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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行的宏观货币和财政政策及体制，中央各部门的管理方式、地方的发展模式等等存在的缺陷。这些缺陷会给宏观经济造成什么样的严重问题呢？从全国来说，重视特大和大型企业发展，偏重于投资和依赖出口需求推动经济增长，增长的内容中主要是高速公路、铁路、大楼、广场、电站、炼油厂、钢铁等这样一些不增加后续就业和劳动参与率低的基础设施和产品，这样一种增长模式如果长期延续下去，将会给未来的经济形成八大扭曲的流程和走势。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可能会越来越困难，城镇真实的失业率会凸显
城市中大量的建设工地吸收了规模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外商和出口性的内资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在逐步提高，许多企业逐步地用机器代替人工，导致同样的增长速度下降，相对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限制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体制，使创业和经营环境恶化，导致个体工商户和微型及中小企业大量破产。
从目前的产业内容和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看，一是城市中大量的建设工地吸收了规模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这种转移的特点是，许多工程完工后续吸收转移和就业的功能较弱，特别是2008年以后一些建设项目会相对减少，这种转移对于农民工来说不是一种永久性的转移。二是外商和出口性的内资企业，由于出口产品结构的改变，加上各地加大社保征收力度，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打击欠薪和延长工作时间等违法行为，总体上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在逐步提高，许多企业逐步用机器代替人工，导致同样的增长速度下，相对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三是限制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体制，使创业和经营环境恶化，导致个体工商户和微型及中小企业大量破产，本来可以解决65％～80％劳动力就业的部分却发展十分艰难。由于创业不足，个体户、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太少，不仅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机会也相对不足。比如，2005年中国只有350个法人企业，每千人只有2.6个企业，而发达国家每千人一般为45个左右，发展中国家每千人一般在20～30个范围。如果这种态势不能被扭转，“十一五”期间每年劳动力供给2 400万，如果每年只能安排1 100万，累积新增失业将为6 500万，加上目前实际失业在家的5 080万人，2010年时，城镇失业人口将达11 600万人左右，城镇失业率将上升到25％左右，失业和就业不足率可能达到35％。
二、GDP的劳动分配率将相对越来越低，资本分配率将相对越来越高，居民和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矛盾更加突出
如果经济增长长期以资本投入所推动，劳动要素闲置程度越来越高，则资本分配GDP的能力和程度将越来越强。
由国民经济资本和劳动要素结构扭曲，劳动闲置和企业结构畸形导致的基础性的分配不公，很难以国家财政的再分配来进行纠正。
实际上，一国失业率高低，决定着国民经济发展的劳动推动和参与程度，失业率低，劳动参与程度高，劳动要素对GDP增长贡献大，劳动要素在GDP中的分配比率就高；否则，劳动分配的比率就低。而中国，如果经济增长长期以资本投入所推动，劳动要素闲置程度越来越高，则资本分配GDP的能力和程度将越来越强，比例将会越来越大。这样，一是由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太少，几乎没有创业型的中等收入人群，而由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失业人口过多而绝对贫困的人口又很多，将会形成大规模的低收入和微薄收入人口；二是GDP的新增部分，由于资本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外商分配的较多，特大企业和大型企业的资本所有者和高中层管理者分配较多，垄断型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职工分配较多，国家收税收费后给政府公务员分配较多。这种由国民经济资本和劳动要素结构扭曲，劳动闲置和企业结构畸形导致的基础性的分配不公，很难以国家财政的再分配来进行纠正，未来基尼系数数值将会越来越大。
据有关机构的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已经为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465，到了2005年已逼近0.47。对基尼系数扩大和控制对策，应当有一个清醒和正确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扩大是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造成的。这是大错而特错的看法。拉美等国曾经搞国有化，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忽视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因此，特大和大型企业及政府公务员的收入较高，而微型和中小企业少而中等收入人口很少，因特大和大型企业资本有机构成高、微型和中小企业少而失业的人口较多，因此其基尼系数相当高；而个体和微型及中小企业较多，国有企业很少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却与之相反，基尼系数特别低。有的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税收调节、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不到位。我认为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创业不足，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太少，中等人口相对少和失业人口相对多导致的。如果不从鼓励创业和增加就业，仅仅从税收调节、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角度去考虑公平，会形成重税抑制创业和就业，失业和贫困人口更多，财政赤字和外债扩大，通货膨胀严重的局面。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处在二元结构转型期间，地区发展又不平衡，因此，中国基尼系数要城乡分别和各地区分别计算。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扩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先低、后高、再低，呈倒U形，因此，中国发展的一个较长时期，基尼系数扩大是必然的。实际上将拉美各国情况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东亚地区情况相比较，后者在结构转型时期，基尼系数低得多。因此，应当从国际对比的视野去认识问题，并且以鼓励创业、扩大就业的积极方面去扩大中等人口，减少因失业而导致的贫困人口，再配合政府的税收调节、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从而能够并且切实有力地控制住基尼系数的扩大。这种缩小贫富差距的思路和对策，是一种正确的思路和对策。
三、国家在分配方面的能力太强，人民在分配方面的能力较弱，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同步，可能会形成国富与民富不均衡
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人均GDP增长速度和农民及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将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和土地收入计算在内，政府实际收入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将更大和更快。
财政收入1990～2004年，平均年增长16.5％，2005年增长19.9％，今年1～5月财政收入16 630.9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2.8％。1990～2005年同期，人均GDP平均年增长速度为9.3％；而1990～2004年同期农民纯收入年平均增长只有4.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也只有7.7％，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 255元，比上年实际增长6.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 493元，实际增长9.6％。可以看出，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人均GDP增长速度和农民及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将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和土地收入计算在内，政府实际收入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将更大和更快。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它们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过程中，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很快，主要原因是它们经济发展中劳动参与程度很高，微型和中小企业较多，中等收入的人口较多，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容纳的就业又较多，失业人口相对较少，这是国富民也富的关键。而中国这种政府投资推动、特大和大型企业发展，外商外资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劳动参与程度低，长期持续下去，必然是国富民贫。
四、国民经济投资与消费的比例长期失衡，经济增长长期依靠投资拉动，而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很弱
除了社保不完善而居民支出有未来顾虑外，消费不足的最重要原因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用新农村建设、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公共服务的办法，扩大城乡居民的支付能力。这种办法的局限，一是政府的财政能力非常有限，二是政府投入的中间各环节漏损很大。比如，“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投资与消费的比率分别为34.5∶66.1、36.7∶63.4、40.3∶58.7、37.6∶59.4；“十五”期间，投资与消费的比率大约在44∶56水平上，GDP的消费比率改革开放后逐年在下降。2001～2005年，全社会投资增长速度分别为13％、16.9％、27.7％、25.8％、25.7％，2006年1～5月，30.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98～2004年，年均只增长10.2％，2005年增长12％。2001～2004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为4.2％、5.3％、5.9％、12.4％；城镇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为6.2％、13.5％、7.9％、10.3％。可以看出，消费的增长远远低于投资的增长。问题之一是，投资与消费失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认为，除了社保不完善而居民支出有未来顾虑外，消费不足的最重要原因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进一步的原因是创业不足，农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慢，城镇失业率较高。问题之二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应该启动高中端消费，增加公务员工资等。实际上高端收入人群，包括公务员增加工资的边际消费率很低。有的学者认为要用新农村建设、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公共服务的办法，扩大城乡居民的支付能力。我认为，这种办法的局限，一是政府的财政能力非常有限；二是政府投入的中间各环节漏损很大，输入的资金不一定全部能到农民和低收入人群的手中。我认为，从经济学上讲扩大消费的关键是增强劳动参与国民经济财富创造的能力，关键是鼓励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创业，尽可能地用企业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解决城镇劳动力的就业，降低剩余率和失业率，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增加收入、扩大支出、改善消费与投资的比例。不从基础的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方面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投资与消费失衡的局面。（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可能会越来越困难，城镇真实的失业率会凸显
城市中大量的建设工地吸收了规模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外商和出口性的内资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在逐步提高，许多企业逐步地用机器代替人工，导致同样的增长速度下降，相对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限制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体制，使创业和经营环境恶化，导致个体工商户和微型及中小企业大量破产。
从目前的产业内容和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看，一是城市中大量的建设工地吸收了规模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这种转移的特点是，许多工程完工后续吸收转移和就业的功能较弱，特别是2008年以后一些建设项目会相对减少，这种转移对于农民工来说不是一种永久性的转移。二是外商和出口性的内资企业，由于出口产品结构的改变，加上各地加大社保征收力度，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打击欠薪和延长工作时间等违法行为，总体上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在逐步提高，许多企业逐步用机器代替人工，导致同样的增长速度下，相对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三是限制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体制，使创业和经营环境恶化，导致个体工商户和微型及中小企业大量破产，本来可以解决65％～80％劳动力就业的部分却发展十分艰难。由于创业不足，个体户、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太少，不仅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机会也相对不足。比如，2005年中国只有350个法人企业，每千人只有2.6个企业，而发达国家每千人一般为45个左右，发展中国家每千人一般在20～30个范围。如果这种态势不能被扭转，“十一五”期间每年劳动力供给2 400万，如果每年只能安排1 100万，累积新增失业将为6 500万，加上目前实际失业在家的5 080万人，2010年时，城镇失业人口将达11 600万人左右，城镇失业率将上升到25％左右，失业和就业不足率可能达到35％。
二、GDP的劳动分配率将相对越来越低，资本分配率将相对越来越高，居民和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矛盾更加突出
如果经济增长长期以资本投入所推动，劳动要素闲置程度越来越高，则资本分配GDP的能力和程度将越来越强。
由国民经济资本和劳动要素结构扭曲，劳动闲置和企业结构畸形导致的基础性的分配不公，很难以国家财政的再分配来进行纠正。
实际上，一国失业率高低，决定着国民经济发展的劳动推动和参与程度，失业率低，劳动参与程度高，劳动要素对GDP增长贡献大，劳动要素在GDP中的分配比率就高；否则，劳动分配的比率就低。而中国，如果经济增长长期以资本投入所推动，劳动要素闲置程度越来越高，则资本分配GDP的能力和程度将越来越强，比例将会越来越大。这样，一是由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太少，几乎没有创业型的中等收入人群，而由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失业人口过多而绝对贫困的人口又很多，将会形成大规模的低收入和微薄收入人口；二是GDP的新增部分，由于资本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外商分配的较多，特大企业和大型企业的资本所有者和高中层管理者分配较多，垄断型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职工分配较多，国家收税收费后给政府公务员分配较多。这种由国民经济资本和劳动要素结构扭曲，劳动闲置和企业结构畸形导致的基础性的分配不公，很难以国家财政的再分配来进行纠正，未来基尼系数数值将会越来越大。
据有关机构的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已经为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465，到了2005年已逼近0.47。对基尼系数扩大和控制对策，应当有一个清醒和正确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扩大是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造成的。这是大错而特错的看法。拉美等国曾经搞国有化，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忽视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因此，特大和大型企业及政府公务员的收入较高，而微型和中小企业少而中等收入人口很少，因特大和大型企业资本有机构成高、微型和中小企业少而失业的人口较多，因此其基尼系数相当高；而个体和微型及中小企业较多，国有企业很少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却与之相反，基尼系数特别低。有的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税收调节、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不到位。我认为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创业不足，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太少，中等人口相对少和失业人口相对多导致的。如果不从鼓励创业和增加就业，仅仅从税收调节、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角度去考虑公平，会形成重税抑制创业和就业，失业和贫困人口更多，财政赤字和外债扩大，通货膨胀严重的局面。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处在二元结构转型期间，地区发展又不平衡，因此，中国基尼系数要城乡分别和各地区分别计算。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扩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先低、后高、再低，呈倒U形，因此，中国发展的一个较长时期，基尼系数扩大是必然的。实际上将拉美各国情况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东亚地区情况相比较，后者在结构转型时期，基尼系数低得多。因此，应当从国际对比的视野去认识问题，并且以鼓励创业、扩大就业的积极方面去扩大中等人口，减少因失业而导致的贫困人口，再配合政府的税收调节、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从而能够并且切实有力地控制住基尼系数的扩大。这种缩小贫富差距的思路和对策，是一种正确的思路和对策。
三、国家在分配方面的能力太强，人民在分配方面的能力较弱，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同步，可能会形成国富与民富不均衡
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人均GDP增长速度和农民及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将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和土地收入计算在内，政府实际收入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将更大和更快。
财政收入1990～2004年，平均年增长16.5％，2005年增长19.9％，今年1～5月财政收入16 630.9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2.8％。1990～2005年同期，人均GDP平均年增长速度为9.3％；而1990～2004年同期农民纯收入年平均增长只有4.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也只有7.7％，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 255元，比上年实际增长6.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 493元，实际增长9.6％。可以看出，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人均GDP增长速度和农民及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将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和土地收入计算在内，政府实际收入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将更大和更快。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它们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过程中，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很快，主要原因是它们经济发展中劳动参与程度很高，微型和中小企业较多，中等收入的人口较多，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容纳的就业又较多，失业人口相对较少，这是国富民也富的关键。而中国这种政府投资推动、特大和大型企业发展，外商外资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劳动参与程度低，长期持续下去，必然是国富民贫。
四、国民经济投资与消费的比例长期失衡，经济增长长期依靠投资拉动，而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很弱
除了社保不完善而居民支出有未来顾虑外，消费不足的最重要原因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用新农村建设、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公共服务的办法，扩大城乡居民的支付能力。这种办法的局限，一是政府的财政能力非常有限，二是政府投入的中间各环节漏损很大。比如，“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投资与消费的比率分别为34.5∶66.1、36.7∶63.4、40.3∶58.7、37.6∶59.4；“十五”期间，投资与消费的比率大约在44∶56水平上，GDP的消费比率改革开放后逐年在下降。2001～2005年，全社会投资增长速度分别为13％、16.9％、27.7％、25.8％、25.7％，2006年1～5月，30.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98～2004年，年均只增长10.2％，2005年增长12％。2001～2004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为4.2％、5.3％、5.9％、12.4％；城镇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为6.2％、13.5％、7.9％、10.3％。可以看出，消费的增长远远低于投资的增长。问题之一是，投资与消费失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认为，除了社保不完善而居民支出有未来顾虑外，消费不足的最重要原因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进一步的原因是创业不足，农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慢，城镇失业率较高。问题之二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应该启动高中端消费，增加公务员工资等。实际上高端收入人群，包括公务员增加工资的边际消费率很低。有的学者认为要用新农村建设、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公共服务的办法，扩大城乡居民的支付能力。我认为，这种办法的局限，一是政府的财政能力非常有限；二是政府投入的中间各环节漏损很大，输入的资金不一定全部能到农民和低收入人群的手中。我认为，从经济学上讲扩大消费的关键是增强劳动参与国民经济财富创造的能力，关键是鼓励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创业，尽可能地用企业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解决城镇劳动力的就业，降低剩余率和失业率，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增加收入、扩大支出、改善消费与投资的比例。不从基础的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方面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投资与消费失衡的局面。（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