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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拉克·奥巴马应当算是美国总统历史上最为鸽派的总统之一了。事实上，他的第一次当选很大程度上和他的和平主义主张有着紧密的关系：他承诺关闭关塔那摩基地，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他也做到了。
和平主义者之怒，并且开始准备一场侵略战争，的确是令人惊异的。无论如何，叙利亚政府并没有侵害美国的国家利益，没有杀害美国公民，没有发动针对美国的恐怖宣传。巴沙尔·阿萨德几乎是小心翼翼地避免美国人的干涉。
但是奥巴马这个和平主义者还是怒了。因为他认为，叙利亚政府“跨越了红线”，用化学武器杀害了无辜的平民，而且不止一次。
尽管巴沙尔指责这种指控很荒谬，俄罗斯等一些国家还在辩称证据不足，联合国的工作人员还在不断地被潘基文催促要迅速得出一个结论，但是来自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多个证据都已经坐实了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残杀反对派和平民的指控。这不是2003年布什要对伊拉克用兵时动用各种情报部门连篇累牍地说服国会的重演，对于美国民众来说，这次没有争议。
《大西洋月刊》的一篇评论说，在内战中动用化武，可能是仅次于动用核武器的罪恶了。人类在战争中第一次，也几乎是最后一次大规模普遍使用化学武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早在192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社会就开始消除化学武器。1993年，化学武器大会上，国际社会一致同意停止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
到2011年，全世界72%的化学武器已经被销毁，全世界只有七个国家拒绝加入化学武器大会，除了叙利亚之外还包括了安哥拉、朝鲜、埃及、南苏丹，以色列和缅甸则签署了条约但尚未认可。叙利亚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化武库。
整个世界已整整25年时间未见大规模的化学武器攻击，而从1993年以来，在所有的战争中都已经停止了使用化学武器。就连萨达姆这个战争狂人，也不曾有过确实证据表明他使用化武，惟有巴沙尔·阿萨德跨越了这条红线。
所以，针对叙利亚的侵略，乃是一次道德侵略，或者人道侵略。美国是一个向来在世界上标榜政治道德的国家，对于化学武器的使用置若罔闻，只能给整个世界树立一个坏榜样：跨越国际社会所树立的化学武器使用红线也不会受到惩罚，在国内针对平民或者反对派使用如此恶劣的武器也无所谓。不出兵，美国在全世界的政治道德形象都将一夜倾塌。不出兵，就意味着更残酷的屠杀，和将来可能出现的更无耻的种族灭绝。
和平主义者奥巴马无可退避。
然而，奥巴马的确无法以赋予他的美国军队“总司令”职位来发动战争。这是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明文规定的。针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宣战权”，并不在总统手上，而在国会手上。
作为军队总司令，奥巴马可以针对侵略美国的战争直接发布命令，也可以针对迫在眉睫的危机作出反应。他甚至可以应联合国的授权，或者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要求，或者是欧洲盟国的要求，或者是阿拉伯联盟的要求，出动军队，而不需要国会授权。
可是，叙利亚局势不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之中，宣战权于是就只能在国会手中。
这也是奥巴马一个极其聪明的政治选择。在伊拉克战场刚刚打扫干净，阿富汗驻军仍然行动的时候，美国人对于发动战争是极度敏感的。尽管美国对于叙利亚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但没有人预料战争形势将如何发展。
对于这场政治道德判断如此明晰，结果却难以预料的战争而言，奥巴马需要取得公众的支持。把决策权交给国会，是将国会置于烤炉之上。如果国会不批准，那么愤怒的公众，甚或整个世界的舆论，都将指向国会，而奥巴马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上谴责国会，获取更高的支持率；而如果国会批准了他的军事行动，万一军事行动不利，那么这毕竟是整个国家的共识，所有人都必须承担痛楚。
幸运与不幸的都在于，整个国会的民主共和两党同时陷入了分裂之中。鹰派的共和党麦凯恩如同兄弟一样地站在了民主党国务卿克里的身边，声嘶力竭、殚精竭虑在全世界游走，呼吁打击；而奥巴马的民主党兄弟们，则在电视节目中抨击他，说他浪费公帑，为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国家牺牲美国儿郎的性命。
我相信美国国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决攻击叙利亚的提议。共和党整体上鹰派强势，外交委员会多为这些人把持；民主党虽然总体和缓，但一来总体上必须与总统保持一致，二来关涉民主党的道德形象，总不能置政治正确于不顾。
令人惊异的英国议会投票的确令奥巴马难堪，因为最强大盟友的背弃毕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英国知识界和政治界为此仍然扰攘不休，尤其是许多人指责大卫·卡梅隆简直是自断其臂：英国的宪法并没有规定对外战争必须经过议会的批准，恰恰是卡梅隆鲁莽的自信和缺乏足够的情报策略，断送了英国出兵的可能性。
然而，议院投票却准确反映了民意。在英国议会投票日的民调中，显示60%民众反对出兵叙利亚，而只有24%支持率。48%民众同意加强政治施压，即经济制裁。而真正的民意反应是：59%的人不再愿意支持英国的海外行动。
欧洲惯性的怯懦再次在世界事务中一览无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整个欧洲都奉行了姑息主义，希望希特勒的铁蹄止于波兰。
整个大西洋公约组织已经明确表示拒绝参与美国的行动，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大选辩论中也已经清晰表明态度。土耳其，这个叙利亚的宿敌，伪装尊重组织决定。只有法国总统奥兰德在一开始就表示准备出兵，可是越来越强大的压力要求他把决定交给议会表决，连他的阁员们都已经开始在退缩。
大西洋公约组织从来都不是什么可以信赖的军事组织，它乃是一个因应苏联威胁而临时拼装的政治团体。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之后，欧洲的政治脊梁骨就从来没有强硬过：只有当他们的传统地盘和利益受到侵害和威胁的时候，他们的人民才会以道德的名义给予行动，包括了科索沃和利比亚的战争。
其实这种惯性戳穿了无它：无非是自私与耽溺的欧洲人从来都不太关心世界的正义与福利。欧洲人已经再一次在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中软化，只有经济的崛起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而为了经济利益和欧洲生活的优裕，他们可以对整个世界的苦难置若罔闻，甘于与独裁者交涉，甘于与道德败坏国家交易。
沦为二流国家和大洲的恐惧，让欧洲正在真实地蜕化成无足轻重的力量。
就像那些愤怒的民主党人在电视节目中所说的一样，巴沙尔使用沙林毒气残杀了他的人民，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没有一毛钱关系，侵略叙利亚，只会消耗美国的公帑，流淌美国儿女的鲜血。
但是有时候我想，在一个世界都那么犬儒、那么怯懦、那么厚颜无耻的时候，总还是需要一点政治道德正义吧。此时我就想起后蜀主孟昶的嫔妃花蕊夫人的一句诗：“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那个和平主义者冲冠一怒的侵略战争，就是男儿所为。
和平主义者之怒，并且开始准备一场侵略战争，的确是令人惊异的。无论如何，叙利亚政府并没有侵害美国的国家利益，没有杀害美国公民，没有发动针对美国的恐怖宣传。巴沙尔·阿萨德几乎是小心翼翼地避免美国人的干涉。
但是奥巴马这个和平主义者还是怒了。因为他认为，叙利亚政府“跨越了红线”，用化学武器杀害了无辜的平民，而且不止一次。
尽管巴沙尔指责这种指控很荒谬，俄罗斯等一些国家还在辩称证据不足，联合国的工作人员还在不断地被潘基文催促要迅速得出一个结论，但是来自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多个证据都已经坐实了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残杀反对派和平民的指控。这不是2003年布什要对伊拉克用兵时动用各种情报部门连篇累牍地说服国会的重演，对于美国民众来说，这次没有争议。
《大西洋月刊》的一篇评论说，在内战中动用化武，可能是仅次于动用核武器的罪恶了。人类在战争中第一次，也几乎是最后一次大规模普遍使用化学武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早在192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社会就开始消除化学武器。1993年，化学武器大会上，国际社会一致同意停止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
到2011年，全世界72%的化学武器已经被销毁，全世界只有七个国家拒绝加入化学武器大会，除了叙利亚之外还包括了安哥拉、朝鲜、埃及、南苏丹，以色列和缅甸则签署了条约但尚未认可。叙利亚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化武库。
整个世界已整整25年时间未见大规模的化学武器攻击，而从1993年以来，在所有的战争中都已经停止了使用化学武器。就连萨达姆这个战争狂人，也不曾有过确实证据表明他使用化武，惟有巴沙尔·阿萨德跨越了这条红线。
所以，针对叙利亚的侵略，乃是一次道德侵略，或者人道侵略。美国是一个向来在世界上标榜政治道德的国家，对于化学武器的使用置若罔闻，只能给整个世界树立一个坏榜样：跨越国际社会所树立的化学武器使用红线也不会受到惩罚，在国内针对平民或者反对派使用如此恶劣的武器也无所谓。不出兵，美国在全世界的政治道德形象都将一夜倾塌。不出兵，就意味着更残酷的屠杀，和将来可能出现的更无耻的种族灭绝。
和平主义者奥巴马无可退避。
然而，奥巴马的确无法以赋予他的美国军队“总司令”职位来发动战争。这是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明文规定的。针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宣战权”，并不在总统手上，而在国会手上。
作为军队总司令，奥巴马可以针对侵略美国的战争直接发布命令，也可以针对迫在眉睫的危机作出反应。他甚至可以应联合国的授权，或者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要求，或者是欧洲盟国的要求，或者是阿拉伯联盟的要求，出动军队，而不需要国会授权。
可是，叙利亚局势不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之中，宣战权于是就只能在国会手中。
这也是奥巴马一个极其聪明的政治选择。在伊拉克战场刚刚打扫干净，阿富汗驻军仍然行动的时候，美国人对于发动战争是极度敏感的。尽管美国对于叙利亚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但没有人预料战争形势将如何发展。
对于这场政治道德判断如此明晰，结果却难以预料的战争而言，奥巴马需要取得公众的支持。把决策权交给国会，是将国会置于烤炉之上。如果国会不批准，那么愤怒的公众，甚或整个世界的舆论，都将指向国会，而奥巴马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上谴责国会，获取更高的支持率；而如果国会批准了他的军事行动，万一军事行动不利，那么这毕竟是整个国家的共识，所有人都必须承担痛楚。
幸运与不幸的都在于，整个国会的民主共和两党同时陷入了分裂之中。鹰派的共和党麦凯恩如同兄弟一样地站在了民主党国务卿克里的身边，声嘶力竭、殚精竭虑在全世界游走，呼吁打击；而奥巴马的民主党兄弟们，则在电视节目中抨击他，说他浪费公帑，为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国家牺牲美国儿郎的性命。
我相信美国国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决攻击叙利亚的提议。共和党整体上鹰派强势，外交委员会多为这些人把持；民主党虽然总体和缓，但一来总体上必须与总统保持一致，二来关涉民主党的道德形象，总不能置政治正确于不顾。
令人惊异的英国议会投票的确令奥巴马难堪，因为最强大盟友的背弃毕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英国知识界和政治界为此仍然扰攘不休，尤其是许多人指责大卫·卡梅隆简直是自断其臂：英国的宪法并没有规定对外战争必须经过议会的批准，恰恰是卡梅隆鲁莽的自信和缺乏足够的情报策略，断送了英国出兵的可能性。
然而，议院投票却准确反映了民意。在英国议会投票日的民调中，显示60%民众反对出兵叙利亚，而只有24%支持率。48%民众同意加强政治施压，即经济制裁。而真正的民意反应是：59%的人不再愿意支持英国的海外行动。
欧洲惯性的怯懦再次在世界事务中一览无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整个欧洲都奉行了姑息主义，希望希特勒的铁蹄止于波兰。
整个大西洋公约组织已经明确表示拒绝参与美国的行动，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大选辩论中也已经清晰表明态度。土耳其，这个叙利亚的宿敌，伪装尊重组织决定。只有法国总统奥兰德在一开始就表示准备出兵，可是越来越强大的压力要求他把决定交给议会表决，连他的阁员们都已经开始在退缩。
大西洋公约组织从来都不是什么可以信赖的军事组织，它乃是一个因应苏联威胁而临时拼装的政治团体。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之后，欧洲的政治脊梁骨就从来没有强硬过：只有当他们的传统地盘和利益受到侵害和威胁的时候，他们的人民才会以道德的名义给予行动，包括了科索沃和利比亚的战争。
其实这种惯性戳穿了无它：无非是自私与耽溺的欧洲人从来都不太关心世界的正义与福利。欧洲人已经再一次在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中软化，只有经济的崛起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而为了经济利益和欧洲生活的优裕，他们可以对整个世界的苦难置若罔闻，甘于与独裁者交涉，甘于与道德败坏国家交易。
沦为二流国家和大洲的恐惧，让欧洲正在真实地蜕化成无足轻重的力量。
就像那些愤怒的民主党人在电视节目中所说的一样，巴沙尔使用沙林毒气残杀了他的人民，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没有一毛钱关系，侵略叙利亚，只会消耗美国的公帑，流淌美国儿女的鲜血。
但是有时候我想，在一个世界都那么犬儒、那么怯懦、那么厚颜无耻的时候，总还是需要一点政治道德正义吧。此时我就想起后蜀主孟昶的嫔妃花蕊夫人的一句诗：“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那个和平主义者冲冠一怒的侵略战争，就是男儿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