写给大众的设计史》）设计史学者杭间在《全球化下的DESIGN中译》一文中谈到：“回想近一个世纪以来与‘设计’有关的种种名词的各自登场但谁也不能取代的历史，我恍然大悟，从‘图案’、‘意匠’、‘美术工艺’到‘工艺美术’、‘装饰’、‘实用美术’等……那么多的前辈大家孜孜不倦而不可得以统一之名词，除了历史原因，更多的正是这个名词以及它背后社会价值观的中西对应的模糊。”（见杭间《设计的善意》一书）他的这段话表明，设计因其历史的原因和多学科的交叉跨越，定义是难以确定的，尤其是当代设计的“外来”因素（“设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为解决英国工业衰退的应对方案而被提出的），在不同地区所表现出的差异性，更使设计变得错综复杂。
由此，作为对设计道德的研究，我们既要关注设计概念、设计师、设计产品的演变，也要探究生产关系的转变，以及在当代工业、工程技术、自动化流水线生产方式和大众媒体交流下的设计变化，因为，产品作为物的显著形式，引导着人类的判断和行为。
一八五一年，针对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第一个万国博览会上所展出的机器本身的“丑陋”和批量化生产下产品的粗糙，现代设计的先驱人物威廉·莫里斯（Villiam Morris）进行了现代设计史上第一次对设计的道德批判。威廉·莫里斯与马克思一样，他认为机器问题的核心是劳动分工，与马克思不同的是，威廉·莫里斯看到的不仅是在大工业生产方式下机器剥削人的卑劣，他还痛恨劳动分工后生产和消费了他认为的不好的装饰，于是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兴起。工艺美术运动反机械、崇尚自然、回到手工时代的主张，虽是不可逆的历史潮流，但他们倡导的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以及设计为多数人服务的思想，对于设计的后续发展意义重大。
一九零二年成立的德意志制造联盟（Deutscher Werkbund）是继威廉·莫里斯之后，以技术的进步为条件提出设计新主张的团体，他们所提倡的极具民主思想的“标准化”设计，是后来包豪斯设计思想体系的基础。在标准化设计中，功能主义被逐渐强调，目的是为了人人都能享受新技术、新设计的成果，因为只有标准化，才能方便技术的使用、器械部件的更换、更多区域的系统支持和服务，从而降低成本。然而，从“功能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国际主义”，半个多世纪以来，早期包豪斯的理想和后来的社会现实屡屡发生撞击，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就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工具理性”所要解决的问题。
现代主义设计大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光辉的城市》，其规划方案和他的理性功能主义思想就是对“工具理性”的最好注脚。柯布西耶将住房称作“适合居住的机器”，城市则“类比于高度秩序化的人体结构—重工业和轻工业对应于腿部，住宅区和使馆区对应于身躯，而商业区、政府和研究机构则对应于头颅”（金秋野：《光辉的城市和理想国》，载《读书》二零一零年第七、八期）。虽然他本想进行的是一场改变工业化弊端的理想之战，但在其规划中，人类的基本需求被无限放大，导致的还是人性自由的丧失。“工具理性论”者试图在“异化”之外另辟蹊径，为“工具”找到合适的评价角度，剔除人工制造物那些人为强加的“原罪”，但对于设计伦理来说，对应“设计”的“人工制造物”并非是一般的“物”，而是一个有前因后果的“事物”，因此“工具理性”之于“设计”，远比哲学领域复杂。 在整个现代设计的历史中，始终困扰我们的是，就设计极大满足人类对物的需要上，有没有一条可以超越于物质之上的对应于精神的良好配方？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认为，人潜藏着不同层次的需要：生理、安全、社交和爱、尊重、认知、审美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如果说马斯洛的理论是成立的，那么纵观人的内心需求的复杂性，设计作为一种为人服务的行业，尽管它所关注的应是产品与人的互动方式以及精神功能的发挥，但想要能够达到理想的状态，一定是艰难的，这种艰难用马尔库塞的观点可以做更进一步的阐释：“人类的需求，除生物性的需求外，其强度、满足程度乃至特征，总是受先决条件制约的。对某种事情是做还是不做，是赞赏还是破坏，是拥有还是拒斥，其可能性是否会成为一种需要，都取决于这样做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和利益是否可取和必要。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需要是历史性的需要。”（《单向度的人》）
在现代设计的巅峰—现代主义的设计中，“优良设计”（Good Design）概念的提出和对它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对产品功能性的强调和对大众品味的提高上。其中功能性问题，不仅是围绕“实用”展开，同时还通过摒弃过分的装饰来实现设计的“诚实”，设计道德整体集中在民主性的表达中。从二十世纪始，设计已成为改造社会的可能性手段，并且不仅从物质入手，亦在国家体制和大众意识形态上深刻介入。
由于与经济、与技术、与社会面貌以及文化的反复渗透，设计从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其重心也从生产转向消费、从需求转向欲求，进而产品的实用性被商品的周期性推翻。在不以物品作为实用品的年代，设计的目的必然变得多元和模糊，其伦理规范也就变得抽象无约束，像“以人为本”的倡导，曾有设计师以人与物的各种关系所列出的尺度，规范了产品为人之合理使用的设计底线，然而，这些数据只能解决人的生理需求的愿望，而更高层次的人的欲望需求将如何以“以人为本”的概念得以补充？过去我们痛苦的是物品的短失，现在我们痛苦的是物品极大丰富之后的选择以及物的属性的转移。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对于“物的时代”有过精彩概括，他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所有的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生产、完善和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如此，设计不仅担负着造物的任务，同时还需要收拾物的“未来”，因为，今天的物品在投产时就已储存了多重身份：产品、商品、用品、礼品，甚至是收藏品，人类的虚假性需求已经远远超过了实质性需求，并且“由于更多社会阶级中更多的个人能够得到这些给人以好处的产品，因而它们所进行的思想灌输不再是宣传，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比以前好得多的生活方式，但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它阻碍着质的变化”。“生产机构及其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设施‘出售’或强加给人们的是整个社会制度。”（马尔库塞）所以，人的需求在当代必将以抑制性需求呈现，设计只能成为社会和个人、团体之间的催化调和剂。
自古希腊以来，“求善”和“为善”一直是伦理道德的核心评价准则之一，因此“优良设计”作为一种至善至美的物的表征，是设计百年来的理想和追求，然而，今天我们恐怕很难再找到“优良设计”简单或不变的等式，尤其在网络时代的物质文化消费中，碎片化已成为人的身体和物质游离的常态，“暂时”不仅是一种生命的哲学状态，也是大众消费“无常”的理由，如果要使得设计进取向上（其实也就是生活积极向上），就不再只是设计师、产业经营者的问题，而是和所有的需求者—社会，密切相关。因此，现代设计的好和坏，不再是物的伦理问题，而是生命哲学的高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