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的文化版图中，罗兰与纪德围绕访苏的争论堪称一景。在罗曼·罗兰一九三五年访问苏联后不久，纪德于一九三六年受苏联官方的邀请，对该国进行了为期九周的参访。他返回法国后，不顾大批法国和欧洲左派人士的劝阻，出版了著名的《访苏归来》，公开了他访苏期间的种种见闻和思考。书中介绍了苏联的巨大成就，但是作为法国青年一代的良心，奉“真诚”为处世圭臬的纪德对苏联的负面见闻并没有吝啬笔墨：他在书中直陈了在苏联盛行的个人崇拜，新生的特权阶层，社会批评精神的缺失，国家的封闭自大，无情的政治压制等负面现象。
　　这些文字出版后，舆论哗然，引起轩然大波。罗曼·罗兰加入了欧洲左派对纪德的批判，在法共的《人道报》上撰文《对纪德的忠告》，严厉批判纪德“诋毁”苏联，并称纪德的《访苏归来》是一本“恶劣的、平庸的、浅薄的、自相矛盾的书”。纪德不久出版《访苏归来·补正》予以回应，在书的开篇便对罗兰的批评予以回击，声称“《超越甚嚣之上》的作者将严苛地评判昏迈的罗兰” （罗曼· 罗兰曾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发表《超越甚嚣之上》反对“一战”，因勇气和担当被奉为当时的欧洲良心），并称罗兰“这只老鹰筑好了巢窠，安卧其中”，指责罗兰在功成名就后偏离了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
　　面对纪德的反击，罗兰不再反驳。由法国左派人士茹尔丹（Jourdain）与郎之万（Langevin）主编的《澄明》杂志多次向罗兰约稿，请他撰文回击纪德的指责，罗兰都予以拒绝，他无意与纪德就此议题继续公开论战。
　　沉默带来了疑虑。在法国乃至全世界，许多人质疑罗兰作为思想斗士的勇气，甚至有人因其夫人来自苏联，断言罗兰被苏联当局摆布，这个疑惑一直困扰世人达八十年之久，成为罗兰留给后世的世纪之惑。他为什么要保持沉默？他是否真的超越了与纪德笔战的尘嚣？兵荒马乱中的老年罗兰是否依然秉持着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从这本最新面世的《韦兹莱日记》[罗曼·罗兰大部分日记手稿密封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二000年四月份全部解密公开。法国当代著名的罗兰专家让·拉科斯特（Jean Lacoste）经过十二年的梳理，优先将罗兰生命最后六年的日记手稿整理出来，命名为《韦兹莱日记》，于二0一二年由法国Bartillat出版社出版]中，我們能读到罗兰当年的心境。该书的出版，打破了罗兰作为当事方的沉默。
　　一九三七年，罗曼·罗兰的苏联好友，一九三五年六月罗兰访苏时曾经陪同过他的苏联作家、时任苏联对外文化委员会主席阿罗谢夫受到镇压。数月内，罗兰多次致信斯大林等政要，试图通过与苏联高层直接沟通为阿罗谢夫争取更为人道的待遇，但是这些信件均石沉大海，无人回复他的请求。他等来的是包括阿罗谢夫在内的一大批苏联文化人士遭到处决的消息。
　　至此，在公开场合，罗兰对自己的言行高度谨慎起来，他不再回应“诋毁苏联”的言论，甚至避谈苏联。一九三八年，法国左派人士，苏联之友协会书记费尔南·格勒尼耶（Fernand Grenier）计划出版专辑《今日俄罗斯》，三次约请罗兰撰稿，他一一拒绝。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让罗兰猝不及防，把他推向了绝望的深渊。理想主义的激越与热忱瞬时遭遇了政治现实的冰冷与残酷。曾几何时，罗兰为了实现他理想的社会模式，对“暂时”的暴力与动荡采取忍耐的立场，但此刻，现实销蚀了他一切天真的寄托。
　　苏联“二战”前夕的对德政策彻底击碎了罗兰十数年来的希望，他认为自己有必要和苏联切断所有官方联系。当月二十六日的日记记录了他写给法国苏联之友协会书记格勒尼耶的信函：“我很遗憾地向您辞去苏联之友协会的主席职务。此外，我认为，在目前的局势下，该协会的责任只能是立刻自行解散。”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拉贡在苏德缔约的问题上支持苏联，和罗兰的立场截然相反，罗兰在二十八日的日记中斥其“荒诞”，称他的选择是“绝望的顺从”。
　　一九三七年前，激越的理想主义曾经遮蔽了罗兰的视线，让他选择了在“忍耐”中期待，容忍苏联制度的阴暗面，他一直在期待暂时的混乱和暴力过后能迎来代表人类希望的全新社会模式。然而，随着真相的进一步揭露，罗兰没有选择“绝望的顺从”。同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却从来没有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公之于众，令外界对其立场产生了诸多猜疑。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新法兰西杂志》主编让·波朗（Jean Paulhan）致信罗兰，向他约稿，请他就苏德缔约发表看法，罗兰在日记中记录了他的回复：“我无意就您建议的话题耗费笔墨。现在，我没有表达思想的彻底自由，只能说一半真话。一半真话就意味着一半谎言。”罗兰此处提到自己“没有表达思想的彻底自由”，在当月的另一篇日记中，他进一步点明了套在他头上的枷锁，在就苏联做出表态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身在苏联的继子。他欲言又止，投鼠忌器，担心自己的真实表达会祸及他人，殃及“深爱的继子谢尔盖”，给其带来杀身之祸。
　　随着战事的发展，德军很快挺进法国，韦兹莱也未能幸免于纳粹的铁蹄。这一阶段的罗兰日记用大篇幅的文字记录了战事和战时的社会：德军战机的轰鸣声、法军溃败的车队、逃避战乱者的哭喊与杂乱、广播中贝当的讲话、时晴时阴的天气、因受困而吃狐狸肉和乌鸦肉的饥民……面对人类的自相残杀，耳中充斥着乱世的嘈杂，罗兰唯有坐在钢琴旁抚琴慰心，从柏辽兹、李斯特到贝多芬，他说，唯有音乐能让他远离世间的血腥与罪恶。然而，不是任何时候，圣乐都能遮蔽罗兰对丑陋人性的反感。他百思而愈惑，在日记中呐喊：“在安静澄明的晚上和夜里，人类狂癫的愚妄攫住了我的心，经过上千年的艰辛进化，人类今天还在为一个人的谵言而荼毒百万生灵，但愿上帝用脚后跟把愚蠢的人类统统踩扁。”
　　在《韦兹莱日记》中，暮年的罗兰并不像纪德指责的那样“昏迈”，他对战争的态度与二十多年前提笔写下《超越甚嚣之上》时并无二致。在他眼中，战争不仅戕害生命，它更大的罪恶在于毁坏文明。战争能将历经千年积淀起来的文化瞬间摧毁，与个体生命的存亡相比，罗兰对文化符号遭到战火毁坏感到更加痛心。他在一九四四年二月的日记中写道：“在这场战争中，对艺术品，对神圣城市的轰炸是最丑恶的罪行。我无惧让那些敏感的灵魂感到愤怒，他们认为十条人命重于一座西斯廷教堂。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为了拯救一座西斯廷教堂，我不惜牺牲一支军队……个体的生命仅是一个生命，但是一座西斯廷教堂，一座巴黎圣母院则代表一个民族、一个种族、人类最伟大的一个时代，它踞于人类梦想与精神最高端。今天的参战者，不过是文明的伪冠军，历史上最坏的野蛮人。他们扼杀了许多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