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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全球产业链出现了收缩的迹象，各国采取的边境收紧措施更是加剧了这一变化。国际金融体系作为全球产业链的上游和支撑，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直处于快速变化中，而全球产业链短期内虽然没有“重置”般的质变，但长期来看的风险却不能低估，这将会直接决定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方向。因此从当前全球产业链的调整特征和趋势出发，评估其对国际金融变革趋势的影响不仅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也能够为相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思考。
【关键词】国际金融;全球产业链;货币政策
一、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背景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国际金融却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出现了变革的趋势：从欧元所引领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体系在发展和调整中不断变化。其中既有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如赋予中国等国家更高的特别提款份额等，也有地区国别性的政策调整，如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的发起与运行。
特别是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金融主体的兴起，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有着更多的冲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现有治理机制已经渐渐显露出不足。这种矛盾和需求既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动力，也是其变革趋势的基础。
而随着本世纪20年代初全球经济复苏的乏力，主要发达国家所采取的负利率竞争性货币贬值政策显示其已无力继续维护原有的全球金融体系的信用和机制，取而代之的是维护本国货币政策的保守策略。在此背景下，在冲击中调整的原有国际金融体系及其制度安排所做出的应对显得杯水车薪。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面临着更大的空间与未知。
二、全球产业链的“重置”
全球产业链自冷战后一直处于美欧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下，尽管有中国这样从下层周边产业攀升到顶端中心的特例，但总体仍是维持了原有的发达国家位于中心和高级产业、发展中国家位于相对外围和低级的格局。直到21世纪初，随着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在经济和产业上获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全球产业链的调整规模和幅度出现了较大的变动。
除了公共卫生的考虑，由于难民危机、环境问题所导致的各国边境收紧趋势也在蔓延。而2020又恰逢美国大选，中美为代表的世界几大经济体的矛盾更加频繁爆发。尽管这些因素并未本质上改变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但却恰巧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个别关键点上，因此有研究认为之后全球产业链不止会“断裂”甚至可能出现“重置”①：全球贸易和人流受限;上游原材料和中间供应商被隔断;主要大国间的产业“脱钩”被迫加速;所以全球产业链即便“复工”却也难以“充分复产”。
以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为例，虽然双方曾在2003年抗击SARS合作，并同欧盟在2014年共同阻击埃博拉病毒，但是在2020年上演的剧本却是相互“甩锅”，指责对方未能落实前一阶段的经贸谈判成果。究其原因在于在2020年之前的10年里中美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迅速缩小，而两者同其他经济体之间差距却加速扩大（中国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GDP比从91%升至274%）。双方基于自身利益各有主张：美国认为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窃取”了其成果，且采取国家行为从全球经贸体系中获利太多，而中方则认为美方倚仗霸权地位恶意打压中方发展。因此从贸易摩擦到中兴案件，甚至所谓的“脱钩论”都显示了在产业链上的竞争。而美欧、美日在贸易和产业问题上也是不遑多让。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所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以所谓“三低三高”（即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和高债务、高资产价格、高收入差距）在短期内虽然提振了经济，但其脆弱和不可延续性却更加明显。截止2020年5月，美国的失业率创下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新高。而预计到2020财年结束，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聯邦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分别达到18%和140%。
在这种压力下，美方更是借多国收紧的边境和外贸政策，试图通过重修国际规则、调整相关标准等做法，在全球产业链上强行加码，或是挤压他国的空间，甚至借“反全球化”实现某些领域的“去中国化”，更有美方部分政客企图不惜牺牲美元信誉滥用金融工具来打压中国。
三、国际金融体系受到的影响
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使得各国的货币政策倾向于“安全保障”：美元。而美联储也抓紧机会启动美元互换安排：先是调低与五个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建立的无限额互换的融资成本，而后与其他九个中央银行新签署有限额的临时美元互换安排。这些举措虽然缓解了美元的流动性危机，却使得全球资本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延续。因为现有的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货币互换覆盖也很有限，而现有的区域性金融安排则不是功能缺失就是约束过多。
所以，部分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大规模资本外流，主要都是回归传统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针对类似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扩大紧急救助工具的使用额度，降低获得救助的门槛，设立短期流动性贷款工具，并对低收入国家提供特别了救助渠道。截至2020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批准57个成员对紧急救助的申请，通过快速信贷设施和快速融资设施这两个主要紧急工具提供约158亿特别提款权（约合216亿美元）的支持。②
尽管如此，现有金融体系的应急救援能力仍是杯水车薪。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的估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此危机后所需救助资金超过两万亿美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能提供的最大限额救助不足四成。近期有倡议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特别提款权分配额度，以提升救助能力。但受制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身运作机制，美国的一票否决权使得国际金融体系本身的作用也难以发挥。而美元依靠的是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逆差及相应供给，这本来已经构成美元作为货币地位的悖论：即负债货币是否能够长期维持其高级别安全资产品质。这一自21世纪以来就困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问题在短期内仍看不到有解决的可能性。
四、结语
总的来看，美元虽然仍将主导全球融资，其与欧元所占世界储备货币份额仍在八成左右，但各方寻求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努力不会停滞，全球金融保障体系缺口也需要新的补充：诸如在多边互换、国际合作及治理机构等方面的调整。
在市场布局方面，国际金融业务和资源可能更加集中。目前29家全球系统性银行中，发展中国家只有我国的工、农、中、建四家，在保险等领域就更是如此。因此全球和地区性的金融不平衡可能加剧。
从操作上看，技术创新仍是国际金融变革的重要动力。自危机后各方所涌现的一些颇具特色的国际金融的发展窗口和地区，如远程金融汇兑支付、电子货币等新产业形态的快速发展都能促进金融的变革。
面对这些情况，我国需要在稳健自身金融政策的同时，借助于市场功能扩大和人民币清算体系的完善强化人民币的国际化目标和方式。因为人民币自2016年进入世界银行特别提款权名单后，占比已升至第五位。这种依托于贸易持续稳定增长的模式在支付端的增幅更快，也更容易受到产业链的调整影响。因此我国也应更努力创新金融技术、加快货币政策的调整。
参考文献：
[1] 高杰英，王婉婷：《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变革及中国的选择》，《经济学家》2016年第8期。
[2] 张宇燕：《新冠疫情与世界格局》，《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4期。
[3] 经济参考报：“疫情催生国际金融格局两大变化”，2020年5月26日第2版。
[4] 刘鹤：《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和讯财经2020年3月19日报道：
http：//news.hexun.com/2020-03-19/200689236.html
注释：
①时光：《全产业链模式的错位与断裂》，《中国石油企业》2019年第9期，第100-102页。
②国际财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出现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衰退”，2020年4月9日报道。
【关键词】国际金融;全球产业链;货币政策
一、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背景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国际金融却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出现了变革的趋势：从欧元所引领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体系在发展和调整中不断变化。其中既有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如赋予中国等国家更高的特别提款份额等，也有地区国别性的政策调整，如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的发起与运行。
特别是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金融主体的兴起，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有着更多的冲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现有治理机制已经渐渐显露出不足。这种矛盾和需求既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动力，也是其变革趋势的基础。
而随着本世纪20年代初全球经济复苏的乏力，主要发达国家所采取的负利率竞争性货币贬值政策显示其已无力继续维护原有的全球金融体系的信用和机制，取而代之的是维护本国货币政策的保守策略。在此背景下，在冲击中调整的原有国际金融体系及其制度安排所做出的应对显得杯水车薪。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面临着更大的空间与未知。
二、全球产业链的“重置”
全球产业链自冷战后一直处于美欧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下，尽管有中国这样从下层周边产业攀升到顶端中心的特例，但总体仍是维持了原有的发达国家位于中心和高级产业、发展中国家位于相对外围和低级的格局。直到21世纪初，随着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在经济和产业上获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全球产业链的调整规模和幅度出现了较大的变动。
除了公共卫生的考虑，由于难民危机、环境问题所导致的各国边境收紧趋势也在蔓延。而2020又恰逢美国大选，中美为代表的世界几大经济体的矛盾更加频繁爆发。尽管这些因素并未本质上改变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但却恰巧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个别关键点上，因此有研究认为之后全球产业链不止会“断裂”甚至可能出现“重置”①：全球贸易和人流受限;上游原材料和中间供应商被隔断;主要大国间的产业“脱钩”被迫加速;所以全球产业链即便“复工”却也难以“充分复产”。
以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为例，虽然双方曾在2003年抗击SARS合作，并同欧盟在2014年共同阻击埃博拉病毒，但是在2020年上演的剧本却是相互“甩锅”，指责对方未能落实前一阶段的经贸谈判成果。究其原因在于在2020年之前的10年里中美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迅速缩小，而两者同其他经济体之间差距却加速扩大（中国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GDP比从91%升至274%）。双方基于自身利益各有主张：美国认为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窃取”了其成果，且采取国家行为从全球经贸体系中获利太多，而中方则认为美方倚仗霸权地位恶意打压中方发展。因此从贸易摩擦到中兴案件，甚至所谓的“脱钩论”都显示了在产业链上的竞争。而美欧、美日在贸易和产业问题上也是不遑多让。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所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以所谓“三低三高”（即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和高债务、高资产价格、高收入差距）在短期内虽然提振了经济，但其脆弱和不可延续性却更加明显。截止2020年5月，美国的失业率创下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新高。而预计到2020财年结束，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聯邦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分别达到18%和140%。
在这种压力下，美方更是借多国收紧的边境和外贸政策，试图通过重修国际规则、调整相关标准等做法，在全球产业链上强行加码，或是挤压他国的空间，甚至借“反全球化”实现某些领域的“去中国化”，更有美方部分政客企图不惜牺牲美元信誉滥用金融工具来打压中国。
三、国际金融体系受到的影响
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使得各国的货币政策倾向于“安全保障”：美元。而美联储也抓紧机会启动美元互换安排：先是调低与五个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建立的无限额互换的融资成本，而后与其他九个中央银行新签署有限额的临时美元互换安排。这些举措虽然缓解了美元的流动性危机，却使得全球资本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延续。因为现有的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货币互换覆盖也很有限，而现有的区域性金融安排则不是功能缺失就是约束过多。
所以，部分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大规模资本外流，主要都是回归传统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针对类似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扩大紧急救助工具的使用额度，降低获得救助的门槛，设立短期流动性贷款工具，并对低收入国家提供特别了救助渠道。截至2020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批准57个成员对紧急救助的申请，通过快速信贷设施和快速融资设施这两个主要紧急工具提供约158亿特别提款权（约合216亿美元）的支持。②
尽管如此，现有金融体系的应急救援能力仍是杯水车薪。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的估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此危机后所需救助资金超过两万亿美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能提供的最大限额救助不足四成。近期有倡议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特别提款权分配额度，以提升救助能力。但受制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身运作机制，美国的一票否决权使得国际金融体系本身的作用也难以发挥。而美元依靠的是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逆差及相应供给，这本来已经构成美元作为货币地位的悖论：即负债货币是否能够长期维持其高级别安全资产品质。这一自21世纪以来就困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问题在短期内仍看不到有解决的可能性。
四、结语
总的来看，美元虽然仍将主导全球融资，其与欧元所占世界储备货币份额仍在八成左右，但各方寻求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努力不会停滞，全球金融保障体系缺口也需要新的补充：诸如在多边互换、国际合作及治理机构等方面的调整。
在市场布局方面，国际金融业务和资源可能更加集中。目前29家全球系统性银行中，发展中国家只有我国的工、农、中、建四家，在保险等领域就更是如此。因此全球和地区性的金融不平衡可能加剧。
从操作上看，技术创新仍是国际金融变革的重要动力。自危机后各方所涌现的一些颇具特色的国际金融的发展窗口和地区，如远程金融汇兑支付、电子货币等新产业形态的快速发展都能促进金融的变革。
面对这些情况，我国需要在稳健自身金融政策的同时，借助于市场功能扩大和人民币清算体系的完善强化人民币的国际化目标和方式。因为人民币自2016年进入世界银行特别提款权名单后，占比已升至第五位。这种依托于贸易持续稳定增长的模式在支付端的增幅更快，也更容易受到产业链的调整影响。因此我国也应更努力创新金融技术、加快货币政策的调整。
参考文献：
[1] 高杰英，王婉婷：《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变革及中国的选择》，《经济学家》2016年第8期。
[2] 张宇燕：《新冠疫情与世界格局》，《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4期。
[3] 经济参考报：“疫情催生国际金融格局两大变化”，2020年5月26日第2版。
[4] 刘鹤：《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和讯财经2020年3月19日报道：
http：//news.hexun.com/2020-03-19/200689236.html
注释：
①时光：《全产业链模式的错位与断裂》，《中国石油企业》2019年第9期，第100-102页。
②国际财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出现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衰退”，2020年4月9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