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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戈尔什科夫是20世纪下半叶最具有代表性的海权思想者之一，他身为苏联海军总司令，拥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所提出的观点就更加具有针对性。在戈尔什科夫的代表性著作《国家的海上威力》一书中，戈氏强调海上军事力量的重要性，称之为在“和平时期”的“外交的重要支柱”。但历史证明，任何超越自身国力的军事扩张都不可能长期持续，反而会对国家安全形成负影响。无论如何，戈尔什科夫的海权思想仍旧拥有时代魅力，通过对该思想的反思，有助于我们更加科学地制定符合中国自身实际的海权发展战略。
关键词：戈尔什科夫；海权；苏联；美国
戈尔什科夫的代表性著作《国家的海上威力》是由苏联国防部军事书籍出版社1976年版译出并引入国内的，尽管当时只限于“内部”发行，但还是很快就在学术界引起强烈波澜。国内学术界将戈尔什科夫的观点与苏联当时所推行的积极扩张政策相联系，称“作者（即戈尔什科夫）承认苏修把海军作为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工具”，并且“再一次暴露了这个自称为第三世界国家‘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而且，虽然“戈尔什科夫的这本书是一本难得的反面教材”，但“对于我们进一步认清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研究苏修海军战略及其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换言之，早在文革结束初期的1977年，中国军界、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已经意识到苏联最新海权思想的重要性，及其在中苏对峙的紧张状态下，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有重要的意义。
时过境迁，在今天看来，戈尔什科夫的海权思想更多的是一种学术上的探究，留给我们许多思考和研究的空间，通过对这一重要思想的回顾与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科学认知这个理论产生的背景及其本身所发挥的历史意义，对中国海权战略的建构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国家海上威力提出的背景与战略目标
开宗明义，戈尔什科夫在《国家海上威力》一书的开头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地理环境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因素之一，而世界海洋又是地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斯皮克曼也明确指出，“与地理位置相比，一国的大小、地形以及自然资源是决定一国在国家关系中地位的最高因素。”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缔约国可以主张12海里内的领海主权并且包括200海里以内的专属经济区以及相应的毗连区、大陆架等权益。尽管如此，全球大部分的海域仍旧属于法律上的“无主地”，事实上成为海洋强国开发的空间，因为只有经济、科技实力相对较强的国家才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深海勘探与开发等经济活动。这样一来，大国便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力量“进一步”地拓展其所控制的“自然资源”，等于无形中扩展了国土面积。
与之前的马汉、科贝特等海权论学者不同，戈尔什科夫没有将深海舰队的“大洋作战”能力放在最首要的地位，而是强调要建设一支“全面”的海权力量，即包括“能够在任何海域应对帝国主义者挑衅的海上军事力量”，也包括强大的海洋运输、科考、资源开发等能力。其之所以会产生这些新的观点，与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不无关系。在19世纪末及至20世纪初，海洋对于国际关系而言更多的是通道而非便于资源开采的大陆，到了20世纪70年代，科技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就國家内部而言，国家具体历史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具体内容；就外部结构而言，世界秩序的基础是具体的世界性生产体系。所以，戈尔什科夫“全面海权观”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并不是非理性的“想象”。
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中东战争中倾向以色列，遭到了阿拉伯国家在石油出口问题上的集体反制，引发了原油供应不足而产生的经济危机。而苏联在这一时期则充分利用了新掌握的石油开采与运输技术，不断加大开采与出口量，随着国际市场价格的不断抬升，获取了大量的外汇收益。在此消彼长的总趋势下，美苏冷战格局进入了“苏攻美守”的新阶段。于是，苏联进一步加大军事投入，以期在国际社会中有效压缩美国的政治空间就不足为怪了。戈尔什科夫的思想与此事苏联整体外交战略十分契合，“海军作为国家物质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还具有另一个特点，就是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明显地显示自己国家的真是军事力量”；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海军的示威行动能使人们不通过打仗，而仅以其潜在的威力和准备开战相威胁来施加压力，就能达到它的政治目的。”
正因如此，当传统的陆权大国——苏联开始尝试拥有一支强大的深海舰队之时，英美等传统海权大国真正感受到了巨大的安全压力，并且产生了如果不能赢得冷战的胜利，便会失去整个世界的感觉。
二、戈尔什科夫海权思想的历史地位与不足之处
单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戈尔什科夫所提出的国家海上威力这一整套海权思想是有其鲜明时代特征并具有很高研究价值的。但是，由于苏联国家对外战略与其国家特征的冲突，导致了这一重要战略思想最终夭折。
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抑或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强调以国家与国际体系的社会经济结构为基础，对国际问题与国家利益来进行分析和研究。戈尔什科夫所一再强调的“全面”发展海权战略，有其深刻的经济目的，就是要更多地从海洋获取经济收益，以推动社会发展并支持海权力量的进一步强大。
但遗憾的是，尽管苏联立国74年内始终不间断地对重工业与机器制造业予以重金投入，却没有建立起一套合理运转的工业经济体系。苏联的经济始终依赖国家的投入而不能走上一条能够自我调节、独立运转的健康道路。这样的经济体系不但没有效益，更加没有意图追求资本扩张以增加产出并最终获取利润的自我需求，而只是坐等生产任务的分配与不断追加的投资。苏联僵死的经济体制是没有活力的，便也不具备如西方国家一样拓展海外市场的能力。
与陆军、空军不同的是，远洋海军的“先天性”任务就是控制交通线、掌握制海权，为本国的资本输出与海外利益保驾护航。假如仅仅将海军的职能定义为保卫国家的海岸线等“保守”目标，则无需建立一支耗资巨大的深海舰队。这一点，苏联学界与国家领导人并非没有看到，但“石油美元”所造成的经济依赖、以及由于农业、轻工业落后所造成的长期入不敷出的国际收支状况、“老人政治”的僵化保守以及其它严重的体制弊病，共同导致了苏联海权强国转瞬即逝的独特现象。换言之，尽管戈尔什科夫的思想具有先进性，但是不能与苏联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远远超出国家实力的要求，便不可能真正为本国核心利益服务了。 三、戈尔什科夫海权思想对中国海权战略建构的借鉴意义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引进国外先进经验的基本思路。戈尔什科夫的海权思想尽管在苏联的实践中遭遇了严重挫折，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并找出其先进、合理之处予以借鉴；当然，这更不影响我们对这一在国际关系、海权思想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思想所具有的问题和错误进行讨论，并且在为我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权战略工作中予以避免。
戈尔什科夫海权思想的先进之处在于其与时俱进的海权发展思想观念，如其所言：“海军是为国家的政治服务的”，军事力量发展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或途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正如克劳塞维茨所强调的那样：“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军事行动或者军事力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意志的体现。在此一前提下，包括海权力量在内的任何军事力量的存在和发展都不应该是无止境的，而是应该具有明确的政治目地的。简而言之，达到政治目地的基本需求即可，因為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应该追求绝对的国家权力或“万无一失”的国家安全。除此之外，中国的地理条件属于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在海洋方面的一味投入必然会削弱用于“大陆方向”的资源，会对国家正常发展和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确立了同世界经济接轨、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的基本国策。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中国必然会越来越重视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交往，如何有效确保自身的经济安全、海外利益便成为了当务之急。马汉所强调的“在海战中，不论战役性质是进攻的还是防御的，舰队总是以攻击行动去达成战役目的”，指的是一种战术层面的意义。在今天这样一个大国间长期和平，国际社会寻求合作与共赢的大背景下，中国海权战略的建构思路必然是以维护和平与保卫国家主权等核心利益共存的方式。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是“负责任大国”形象的进一步确立，中国海权力量与理论建设的短板日益显现。通过对戈尔什科夫与其它重要海权思想家理论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海权战略的建构，其出发点一定是在具有足够前瞻性的同时确保其与国家未来基本战略走势的一致。任何脱离了本国实际与真正核心利益的战略，都不能称之为科学或合理的战略，也不可能最终达到预期的目标。
参考文献：
[苏]谢·格·戈尔什科夫.国家的海上威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77，1.
[美]艾·塞·马汉.海军战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
[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边缘地带的战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31.
作者简介：
李冠群（1983—），男，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中俄关系。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下的中俄海上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问题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6sjb024001，负责人：李冠群】
关键词：戈尔什科夫；海权；苏联；美国
戈尔什科夫的代表性著作《国家的海上威力》是由苏联国防部军事书籍出版社1976年版译出并引入国内的，尽管当时只限于“内部”发行，但还是很快就在学术界引起强烈波澜。国内学术界将戈尔什科夫的观点与苏联当时所推行的积极扩张政策相联系，称“作者（即戈尔什科夫）承认苏修把海军作为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工具”，并且“再一次暴露了这个自称为第三世界国家‘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而且，虽然“戈尔什科夫的这本书是一本难得的反面教材”，但“对于我们进一步认清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研究苏修海军战略及其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换言之，早在文革结束初期的1977年，中国军界、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已经意识到苏联最新海权思想的重要性，及其在中苏对峙的紧张状态下，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有重要的意义。
时过境迁，在今天看来，戈尔什科夫的海权思想更多的是一种学术上的探究，留给我们许多思考和研究的空间，通过对这一重要思想的回顾与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科学认知这个理论产生的背景及其本身所发挥的历史意义，对中国海权战略的建构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国家海上威力提出的背景与战略目标
开宗明义，戈尔什科夫在《国家海上威力》一书的开头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地理环境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因素之一，而世界海洋又是地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斯皮克曼也明确指出，“与地理位置相比，一国的大小、地形以及自然资源是决定一国在国家关系中地位的最高因素。”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缔约国可以主张12海里内的领海主权并且包括200海里以内的专属经济区以及相应的毗连区、大陆架等权益。尽管如此，全球大部分的海域仍旧属于法律上的“无主地”，事实上成为海洋强国开发的空间，因为只有经济、科技实力相对较强的国家才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深海勘探与开发等经济活动。这样一来，大国便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力量“进一步”地拓展其所控制的“自然资源”，等于无形中扩展了国土面积。
与之前的马汉、科贝特等海权论学者不同，戈尔什科夫没有将深海舰队的“大洋作战”能力放在最首要的地位，而是强调要建设一支“全面”的海权力量，即包括“能够在任何海域应对帝国主义者挑衅的海上军事力量”，也包括强大的海洋运输、科考、资源开发等能力。其之所以会产生这些新的观点，与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不无关系。在19世纪末及至20世纪初，海洋对于国际关系而言更多的是通道而非便于资源开采的大陆，到了20世纪70年代，科技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就國家内部而言，国家具体历史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具体内容；就外部结构而言，世界秩序的基础是具体的世界性生产体系。所以，戈尔什科夫“全面海权观”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并不是非理性的“想象”。
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中东战争中倾向以色列，遭到了阿拉伯国家在石油出口问题上的集体反制，引发了原油供应不足而产生的经济危机。而苏联在这一时期则充分利用了新掌握的石油开采与运输技术，不断加大开采与出口量，随着国际市场价格的不断抬升，获取了大量的外汇收益。在此消彼长的总趋势下，美苏冷战格局进入了“苏攻美守”的新阶段。于是，苏联进一步加大军事投入，以期在国际社会中有效压缩美国的政治空间就不足为怪了。戈尔什科夫的思想与此事苏联整体外交战略十分契合，“海军作为国家物质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还具有另一个特点，就是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明显地显示自己国家的真是军事力量”；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海军的示威行动能使人们不通过打仗，而仅以其潜在的威力和准备开战相威胁来施加压力，就能达到它的政治目的。”
正因如此，当传统的陆权大国——苏联开始尝试拥有一支强大的深海舰队之时，英美等传统海权大国真正感受到了巨大的安全压力，并且产生了如果不能赢得冷战的胜利，便会失去整个世界的感觉。
二、戈尔什科夫海权思想的历史地位与不足之处
单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戈尔什科夫所提出的国家海上威力这一整套海权思想是有其鲜明时代特征并具有很高研究价值的。但是，由于苏联国家对外战略与其国家特征的冲突，导致了这一重要战略思想最终夭折。
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抑或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强调以国家与国际体系的社会经济结构为基础，对国际问题与国家利益来进行分析和研究。戈尔什科夫所一再强调的“全面”发展海权战略，有其深刻的经济目的，就是要更多地从海洋获取经济收益，以推动社会发展并支持海权力量的进一步强大。
但遗憾的是，尽管苏联立国74年内始终不间断地对重工业与机器制造业予以重金投入，却没有建立起一套合理运转的工业经济体系。苏联的经济始终依赖国家的投入而不能走上一条能够自我调节、独立运转的健康道路。这样的经济体系不但没有效益，更加没有意图追求资本扩张以增加产出并最终获取利润的自我需求，而只是坐等生产任务的分配与不断追加的投资。苏联僵死的经济体制是没有活力的，便也不具备如西方国家一样拓展海外市场的能力。
与陆军、空军不同的是，远洋海军的“先天性”任务就是控制交通线、掌握制海权，为本国的资本输出与海外利益保驾护航。假如仅仅将海军的职能定义为保卫国家的海岸线等“保守”目标，则无需建立一支耗资巨大的深海舰队。这一点，苏联学界与国家领导人并非没有看到，但“石油美元”所造成的经济依赖、以及由于农业、轻工业落后所造成的长期入不敷出的国际收支状况、“老人政治”的僵化保守以及其它严重的体制弊病，共同导致了苏联海权强国转瞬即逝的独特现象。换言之，尽管戈尔什科夫的思想具有先进性，但是不能与苏联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远远超出国家实力的要求，便不可能真正为本国核心利益服务了。 三、戈尔什科夫海权思想对中国海权战略建构的借鉴意义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引进国外先进经验的基本思路。戈尔什科夫的海权思想尽管在苏联的实践中遭遇了严重挫折，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并找出其先进、合理之处予以借鉴；当然，这更不影响我们对这一在国际关系、海权思想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思想所具有的问题和错误进行讨论，并且在为我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权战略工作中予以避免。
戈尔什科夫海权思想的先进之处在于其与时俱进的海权发展思想观念，如其所言：“海军是为国家的政治服务的”，军事力量发展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或途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正如克劳塞维茨所强调的那样：“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军事行动或者军事力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意志的体现。在此一前提下，包括海权力量在内的任何军事力量的存在和发展都不应该是无止境的，而是应该具有明确的政治目地的。简而言之，达到政治目地的基本需求即可，因為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应该追求绝对的国家权力或“万无一失”的国家安全。除此之外，中国的地理条件属于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在海洋方面的一味投入必然会削弱用于“大陆方向”的资源，会对国家正常发展和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确立了同世界经济接轨、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的基本国策。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中国必然会越来越重视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交往，如何有效确保自身的经济安全、海外利益便成为了当务之急。马汉所强调的“在海战中，不论战役性质是进攻的还是防御的，舰队总是以攻击行动去达成战役目的”，指的是一种战术层面的意义。在今天这样一个大国间长期和平，国际社会寻求合作与共赢的大背景下，中国海权战略的建构思路必然是以维护和平与保卫国家主权等核心利益共存的方式。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是“负责任大国”形象的进一步确立，中国海权力量与理论建设的短板日益显现。通过对戈尔什科夫与其它重要海权思想家理论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海权战略的建构，其出发点一定是在具有足够前瞻性的同时确保其与国家未来基本战略走势的一致。任何脱离了本国实际与真正核心利益的战略，都不能称之为科学或合理的战略，也不可能最终达到预期的目标。
参考文献：
[苏]谢·格·戈尔什科夫.国家的海上威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77，1.
[美]艾·塞·马汉.海军战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
[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边缘地带的战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31.
作者简介：
李冠群（1983—），男，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中俄关系。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下的中俄海上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问题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6sjb024001，负责人：李冠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