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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江亮是我小学同学。关于他的名字叫法和写法，我曾经和他探讨过，但一直没有统一的定论。
小时候，他的书皮和作业本上都写的是“车将令”，但读的时候，通常是“车京令”听上去像古代的官名。因为我们老家（山西夏县）方言中，汉语拼音中的“eng”和“ang”分不清，把所有“黄”的音都读成“红”。小时候很多同学名字的发音都有这样的困扰。
我和他一直同学到1986年初中毕业，我去了运城中学上高中，而他则因为家庭贫困辍学——尽管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从此，我们就失去了联系，直到三年前，通过我父亲的牵线，彼此才有联系，也互相知道了电话号码，存在手机里的他的名字我选择用“车江亮”。
之所以用“亮”，不是因为和我名字的最后一个字相同而有的亲近感，而是因为他的哥哥在上学时名字最后一个字一直使用的是“亮”，所以，我认为应该是“亮”。小时候，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搞不清所谓的方言，才有了“令”之写，到现在，他自己也认为应该是“亮”。至于“江”，是我自作主张，听起来大气点，他自己倒无所谓，说怎么叫都行。“江”和“亮”恰好是我们老家方言中都发不出来的音，所以至今，他仍被老家人叫做“京令”，只有我叫他“江亮”，但他本人至今也分辨不清，说怎么叫都无所谓。
说到他的哥哥，大我们四岁，当时在学校也高我们四个年级，和我的哥哥是同班。记得他哥哥和我哥哥当时关系也不错，经常到我家玩，我看到过他哥哥的作业本上写的名字都是“车根亮”，所以确定他最后一个字应该是“亮”。因为“亮”是我们那儿人给男孩起名字经常用的一个字。
费此笔墨讨论他名字的叫法，绝不是效仿孔乙己“茴”字的四种写法，而是因为和他取得联系以后的这几年，他的为人处事几次震撼到我，每每感动时，总不知该用哪种发音叫出他的名字：“京令”？亦或“江亮”？
当年在村里上小学时，因为在班里都算学习成绩不错的，我们俩的关系比较亲近，这种关系一直到初中毕业彼此分开。我上高中他辍学，我之后留北京工作，他四处漂泊打工，30年没有任何音讯。直到有一天，也许是他漂泊累了，回到了他自己的村里，然后又有一天，他突然跑到我的家中，对我父亲说他和我是同学。由于分别在两个村里，我父亲并不认识他，但农村人与生俱来的质朴很容易产生亲近感，一听说是我同学，便热情款待。后来，父亲把我的电话告诉了他，而他则经常去家里看望我的父母，逢年过节，从不空手。父亲曾在电话里跟我说过，但我们俩却一直没有通过电话，我甚至还没有得到他的电话号码，我只知道我这个老同学当时在开卡车，搞运输，经常跑长途为别人送货，偶尔还会来北京。
前年冬天的一个周六上午，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用我最熟悉不过的家乡话直呼我的小名，只有村里人这样叫我。他说：“我是京令。”我几乎没有犹豫，第一时间就知道了这便是我更愿意叫作“江亮”的那个老同学。
瞬间，关于他的记忆，全部浮现在眼前……
他说：“我开车来北京送货，给你捎了一箱苹果和一箱桃子……”没等我的“你在哪儿？我去接你”这句话说出口，他却说：“我已经在你家小区门口了，你告诉我是哪个单元几楼，我这就上去。”我惊讶到无法相信，傻子般地挂了电话，飞速下楼。
远远地看见小区门口站着一个人，穿着一件现在已经很少看到的老式军大衣，一手提着一个水果箱，眼睛在不停地搜索。毫无疑问，这就是他——我的老同学——尽管额头已满是皱纹，头发花白，沧桑和疲倦镌刻在脸上。典型的庄稼汉。完全颠覆了我儿时记忆里他的形象。心里一热，还好，眼泪没有出来。
原来，多年前他四处漂泊时，曾经在北京朝阳公园附近的一家银行干过两年保安，后来又转移到我家楼下的银行“服役”了短暂的一个月，从我父亲处拿到我北京的家的住址后，就已经很清楚了。
缘分有时候挺能捉弄人的，我们曾经近在咫尺，我住11楼，他在1楼银行，却彼此不知。
他说，这次是到北京新发地送菜，顺便给我捎了两箱家乡的水果，晚上到京卸了货，将卡车停放在五环外，天亮后，先乘坐公交，再上地铁二号线倒五号线。“不用你来接，北京太堵车了，我住的地方远，你跑一个来回，油钱也够买两箱水果了。”面对我的责怨，他是这样解释的。
从地铁五号线出来走到我家，至少還有两公里的路，尽管那天寒风并不凛冽，但是一大早，两大箱子，几番倒车，然后步行……我的内心突然十分沉重，眼眶里也塞满了泪水。我们曾经在同样的环境里长大，时移人非，养尊处优的我出门时，总是矫情地寻找各种理由，不去乘坐公共交通。
记忆太久远了，其间又无机会碰触，我几乎将这个人和与他相关的事遗忘。记忆又太深刻，几乎在看见他的一刹那，关于他的故事全部涌现。
他出生在和我村相距不足两公里的一个很小的村庄，由于他们村人口太少，学校只到小学三年级，从四年级开始，他们村的适龄孩子要全部到我们村上学，直到初中毕业。因此，他是从四年级开始与我同学。
他一进入我们班就显得与众不同：爱说、爱笑、活泼、开朗，很幽默，极其聪明，课堂反应极快，尤其是数学，几乎每次考试都是满分。在他之前，还没有把数学学得这么好的同学。而我，尽管数学与他有较大差距，但各科发展均衡，考试也多名列前茅。也许因为在班里处在同一“阶层”，我们很快熟络并亲近起来。那时村里学校每次期中期末考试，会在学校的墙上张榜排名，我们俩的名字一般都出现在前面。我还注意到，当时初中三年级一个叫“车根亮”的学生，排名每次也都很靠前，那是他的哥哥。
同班以来，他的衣着总是很破烂，尤其是冬天穿的棉袄，前有窟窿后有眼，棉絮时常外露;印象中几乎没看他穿过完整无缺的鞋，总是左一洞右一洞，像拖鞋一般挂在脚上，走起路来发出踢踏踢踏的声音。一度让我很纳闷。
直到有一天，他带我去他家玩，我才明白真相。当时我看到的情景是：一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女人，披头散发，蓬头垢面，衣衫破烂，坐在他家炕上，一会哭一会笑，哭得凄凄切切，笑得毛骨悚然。对于10岁的我来说，以为遇到了鬼，被吓得几乎是屁滚尿流地往外跑，很快被江亮拽回来了。他告诉我那是他的妈妈，精神失常很多年了，除了哭哭笑笑，并不伤害任何人，对陌生人也不会有恶意。即便如此，我还是害怕，不敢在他家玩了。
小时候，他的书皮和作业本上都写的是“车将令”，但读的时候，通常是“车京令”听上去像古代的官名。因为我们老家（山西夏县）方言中，汉语拼音中的“eng”和“ang”分不清，把所有“黄”的音都读成“红”。小时候很多同学名字的发音都有这样的困扰。
我和他一直同学到1986年初中毕业，我去了运城中学上高中，而他则因为家庭贫困辍学——尽管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从此，我们就失去了联系，直到三年前，通过我父亲的牵线，彼此才有联系，也互相知道了电话号码，存在手机里的他的名字我选择用“车江亮”。
之所以用“亮”，不是因为和我名字的最后一个字相同而有的亲近感，而是因为他的哥哥在上学时名字最后一个字一直使用的是“亮”，所以，我认为应该是“亮”。小时候，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搞不清所谓的方言，才有了“令”之写，到现在，他自己也认为应该是“亮”。至于“江”，是我自作主张，听起来大气点，他自己倒无所谓，说怎么叫都行。“江”和“亮”恰好是我们老家方言中都发不出来的音，所以至今，他仍被老家人叫做“京令”，只有我叫他“江亮”，但他本人至今也分辨不清，说怎么叫都无所谓。
说到他的哥哥，大我们四岁，当时在学校也高我们四个年级，和我的哥哥是同班。记得他哥哥和我哥哥当时关系也不错，经常到我家玩，我看到过他哥哥的作业本上写的名字都是“车根亮”，所以确定他最后一个字应该是“亮”。因为“亮”是我们那儿人给男孩起名字经常用的一个字。
费此笔墨讨论他名字的叫法，绝不是效仿孔乙己“茴”字的四种写法，而是因为和他取得联系以后的这几年，他的为人处事几次震撼到我，每每感动时，总不知该用哪种发音叫出他的名字：“京令”？亦或“江亮”？
当年在村里上小学时，因为在班里都算学习成绩不错的，我们俩的关系比较亲近，这种关系一直到初中毕业彼此分开。我上高中他辍学，我之后留北京工作，他四处漂泊打工，30年没有任何音讯。直到有一天，也许是他漂泊累了，回到了他自己的村里，然后又有一天，他突然跑到我的家中，对我父亲说他和我是同学。由于分别在两个村里，我父亲并不认识他，但农村人与生俱来的质朴很容易产生亲近感，一听说是我同学，便热情款待。后来，父亲把我的电话告诉了他，而他则经常去家里看望我的父母，逢年过节，从不空手。父亲曾在电话里跟我说过，但我们俩却一直没有通过电话，我甚至还没有得到他的电话号码，我只知道我这个老同学当时在开卡车，搞运输，经常跑长途为别人送货，偶尔还会来北京。
前年冬天的一个周六上午，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用我最熟悉不过的家乡话直呼我的小名，只有村里人这样叫我。他说：“我是京令。”我几乎没有犹豫，第一时间就知道了这便是我更愿意叫作“江亮”的那个老同学。
瞬间，关于他的记忆，全部浮现在眼前……
他说：“我开车来北京送货，给你捎了一箱苹果和一箱桃子……”没等我的“你在哪儿？我去接你”这句话说出口，他却说：“我已经在你家小区门口了，你告诉我是哪个单元几楼，我这就上去。”我惊讶到无法相信，傻子般地挂了电话，飞速下楼。
远远地看见小区门口站着一个人，穿着一件现在已经很少看到的老式军大衣，一手提着一个水果箱，眼睛在不停地搜索。毫无疑问，这就是他——我的老同学——尽管额头已满是皱纹，头发花白，沧桑和疲倦镌刻在脸上。典型的庄稼汉。完全颠覆了我儿时记忆里他的形象。心里一热，还好，眼泪没有出来。
原来，多年前他四处漂泊时，曾经在北京朝阳公园附近的一家银行干过两年保安，后来又转移到我家楼下的银行“服役”了短暂的一个月，从我父亲处拿到我北京的家的住址后，就已经很清楚了。
缘分有时候挺能捉弄人的，我们曾经近在咫尺，我住11楼，他在1楼银行，却彼此不知。
他说，这次是到北京新发地送菜，顺便给我捎了两箱家乡的水果，晚上到京卸了货，将卡车停放在五环外，天亮后，先乘坐公交，再上地铁二号线倒五号线。“不用你来接，北京太堵车了，我住的地方远，你跑一个来回，油钱也够买两箱水果了。”面对我的责怨，他是这样解释的。
从地铁五号线出来走到我家，至少還有两公里的路，尽管那天寒风并不凛冽，但是一大早，两大箱子，几番倒车，然后步行……我的内心突然十分沉重，眼眶里也塞满了泪水。我们曾经在同样的环境里长大，时移人非，养尊处优的我出门时，总是矫情地寻找各种理由，不去乘坐公共交通。
记忆太久远了，其间又无机会碰触，我几乎将这个人和与他相关的事遗忘。记忆又太深刻，几乎在看见他的一刹那，关于他的故事全部涌现。
他出生在和我村相距不足两公里的一个很小的村庄，由于他们村人口太少，学校只到小学三年级，从四年级开始，他们村的适龄孩子要全部到我们村上学，直到初中毕业。因此，他是从四年级开始与我同学。
他一进入我们班就显得与众不同：爱说、爱笑、活泼、开朗，很幽默，极其聪明，课堂反应极快，尤其是数学，几乎每次考试都是满分。在他之前，还没有把数学学得这么好的同学。而我，尽管数学与他有较大差距，但各科发展均衡，考试也多名列前茅。也许因为在班里处在同一“阶层”，我们很快熟络并亲近起来。那时村里学校每次期中期末考试，会在学校的墙上张榜排名，我们俩的名字一般都出现在前面。我还注意到，当时初中三年级一个叫“车根亮”的学生，排名每次也都很靠前，那是他的哥哥。
同班以来，他的衣着总是很破烂，尤其是冬天穿的棉袄，前有窟窿后有眼，棉絮时常外露;印象中几乎没看他穿过完整无缺的鞋，总是左一洞右一洞，像拖鞋一般挂在脚上，走起路来发出踢踏踢踏的声音。一度让我很纳闷。
直到有一天，他带我去他家玩，我才明白真相。当时我看到的情景是：一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女人，披头散发，蓬头垢面，衣衫破烂，坐在他家炕上，一会哭一会笑，哭得凄凄切切，笑得毛骨悚然。对于10岁的我来说，以为遇到了鬼，被吓得几乎是屁滚尿流地往外跑，很快被江亮拽回来了。他告诉我那是他的妈妈，精神失常很多年了，除了哭哭笑笑，并不伤害任何人，对陌生人也不会有恶意。即便如此，我还是害怕，不敢在他家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