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租房平台，最近很热。
　　上海地铁人民广场站，游人如织的地下通道里，人们走过巨幅的广告，上面的广告词是——“海量真房源，省心上**”。不仅是寸墙寸金的地铁广告，居民楼的电梯里、手机APP的首页广告……只要是年轻人、城市人、上班族关注的地方，网络租房平台广告都是出镜率最高的。
　　资本追逐的地方，一定有政策背景。去年，在国家 “租售并举”政策和对房产市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下，从2017年底开始，租房市场成为中国互联网企业新的争夺之地。
　　阿里巴巴、京东等巨头先后宣布进入租房市场，原来传统的房产中介企业纷纷加大力度、开拓新的网络业务模式，大量新的互联网租房平台进入消费者视野……
　　租房市场迎来互联网时代，但，这真的是一个更好的时代吗？

联手网络的“职业”的二房东

　　2018年4月初，上海白领钱芳（化名）决定把自家一套位于虹口区的空闲房子出租。因为对网络平台并不熟悉，她本来只想走线下中介挂牌的老路子，不过，钱芳的丈夫决定试一试网上发布房源信息，于是将房源信息发布在一家同城信息平台上。
　　原本只是一个“试试看”“可能会租得更快”的想法，没想到立即就迎来了狂风暴雨般的电话轰炸。发布信息仅仅一个小时后，钱芳丈夫接二连三接到要求看房的电话，有的人急切地表示马上就要上门看房。
　　由于是周末，当天下午，钱芳就开始接待看房人。见过几个租客后，她对其中的陈某比较放心。钱芳希望将房租给自住的家庭，租金低一点也没有关系，主要是要求房客维护好房子，而这位陈某自称的情况，符合钱芳的要求。
　　钱芳向《新民周刊》记者回忆说，陈某是中介带来的，自称小孩马上就要在附近的小学上一年级了，为了读书便利而来租房。“穿着还算比较整洁的中年男人，对社区附近很熟悉，周边有什么小孩的培训班也能说得清楚，我就相信了他。”钱芳与陈某签约，明确说明房子只租给陈某自家人住，不允许转租，这一点也在合同中写明。
　　没想到过了二十多天，钱芳的老邻居陆续向她反映：房子里每一个房间窗外都晾晒了衣服，进进出出人很多，不像是一家人自住。她赶去查看，进门被吓了一跳：两三个青年男子赤膊在房子里，其中一个只穿着条内裤。再看看房子，原来三室一厅的房子被隔成了5个房间，饭厅也被隔成了卧室，每个房间都住了一到两个人。钱芳明白自己被坑了：陈某是个二房东，把她的房子分租出去。
　　发现情况后，钱芳马上联系陈某和中介，要求租客搬离。陈某对于转租事实毫不回避，也承认违约，但以自己投入了资金为由拒绝搬离。“租客是通过几个网络租房平台来的，你现在让他们搬走，我得赔偿租房平台，我损失很大，我还给他们买了家具，开了网络，现在他们就走了的话，我收不回投入。”陈某说起自己的理由振振有词。
　　在多次与之沟通无果的情况下，为了早点解决问题，钱芳试着联系了陈某提供的与这些房客有关的网络租房平台。然而，沟通的经过让她更加心塞。

　　“嗨住网”是陈某声称的找来租客的平台之一，然而该平台客服却称根据陈某的手机号找不到发布房源的记录，“这个号码与我们平台没有任何合作关系”。
　　钱芳继续联系陈某声称发布房源的“蘑菇租房”，这次客服通过手机号查到了陈某在平台上的信息，能看到他手里有房源，但并没有钱芳的这套房子。客服表示，陈某如果是线下和租客签合同的话，平台就不知情了。
　　钱芳进一步询问平台是否会处罚擅自转租的二房东，客服的回答是：房源入驻该平台要交一笔保证金，如果确认他发布不真实房源，要没收保证金。“我们只是第三方，他只是展示房源信息，不需要付任何费用。如果他不想展示了就可以退出平台，拿走保证金。”客服称，平台的客户经理会审核二房東的转租是不是得到业主的同意，但不是每个房源都查，只是随机抽查，“因为二房东太多了。”

擅自转租，变得更方便

　　虽然维权依然没有实质进展，钱芳却从“蘑菇租房”这名客服口中得到一个信息：入驻该平台的最低条件是有30套以上的房源。这就意味着陈某不仅是二房东，还很可能是一个“专业”的二房东。
　　这样的推断逐渐被后续的咨询结果坐实。通过“巴乐兔”住进钱芳房子的租客人数是最多的，客服接受钱芳的投诉后，反馈的结果与“蘑菇租房”一样：能查到陈某登记过房源，但其中并没有钱芳的房子。“也有可能是之前上过我们平台，但房子现在已经租出去了，平台上就查不到了。”客服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钱芳反复要求平台为自己维权，只得到客服“这种情况，你自己与二房东去交涉解决”的答复。
　　三家网络租房平台的客服，妥妥地把规避风险的责任都还给了钱芳，这让她十分郁闷。
　　为了收回自己的房子、清退陈某招进来的租客，钱芳找过居委会，也联系过警方，但两方都表示无法强制陈某和其他租客离开。她还曾拨打房管部门投诉电话，接线员表示，这些网络租房平台的实体一般注册为“网络信息”或者“网络科技”的公司，经营范围并不包括租房中介，因而也不在房管部门的管辖范围内。
　　无奈，钱芳准备通过打官司处理此事，这时，自称是“巴乐兔”客户经理的人给打来电话，说陈某已经跟公司反映过整个过程，“这个房子他跟我们一年一签，租客也要住到一年才行的。现在你让他清退租客，他要赔租客的钱，肯定不愿意。”钱芳表示，是陈某违约在先。此时，客户经理语气一变：“上海这样的合租多的是，如果你要较真，我们也没有办法。要打官司的话，你基本上是打不赢的。”

　　被互联网平台和无良二房东合伙“带进坑里”的，还有今年从上海某高校毕业的小艾（化名）。90后小艾平常各種消费都习惯在手机App操作，毕业之后的租房也不例外。2018年6月上旬，通过某租房App，她很快选中了一套三室一厅房子中的一间，现场看房时，房东跟她保证其他两间房将要入住的也是今年毕业的女大学生。
　　和房东签约付款搬进出租房后，小艾发现了问题：隔壁的房间搬进至少三个人，而且怎么看也不像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客厅被放进了一张床，而且还有做隔断的石膏板材料运进来……小艾向平台反映、向租住地的邻居打听，才知道原来她接触的是二房东，房东长年在国外，很可能并没授权二房东转租。
　　小艾气愤地要求退租，但网络租房平台称，按合同约定，刚刚租下就退租，押金是要扣除一大部分的，平台让她去跟二房东协商。眼看离校日期在即，小艾无心纠缠，只好另寻住处，不仅押金损失大半，因为耽误了半个月时间，同等品质的房源租金又上涨了不少。“真是吃尽了哑巴亏。”她抱怨道。

互联网合租，“标准化”外衣下的混乱

　　二房东耍赖、无良网络平台甩锅，这样的陷阱似乎“防不胜防”，那么通过直接做合租业务的互联网平台租房，情况又如何呢？
　　以“自如”为代表的合租网络平台，经营着把分散的房源从房东手里租下来，然后进行“标准化”简装后再转租的业务，但市场上的这种全新租房方式，仍然存在一些痛点。
　　不少“自如”的租客吐槽说，房间内所谓的“标准化”就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部电视和一个工具盒。床和柜子还是房东留下来的，新旧程度和好用与否全看运气，有的房东把一些闲置物品堆在房间里占用空间。“买进来的新家具质量也不过硬，新空调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坏了。”去年硕士毕业，在“自如”租住了一年的小周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家具毕竟只影响使用体验，但房间空气却直接关系着租客的身体健康。2017年底，据媒体报道，北京“自如”旗下的多款房源存在甲醛超标情况，最严重的超标近10倍，导致多名租客身体不适，严重的需要住院就医。这些租客和小周的观察结论一致：“自如”把房间装修后就立即出租。
　　另外，租客的租房事务基本都通过App完成，很难见到平台工作人员的面，有时这样的方式反而效率十分低下。小周在退租前一个月就致电“自如”管家告知，当时管家表示确认，结果临近到期时，管家才告诉她“退租必须租客本人在App里操作才可以”。不想再费力申诉，小周只好多交一个月的房租了事。
　　违约成本为零，互联网帮了谁？
　　小周的一名学长感叹说：8年前，他毕业租房时，互联网对于租房只是一个信息平台，当时遇到的情况多半是网上的信息号称是个人房源，打电话过去发现是中介；或者网上的图片文字与实际房源不符；以及网上的房源在现实中已经没有了，中介吸引租客联系上之后推荐其他的房源……“这都还只是把‘坑’挖在了实地看房之前，至少到了现场，多半能落实情况。”但是现在，二房东大行其道，有些租房平台实际是和二房东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不但不严格监管后者，出现问题时还和后者一起“踢皮球”“唱双簧”。
　　根据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预判，到2027年，中国将形成71亿平方米的房屋租赁需求规模，而随着个人出租房源和租赁用地房源的较快发展，未来10年租赁房源的供应规模将翻一番。互联网中介显然看到了其中的巨大商机。
　　为了抢到更多的房源，获取更大的利益，平台对二房东违规操作开始纵容甚至与之合谋。现实的问题是，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缺失，目前针对“互联网租房”行业并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哪些企业具备从事房屋租赁的资质，也没有规定在运营过程中发生问题，该如何解决，各方的权责该如何界定。因此，才会出现钱芳遭遇的“看上去似乎于情于法自己完全占据高地，实际上维权十分困难”的窘境。
　　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平晟律师向《新民周刊》表示：网络租房平台企业以“房源数量太多，无法一一审核真实性”或者“我们对租房双方都不收任何费用”为理由来为自己开脱责任，都是站不住脚的；平台既然发布了相关信息，就有保证其真实准确的义务。
　　“现实案例中，许多网络平台并不仅仅是信息平台，实际是促成或开展了租房业务的，那么如果不能审查信息，它们的主观恶意是比较明显的。”他建议，房东或者租客如果遇到无良网络平台，可以向工商部门投诉：一方面，平台若是“网络科技”“网络信息”公司，其开展租房中介业务则不具备资质；另一方面，对其不规范的经营行为，工商部门也会依法监管。以合同违约起诉二房东或者平台，则要注意从一开始就仔细阅读各种合同、条文，保留相关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