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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29日这天，我的家乡北票，彻底解放。就是从这天开始，北票的天真真切切地变成了一首歌里唱的“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了。
也就在这天，当时懵懂年少的父亲，刚好迎来他十四周岁的生日。父亲站在冠山矿那个著名的煤烟池旁，跟一群休班的矿工在满脸幸福地看热闹，看着几个戴狗皮帽子穿粗布军装的独立第三师军人押着一队被缴了械的国民党军队，他似乎一下子知道了穷苦人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来了。此时的父亲被人轻微撞了一下，他回头看到一个同样戴狗皮帽子穿粗布军装的年轻军人冲他眨眼微笑，然后这个年轻军人将一个皮盒子举在眼前，躬着腰用那上面圆圆的镜头瞄起了这队行走着的人，瞄着瞄着，就咔咔咔地摁出不少响动来。这令父亲非常好奇。
此后，父亲便与这个年轻军人熟识了，他知道这个年轻军人是独立第三师某团某营某连的一个政工干事，他还知道这个年轻军人那天手上拿的东西叫照相机。此后，父亲在这个比他大七岁的叫辛开疆的江西籍年轻军人的引领下，开始用一个辽西少年的满腔挚爱，义无反顾地拥抱起了朝气蓬勃的新生政权。
父亲得到了他刚刚结识的辛开疆辛干事的鼓励，凭着自己听了几年私塾的薄底子，在离冠山矿最近的岳家沟村一间扫盲夜校里，给村里住着的矿工及家属当起了识字小先生。
父亲站在讲台上认真教，下面的人坐在小凳子上认真学。一天夜里，在一盏明晃晃的汽灯下，父亲在黑板上写了“共产党是我们的大救星”这十个繁体字，下面的一个中年矿工马上举手对他说：“小先生小先生，你应该把‘黨’字写大点，笔画太多看不清。”父亲马上在黑板写了一个大大的‘黨’字，于是讲台上与讲台下，便有了一张张像花儿一样的笑脸。
2020年寒冬时节里的某个清晨，88岁的父亲站在十六楼的阳台上静静地向窗外眺望着。他曾经硬朗的身板，现在看起来有些佝偻，不过这并不影响他跟我又讲了一遍七十多年来仍让他记忆犹新的小故事。讲完之后，父亲便低垂着双肩微闭着双眼，嘴角好像抿上了一丝笑意。看着他苍老的面庞和花白的稀发，突然间我有些不能自已，眼前出现了一片说不清道不明的模糊。
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苦命孩子，他的童年正值日本鬼子的侵华岁月，爷爷在煤坑里叼着油灯挖煤，却养活不了一家人，于是父亲拖着瘦小的身子，在冠山矿的矸子山下捡起了煤核。父亲看过围在矿区周边的电网，看过日本鬼子三八大盖上雪亮的刺刀，看过还有一丝气息衣衫褴褛的矿工被扔进了万人坑。而作为矿工的爷爷，常常用双手蒙上当时幼小父亲的眼睛，悲愤地说：“儿子你要记住，我们不会永远当亡国奴的！”
那几年，父亲常常带着捡煤核的筐和耙子，在一栋青砖灰瓦的房子外的窗台下，支棱着耳朵全神贯注地听着什么。这是一间私塾，教书的老先生观察了父亲许久后发了慈悲心，父亲就成了这位老先生的编外弟子。
1940年冬季的一天，爷爷突然从家里消失了，而他下煤坑的那盏油灯还在。整整七年后冬季的一个黄昏，有三个穿粗布军装的人来到家里，郑重地递给奶奶两张毛边纸，那两张毛边纸上密密麻麻地排满了油印的仿宋体字，并带有清晰的编号。只见奶奶扶着门框的手渐渐滑落下来，身子一下子瘫坐在地上，那两张纸跌落在她身边的不远处。父亲默默走过去弯腰捡起，看到了其中一张纸的抬头写着“中国共产党党证”，另一张纸的抬头则写着“烈士阵亡通知书”。父亲当时并没有哭，他只是紧紧抱着止不住痛哭的奶奶。
其实那三个穿粗布军装的人，其中有一个就是父亲后来结识的辛开疆辛干事，当时他们彼此并不认识，后来熟悉后才共同还原了这么一个细节。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辛开疆辛干事，这位父亲眼中的辛哥哥，跟着四野的大部队南下了。在大军向南开拔前，辛开疆来到了扫盲夜校，将挂在脖子上的照相机摘下来递给了父亲，说：“这是我用了多年的照相机，如今部队给我配发新的照相机了，这个就给你留个纪念吧。”
从此后，这个照相机便成了父亲的第三只眼。他拍夜校讲台上站着的一群宣誓入党的矿工，拍冠山街道上锣鼓喧天的秧歌队，拍排了一字长蛇阵涉过大凌河支援前线的十几辆运粮马车，拍佐证了爷爷人生经历的既轻飘飘又沉甸甸的那两张毛边纸。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那段日子里，小小年纪的父亲早已是身边矿工们眼中的文化人，再加上他自己特别勤奋，十八岁时便考取了当时的阜新煤校，毕业后回到北票当了一名技术员。
当父亲第一次戴上柳条帽、穿着蓝布工作服出现在井口时，他仿佛看见爷爷在不远处向他竖起了大拇指，并柔声细语地说：“儿子，我们终于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挖我们自己的煤了。”
井下掘进队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危险性高，随时都有冒顶、透水及瓦斯爆炸事故发生，一般人都不愿意去，可父亲從来没怕过，并主动请缨去那里工作。他跟工友一起下井一起升井，在岩层与煤层间忘我劳动。仅仅一年光景不到，父亲便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拼命三郎的干劲儿，成为掘进队的骨干。
当父亲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那一刻，他用油纸严严实实包裹着的爷爷的党证，仿佛就像一团烈火，在他胸口呼呼燃烧起来。
父亲是个志存高远的人。在他亲身经历过无数次令他激情澎湃的劳动场景之后，便有了一种想用照相机将他所看到的一切拍下来的强烈欲望。可是父亲只是喜欢拍照，一些更需要运用光与影的摄影技巧，他并没有掌握。于是，父亲就像他小时候旁听私塾一样，来到当时北票最负盛名的红星照相馆学起艺来，取景、构图、视角、光圈、快门、明暗度甚至冲卷、洗相、放大、修版、上色等所谓暗房里的一切操作，都被他掌握了。
就这样，四十多年的工作生涯，父亲的照相机，从辛开疆最初留给他的那部开始到他退休时止，已更换了一部又一部，最后都被他珍藏进了书橱的左上格中。
想当年，父亲带着照相机走到哪儿拍到哪儿，他就是凭着对摄影的那股子热爱，才使得自己的作品越拍越好，直到后来，成为北票为数不多的专业摄影人。
20世纪60年代初期，父亲在拍《煤海浪花》这幅作品时，正值煤矿技术革新，用高压水枪水采替代原来的钻采，这一改革极大地提高了采煤量，降低了采煤的危险系数。父亲马上捕捉到这一新闻价值，经过三天两夜在井下跟拍，他成功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号称亚洲最深的千米竖井在北票台吉矿成功投产，父亲抓拍的《台吉竖井投产盛典》，声势浩大，视觉冲击力极强，他成功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父亲在拍《不夜的煤城》时，为了彰显当时整个北票的恢宏气势，他将自己吊在水塔上悬空三十米进行拍摄，最终这幅作品成为纪录北票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幅经典之作。
从七十多年前父亲拿起照相机开始直到当下，他始终没有放下自己的拍摄，单反拿不动了，他便拿着手机记录家乡人民美好生活的点点滴滴。
就在前几天，我和父亲来到他曾经当识字先生的岳家沟村扫盲夜校的原址，那里现在已是一片高科技园区。园区广场上，有一个巨大的火炬雕塑，我们相互拍照留念。
父亲突然对我说：“丫头，我这辈子拍摄的镜头全都是红镜头啊！”我点点头。父亲又说：“辛干事一走就走了七十多年，我用了一辈子时间找他都没找到，他可是我的引路人呀。”父亲又想他的辛干事哥哥了，我抱住父亲轻拍他的后背以示安慰。
“丫头你看，这火炬都燃烧一百年了吧。”父亲说这话时，不知怎的，我的双眼一下子湿润了，从喉咙深处发出了好多声“嗯”。
也就在这天，当时懵懂年少的父亲，刚好迎来他十四周岁的生日。父亲站在冠山矿那个著名的煤烟池旁，跟一群休班的矿工在满脸幸福地看热闹，看着几个戴狗皮帽子穿粗布军装的独立第三师军人押着一队被缴了械的国民党军队，他似乎一下子知道了穷苦人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来了。此时的父亲被人轻微撞了一下，他回头看到一个同样戴狗皮帽子穿粗布军装的年轻军人冲他眨眼微笑，然后这个年轻军人将一个皮盒子举在眼前，躬着腰用那上面圆圆的镜头瞄起了这队行走着的人，瞄着瞄着，就咔咔咔地摁出不少响动来。这令父亲非常好奇。
此后，父亲便与这个年轻军人熟识了，他知道这个年轻军人是独立第三师某团某营某连的一个政工干事，他还知道这个年轻军人那天手上拿的东西叫照相机。此后，父亲在这个比他大七岁的叫辛开疆的江西籍年轻军人的引领下，开始用一个辽西少年的满腔挚爱，义无反顾地拥抱起了朝气蓬勃的新生政权。
父亲得到了他刚刚结识的辛开疆辛干事的鼓励，凭着自己听了几年私塾的薄底子，在离冠山矿最近的岳家沟村一间扫盲夜校里，给村里住着的矿工及家属当起了识字小先生。
父亲站在讲台上认真教，下面的人坐在小凳子上认真学。一天夜里，在一盏明晃晃的汽灯下，父亲在黑板上写了“共产党是我们的大救星”这十个繁体字，下面的一个中年矿工马上举手对他说：“小先生小先生，你应该把‘黨’字写大点，笔画太多看不清。”父亲马上在黑板写了一个大大的‘黨’字，于是讲台上与讲台下，便有了一张张像花儿一样的笑脸。
2020年寒冬时节里的某个清晨，88岁的父亲站在十六楼的阳台上静静地向窗外眺望着。他曾经硬朗的身板，现在看起来有些佝偻，不过这并不影响他跟我又讲了一遍七十多年来仍让他记忆犹新的小故事。讲完之后，父亲便低垂着双肩微闭着双眼，嘴角好像抿上了一丝笑意。看着他苍老的面庞和花白的稀发，突然间我有些不能自已，眼前出现了一片说不清道不明的模糊。
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苦命孩子，他的童年正值日本鬼子的侵华岁月，爷爷在煤坑里叼着油灯挖煤，却养活不了一家人，于是父亲拖着瘦小的身子，在冠山矿的矸子山下捡起了煤核。父亲看过围在矿区周边的电网，看过日本鬼子三八大盖上雪亮的刺刀，看过还有一丝气息衣衫褴褛的矿工被扔进了万人坑。而作为矿工的爷爷，常常用双手蒙上当时幼小父亲的眼睛，悲愤地说：“儿子你要记住，我们不会永远当亡国奴的！”
那几年，父亲常常带着捡煤核的筐和耙子，在一栋青砖灰瓦的房子外的窗台下，支棱着耳朵全神贯注地听着什么。这是一间私塾，教书的老先生观察了父亲许久后发了慈悲心，父亲就成了这位老先生的编外弟子。
1940年冬季的一天，爷爷突然从家里消失了，而他下煤坑的那盏油灯还在。整整七年后冬季的一个黄昏，有三个穿粗布军装的人来到家里，郑重地递给奶奶两张毛边纸，那两张毛边纸上密密麻麻地排满了油印的仿宋体字，并带有清晰的编号。只见奶奶扶着门框的手渐渐滑落下来，身子一下子瘫坐在地上，那两张纸跌落在她身边的不远处。父亲默默走过去弯腰捡起，看到了其中一张纸的抬头写着“中国共产党党证”，另一张纸的抬头则写着“烈士阵亡通知书”。父亲当时并没有哭，他只是紧紧抱着止不住痛哭的奶奶。
其实那三个穿粗布军装的人，其中有一个就是父亲后来结识的辛开疆辛干事，当时他们彼此并不认识，后来熟悉后才共同还原了这么一个细节。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辛开疆辛干事，这位父亲眼中的辛哥哥，跟着四野的大部队南下了。在大军向南开拔前，辛开疆来到了扫盲夜校，将挂在脖子上的照相机摘下来递给了父亲，说：“这是我用了多年的照相机，如今部队给我配发新的照相机了，这个就给你留个纪念吧。”
从此后，这个照相机便成了父亲的第三只眼。他拍夜校讲台上站着的一群宣誓入党的矿工，拍冠山街道上锣鼓喧天的秧歌队，拍排了一字长蛇阵涉过大凌河支援前线的十几辆运粮马车，拍佐证了爷爷人生经历的既轻飘飘又沉甸甸的那两张毛边纸。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那段日子里，小小年纪的父亲早已是身边矿工们眼中的文化人，再加上他自己特别勤奋，十八岁时便考取了当时的阜新煤校，毕业后回到北票当了一名技术员。
当父亲第一次戴上柳条帽、穿着蓝布工作服出现在井口时，他仿佛看见爷爷在不远处向他竖起了大拇指，并柔声细语地说：“儿子，我们终于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挖我们自己的煤了。”
井下掘进队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危险性高，随时都有冒顶、透水及瓦斯爆炸事故发生，一般人都不愿意去，可父亲從来没怕过，并主动请缨去那里工作。他跟工友一起下井一起升井，在岩层与煤层间忘我劳动。仅仅一年光景不到，父亲便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拼命三郎的干劲儿，成为掘进队的骨干。
当父亲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那一刻，他用油纸严严实实包裹着的爷爷的党证，仿佛就像一团烈火，在他胸口呼呼燃烧起来。
父亲是个志存高远的人。在他亲身经历过无数次令他激情澎湃的劳动场景之后，便有了一种想用照相机将他所看到的一切拍下来的强烈欲望。可是父亲只是喜欢拍照，一些更需要运用光与影的摄影技巧，他并没有掌握。于是，父亲就像他小时候旁听私塾一样，来到当时北票最负盛名的红星照相馆学起艺来，取景、构图、视角、光圈、快门、明暗度甚至冲卷、洗相、放大、修版、上色等所谓暗房里的一切操作，都被他掌握了。
就这样，四十多年的工作生涯，父亲的照相机，从辛开疆最初留给他的那部开始到他退休时止，已更换了一部又一部，最后都被他珍藏进了书橱的左上格中。
想当年，父亲带着照相机走到哪儿拍到哪儿，他就是凭着对摄影的那股子热爱，才使得自己的作品越拍越好，直到后来，成为北票为数不多的专业摄影人。
20世纪60年代初期，父亲在拍《煤海浪花》这幅作品时，正值煤矿技术革新，用高压水枪水采替代原来的钻采，这一改革极大地提高了采煤量，降低了采煤的危险系数。父亲马上捕捉到这一新闻价值，经过三天两夜在井下跟拍，他成功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号称亚洲最深的千米竖井在北票台吉矿成功投产，父亲抓拍的《台吉竖井投产盛典》，声势浩大，视觉冲击力极强，他成功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父亲在拍《不夜的煤城》时，为了彰显当时整个北票的恢宏气势，他将自己吊在水塔上悬空三十米进行拍摄，最终这幅作品成为纪录北票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幅经典之作。
从七十多年前父亲拿起照相机开始直到当下，他始终没有放下自己的拍摄，单反拿不动了，他便拿着手机记录家乡人民美好生活的点点滴滴。
就在前几天，我和父亲来到他曾经当识字先生的岳家沟村扫盲夜校的原址，那里现在已是一片高科技园区。园区广场上，有一个巨大的火炬雕塑，我们相互拍照留念。
父亲突然对我说：“丫头，我这辈子拍摄的镜头全都是红镜头啊！”我点点头。父亲又说：“辛干事一走就走了七十多年，我用了一辈子时间找他都没找到，他可是我的引路人呀。”父亲又想他的辛干事哥哥了，我抱住父亲轻拍他的后背以示安慰。
“丫头你看，这火炬都燃烧一百年了吧。”父亲说这话时，不知怎的，我的双眼一下子湿润了，从喉咙深处发出了好多声“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