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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奥林匹克运动会产生之时，古希腊土地上分布着战事频频的诸城邦、不同的伦理群体和众多社会阶层。然而通过精心设计、历经艰辛方出台的礼仪，为运动会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所有群体包括那些敌对的群体也可以在合作的基础上竞争。运动会所需的社会和谐程度虽不高，但在一个充满冲突的社会中却是一项令人吃惊的创造。始于孔子和荀子，中国人始终把礼仪理解成一种社会之舞，有着不同利益的人可以为了整个社会的和谐而合作。儒家传统对礼仪有深刻的理解，如果缺少礼仪，有利益冲突的群体除了直接且经常是粗暴的竞争外，没有其他互动途径。在当今国际形势下，一个迫切的要求是把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竞争纳入礼仪外交的框架。一个新的当代礼仪系统需要尊重所有人的利益，并被所有人理解和欣赏。在北京举行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礼仪品质，可以成为一个象征，象征着全球和谐形势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奥运会的礼仪品质提供无须事先商议，不论输赢，每一个国家均可参与的模式，使其可以成为外交的典范。
[关键词]奥林匹克运动会；礼仪；竞争；和谐
古希腊人将历法的开始追溯到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产生，即公元前776年。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奥林匹克运动会而不是再往前几个世纪的特洛伊之劫，或几乎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创立同时代的、遍及地中海国家的殖民扩张?当然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答案。但笔者认为，原因可能是从最早的时期到马其顿的腓力(Philip of Macedon)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在公元前4世纪征服整个希腊期间，希腊半岛及周围的島屿被分割成互相竞争的、且经常处于战争状态的诸城邦。诸城邦针对共同敌人的联盟是短暂的，而奥林匹克运动会把希腊人团结在一起，使他们感觉身处来自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文明的组织，尽管他们的首要身份还是与其各自的宗族联系在一起的。
在希腊各派系间充满敌意的情况下，创立奥林匹克运动会究竟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我们也不可能知道确切的历史实情。但所发生的事情是，在运动会期间，参赛的诸城邦允许他们自己接受相关礼仪的管理，这些礼仪构成了运动会的可能条件。这些礼仪有许多层次。在某个层次上，礼仪规定了每种运动的规则，比如，如何裁判赛跑和赛马，在拳击赛中什么行为是允许的，在一个投掷类比赛中将什么作为标枪，等等。因为各城邦的文化如此不同，要在规定比赛中依据谁的运动传统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可能需要多方斟酌与妥协。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更重要的礼仪由此发展出来，其目的是延缓敌意，如召集代表们制定关于规则的礼仪，合作给运动员规划营地，以及在运动会期间分配食物和饮料等。回家后，运动员很可能重又加入各自城邦的军事组织，参与相互间的战争。但在运动会期间，他们在一种精心设计的社会氛围里一道翩翩起舞，这种氛围使所有的运动员成为兄弟(可能没有姐妹)，在规定的条件下竞争并承认胜者。当然，这可能是理想化了的看法——也许存在相当常见的争吵，也许还有关于谁胜谁负的严重纠纷，也许在运动会中产生的失望后来导致了敌意的增加。但奥运会的理念得以播种，并迅速成长为一个可以在极端困难的政治环境下生存的活动。
中国古代的儒家最早也最精微地理解了礼仪及其对文明的重要性。虽然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因由其弟子们记载于《论语》中的哲学而在今天被人们纪念，但他实际上所做的是教授他的弟子们礼仪，其中包括宫廷礼仪和家庭礼仪，以及音乐和舞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孔子相信，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混乱(如古希腊一样糟糕)是由礼仪之贫乏所导致，而礼仪使文明成为可能。他认为，因为家庭礼仪衰落，所以儿女忤逆、家庭遭摧毁；因为统治居民生活的社会礼仪衰落，所以合作几乎不存在、经济生活崩溃；因为规定统治规则的政治礼仪衰落，所以除了诸侯和独裁者强加的政治文明外更无别的文明。但没有诸侯或独裁者可以通过武力重建文明，他们将不得不首先重建礼仪。孔子一直渴望得到一个好的职位，那就是做某个统治者的首席礼仪大师，使这个统治者成为一个拥有礼仪之文明的好君主。
儒家最好的礼仪阐释者是荀子，他生活在战国末年，正是秦重新统一中国的前夕。他解释了礼仪为什么那么重要，认为是自然赋予人类身体以及理智和情感能力。但这些观点还未有明确的结论。我们知道，人的身体可以以各种方式运动，可站立可行走，也可做各种事情。但小孩子需要学习才能掌握某些特定的移动方式。比如，欧洲人倾向于双脚成45度站立，而东亚人倾向于双脚平行站立。这是习得的、文化的，亦即礼仪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未定本性拥有何种站立方式。又如欧洲人走路的时候倾向于伸腿向前，以脚后跟着地；东亚人走路的时候倾向于更平缓地落脚，这也是一种礼仪差异。再看一看打招呼的礼仪：欧洲人见面时，舒展双手，看着对方的眼睛，不这样做会显得诡诈；而东亚人见面时，半伸右手，以左手托着右手腕，目光低垂，同时稍欠身，尤其是遇见上级的时候，不这样做会显得傲慢。这都是礼仪差异，每种礼仪都是为了达成同一件事情——打招呼。但与之伴随的信号会互相抵触，即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无意识的礼仪运作之处：东亚人认为欧洲人傲慢，欧洲人则认为东亚人诡诈、不直率。在这一简单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礼仪的力量。没有这些打招呼的礼仪，打架或躲避的可能性就会很大。但因为礼仪是约定俗成的，所以一种习俗里的信号在另一种习俗里可能有相反的含义，可能互相抵触。再举一个例子，所有人都能发出声音，但如果要正常交流，就必须学会一种或另一种语言，如有的人学汉语，有的人学英语，还有人学其他语言。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自己的语言看起来是唯一真正自然的说话方式，但实际上它是一种习得的、在自然状态的基础上制定的礼仪。说一种语言其实也是一种礼仪。
礼仪有品质等级之分。最低层次的礼仪是男女结合并生出后代，抚养他们直到能够谋生。但如果没有高度文明的家庭礼仪，后代不能在爱与礼仪中受到教育，他们反过来也需要这种礼仪，以便能够以文明的方式抚养他们自己的孩子。最低层次的礼仪能够建立一个有经济生存能力的家庭，但如果没有规定丈夫、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员角色的高级礼仪，家庭生活不可能让其中的个体成员实现自我；最低层次的礼仪可能促成狩猎中的暂时合作，但如果没有表示尊敬的高级礼仪，就不可能有深刻的友谊；最低层次的礼仪也许能通过暴力维持秩序，但如果没有尊重权力、平等、级别和服从的礼仪，就不可能有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活。孔子认为，他所处时代盛行的礼仪完全不足以使高度文明化成为可能，并非当时的人民不想要丰富多彩的家庭、群体及政治生活，他们当然想要个人价值实现、友谊、精致的爱和有高度审美情趣的生活，但他们缺乏高品质的礼仪以使高度文明化成为可能。孔子声称他在教导已被遗忘的古代君王的高级礼仪，然而，他也许只是在创造高级礼仪，以给他的弟子们关于可能的事物的某种感觉，即便是在最糟糕的时代。
相比我们的处境，古代希腊人和中国人的处境更简单些。就像他们各自有敌对的诸城邦和一个分裂的、由互相竞争的诸侯统治的帝国一样，我们也有为霸权地位互相竞争的诸国家。更有甚 者，我们有尖锐的文明竞争。笔者认为，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说文明冲突就像一场战争，一场随时可能爆发的热战，是言过其实了。但他没有太离谱。各文明有着也许彼此非常不同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尽管那是一个仍需研究的经验性学术问题)，并有仇恨冲突的历史，仅仅提到文明问的一些敌对历史就会触及敏感的神经。
然而我们需要了解冲突的更深层的基础。如今大部分国家都接纳了民主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好的政府应该是民主的。但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民主依赖于几个业已存在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民主社会里的所有人都受到教育，或有受教育的机会，以便探明为了理解政治问题他们需要知道什么。这至少意味着要有一个合适的教育系统、一个自由的出版舆论界，以及一个开放的政府。如果人们不能理解为了理智地形成和表达他们的政治意愿所需知道的事情，他们就不可能民主地行事。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教育被限制在精英阶层，这使有效的民主变得不可能。第二个条件是一定程度的财富和安全保障，这给人们以最低限度的闲暇时间聚集一起，构想他们的政治蓝图。当然，这一闲暇时间不需要很多。但难以想象达佛人会为组建民主的公共组织而聚在一起，他们几乎不能糊口。第三个条件是一个足够流畅的社会结构，使得人们能够根据民主的结果而彻底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这意味着人们必须能够自由迁徙到工作所在地，能够掌握新的工作技巧，能够使他们的文化适应新的环境。非常传统的社会不愿意这样做。在这样的社会里，民主被理所当然地看作是对传统的、稳定的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如在伊拉克，酋长们知道一人一票制将会摧毁宗族结构，这种宗族结构直到最近还关心和养育年幼者，提供教育、经济安置，以及扶持穷人和弱者。然而，随着伊拉克传统政体的解体和强加西方式民主国家的行政体系企图的失败，如今伊拉克没有可以把社会维系在一起的社会结构，不管是传统的还是西方式的行政体系。从宗族权力结构到民选权力结构的演变是长期和复杂的，且并非每一个人都希望如此。
以上观点并不新颖。但笔者想强调的是，民主的这些条件以及其他条件应理解为礼仪的因变量：一个社会的教育系统是一套复杂的礼仪，其中只有一部分是明确的机构和组织；传播媒体不仅仅是硬件设施，而且是传递、阻止或扭曲信息的礼仪行为；政治中的透明度是政府官员行為礼仪的因变量；极度的贫穷不仅事关气候和地理问题，而且事关经济生活的礼仪问题；紧密地伴随极度贫穷的频繁战争是权力运用礼仪的一个因变量；在家庭和公共事务上，阻碍或支持民主的传统社会结构本身就是表现、遵守和运用权力的礼仪化方式。
典型的情况是这样的：使活跃的民主成为可能的高层次礼仪依赖一系列低层次的礼仪，后者则依赖更低层次的礼仪，如此直到最基本的礼仪，比如跟人打招呼或说一门公共语言。在地球上各个社会的许多地方，低层次的礼仪不足以胜任使高层次礼仪成为可能之重任；而和谐的礼仪又不能自上而下强加，如强加民主的灾难性后果所表明的那样。
然而，在不同社会的不同层次上，就矫正礼仪一事而言，可以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古代中国人认为，如果皇帝调整他的家庭生活及大臣们的家庭生活，那么将会产生调整社会所有方面关系的渗透性效果。在中国人的理想中，皇帝有和谐化的道德力量，这种力量被认为对熟悉他的大臣们有直接影响，如果大臣们被和谐化，将对与他们打交道的人产生直接影响，如此往下，直到社会最底层被和谐化。现在我们知道，儒家的这种和谐化理想即使有也极少真的有效：在朝廷上，儒士们侥幸才能说服皇帝在节庆场合举止合乎适当的礼仪；阴谋在多数政府的多数部门大行其道。
但在古代，的确以那种模范方式运行的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现在，运动员们则可以定义一种联合敌对派别的民族精神。如2007年夏天，伊拉克由其足球队战胜沙特队带来了暂时的团结，其时各政府和军阀们的和谈努力均告失败。在许多国家，年轻人将成为运动员作为他们的理想。虽然并非所有的年轻人都想成为运动员，但体育运动是卓越品质的杰出展现!这种展现能激励任何人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卓越。再者，大多数体育运动的卓越表现要求卓越合作，比如拥有卓越的团队，就像长跑运动员与教练的卓越合作。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威望、最了不起的运动竞技制度，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会观看奥运会，为来自他们自己国家的运动员加油，更重要的是为卓越品质的全面展现赞叹喝彩。
笔者的希望是，人们将看到的卓越品质的最杰出展示不是个别运动员及他们的团队，而是使奥运会成为可能的卓越礼仪。有些奥林匹克礼仪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点燃火炬以及授予奖牌。但大部分礼仪并不明显，而是在幕后。如各国运动员同吃同训练的礼仪，不去管他们语言上的差异及他们国家间的政治差异；如各运动队庞大支持队伍的礼仪，这些队伍一起工作才使竞赛得以举行；如观众不仅支持他们最喜爱的运动，而且还支持运动会这一活动本身的礼仪；还有诸多好客的礼仪，中国人民将以这些礼仪欢迎全世界进入他们的首都。将有成千上万人亲临比赛现场，还有几十亿人通过媒体观看比赛。一个半世纪以前，中国将自己视为与世隔绝之地。现在它已敞开自己，通过奥运会的礼仪欢迎全世界。
2008年，中国将有机会运用围绕奥运会的杰出的和谐礼仪，教导世界认识使真实冲突遵从全球和谐这一高层次礼仪之伟大价值，使人们了解，有着真正利益冲突的不同国家及不同社会阶层仍能在文明的礼仪中共同起舞，以对大家都最为有利的和谐方式解决他们的冲突。这一理想本身不会恢复联合国以及其他外事交往中的破碎外交礼仪，不会恢复使一些人赤贫另一些人富庶的破碎经济礼仪，也不会恢复人反对人的苦难对抗历史的破碎礼仪。但引人注目地展示在奥运会中的和谐之礼仪可以产生每个国家都必须培育的希望，这个希望就是：所有人的和谐是可能的。而由拥有对礼仪有着最深刻认识的儒家文明的中国获得这样的机会是多么的合时宜。
[关键词]奥林匹克运动会；礼仪；竞争；和谐
古希腊人将历法的开始追溯到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产生，即公元前776年。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奥林匹克运动会而不是再往前几个世纪的特洛伊之劫，或几乎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创立同时代的、遍及地中海国家的殖民扩张?当然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答案。但笔者认为，原因可能是从最早的时期到马其顿的腓力(Philip of Macedon)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在公元前4世纪征服整个希腊期间，希腊半岛及周围的島屿被分割成互相竞争的、且经常处于战争状态的诸城邦。诸城邦针对共同敌人的联盟是短暂的，而奥林匹克运动会把希腊人团结在一起，使他们感觉身处来自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文明的组织，尽管他们的首要身份还是与其各自的宗族联系在一起的。
在希腊各派系间充满敌意的情况下，创立奥林匹克运动会究竟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我们也不可能知道确切的历史实情。但所发生的事情是，在运动会期间，参赛的诸城邦允许他们自己接受相关礼仪的管理，这些礼仪构成了运动会的可能条件。这些礼仪有许多层次。在某个层次上，礼仪规定了每种运动的规则，比如，如何裁判赛跑和赛马，在拳击赛中什么行为是允许的，在一个投掷类比赛中将什么作为标枪，等等。因为各城邦的文化如此不同，要在规定比赛中依据谁的运动传统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可能需要多方斟酌与妥协。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更重要的礼仪由此发展出来，其目的是延缓敌意，如召集代表们制定关于规则的礼仪，合作给运动员规划营地，以及在运动会期间分配食物和饮料等。回家后，运动员很可能重又加入各自城邦的军事组织，参与相互间的战争。但在运动会期间，他们在一种精心设计的社会氛围里一道翩翩起舞，这种氛围使所有的运动员成为兄弟(可能没有姐妹)，在规定的条件下竞争并承认胜者。当然，这可能是理想化了的看法——也许存在相当常见的争吵，也许还有关于谁胜谁负的严重纠纷，也许在运动会中产生的失望后来导致了敌意的增加。但奥运会的理念得以播种，并迅速成长为一个可以在极端困难的政治环境下生存的活动。
中国古代的儒家最早也最精微地理解了礼仪及其对文明的重要性。虽然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因由其弟子们记载于《论语》中的哲学而在今天被人们纪念，但他实际上所做的是教授他的弟子们礼仪，其中包括宫廷礼仪和家庭礼仪，以及音乐和舞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孔子相信，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混乱(如古希腊一样糟糕)是由礼仪之贫乏所导致，而礼仪使文明成为可能。他认为，因为家庭礼仪衰落，所以儿女忤逆、家庭遭摧毁；因为统治居民生活的社会礼仪衰落，所以合作几乎不存在、经济生活崩溃；因为规定统治规则的政治礼仪衰落，所以除了诸侯和独裁者强加的政治文明外更无别的文明。但没有诸侯或独裁者可以通过武力重建文明，他们将不得不首先重建礼仪。孔子一直渴望得到一个好的职位，那就是做某个统治者的首席礼仪大师，使这个统治者成为一个拥有礼仪之文明的好君主。
儒家最好的礼仪阐释者是荀子，他生活在战国末年，正是秦重新统一中国的前夕。他解释了礼仪为什么那么重要，认为是自然赋予人类身体以及理智和情感能力。但这些观点还未有明确的结论。我们知道，人的身体可以以各种方式运动，可站立可行走，也可做各种事情。但小孩子需要学习才能掌握某些特定的移动方式。比如，欧洲人倾向于双脚成45度站立，而东亚人倾向于双脚平行站立。这是习得的、文化的，亦即礼仪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未定本性拥有何种站立方式。又如欧洲人走路的时候倾向于伸腿向前，以脚后跟着地；东亚人走路的时候倾向于更平缓地落脚，这也是一种礼仪差异。再看一看打招呼的礼仪：欧洲人见面时，舒展双手，看着对方的眼睛，不这样做会显得诡诈；而东亚人见面时，半伸右手，以左手托着右手腕，目光低垂，同时稍欠身，尤其是遇见上级的时候，不这样做会显得傲慢。这都是礼仪差异，每种礼仪都是为了达成同一件事情——打招呼。但与之伴随的信号会互相抵触，即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无意识的礼仪运作之处：东亚人认为欧洲人傲慢，欧洲人则认为东亚人诡诈、不直率。在这一简单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礼仪的力量。没有这些打招呼的礼仪，打架或躲避的可能性就会很大。但因为礼仪是约定俗成的，所以一种习俗里的信号在另一种习俗里可能有相反的含义，可能互相抵触。再举一个例子，所有人都能发出声音，但如果要正常交流，就必须学会一种或另一种语言，如有的人学汉语，有的人学英语，还有人学其他语言。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自己的语言看起来是唯一真正自然的说话方式，但实际上它是一种习得的、在自然状态的基础上制定的礼仪。说一种语言其实也是一种礼仪。
礼仪有品质等级之分。最低层次的礼仪是男女结合并生出后代，抚养他们直到能够谋生。但如果没有高度文明的家庭礼仪，后代不能在爱与礼仪中受到教育，他们反过来也需要这种礼仪，以便能够以文明的方式抚养他们自己的孩子。最低层次的礼仪能够建立一个有经济生存能力的家庭，但如果没有规定丈夫、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员角色的高级礼仪，家庭生活不可能让其中的个体成员实现自我；最低层次的礼仪可能促成狩猎中的暂时合作，但如果没有表示尊敬的高级礼仪，就不可能有深刻的友谊；最低层次的礼仪也许能通过暴力维持秩序，但如果没有尊重权力、平等、级别和服从的礼仪，就不可能有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活。孔子认为，他所处时代盛行的礼仪完全不足以使高度文明化成为可能，并非当时的人民不想要丰富多彩的家庭、群体及政治生活，他们当然想要个人价值实现、友谊、精致的爱和有高度审美情趣的生活，但他们缺乏高品质的礼仪以使高度文明化成为可能。孔子声称他在教导已被遗忘的古代君王的高级礼仪，然而，他也许只是在创造高级礼仪，以给他的弟子们关于可能的事物的某种感觉，即便是在最糟糕的时代。
相比我们的处境，古代希腊人和中国人的处境更简单些。就像他们各自有敌对的诸城邦和一个分裂的、由互相竞争的诸侯统治的帝国一样，我们也有为霸权地位互相竞争的诸国家。更有甚 者，我们有尖锐的文明竞争。笔者认为，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说文明冲突就像一场战争，一场随时可能爆发的热战，是言过其实了。但他没有太离谱。各文明有着也许彼此非常不同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尽管那是一个仍需研究的经验性学术问题)，并有仇恨冲突的历史，仅仅提到文明问的一些敌对历史就会触及敏感的神经。
然而我们需要了解冲突的更深层的基础。如今大部分国家都接纳了民主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好的政府应该是民主的。但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民主依赖于几个业已存在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民主社会里的所有人都受到教育，或有受教育的机会，以便探明为了理解政治问题他们需要知道什么。这至少意味着要有一个合适的教育系统、一个自由的出版舆论界，以及一个开放的政府。如果人们不能理解为了理智地形成和表达他们的政治意愿所需知道的事情，他们就不可能民主地行事。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教育被限制在精英阶层，这使有效的民主变得不可能。第二个条件是一定程度的财富和安全保障，这给人们以最低限度的闲暇时间聚集一起，构想他们的政治蓝图。当然，这一闲暇时间不需要很多。但难以想象达佛人会为组建民主的公共组织而聚在一起，他们几乎不能糊口。第三个条件是一个足够流畅的社会结构，使得人们能够根据民主的结果而彻底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这意味着人们必须能够自由迁徙到工作所在地，能够掌握新的工作技巧，能够使他们的文化适应新的环境。非常传统的社会不愿意这样做。在这样的社会里，民主被理所当然地看作是对传统的、稳定的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如在伊拉克，酋长们知道一人一票制将会摧毁宗族结构，这种宗族结构直到最近还关心和养育年幼者，提供教育、经济安置，以及扶持穷人和弱者。然而，随着伊拉克传统政体的解体和强加西方式民主国家的行政体系企图的失败，如今伊拉克没有可以把社会维系在一起的社会结构，不管是传统的还是西方式的行政体系。从宗族权力结构到民选权力结构的演变是长期和复杂的，且并非每一个人都希望如此。
以上观点并不新颖。但笔者想强调的是，民主的这些条件以及其他条件应理解为礼仪的因变量：一个社会的教育系统是一套复杂的礼仪，其中只有一部分是明确的机构和组织；传播媒体不仅仅是硬件设施，而且是传递、阻止或扭曲信息的礼仪行为；政治中的透明度是政府官员行為礼仪的因变量；极度的贫穷不仅事关气候和地理问题，而且事关经济生活的礼仪问题；紧密地伴随极度贫穷的频繁战争是权力运用礼仪的一个因变量；在家庭和公共事务上，阻碍或支持民主的传统社会结构本身就是表现、遵守和运用权力的礼仪化方式。
典型的情况是这样的：使活跃的民主成为可能的高层次礼仪依赖一系列低层次的礼仪，后者则依赖更低层次的礼仪，如此直到最基本的礼仪，比如跟人打招呼或说一门公共语言。在地球上各个社会的许多地方，低层次的礼仪不足以胜任使高层次礼仪成为可能之重任；而和谐的礼仪又不能自上而下强加，如强加民主的灾难性后果所表明的那样。
然而，在不同社会的不同层次上，就矫正礼仪一事而言，可以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古代中国人认为，如果皇帝调整他的家庭生活及大臣们的家庭生活，那么将会产生调整社会所有方面关系的渗透性效果。在中国人的理想中，皇帝有和谐化的道德力量，这种力量被认为对熟悉他的大臣们有直接影响，如果大臣们被和谐化，将对与他们打交道的人产生直接影响，如此往下，直到社会最底层被和谐化。现在我们知道，儒家的这种和谐化理想即使有也极少真的有效：在朝廷上，儒士们侥幸才能说服皇帝在节庆场合举止合乎适当的礼仪；阴谋在多数政府的多数部门大行其道。
但在古代，的确以那种模范方式运行的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现在，运动员们则可以定义一种联合敌对派别的民族精神。如2007年夏天，伊拉克由其足球队战胜沙特队带来了暂时的团结，其时各政府和军阀们的和谈努力均告失败。在许多国家，年轻人将成为运动员作为他们的理想。虽然并非所有的年轻人都想成为运动员，但体育运动是卓越品质的杰出展现!这种展现能激励任何人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卓越。再者，大多数体育运动的卓越表现要求卓越合作，比如拥有卓越的团队，就像长跑运动员与教练的卓越合作。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威望、最了不起的运动竞技制度，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会观看奥运会，为来自他们自己国家的运动员加油，更重要的是为卓越品质的全面展现赞叹喝彩。
笔者的希望是，人们将看到的卓越品质的最杰出展示不是个别运动员及他们的团队，而是使奥运会成为可能的卓越礼仪。有些奥林匹克礼仪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点燃火炬以及授予奖牌。但大部分礼仪并不明显，而是在幕后。如各国运动员同吃同训练的礼仪，不去管他们语言上的差异及他们国家间的政治差异；如各运动队庞大支持队伍的礼仪，这些队伍一起工作才使竞赛得以举行；如观众不仅支持他们最喜爱的运动，而且还支持运动会这一活动本身的礼仪；还有诸多好客的礼仪，中国人民将以这些礼仪欢迎全世界进入他们的首都。将有成千上万人亲临比赛现场，还有几十亿人通过媒体观看比赛。一个半世纪以前，中国将自己视为与世隔绝之地。现在它已敞开自己，通过奥运会的礼仪欢迎全世界。
2008年，中国将有机会运用围绕奥运会的杰出的和谐礼仪，教导世界认识使真实冲突遵从全球和谐这一高层次礼仪之伟大价值，使人们了解，有着真正利益冲突的不同国家及不同社会阶层仍能在文明的礼仪中共同起舞，以对大家都最为有利的和谐方式解决他们的冲突。这一理想本身不会恢复联合国以及其他外事交往中的破碎外交礼仪，不会恢复使一些人赤贫另一些人富庶的破碎经济礼仪，也不会恢复人反对人的苦难对抗历史的破碎礼仪。但引人注目地展示在奥运会中的和谐之礼仪可以产生每个国家都必须培育的希望，这个希望就是：所有人的和谐是可能的。而由拥有对礼仪有着最深刻认识的儒家文明的中国获得这样的机会是多么的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