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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90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一批批党的优秀儿女，他们对于党的事业、对于中华民族的伟业，抱着虽九死而不悔的决心去努力完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揭示了他们的胸襟。邓稼先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1986年6月24日，中央军委决定对邓稼先解密，《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刊载了题为《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文章。1986年6月，邓小平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于北京逝世，享年62岁。本文追忆了邓稼先逝世前在301医院三次手术的生活片段，以此纪念这位值得中华民族骄傲的优秀儿女。
“怎么到现在才来?!”
1985年7月的一天。邓稼先从绵阳专程赶到北京开有关高技术的会议，妻子许鹿希关心地问他的肝怎么样。他觉得肝脏没有问题，但是告诉妻子，大便困难，肛门有时痛得无法坐下来。许鹿希便催他去301医院做个检查。考虑到会议时间紧张，邓稼先原想到医院拿一点润肠药就回来，没想到经过仔细检查后，医生严肃地问他：“怎么到现在才来?!”
“怎么到现在才来?!”这个问题邓稼先从来没有想过。他知道九院(九院是二机部核武器研究院的简称)职工近几年有过几次体检，但他自己一次也没有检查过。因为大家体检时，他不是到罗布泊去了，就是到其他基地去了。有时，一个月从一端到另一端穿行国土两趟，忙得直不起腰、喘不过气来，当然就顾不上去医院体检。他过去曾经担心的一些病状在这次检查时并没有恶化，而他不在意的部位問题倒来了。“别走了，立即住院!”医生语气很坚定。“我现在正在开一个重要的会议，由我主持，能不能让我把这个会开完再说?”邓稼先向接诊的医生解释道。“这是医院，不是会议室。”医生对他说。看来已经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了，邓稼先也立即明白了病情的严重性。
其实，他早就料想这一天会到来，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这一天是1985年7月31日。
301医院确诊邓稼先患恶性直肠癌。张爱萍特地向参加邓稼先手术的医务人员讲了话
1985年8月6日，活体取材检查手术做完了，张爱萍将军焦急地问医生：“活体检查怎么样?是不是扩散了?”“这种检查按常规要在一周之后才能知道结果。”医生实事求是地回答道。张爱萍着急了，他低头不语。良久，他说：“我告诉你们，今天检查的病人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你们尽快拿出化验结果，我就坐在这里等着。”
前些日子，邓稼先向张爱萍及有关领导汇报九院重建情况。张爱萍一见到邓稼先就有些吃惊：“你怎么瘦了?气色也不太好。”“不会吧，没有什么变化呀!”邓稼先知道张爱萍不是一般的见面问好，从他的神色里更从他的为人上，感受到他是真切的关心。而周围的人没谈到他这方面的变化，他自己也没感觉到。张爱萍依然认真地问：“你最近身体怎样?有什么不舒服吗?”邓稼先说：“其他没有什么”。“只是做了一般的治疗，没做什么检查”。“那就到301去好好检查一下。我来给你联系。”说着，张爱萍就打电话给301医院院长，说明了邓稼先的病情，特别叮嘱给全面检查一下。
半小时后，冰冻切片的结果出来了，确诊邓稼先患的是恶性直肠癌。
得知如此不祥的结果，张爱萍心痛不已，他指示301医院领导：“马上安排住院，为邓稼先同志专门组织一个医疗小组。尽快研究出治疗方案，我听你们的方案汇报。”张爱萍一天几次电话询问邓稼先的有关情况，亲自参加了手术方案的研究。并就麻醉、输血、主刀医生及术后特护等环节一一进行了审核，还特地向参加邓稼先手术的医务人员讲了话：“我代表国务院、中央军委希望你们，也拜托你们全力以赴、精益求精、慎之又慎地为稼先同志做好这次手术。要把这次手术当成攻坚战来打，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取得成功的!拜托大家!谢谢大家!”
自手术开始，张爱萍就在手术室外等候，一直等到手术结束。他对身边的同志反复说：“邓稼先是国家的财富。保证他的健康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
1985年8月10日，301医院组织专家全力为邓稼先实施直肠癌切除手术。这天清晨。张爱萍很早就来到了医院，九院和核工业部的领导也都来了。眼里噙着泪水的许鹿希是北京医科大学的教授。当然清楚癌症的严重性，一个受到辐射严重伤害的老年人对癌症的抵抗能力她更清楚。她只能默默守候在手术室外面，盼望着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佳音。所有守候的人都感到时间过得太慢，大家在心里猜度着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都在默默地为邓稼先祈祷。然而，无情的现实粉碎了人们的良好祝愿。手术后的病理诊断是“肿瘤的病理性质是恶性程度较大的低分化、浸润性腺癌。直肠旁淋巴结七个，全部有癌转移……病症属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预后不良。”
多年之后，北京医科大学的老校长对许鹿希说出了心里话：“我们刚一听说邓稼先同志患了癌症，就知道不好了。核辐射和癌细胞两面夹攻，不好办呀。”
情感驱使他期盼能够康复，期望着自己能有好运，因为有太多的事还在等着他去做
从1985年7月到1986年7月是邓稼先生命的最后一年。这个时期，他住在301医院南楼病房。理智告诉他应该作最坏的打算，他是个受过辐射严重伤害、现在体内尚存残留放射性物质、抵抗力低下的病人。但情感驱使他期盼能够康复。过去很多危险和难关都闯过来了，现代医学已经相当发达，什么领域都可能有奇迹出现。他期望着自己能有好运，因为有太多的事还在等着他去做。
直肠癌切除手术过程很顺利。术后医生给邓稼先在下腹部的左侧做了一个人造肛门。他对这个东西讨厌极了，主要是生活不方便。但这也毫无办法，这是他为了事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必须再次付出的生命代价。
手术刚过的邓稼先只能在病床上静卧。这是一个使人思绪纷杂的时期，重病的邓稼先也是如此。他首先想到的是抓紧这段住院时间做点什么。几十年来，别说住院。就连到医院拿药、检查都只能见缝插针。现在突然有了大把的时间静卧在病榻上，他想到了写书。在此之前，他已经动笔，写的是群论，他对作为原子核理论工具的群论特别感兴趣。当初，由于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他硬是挤时间加班写了好几万字。现在是不是利用住院的时间把书写出来呢?但他又转念一想，现在着急的工作那么多。有好几个挂在心上的问题还没得到很好解决。不行，稍好一点的时候就要把几位老伙计找到医院来，先解决这放心不下的事。有时候身体不舒服，他又自己劝自己，好好配合医院治疗，尽快恢复一下体力，磨刀不误砍柴工，出院后听听音 乐、下下围棋。彻底放松一下，也许反倒能多做一些事情。
病情稍有缓解之后，邓稼先就把医院当成办公室了。见到来医院探望他的同事，他总是问这问那，他是一个根本离不开工作岗位的人啊。很快，他就要来了大堆英文、法文、俄文的杂志及资料、剪报，藏在病房的壁柜里，偷偷看。因为医护人员不允许他这样玩命地工作，也不让他把书刊摆到桌面上。
手术后大约两个月，九院进行党员登记，组织上考虑到邓稼先的身体情况，特意告诉他，文件不用学习，填表可以让别人代笔。邓稼先不同意。他从司机老任同志处借了一套文件。从头到尾认真读了一遍之后，在1985年11月1日亲自填写了党员登记表。他的整党收获写了1000多字，真实地写出了自己对党和祖国的事业忠贞不渝的情感。
手术完又做了一段时间的化疗之后。因为白细胞数目太低，血象太差，必须中断化疗。这时候，医生同意邓稼先回家休养两三个月。他知道医院让他回家的原因。估计自己的生命期限大概只有几个月了。这时。他脑子反而更加清醒有条理起来。他暗暗地告诫自己，要抢时间了，把几件必须做的事情尽快做完。1986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邓稼先约了一位到北京开会的同志到家里来谈工作。这位同志刚下汽车，发现邓稼先从另一个车门出来。身上挂着一个引流瓶，原来他是到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去了。作为60多岁的老人、二机部九院院长、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开拓者、一个晚期癌症患者，居然挤公共汽车去图书馆查资料，这令这位同志感动不已。然而，作为邓稼先本人来说，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严格要求自己，而且顽强地坚持着。
回家養病的这段生活。虽然心中难免罩上绝症的阴影。但邓稼先仍童心未泯，乐观地笑对生活。晴冬的一天，他让妻子陪着去趟地坛看庙会。庙会上的各种小吃、各种土特产令他眼花缭乱，心旷神怡，他一时忘记了自己是病人，忘记了自已的年龄，什么都想看一看，什么都想尝一尝。，他吃了三个春卷，又吃了三个艾窝窝。突然，他看见前面摊子上摆着一个宜兴土产小汽锅，立即想到于敏(原九院科技委主任、中科院院士)，因为于敏喜欢吃汽锅鸡，他马上买了一个，准备送给他这位交往几十年的朋友。
休闲时，邓稼先喜欢看电视、看京戏。有中国女排参加的决赛，他就坚持看完才去干别的事情。看到中国队得分了，他高兴得像孩子一样站起来鼓掌。偶尔晚上有空，他就溜到剧场去，一手举着钱，一边用标准的京腔问别人：“有富余票吗?”然而，可惜的是，病魔给他享受生活的时间太少了。
很快，邓稼先再次住进了301医院。1986年3月29日，医院又为邓稼先做了一次取活体检查组织的小手术。结果表明，癌细胞转移明显加快了，医院决定进行化疗。一次化疗要好几个小时，邓稼先只能躺着或靠坐着，强忍着痛苦，边做治疗边看材料。坐在身旁的许鹿希不断地给他擦拭满头的虚汗。
和人聊天时，一口气说了许多计划，依然雄心勃勃，根本不像身患绝症的人
1986年5月16日，医院为邓稼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清除癌细胞侵犯的部位，以减少疼痛和延缓病情发展速度。但是。医生在手术台上见到癌细胞已侵入到手术刀达不到的要害之处了。这次手术之后，邓稼先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
在病痛稍稍轻缓的时候，邓稼先常常和来陪他的医生及子侄们聊聊天。一天上午，阳光从外面树隙间穿进病房来，明亮爽快。他i姐的孩子小捷来陪他，给他带来了美国乡村音乐《我的肯德基》的磁带。这是邓稼先突然让小捷给他找的。这天邓稼先的心情很好，要小捷放给他听，听着听着，渐渐人了神。听完乡村音乐，他与小捷天南海北地聊起来，完全忘记了自己重病在身。“小捷，这次我出院后不能再做原来的工作了，但我还有好多事要干，这些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想搞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它直接造福于人类呀。你知道吗，原子能和平利用既有意义，义有意思。”小捷起身给舅舅擦了擦汗，邓稼先继续说，“你听说过吗?猪肉在常温下放两个月还和原来一样新鲜，你注意，一样新鲜。还有。医疗器械像手术刀、注射器等用原子能辐射消毒，既简单，又彻底。再譬如咱们普通常用的避雷针的保护半径只有避雷针安装高度的1至1.5倍，而放射科同位素做成的避雷针的保护范围比它要大几倍到几十倍。”小捷一听也来了兴趣：“照您这么说，原子能好像可以到处出奇迹。”邓稼先笑了笑：“现在还不能说到处，可是奇迹也真不少。就说菊花吧，李商隐的诗里说，暗暗淡淡紫，融融洽洽黄。现在用原子能辐照后菊花的颜色可多了，出现了双花直到五朵花并蒂，花的直径最大能到38厘米。更有意义的是1979年用原子能照后的一棵菊花，第二年6月24日就提前开花了。”小捷开玩笑说：“看来。孕妇辐照一下。5个月孩子就出生了。”邓稼先大笑，接着说：“每个孩子还都非常漂亮，人类可就彻底美化了。”邓稼先知道，同样多的物质，原子能要比化学能大几百万倍甚至1000万倍以上，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广阔前景是难以估量的。
隔了好一会儿，他又说：“另外，你知道不。杨振宁在规范场方面的造诣非常深。我对规范场也很感兴趣，结合我们的事业需要，我还想把规范场论的书写出来，我已经写过一点我自己思考的东西，给别的同志看过，他们还挺赞赏呢!说实话，我还想搞计算机。我还很喜欢自由电子激光，能搞成连续可调控的激光器，非常有意思。”
他一口气说了那么多计划，依然雄心勃勃，根本不像一个身患绝症的人。小捷听了忍不住偷偷抹泪。他端详着舅舅苍白发青的脸，眼窝深陷，一种晚期病人恶液质的病态，明显有一种病人膏肓的感觉。凭感觉，他知道舅舅的时间不多了。
背诵《大卫·科波菲尔》中的片段，回忆最美好的情感和人生
第二次大手术之后，邓稼先进入了充满感情的细腻而反复的回忆时期。有一天，一位20多岁的晚辈到医院陪伴他，年轻人坐在旁边，邓稼先躺着，没有说多少话。慢慢地，邓稼先闭上了眼睛，用手摸索着握住放在床边的一本《简明核工程手册》。这是本工具书，上面有从事核工业研究所需要的各种数据。几十年来，他有两本书必定随时带在身边，除了这本外，就是《量子场论》。稍微平静下来，邓稼先对身边的年轻人说：“《大卫·科波菲尔》这本书你读过吗?”“读过。”年轻人随口答道。“那么，我来给你背一段，你听听。”接着，邓稼先就用流利的英语像朗诵一样背了出来：“，欧，艾妮斯，哎，我的灵魂。当我的一生真正完结了的时候，但愿你的脸也像这样在我身边!当现实像现在舍去的身影一样从我眼前消失的时候，但愿我依然见到我身边向天上指着的你!”这是邓稼先对自己心灵的抚慰，对最美好情感和人生的回忆。
离开家住院一晃又是两个多月 了。随着病情一天天地加重，邓稼先渴望回家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他实在是想家了，但这种身体状况，医院无论如何是不会允许的。于是，他就在寻找机会。
很快，国家要在人民大会堂给研制核武器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颁奖。那天下午。要求每位受奖者都先去大会堂排练一下队形。邓稼先显得很平静，他对医生说，上边要求排练，没有办法。经医生批准，他暂时离开了病房。但他并没有去人民大会堂，而是回家了。
家里的人他是能经常见到的。但那是在医院啊。他想的不单是家里的人，也不是家里的房子，而是全家人在家里吃一顿普普通通的晚饭。他特意打电话告诉大姐邓仲先。因为大姐每周三下午都要到医院来，他对大姐说：“今天下午不要来医院，到我家里来，我回家了!”
家里一切如常。邓稼先见到家里的亲人，目睹着家里的一切。心情飘忽不定。他不由自主地看看这，又看看那……大姐坐在旁边，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
晚饭是在家里吃的，有甲鱼、芦笋，还有其他菜。这顿饭吃得没有一点香味，邓稼先没有什么话，也没有露过笑容。大姐暗暗在想：平日乐观的弟弟。今天的笑容到哪里去了?莫不是他的心飞到了人民大会堂!
拼命做完一件他视为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事
转眼1985年过去了，邓稼先更加感到时间紧迫。1986年5月第二次手术后的第四天，他就用颤抖的手写条子，要研究院从四川给他送材料和书籍来，要关于国外核武器进展的资料，还要一大批外文杂志。他置一切于不顾，要利用做第三次手术前的两三个月时间，拼命做完一件事。这件事就是邓稼先视为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向中央提出的一份建议书。
这不是一般的建议书，是涉及中国核武器事业战略决策的大事。10年之后。中科院院士于敏，邓稼先的继承者、九院原院长、中科院院士胡仁宇和时任九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联名在1996年7月22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十年，我们时刻怀念——纪念邓稼先院士逝世十周年》的文章，文章极其简明扼要地提到了这份建议书的内容、作用及其深远意义。文字不多，但分量却很重。
于敏等三位院士的文章说：“十年前，已身患重病的邓稼先以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深厚的业务功底。通过对核大国当时发展水平和军控动向的深刻分析，认为核大国设计技术水平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不需要进行更多的发展了。因此有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改变它们先前坚持的主张，作出目的在于限制别人发展、维持其优势地位的决策。”文章同时指出：“核大国这种举动，对它们自己已不会有什么重要影响，而对于正处在发展关键阶段的我国，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一严峻的事实便是邓稼先向中央提建议书的由来。于敏等三位院士的文章说：“十年之前，我们的事业正处于十分关键、十分敏感的发展阶段，如果一旦受到干扰和停滞，就会丧失时机，产生稼先所指出的‘多年努力，将功亏一篑’的严重后果。将对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严峻的形势，使稼先万分焦急，他不顾重病缠身，亲自组织研究讨论，起草给中央的报告，申述意见和建议。”建议书的首要意义自然是它关系到中国网防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但是它还有一个特别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它提出了中国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措施。于敏等在文章中谈到这份建议书具有超常价值的地方时，强调说“提出了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以及需要集中力量攻克的主要目标。并且非常详细地列出了达到这些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措施。这是一份凝聚着稼先和他的同事们的心血和爱国热情，又十分客观、科学的建议书”。于敏等感叹地说，“十年来的形势变化，完全证明了建议书的正确性”。
为了这份建议书。邓稼先几乎是在与生命赛跑：那些日子他忍着化疗带来的痛苦。艰难地一字一句地推敲、修改。抢在大手术之前，还满满地写了两页纸，提出了建议书的内容还要作哪些调整，直到最后如何润笔，应呈送到哪里等意见。1986年3月28日在301医院南楼5号病房16室，邓稼先写给胡思得的便函和它的复印件至今仍保留着。
“老胡：我明天还要动一次小手术，来文我看了两遍，我觉得可以了。但最后一段要同星球大战(如激光，FEL，Exeimer，电磁轨道)等‘高科技’(现在国内新用的专业名词)联系起来、申述一段，然后由我和老于签名，抬头是核工业部，国防科工委(抄九院)。老邓3.28。”这张条子。是邓稼先坐在橡皮圈上(以减缓压力带来的痛苦)用铅笔写成的(因手腕无力，用铅笔写字可以较轻地在纸上滑行)。尽管此时天气不热，在写这个条子时邓稼先写写停停。仍需妻子在身边不停地为他擦着虚汗。
建議书终于完成了，邓稼先让许鹿希尽快送出。在她抱着这份材料走出病房前，邓稼先叫住妻子，只说了一句话：“这比你的生命还重要。”邓稼先以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无私的奉献精神和深厚的科学造诣，继原子弹、氢弹、第二代核武器之后，建造了他事业上的第四座里程碑(核禁试)。
最后的手迹
邓稼先的病情在一天天加重，身边所有的人都感到无能为力。1986~P6月13日，杨振宁回美国前来看望邓稼先。此时。邓稼先开始大出血，医生已无法控制病情的恶化。杨振宁站在病床前。深情地望着卧床不起的邓稼先，气氛惨然。杨振宁送上一束极大的鲜花，他知道，这次可能是与老友的诀别了。邓稼先的神智还很清醒，杨振宁走后，他对许鹿希说：“振宁知道我不行了，所以送来特大的一束鲜花……”
1986年7月15日，万里到301医院看望邓稼先的时候，告诉他国务院决定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这是“七五”计划期间的第一个全国劳模。
第二天。李鹏来到病房授予邓稼先全国劳模的奖章和证书。李鹏对他说：“党和国家非常感激你这几十年来在核工业、核武器方面作出的贡献。”邓稼先服了加倍的止痛药。吃力地诚恳地表达了他对党和国家的谢意。
这一天是1986年7月16日。距离他逝世只有13天。
在邓稼先留下的手稿中，全面地记录了这天的情况和感受：“昨天，万里代总理到医院看望我，今天，李鹏副总理亲临医院授予全国劳模称号。感到万分激动。核武器事业是要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成功，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的工作，只能作一个代表而已。但党和国家就给我这样的荣誉，这足以证明党和国家对尖端事业的重视。回想解放前，我国连较简单的物理仪器都造不出来，哪里敢想造尖端武器。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解放了全国，才能使科学蓬勃地开展起来。敬爱的周总理亲自领导并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才能集中全国的精锐来搞尖端事业。陈毅副总理说，搞原子弹，外交上说话就有力量。邓小平同志说，你们大胆去搞，搞对了是你们的，搞错了是我中央书记处的。聂荣臻元帅、张爱萍等领导同志也亲临现场主持试验，这足以说明核武器事业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我今天虽然患病症，但我要顽强地和病痛作斗争，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早日做些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不辜负党对于我的希望。谢谢大家。”
没想到，这个手稿竟成为邓稼先一生的最后手迹。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终因全身大出血而告别了他毕生热爱的祖国和亲人。
1986年8月4日，全国各大报刊刊登了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务委员张爱萍题为《深切悼念“两弹元勋”邓稼先对祖国的贡献永垂史册》的悼词。张爱萍在悼词中说：“邓稼先同志真正做到了他经常讲的‘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工作目标要奔世界先进水平’。他的名字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他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怎么到现在才来?!”
1985年7月的一天。邓稼先从绵阳专程赶到北京开有关高技术的会议，妻子许鹿希关心地问他的肝怎么样。他觉得肝脏没有问题，但是告诉妻子，大便困难，肛门有时痛得无法坐下来。许鹿希便催他去301医院做个检查。考虑到会议时间紧张，邓稼先原想到医院拿一点润肠药就回来，没想到经过仔细检查后，医生严肃地问他：“怎么到现在才来?!”
“怎么到现在才来?!”这个问题邓稼先从来没有想过。他知道九院(九院是二机部核武器研究院的简称)职工近几年有过几次体检，但他自己一次也没有检查过。因为大家体检时，他不是到罗布泊去了，就是到其他基地去了。有时，一个月从一端到另一端穿行国土两趟，忙得直不起腰、喘不过气来，当然就顾不上去医院体检。他过去曾经担心的一些病状在这次检查时并没有恶化，而他不在意的部位問题倒来了。“别走了，立即住院!”医生语气很坚定。“我现在正在开一个重要的会议，由我主持，能不能让我把这个会开完再说?”邓稼先向接诊的医生解释道。“这是医院，不是会议室。”医生对他说。看来已经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了，邓稼先也立即明白了病情的严重性。
其实，他早就料想这一天会到来，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这一天是1985年7月31日。
301医院确诊邓稼先患恶性直肠癌。张爱萍特地向参加邓稼先手术的医务人员讲了话
1985年8月6日，活体取材检查手术做完了，张爱萍将军焦急地问医生：“活体检查怎么样?是不是扩散了?”“这种检查按常规要在一周之后才能知道结果。”医生实事求是地回答道。张爱萍着急了，他低头不语。良久，他说：“我告诉你们，今天检查的病人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你们尽快拿出化验结果，我就坐在这里等着。”
前些日子，邓稼先向张爱萍及有关领导汇报九院重建情况。张爱萍一见到邓稼先就有些吃惊：“你怎么瘦了?气色也不太好。”“不会吧，没有什么变化呀!”邓稼先知道张爱萍不是一般的见面问好，从他的神色里更从他的为人上，感受到他是真切的关心。而周围的人没谈到他这方面的变化，他自己也没感觉到。张爱萍依然认真地问：“你最近身体怎样?有什么不舒服吗?”邓稼先说：“其他没有什么”。“只是做了一般的治疗，没做什么检查”。“那就到301去好好检查一下。我来给你联系。”说着，张爱萍就打电话给301医院院长，说明了邓稼先的病情，特别叮嘱给全面检查一下。
半小时后，冰冻切片的结果出来了，确诊邓稼先患的是恶性直肠癌。
得知如此不祥的结果，张爱萍心痛不已，他指示301医院领导：“马上安排住院，为邓稼先同志专门组织一个医疗小组。尽快研究出治疗方案，我听你们的方案汇报。”张爱萍一天几次电话询问邓稼先的有关情况，亲自参加了手术方案的研究。并就麻醉、输血、主刀医生及术后特护等环节一一进行了审核，还特地向参加邓稼先手术的医务人员讲了话：“我代表国务院、中央军委希望你们，也拜托你们全力以赴、精益求精、慎之又慎地为稼先同志做好这次手术。要把这次手术当成攻坚战来打，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取得成功的!拜托大家!谢谢大家!”
自手术开始，张爱萍就在手术室外等候，一直等到手术结束。他对身边的同志反复说：“邓稼先是国家的财富。保证他的健康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
1985年8月10日，301医院组织专家全力为邓稼先实施直肠癌切除手术。这天清晨。张爱萍很早就来到了医院，九院和核工业部的领导也都来了。眼里噙着泪水的许鹿希是北京医科大学的教授。当然清楚癌症的严重性，一个受到辐射严重伤害的老年人对癌症的抵抗能力她更清楚。她只能默默守候在手术室外面，盼望着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佳音。所有守候的人都感到时间过得太慢，大家在心里猜度着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都在默默地为邓稼先祈祷。然而，无情的现实粉碎了人们的良好祝愿。手术后的病理诊断是“肿瘤的病理性质是恶性程度较大的低分化、浸润性腺癌。直肠旁淋巴结七个，全部有癌转移……病症属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预后不良。”
多年之后，北京医科大学的老校长对许鹿希说出了心里话：“我们刚一听说邓稼先同志患了癌症，就知道不好了。核辐射和癌细胞两面夹攻，不好办呀。”
情感驱使他期盼能够康复，期望着自己能有好运，因为有太多的事还在等着他去做
从1985年7月到1986年7月是邓稼先生命的最后一年。这个时期，他住在301医院南楼病房。理智告诉他应该作最坏的打算，他是个受过辐射严重伤害、现在体内尚存残留放射性物质、抵抗力低下的病人。但情感驱使他期盼能够康复。过去很多危险和难关都闯过来了，现代医学已经相当发达，什么领域都可能有奇迹出现。他期望着自己能有好运，因为有太多的事还在等着他去做。
直肠癌切除手术过程很顺利。术后医生给邓稼先在下腹部的左侧做了一个人造肛门。他对这个东西讨厌极了，主要是生活不方便。但这也毫无办法，这是他为了事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必须再次付出的生命代价。
手术刚过的邓稼先只能在病床上静卧。这是一个使人思绪纷杂的时期，重病的邓稼先也是如此。他首先想到的是抓紧这段住院时间做点什么。几十年来，别说住院。就连到医院拿药、检查都只能见缝插针。现在突然有了大把的时间静卧在病榻上，他想到了写书。在此之前，他已经动笔，写的是群论，他对作为原子核理论工具的群论特别感兴趣。当初，由于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他硬是挤时间加班写了好几万字。现在是不是利用住院的时间把书写出来呢?但他又转念一想，现在着急的工作那么多。有好几个挂在心上的问题还没得到很好解决。不行，稍好一点的时候就要把几位老伙计找到医院来，先解决这放心不下的事。有时候身体不舒服，他又自己劝自己，好好配合医院治疗，尽快恢复一下体力，磨刀不误砍柴工，出院后听听音 乐、下下围棋。彻底放松一下，也许反倒能多做一些事情。
病情稍有缓解之后，邓稼先就把医院当成办公室了。见到来医院探望他的同事，他总是问这问那，他是一个根本离不开工作岗位的人啊。很快，他就要来了大堆英文、法文、俄文的杂志及资料、剪报，藏在病房的壁柜里，偷偷看。因为医护人员不允许他这样玩命地工作，也不让他把书刊摆到桌面上。
手术后大约两个月，九院进行党员登记，组织上考虑到邓稼先的身体情况，特意告诉他，文件不用学习，填表可以让别人代笔。邓稼先不同意。他从司机老任同志处借了一套文件。从头到尾认真读了一遍之后，在1985年11月1日亲自填写了党员登记表。他的整党收获写了1000多字，真实地写出了自己对党和祖国的事业忠贞不渝的情感。
手术完又做了一段时间的化疗之后。因为白细胞数目太低，血象太差，必须中断化疗。这时候，医生同意邓稼先回家休养两三个月。他知道医院让他回家的原因。估计自己的生命期限大概只有几个月了。这时。他脑子反而更加清醒有条理起来。他暗暗地告诫自己，要抢时间了，把几件必须做的事情尽快做完。1986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邓稼先约了一位到北京开会的同志到家里来谈工作。这位同志刚下汽车，发现邓稼先从另一个车门出来。身上挂着一个引流瓶，原来他是到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去了。作为60多岁的老人、二机部九院院长、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开拓者、一个晚期癌症患者，居然挤公共汽车去图书馆查资料，这令这位同志感动不已。然而，作为邓稼先本人来说，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严格要求自己，而且顽强地坚持着。
回家養病的这段生活。虽然心中难免罩上绝症的阴影。但邓稼先仍童心未泯，乐观地笑对生活。晴冬的一天，他让妻子陪着去趟地坛看庙会。庙会上的各种小吃、各种土特产令他眼花缭乱，心旷神怡，他一时忘记了自己是病人，忘记了自已的年龄，什么都想看一看，什么都想尝一尝。，他吃了三个春卷，又吃了三个艾窝窝。突然，他看见前面摊子上摆着一个宜兴土产小汽锅，立即想到于敏(原九院科技委主任、中科院院士)，因为于敏喜欢吃汽锅鸡，他马上买了一个，准备送给他这位交往几十年的朋友。
休闲时，邓稼先喜欢看电视、看京戏。有中国女排参加的决赛，他就坚持看完才去干别的事情。看到中国队得分了，他高兴得像孩子一样站起来鼓掌。偶尔晚上有空，他就溜到剧场去，一手举着钱，一边用标准的京腔问别人：“有富余票吗?”然而，可惜的是，病魔给他享受生活的时间太少了。
很快，邓稼先再次住进了301医院。1986年3月29日，医院又为邓稼先做了一次取活体检查组织的小手术。结果表明，癌细胞转移明显加快了，医院决定进行化疗。一次化疗要好几个小时，邓稼先只能躺着或靠坐着，强忍着痛苦，边做治疗边看材料。坐在身旁的许鹿希不断地给他擦拭满头的虚汗。
和人聊天时，一口气说了许多计划，依然雄心勃勃，根本不像身患绝症的人
1986年5月16日，医院为邓稼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清除癌细胞侵犯的部位，以减少疼痛和延缓病情发展速度。但是。医生在手术台上见到癌细胞已侵入到手术刀达不到的要害之处了。这次手术之后，邓稼先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
在病痛稍稍轻缓的时候，邓稼先常常和来陪他的医生及子侄们聊聊天。一天上午，阳光从外面树隙间穿进病房来，明亮爽快。他i姐的孩子小捷来陪他，给他带来了美国乡村音乐《我的肯德基》的磁带。这是邓稼先突然让小捷给他找的。这天邓稼先的心情很好，要小捷放给他听，听着听着，渐渐人了神。听完乡村音乐，他与小捷天南海北地聊起来，完全忘记了自己重病在身。“小捷，这次我出院后不能再做原来的工作了，但我还有好多事要干，这些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想搞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它直接造福于人类呀。你知道吗，原子能和平利用既有意义，义有意思。”小捷起身给舅舅擦了擦汗，邓稼先继续说，“你听说过吗?猪肉在常温下放两个月还和原来一样新鲜，你注意，一样新鲜。还有。医疗器械像手术刀、注射器等用原子能辐射消毒，既简单，又彻底。再譬如咱们普通常用的避雷针的保护半径只有避雷针安装高度的1至1.5倍，而放射科同位素做成的避雷针的保护范围比它要大几倍到几十倍。”小捷一听也来了兴趣：“照您这么说，原子能好像可以到处出奇迹。”邓稼先笑了笑：“现在还不能说到处，可是奇迹也真不少。就说菊花吧，李商隐的诗里说，暗暗淡淡紫，融融洽洽黄。现在用原子能辐照后菊花的颜色可多了，出现了双花直到五朵花并蒂，花的直径最大能到38厘米。更有意义的是1979年用原子能照后的一棵菊花，第二年6月24日就提前开花了。”小捷开玩笑说：“看来。孕妇辐照一下。5个月孩子就出生了。”邓稼先大笑，接着说：“每个孩子还都非常漂亮，人类可就彻底美化了。”邓稼先知道，同样多的物质，原子能要比化学能大几百万倍甚至1000万倍以上，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广阔前景是难以估量的。
隔了好一会儿，他又说：“另外，你知道不。杨振宁在规范场方面的造诣非常深。我对规范场也很感兴趣，结合我们的事业需要，我还想把规范场论的书写出来，我已经写过一点我自己思考的东西，给别的同志看过，他们还挺赞赏呢!说实话，我还想搞计算机。我还很喜欢自由电子激光，能搞成连续可调控的激光器，非常有意思。”
他一口气说了那么多计划，依然雄心勃勃，根本不像一个身患绝症的人。小捷听了忍不住偷偷抹泪。他端详着舅舅苍白发青的脸，眼窝深陷，一种晚期病人恶液质的病态，明显有一种病人膏肓的感觉。凭感觉，他知道舅舅的时间不多了。
背诵《大卫·科波菲尔》中的片段，回忆最美好的情感和人生
第二次大手术之后，邓稼先进入了充满感情的细腻而反复的回忆时期。有一天，一位20多岁的晚辈到医院陪伴他，年轻人坐在旁边，邓稼先躺着，没有说多少话。慢慢地，邓稼先闭上了眼睛，用手摸索着握住放在床边的一本《简明核工程手册》。这是本工具书，上面有从事核工业研究所需要的各种数据。几十年来，他有两本书必定随时带在身边，除了这本外，就是《量子场论》。稍微平静下来，邓稼先对身边的年轻人说：“《大卫·科波菲尔》这本书你读过吗?”“读过。”年轻人随口答道。“那么，我来给你背一段，你听听。”接着，邓稼先就用流利的英语像朗诵一样背了出来：“，欧，艾妮斯，哎，我的灵魂。当我的一生真正完结了的时候，但愿你的脸也像这样在我身边!当现实像现在舍去的身影一样从我眼前消失的时候，但愿我依然见到我身边向天上指着的你!”这是邓稼先对自己心灵的抚慰，对最美好情感和人生的回忆。
离开家住院一晃又是两个多月 了。随着病情一天天地加重，邓稼先渴望回家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他实在是想家了，但这种身体状况，医院无论如何是不会允许的。于是，他就在寻找机会。
很快，国家要在人民大会堂给研制核武器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颁奖。那天下午。要求每位受奖者都先去大会堂排练一下队形。邓稼先显得很平静，他对医生说，上边要求排练，没有办法。经医生批准，他暂时离开了病房。但他并没有去人民大会堂，而是回家了。
家里的人他是能经常见到的。但那是在医院啊。他想的不单是家里的人，也不是家里的房子，而是全家人在家里吃一顿普普通通的晚饭。他特意打电话告诉大姐邓仲先。因为大姐每周三下午都要到医院来，他对大姐说：“今天下午不要来医院，到我家里来，我回家了!”
家里一切如常。邓稼先见到家里的亲人，目睹着家里的一切。心情飘忽不定。他不由自主地看看这，又看看那……大姐坐在旁边，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
晚饭是在家里吃的，有甲鱼、芦笋，还有其他菜。这顿饭吃得没有一点香味，邓稼先没有什么话，也没有露过笑容。大姐暗暗在想：平日乐观的弟弟。今天的笑容到哪里去了?莫不是他的心飞到了人民大会堂!
拼命做完一件他视为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事
转眼1985年过去了，邓稼先更加感到时间紧迫。1986年5月第二次手术后的第四天，他就用颤抖的手写条子，要研究院从四川给他送材料和书籍来，要关于国外核武器进展的资料，还要一大批外文杂志。他置一切于不顾，要利用做第三次手术前的两三个月时间，拼命做完一件事。这件事就是邓稼先视为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向中央提出的一份建议书。
这不是一般的建议书，是涉及中国核武器事业战略决策的大事。10年之后。中科院院士于敏，邓稼先的继承者、九院原院长、中科院院士胡仁宇和时任九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联名在1996年7月22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十年，我们时刻怀念——纪念邓稼先院士逝世十周年》的文章，文章极其简明扼要地提到了这份建议书的内容、作用及其深远意义。文字不多，但分量却很重。
于敏等三位院士的文章说：“十年前，已身患重病的邓稼先以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深厚的业务功底。通过对核大国当时发展水平和军控动向的深刻分析，认为核大国设计技术水平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不需要进行更多的发展了。因此有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改变它们先前坚持的主张，作出目的在于限制别人发展、维持其优势地位的决策。”文章同时指出：“核大国这种举动，对它们自己已不会有什么重要影响，而对于正处在发展关键阶段的我国，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一严峻的事实便是邓稼先向中央提建议书的由来。于敏等三位院士的文章说：“十年之前，我们的事业正处于十分关键、十分敏感的发展阶段，如果一旦受到干扰和停滞，就会丧失时机，产生稼先所指出的‘多年努力，将功亏一篑’的严重后果。将对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严峻的形势，使稼先万分焦急，他不顾重病缠身，亲自组织研究讨论，起草给中央的报告，申述意见和建议。”建议书的首要意义自然是它关系到中国网防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但是它还有一个特别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它提出了中国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措施。于敏等在文章中谈到这份建议书具有超常价值的地方时，强调说“提出了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以及需要集中力量攻克的主要目标。并且非常详细地列出了达到这些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措施。这是一份凝聚着稼先和他的同事们的心血和爱国热情，又十分客观、科学的建议书”。于敏等感叹地说，“十年来的形势变化，完全证明了建议书的正确性”。
为了这份建议书。邓稼先几乎是在与生命赛跑：那些日子他忍着化疗带来的痛苦。艰难地一字一句地推敲、修改。抢在大手术之前，还满满地写了两页纸，提出了建议书的内容还要作哪些调整，直到最后如何润笔，应呈送到哪里等意见。1986年3月28日在301医院南楼5号病房16室，邓稼先写给胡思得的便函和它的复印件至今仍保留着。
“老胡：我明天还要动一次小手术，来文我看了两遍，我觉得可以了。但最后一段要同星球大战(如激光，FEL，Exeimer，电磁轨道)等‘高科技’(现在国内新用的专业名词)联系起来、申述一段，然后由我和老于签名，抬头是核工业部，国防科工委(抄九院)。老邓3.28。”这张条子。是邓稼先坐在橡皮圈上(以减缓压力带来的痛苦)用铅笔写成的(因手腕无力，用铅笔写字可以较轻地在纸上滑行)。尽管此时天气不热，在写这个条子时邓稼先写写停停。仍需妻子在身边不停地为他擦着虚汗。
建議书终于完成了，邓稼先让许鹿希尽快送出。在她抱着这份材料走出病房前，邓稼先叫住妻子，只说了一句话：“这比你的生命还重要。”邓稼先以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无私的奉献精神和深厚的科学造诣，继原子弹、氢弹、第二代核武器之后，建造了他事业上的第四座里程碑(核禁试)。
最后的手迹
邓稼先的病情在一天天加重，身边所有的人都感到无能为力。1986~P6月13日，杨振宁回美国前来看望邓稼先。此时。邓稼先开始大出血，医生已无法控制病情的恶化。杨振宁站在病床前。深情地望着卧床不起的邓稼先，气氛惨然。杨振宁送上一束极大的鲜花，他知道，这次可能是与老友的诀别了。邓稼先的神智还很清醒，杨振宁走后，他对许鹿希说：“振宁知道我不行了，所以送来特大的一束鲜花……”
1986年7月15日，万里到301医院看望邓稼先的时候，告诉他国务院决定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这是“七五”计划期间的第一个全国劳模。
第二天。李鹏来到病房授予邓稼先全国劳模的奖章和证书。李鹏对他说：“党和国家非常感激你这几十年来在核工业、核武器方面作出的贡献。”邓稼先服了加倍的止痛药。吃力地诚恳地表达了他对党和国家的谢意。
这一天是1986年7月16日。距离他逝世只有13天。
在邓稼先留下的手稿中，全面地记录了这天的情况和感受：“昨天，万里代总理到医院看望我，今天，李鹏副总理亲临医院授予全国劳模称号。感到万分激动。核武器事业是要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成功，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的工作，只能作一个代表而已。但党和国家就给我这样的荣誉，这足以证明党和国家对尖端事业的重视。回想解放前，我国连较简单的物理仪器都造不出来，哪里敢想造尖端武器。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解放了全国，才能使科学蓬勃地开展起来。敬爱的周总理亲自领导并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才能集中全国的精锐来搞尖端事业。陈毅副总理说，搞原子弹，外交上说话就有力量。邓小平同志说，你们大胆去搞，搞对了是你们的，搞错了是我中央书记处的。聂荣臻元帅、张爱萍等领导同志也亲临现场主持试验，这足以说明核武器事业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我今天虽然患病症，但我要顽强地和病痛作斗争，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早日做些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不辜负党对于我的希望。谢谢大家。”
没想到，这个手稿竟成为邓稼先一生的最后手迹。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终因全身大出血而告别了他毕生热爱的祖国和亲人。
1986年8月4日，全国各大报刊刊登了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务委员张爱萍题为《深切悼念“两弹元勋”邓稼先对祖国的贡献永垂史册》的悼词。张爱萍在悼词中说：“邓稼先同志真正做到了他经常讲的‘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工作目标要奔世界先进水平’。他的名字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他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