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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四”以来，新学兴起，经学式微。治经学的少了，治经学史的更是少之又少。然而就有这么一个人，蛰伏于草莽之中，皓首穷经，孜孜以求，治学卅载，以其46岁的生命，铸就他在当代经学史的地位，他就是湘籍经史学家戴维。
戴维于1965年生于湖南浏阳， 1981年初中毕业考入浏阳县第一中学。我认识他是1982年，那时我们同为浏阳县一中文科139班的学生。那时的戴维个高清瘦，有着与同龄人不相符的稳重和成熟，当我们忙于课本知识，沉湎题海战术时，他却在看诸如《中国佛教史》《帛书老子》等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些书。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使我走近戴维。很快从他那里我又听到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任继愈、赵朴初、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名字。
1984年我们一起参加高考，他想进著名学府，师从名师，选从哲学，要不文史也行，可他当年的高考分数只上了大专线，只好重读，第二年再考。可造化弄人，第二年高考分数一出，他依然只是上了大专线，没办法他只好选择去湖南商业专科学校（现在的湖南商学院）会计专业就读。上大学后，他对经史的热爱依然痴心不改，把大量的时间用来跑书店、图书馆，沉迷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以致经常缺课，甚至挂科补考。
戴维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著名的国有企业长沙小百货站，当会计。但他无心此业，决意要通过考研离开这里，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他连年考研，每次专业成绩都很好，可外语和政治两科总拖他的后腿，始终无缘去更高学府进一步深造。
他还热衷去民间寻访古籍版本，但囿于当时的经济和交通条件，他经常翻山越岭，徒步跋涉，披星戴月，饥了吃点饼干，渴了喝口山泉水。只要看到一本好书，他就会两眼放光，心跳加速，激动得难以自持，事后一说起也是眉飞色舞。
由于戴维一心治学，他所有的收入都用来买书还不够，当别人沐浴改革开放春风发家致富时，他却在为买一本好书省吃俭用。记得有一次他到我家说个事，看到他身上穿的衣服，我说怎么这么眼熟，他说是几年前从我家穿走的。这是一件灰色“的确卡”料子的中山装，20世纪80年代上大学时，我大哥给我的，当时就是件半新的衣服，我穿了几年，参加工作后不好意思再穿了，不料他拿走后又穿了几年。
由于健康和志向原因，1992年他办了劳保手续，不去上班了，他去了湘潭，与妻儿团聚，一心治学，成了一个没有单位、没有编制、没有工资、没有职称的所谓“自由学者”。
戴维治学的开端是从注释帛书《老子》开始的。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写在丝帛上的《德》和《道》两篇文章，与传世的《道德经》貌似形同，被学界称为《帛书老子》。大概是1982年读高二时我在戴维的床头看到了这本书。由于出土时间较短，学界出版了几个校释本，戴维读后，感觉这几个本子都有疏漏和不准确之处，于是他决定自己搞一个本子出来。1985年是他上大学的第一年，他开始着手他的第一部著作《帛书老子校释》，这年他正好20岁。
此后10年，他围绕这一著述搜罗资料，拓展自己的知识面，探寻自己的研究方向。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自汉代以来，儒学作为中国的主流思想横亘两千年，其间发展演变，大师辈出，流派纷呈。历朝历代，虽然对儒学的研究者甚众，但他们的观点散落在汗牛充栋的各家典籍之中，不易搜寻，不易阅读，不易理解，给后人了解和研究带来很大的不便。而且古代学者囿于资讯不便，许多论著不全面，甚至谬误。戴维凭借自己多年治学形成的扎实的目录、版本、考据、训诂功底，从《诗经》入手，凡三年，著成《诗经研究史》，于2001年出版，2004年又出版了《春秋学史》，2011年出版了《论语研究史》。
在这些著述中，他梳理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融汇了他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这些著述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地位。戴维的目标是将那些著名的儒家典籍的研究史料和观点全面梳理一次，如《周易》《礼经》《孟子》《左传》《穀梁》《公羊》等，他已积累了这方面的素材，有些观点也已在脑中形成，只待整理成章。在从事经学史研究期间，他还应学界友人之约，点校了大型古籍《南史校证》，与他人合著了《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浏阳欧阳氏卷》，等等。
他嗜书如命，痴迷治学，经常通宵达旦地苦读，这虽然奠定了他日后研究的基础，却也因为缺乏营养和睡眠，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21岁那年他就私下跟我说：“说不定40岁就会物化，这样算来，就没有多少时间了，默默无闻过一辈子，真不甘心，别人能影响世界，我就不能吗？”
此后，他似乎在与生命赛跑，以一种苦行僧的方式去追求个人的理想，他的每一分钟，都燃烧了自己两分钟的生命。他20多岁患上了乙型肝炎，后来发展成肝硬化，2011年春，他被查出肝癌晚期，年底便离开了人世，留下了满腔的遗憾。他在《论语研究史》的后记里说：“今年春末，我罹患肝痞之疾，真有苏轼‘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之感叹”，“孔子云：‘加吾数年以学《易》，可以无太过矣。’也正是我现在的心情。”
2012年，也就是在他去世后一年，经钟叔河（1931-，湖南平江人，著名学者、出版家、散文作家）、姜广辉两位大家推荐，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将他的《论语研究史》评选为“2011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这是对他学术的一个肯定。不久，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他遗著汇编的《戴维文集》。《戴维文集》共四卷，三百余万字，除收录了他的《诗经研究史》 《春秋学史》《论语研究史》三部经学史巨制外，还有《帛书老子校释》《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浏阳欧阳氏卷》《金岳霖〈论道〉〈逻辑〉前言》 《十六卷聊斋志异乾隆抄本跋》等著作。
学者夏剑钦在戴维的追悼会上说：“戴维的过早离世，是中国文化的巨大损失，他是一个与世无争的真正的读书人，一个不为稿费、不为职称、更不为升官的真学者，是一个誓为学术献身，著作多多的大学者。”
《戴维文集》出版后，被他的家人捐赠给部分高校、省市区图书馆和学界的专家学者，赢得了普遍的赞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黄克剑教授在看到《戴维文集》后如此评价：“戴维先生于此浮薄之世不为尘垢所污，不为势利所诱，孜孜于古代經典的研索，‘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实堪为当今学人之楷模。今见先生之书，却不能得见其人，此无常命途，何其令人怅恨！”
戴维于1965年生于湖南浏阳， 1981年初中毕业考入浏阳县第一中学。我认识他是1982年，那时我们同为浏阳县一中文科139班的学生。那时的戴维个高清瘦，有着与同龄人不相符的稳重和成熟，当我们忙于课本知识，沉湎题海战术时，他却在看诸如《中国佛教史》《帛书老子》等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些书。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使我走近戴维。很快从他那里我又听到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任继愈、赵朴初、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名字。
1984年我们一起参加高考，他想进著名学府，师从名师，选从哲学，要不文史也行，可他当年的高考分数只上了大专线，只好重读，第二年再考。可造化弄人，第二年高考分数一出，他依然只是上了大专线，没办法他只好选择去湖南商业专科学校（现在的湖南商学院）会计专业就读。上大学后，他对经史的热爱依然痴心不改，把大量的时间用来跑书店、图书馆，沉迷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以致经常缺课，甚至挂科补考。
戴维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著名的国有企业长沙小百货站，当会计。但他无心此业，决意要通过考研离开这里，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他连年考研，每次专业成绩都很好，可外语和政治两科总拖他的后腿，始终无缘去更高学府进一步深造。
他还热衷去民间寻访古籍版本，但囿于当时的经济和交通条件，他经常翻山越岭，徒步跋涉，披星戴月，饥了吃点饼干，渴了喝口山泉水。只要看到一本好书，他就会两眼放光，心跳加速，激动得难以自持，事后一说起也是眉飞色舞。
由于戴维一心治学，他所有的收入都用来买书还不够，当别人沐浴改革开放春风发家致富时，他却在为买一本好书省吃俭用。记得有一次他到我家说个事，看到他身上穿的衣服，我说怎么这么眼熟，他说是几年前从我家穿走的。这是一件灰色“的确卡”料子的中山装，20世纪80年代上大学时，我大哥给我的，当时就是件半新的衣服，我穿了几年，参加工作后不好意思再穿了，不料他拿走后又穿了几年。
由于健康和志向原因，1992年他办了劳保手续，不去上班了，他去了湘潭，与妻儿团聚，一心治学，成了一个没有单位、没有编制、没有工资、没有职称的所谓“自由学者”。
戴维治学的开端是从注释帛书《老子》开始的。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写在丝帛上的《德》和《道》两篇文章，与传世的《道德经》貌似形同，被学界称为《帛书老子》。大概是1982年读高二时我在戴维的床头看到了这本书。由于出土时间较短，学界出版了几个校释本，戴维读后，感觉这几个本子都有疏漏和不准确之处，于是他决定自己搞一个本子出来。1985年是他上大学的第一年，他开始着手他的第一部著作《帛书老子校释》，这年他正好20岁。
此后10年，他围绕这一著述搜罗资料，拓展自己的知识面，探寻自己的研究方向。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自汉代以来，儒学作为中国的主流思想横亘两千年，其间发展演变，大师辈出，流派纷呈。历朝历代，虽然对儒学的研究者甚众，但他们的观点散落在汗牛充栋的各家典籍之中，不易搜寻，不易阅读，不易理解，给后人了解和研究带来很大的不便。而且古代学者囿于资讯不便，许多论著不全面，甚至谬误。戴维凭借自己多年治学形成的扎实的目录、版本、考据、训诂功底，从《诗经》入手，凡三年，著成《诗经研究史》，于2001年出版，2004年又出版了《春秋学史》，2011年出版了《论语研究史》。
在这些著述中，他梳理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融汇了他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这些著述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地位。戴维的目标是将那些著名的儒家典籍的研究史料和观点全面梳理一次，如《周易》《礼经》《孟子》《左传》《穀梁》《公羊》等，他已积累了这方面的素材，有些观点也已在脑中形成，只待整理成章。在从事经学史研究期间，他还应学界友人之约，点校了大型古籍《南史校证》，与他人合著了《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浏阳欧阳氏卷》，等等。
他嗜书如命，痴迷治学，经常通宵达旦地苦读，这虽然奠定了他日后研究的基础，却也因为缺乏营养和睡眠，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21岁那年他就私下跟我说：“说不定40岁就会物化，这样算来，就没有多少时间了，默默无闻过一辈子，真不甘心，别人能影响世界，我就不能吗？”
此后，他似乎在与生命赛跑，以一种苦行僧的方式去追求个人的理想，他的每一分钟，都燃烧了自己两分钟的生命。他20多岁患上了乙型肝炎，后来发展成肝硬化，2011年春，他被查出肝癌晚期，年底便离开了人世，留下了满腔的遗憾。他在《论语研究史》的后记里说：“今年春末，我罹患肝痞之疾，真有苏轼‘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之感叹”，“孔子云：‘加吾数年以学《易》，可以无太过矣。’也正是我现在的心情。”
2012年，也就是在他去世后一年，经钟叔河（1931-，湖南平江人，著名学者、出版家、散文作家）、姜广辉两位大家推荐，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将他的《论语研究史》评选为“2011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这是对他学术的一个肯定。不久，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他遗著汇编的《戴维文集》。《戴维文集》共四卷，三百余万字，除收录了他的《诗经研究史》 《春秋学史》《论语研究史》三部经学史巨制外，还有《帛书老子校释》《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浏阳欧阳氏卷》《金岳霖〈论道〉〈逻辑〉前言》 《十六卷聊斋志异乾隆抄本跋》等著作。
学者夏剑钦在戴维的追悼会上说：“戴维的过早离世，是中国文化的巨大损失，他是一个与世无争的真正的读书人，一个不为稿费、不为职称、更不为升官的真学者，是一个誓为学术献身，著作多多的大学者。”
《戴维文集》出版后，被他的家人捐赠给部分高校、省市区图书馆和学界的专家学者，赢得了普遍的赞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黄克剑教授在看到《戴维文集》后如此评价：“戴维先生于此浮薄之世不为尘垢所污，不为势利所诱，孜孜于古代經典的研索，‘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实堪为当今学人之楷模。今见先生之书，却不能得见其人，此无常命途，何其令人怅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