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虽然团体里的富二代都是刚接触VC，但陈豪觉得，他们已经有比别的VC公司不同的种种优势。“最要紧的是他们与众不同的成熟”，从小在商业环境里摸爬滚打成为他们的最大优点。
1986年出生的戴寅，2006年底从武汉到上海，刚与“蓝海创投”1980年出生的总经理杨沛见面时，举止僵硬，脸上红了又红，“完全是一个大孩子的模样”。和一般大孩子不同的是，他是携带着几亿元投资基金，从家里到上海创业的。
不过当时他还不知道VC是什么，在一所大学上了没多长时间就退学的他，以往熟悉的是用他父亲的钱，在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上赚钱。
一年后，戴寅的身材也从当初的清瘦变成了现在的庞然大物，他和几个合作伙伴共同组建的基金公司“同辉创投”，一年投资了12个项目，而专业的投资基金，可能一年只有一两个项目。他的项目从800万到3000万元投入不等，其中包括创业投资的热点新媒体领域，也包括去了一趟巴基斯坦，在当地投资一项公用事业。“他什么都投。”周围的伙伴这么评价他，带点嘲笑的口气。
不过他们也好不了多少。蓝海创投是个召集投资者和投资项目的新平台，在这个平台周围，聚集了四五十名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不怎么懂创业投资、却渴望加入这行业的人。绝大多数是富二代，他们的父辈不乏各省首富，有的家族拥有3家上市企业。
1982年出生的陈豪是蓝海创投的投资人，他看好这个平台。陈豪的父亲是浙江嘉兴富豪，他从小被教育谨慎从事，他说，目前核心的四五个成员的投资基金只有几十亿元。陈豪将10多个各省的富二代带进了这个团体，他们开会讨论时会穿上名牌西装，“平时很随便，有几个喜欢网吧气氛，坚决上那里打游戏的，穿得尤其普通——主要原因是，从小什么名牌没见过?”所以，这批富二代和别的“二世祖”群体不同，他们中多数开普通车，每周在茶馆集会多次，“思想PK”。他们的总部，在上海浦东一家普通得可以用简陋来形容的办公楼里，月租才1万多元，和一般的创业投资基金办公地点没法比。“我们觉得能做事就行了，不要排场。”
欲望的缘起
2005年，童世豪将自己任合伙人的启明维创投咨询公司搬到了上海金茂大厦。之前，他在台湾和香港等地做风险投资，更早以前，东南亚是各国基金看好的热土，也是他的工作地。作为国际化的专业投资人，他说：“各地的风险投资热潮我都经历过，而现在，大规模的海外风险投资基金选择的是中国。”
而中国本土，涌动的这些由富二代带着浮出海面的风险投资基金，是童世豪早就注意过的“中国民资”：“规模还不大，一些想在海外上市的公司不想要这些钱。”因为“中国民资”相比海外的基金，不是“好钱”——对想在海外上市的企业帮助不大，这些企业会去找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投资基金，拿到钱的同时也拿到经验。
可是2007年，众多的新政策如股改、全流通、A股上市退出机制刺激了投资基金的狂热，尤其是VC退出时的高利润吸引着以往和这行业无关的“中国民资”，加之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刺激，“父辈通过制造业赚的钱急于想找到出口”。而这批20多岁的VC行业的新人则成为出口的寻找者。
陈栋家族的低压电器出口几十年都排在中国第一位，1982年出生的他轻描淡写地说：“每年也就几十亿元的收入。”这些都是他父亲的成就，可是一谈到自己刚刚接触到的VC，口气立刻大了很多。刚刚做投资一年，脸上满是青春痘，头发也少了不少，他说这些都表明自己的焦虑。而焦虑来源，除了对家族制造业前景的担忧，也来自超过父亲的野心。
他总觉得喜欢摄影、动不动上新疆拍照的父亲不是一个合适的投资者，“他是个艺术家，根本不知道制造业已经日薄西山了”。
他们属于从温州搬迁到上海的家族企业，可是父亲不想让陈栋继承企业，当陈栋考上公务员的时候，父亲特别兴奋，觉得儿子的日子可以安稳地过下去。可是陈栋想了一天后，还是跑到父亲身边，对他说：“我觉得制造业已经利润微薄了，我要帮你管理企业。”父亲听都不听就把他赶走了。
后来，父亲把工厂给了哥哥管理，“我再去说制造业的危机时，他都会说，那是你哥哥的事情”。然后给了他近1个亿，让他去做酒店投资，憋着气的陈栋自己处理所有的问题，“被人骗了根本不明白”。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合格的投资者，应该去找合适的人管理投资。
“开始到处去挖人才，为了挖一个著名厨师，半年时间内，每个月飞两次北京。”他四处搜罗来的管理团队都比自己年纪大，“都是有野心的人，但是那种野心是我能控制的”。他反复强调野心，觉得这是自己将来成功的关键。
而野心的最新出路，就是资本投资。自己管理了一年投资，觉得要学的还有太多，包括想把自己变成专业的投资基金管理者，“那样才能保证自己家族的资产不断升值”。在温州商会的网上看见了这群人的相关消息，第二天他就和杨沛约着见面了。
像陈栋这样急于将家族财富由制造业转向资本运营的第二代，杨沛至少每月能见到一两个，“数目还在不断扩张中”。前几天还有准备将家族企业上市的福建商人的第二代打电话约见，想马上飞来上海，加入杨沛他们的团体，能帮助家族从上市中套利。
“他们很多有同样的背景，家族的生意做得很大，但又不是像“阿里巴巴”、“携程”那样的新型企业，基本上是传统制造业，而父母亲那辈大多想守成，不太想把家族企业上市。而他们则觉得自己年轻，能够玩转资本市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自己能超过父母亲，能超过自己周围圈子里的朋友。”杨沛解释。
从义乌开着奔驰跑车来上海的朱舜也是这样的心思，认识杨沛后，一听到有交流机会，他都会半夜开车出来，赶在9点前到上海参加“学习”。听见杨沛他们讲到新媒体，1983年出生的他，表情都会无比严肃，像重新回到课堂的中学生。
朱舜的家在义乌有外贸加工厂，每年“也就几亿元的收入”。在朱舜看来，这几亿元收入并不牢固，“现在人民币升值，利润已经下降5个点”。父母亲竟也希望他能到单位当个公务员，“家里的钱，只要不吸毒，几辈子也花不完”。可是朱舜也是大学上到一半就退学，“当时可以用义乌本地户口炒土地，一下就能赚几百万元”。他的目标也是将家族企业上市，可是父母也完全不听他的。20岁时，朱舜发现，当时房市交易信息还不发达，很多直接张贴在墙上，“我很快就成为那里的炒楼高手”。靠10多套房子套利1000多万元，然后做地下钱庄的生意，也迅速成为高手。以至于他刚到上海参加VC讨论时候，开口就是这个项目“几分利”？至今成为杨沛他们笑话他的把柄。
合格的LP还是GP
在与杨沛他们接触前，朱舜已经意识到资本投资的获利空间极大，他已经开始了自己的VC试验，试验项目包括：在千岛湖买了3个岛，每个岛投资几百万元，“是和我们当地商会会长一起买的，和他交流过，不会吃亏，还可以趁机向他学些东西”；在东北投资一家挖沙厂，因为那里有新认识的朋友，觉得是个机会；在义乌投资了培训学校，因为他自己喜欢培训；投资了几家网站，因为觉得义乌的此项产业不发达。除此之外，还投资了电视剧。投资的钱，部分来源于自己的炒楼放贷收入，更多来自父母支持。
在专业VC人眼中，这些投资看上去都很滑稽。朱舜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到上海后，他觉得自己过去的最大问题是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而现在，他觉得要找个好项目，“搞个大的”。而上海，在朱舜看来，是搞大的最佳试验场，“那么多的新项目都在这里，这在义乌完全不能想象。在那里，身家几十亿的老板们买了电脑也就是玩扑克，现在刚刚知道QQ了”。和朱舜想法一样的人很多，杨沛他们的圈子里，很多是打算在上海挖掘他们资本运作的第一笔财富。
在VC行业，LP指出资人，不参与任何管理，叫“有限合伙人”，而GP指的是投资的专业管理人员，又叫普通合伙人。按照国外经验，很多家族财产的继承者多是做LP，只管出钱，等着收入就可以了，可是杨沛他们身边的人没有只肯做LP的，他们更渴望自己能成为成熟的GP，自己管理投资基金。
作为成熟的GP，最关键是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包括合适的项目管理人。酷爱打游戏的杨沛提供了一套理论基础：“做风险投资就是看人，而看人就要在日常生活中看。”他们会和来寻找投资的人一起打游戏，K歌，上酒吧，看对方怎么做，然后判断对方是否合适。一般说，来这里找投资的很多也是年轻人，大家一说起玩游戏，都有各自心得。
杨沛觉得，网络游戏就是人生的对应。
刚开始玩游戏时，“大家都是小兵，经过一段时间积累，有了钱和装备，那时候再看各人的进攻方式，有可能装备丢失，就等于破产，有的人会放弃不玩，有的人会积极进取，重新开始。这时候，我肯定会找后面的那种人投资”。杨沛觉得，后面的那种人随时会东山再起，“而且在游戏中他有朋友，有资源，所以成功的机会比较多”。他觉得这就和现实生活中名利的来到和失去一样，“关键还是看平时积累，会玩网络游戏的人，失去了也很快能找回来。这就是胸怀”。
而项目负责人的性格可以在K歌中发现，“喜欢出风头的适合媒体、广告等行业，缩在后面的也许只是适合传统行业”。除此外，他们还会关心对方的花钱方式，每次都会直接问对方——“100万元你怎么花?”“刚创业就想着花钱，当然不是合适的人选。”
“‘80后’的投资人最有优势的一点，是他们对新媒体熟悉。”杨沛觉得，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项目和他们沟通起来很顺畅，这是他们胜过比他们年长的投资人的方面，“那些人很多都不能理解新商业模式，而我们是玩游戏长大的，你看‘盛大’的模式，就因为投资人也玩游戏，所以他们才能很快拿到投资”。
而另一优势，就是这批投资人都是从小做生意的。朱舜10多岁时，就帮他父母亲卖过服装，“都有很好的商业头脑，不会像别人那样轻易上当”。
可是在童世豪这样成熟的VC行业的人看来，尽管这批孩子有生意头脑，也确实熟悉新媒体，“可是他们还是头脑发热型投资，远非成熟的投资基金管理者”。一个成熟的VC公司，一个项目是否值得投，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跟踪研究，研究后还要经过决策组的讨论，这些决策人都是相关的研究者和各领域权威，“即使这样，全世界风险投资成功的比例还是只有2%”。
他说，“风险投资怎么会那么容易？”
而不少杨沛圈子里的人，一边学习风险投资，一边还在炒股票。童世豪也觉得惊奇：“在行业内是没有这种行为的，专业的GP怎么会去做股票。完全是两个行业嘛。”而且，做VC成功的话，利润是股票市场的许多倍，可是这些从小做生意长大的孩子完全不肯放弃身边任何一个获利机会。朱舜睁大双眼为自己辩护：“当然是什么赚钱就做什么。”
童世豪自己是从研究员做起，一直做到今天的VC公司合伙人。“我们的经验是只选择最好的，最合适在美国上市的项目，因为那样获利丰厚。”他们投资的China—Edu在美国上市，只花了短暂时间。“我们从美国拿来3亿元LP的钱，一个项目就获益翻番，按照我们公司拿20%的利润计算，我们一年可以收入几千万元，已经是VC行业中的较为稳妥的收入了。”
他的公司也不乏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优秀研究人员，全部是海归或北大、清华毕业生，“如果他们一帆风顺，而且不断展现自己的才能，那么三十五六岁时，也许他们能成为合格的GP，会让他们直接负责投资项目。”
尽管对国内民资看好，可是童世豪还是对这些在20岁已经开始做GP的年轻人充满了怀疑。
蛮荒而又合理的方法论
陈豪是蓝海天使基金的管理人，是他投资了杨沛的蓝海创投公司，正好两个公司名字一样，所以两人第一次见面，就很谈得来，按照杨沛的说法：连续3天聊天到夜里3点。
这样，两个人的优势造成了目前的蓝海创投，杨沛通过不断寻找扩展平台，而拥有许多等待投资的新项目。陈豪则通过不断拉自己身边的富二代朋友加入，使蓝海的投资者队伍越来越大。
陈豪无疑是目前这四五十人中有最多投资经历的人。还在华东理工大学读书时，他就创办了自己的SP公司，为手机提供彩铃业务等，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快成功。虽然家里很有钱，“可是我没要家里一分钱”。
在朋友带领下，陈豪认识了风险投资业的专业人士。“去他家里，他在那里吃面，我在旁边滔滔不绝说我自己做过的事情，面吃到一半，那位资深人士放下碗说，你做过的其实就是风险投资，但你要完成从企业家到资本家的转变。”并劝他专心做风险投资，不要介入到直接管理。
这位专业人士很看好陈豪，帮他从海外筹集了3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专门用于投资中小企业，“因为觉得我眼光好，对新经济有判断力”。蓝海创投就是陈豪投资的新经济企业，“我和另外的投资人不仅仅给他投入了基金，还带来了很多资源，比如说我带来的富二代群体，而伙伴带来的是海外公司管理的经验。”
虽然团体里的富二代都是刚接触VC，但陈豪觉得，他们已经有比别的VC公司不同的种种优势。“最要紧的是他们与众不同的成熟”，从小在商业环境里摸爬滚打成为他们的最大优点。
比如戴寅，虽然只有22岁，“可是他很能建造自己的团队”。戴寅能将别的公司拿2万元月薪的人挖到他公司来，只拿几千元工资，而他开出很多别的优惠条件给人，例如升迁、干股、合伙人计划等等，“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成套企业管理经验都可以拿出来”。再比如一位留学归来的温州富二代，“他也能把世界500强企业的员工挖到他的小公司，给人家不高的薪水，也是给大家美好的未来愿望”。杨沛最佩服他的，还是他的定力，“他弟弟整天开着保时捷去做私募。可他一点不受影响，专心做风险投资。买了3000本书，每种书都买两本，一本收藏，一本快翻烂了”。
这种家庭背景，在陈豪的经验里，帮助他们做出不少判断。“有人拿来贵州矿山的项目，可是我们这些人中不少人家里都有矿山，能很快判断那个项目的成本核算不实在，所以几个人一讨论就决定不投。”
家庭背景还带来了做风险投资的许多资源。例如温州有些企业在上市前夕，无数的风险投资机构都会跟着去议价，做PRE—IPO的投资，这种投资是肯定赚钱的。“我们中不少人和那些家族企业的管理人很熟悉，大家都是富二代，很多是从小玩的朋友，这时候，我们很自然能拿到大的风险投资公司无法拿到的项目。而这种赚钱也是最迅速的。”
很多大项目他们也能采取跟投的方式，“这样我们投资不多，但可以和投资主导人学习到很多东西”。投资主导人愿意带他们跟着投资，恰恰是“一切都是利益”——“带我们投资就是因为我们有利用价值”。他们可能只是孩子，可他们的父母亲在当地有资源优势，“带我们投资就等于加强他们在地方的关系网络”。而这种关系网络，别说是海外投资机构，就是国内的投资机构也很难拥有。
陈豪很清楚自己这圈朋友的地位，他分析道，“最差的结果，我们也是合格的LP，手中都拥有大量资金，是以后这些风险投资大公司要拉拢的对象”。
这些从小经商的孩子很少吃亏，“我们甚至会要求投资的项目方用房产来做抵押，这在大的风险投资公司是不可能想象的”。可是，对于从小放贷的这些孩子而言，这是最正常的商业手段。“可能路子有点野，但可以保证我们的投资不受损。”
陈豪是这批做风险投资的人中少有的愿意露面接受采访的，因为他想得明白，只有提高知名度，才能争取到更多的好项目找上门。
这种超越同龄人的成熟，在他看来，是他最大的优势。“我们做了别人40岁时候才会做的事情，比别人多赢了一点时间。如果人人都能活到100岁，那么我估计很多人会成功，可是大家活不到那么久，那么我希望能走一条捷径。”
1986年出生的戴寅，2006年底从武汉到上海，刚与“蓝海创投”1980年出生的总经理杨沛见面时，举止僵硬，脸上红了又红，“完全是一个大孩子的模样”。和一般大孩子不同的是，他是携带着几亿元投资基金，从家里到上海创业的。
不过当时他还不知道VC是什么，在一所大学上了没多长时间就退学的他，以往熟悉的是用他父亲的钱，在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上赚钱。
一年后，戴寅的身材也从当初的清瘦变成了现在的庞然大物，他和几个合作伙伴共同组建的基金公司“同辉创投”，一年投资了12个项目，而专业的投资基金，可能一年只有一两个项目。他的项目从800万到3000万元投入不等，其中包括创业投资的热点新媒体领域，也包括去了一趟巴基斯坦，在当地投资一项公用事业。“他什么都投。”周围的伙伴这么评价他，带点嘲笑的口气。
不过他们也好不了多少。蓝海创投是个召集投资者和投资项目的新平台，在这个平台周围，聚集了四五十名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不怎么懂创业投资、却渴望加入这行业的人。绝大多数是富二代，他们的父辈不乏各省首富，有的家族拥有3家上市企业。
1982年出生的陈豪是蓝海创投的投资人，他看好这个平台。陈豪的父亲是浙江嘉兴富豪，他从小被教育谨慎从事，他说，目前核心的四五个成员的投资基金只有几十亿元。陈豪将10多个各省的富二代带进了这个团体，他们开会讨论时会穿上名牌西装，“平时很随便，有几个喜欢网吧气氛，坚决上那里打游戏的，穿得尤其普通——主要原因是，从小什么名牌没见过?”所以，这批富二代和别的“二世祖”群体不同，他们中多数开普通车，每周在茶馆集会多次，“思想PK”。他们的总部，在上海浦东一家普通得可以用简陋来形容的办公楼里，月租才1万多元，和一般的创业投资基金办公地点没法比。“我们觉得能做事就行了，不要排场。”
欲望的缘起
2005年，童世豪将自己任合伙人的启明维创投咨询公司搬到了上海金茂大厦。之前，他在台湾和香港等地做风险投资，更早以前，东南亚是各国基金看好的热土，也是他的工作地。作为国际化的专业投资人，他说：“各地的风险投资热潮我都经历过，而现在，大规模的海外风险投资基金选择的是中国。”
而中国本土，涌动的这些由富二代带着浮出海面的风险投资基金，是童世豪早就注意过的“中国民资”：“规模还不大，一些想在海外上市的公司不想要这些钱。”因为“中国民资”相比海外的基金，不是“好钱”——对想在海外上市的企业帮助不大，这些企业会去找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投资基金，拿到钱的同时也拿到经验。
可是2007年，众多的新政策如股改、全流通、A股上市退出机制刺激了投资基金的狂热，尤其是VC退出时的高利润吸引着以往和这行业无关的“中国民资”，加之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刺激，“父辈通过制造业赚的钱急于想找到出口”。而这批20多岁的VC行业的新人则成为出口的寻找者。
陈栋家族的低压电器出口几十年都排在中国第一位，1982年出生的他轻描淡写地说：“每年也就几十亿元的收入。”这些都是他父亲的成就，可是一谈到自己刚刚接触到的VC，口气立刻大了很多。刚刚做投资一年，脸上满是青春痘，头发也少了不少，他说这些都表明自己的焦虑。而焦虑来源，除了对家族制造业前景的担忧，也来自超过父亲的野心。
他总觉得喜欢摄影、动不动上新疆拍照的父亲不是一个合适的投资者，“他是个艺术家，根本不知道制造业已经日薄西山了”。
他们属于从温州搬迁到上海的家族企业，可是父亲不想让陈栋继承企业，当陈栋考上公务员的时候，父亲特别兴奋，觉得儿子的日子可以安稳地过下去。可是陈栋想了一天后，还是跑到父亲身边，对他说：“我觉得制造业已经利润微薄了，我要帮你管理企业。”父亲听都不听就把他赶走了。
后来，父亲把工厂给了哥哥管理，“我再去说制造业的危机时，他都会说，那是你哥哥的事情”。然后给了他近1个亿，让他去做酒店投资，憋着气的陈栋自己处理所有的问题，“被人骗了根本不明白”。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合格的投资者，应该去找合适的人管理投资。
“开始到处去挖人才，为了挖一个著名厨师，半年时间内，每个月飞两次北京。”他四处搜罗来的管理团队都比自己年纪大，“都是有野心的人，但是那种野心是我能控制的”。他反复强调野心，觉得这是自己将来成功的关键。
而野心的最新出路，就是资本投资。自己管理了一年投资，觉得要学的还有太多，包括想把自己变成专业的投资基金管理者，“那样才能保证自己家族的资产不断升值”。在温州商会的网上看见了这群人的相关消息，第二天他就和杨沛约着见面了。
像陈栋这样急于将家族财富由制造业转向资本运营的第二代，杨沛至少每月能见到一两个，“数目还在不断扩张中”。前几天还有准备将家族企业上市的福建商人的第二代打电话约见，想马上飞来上海，加入杨沛他们的团体，能帮助家族从上市中套利。
“他们很多有同样的背景，家族的生意做得很大，但又不是像“阿里巴巴”、“携程”那样的新型企业，基本上是传统制造业，而父母亲那辈大多想守成，不太想把家族企业上市。而他们则觉得自己年轻，能够玩转资本市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自己能超过父母亲，能超过自己周围圈子里的朋友。”杨沛解释。
从义乌开着奔驰跑车来上海的朱舜也是这样的心思，认识杨沛后，一听到有交流机会，他都会半夜开车出来，赶在9点前到上海参加“学习”。听见杨沛他们讲到新媒体，1983年出生的他，表情都会无比严肃，像重新回到课堂的中学生。
朱舜的家在义乌有外贸加工厂，每年“也就几亿元的收入”。在朱舜看来，这几亿元收入并不牢固，“现在人民币升值，利润已经下降5个点”。父母亲竟也希望他能到单位当个公务员，“家里的钱，只要不吸毒，几辈子也花不完”。可是朱舜也是大学上到一半就退学，“当时可以用义乌本地户口炒土地，一下就能赚几百万元”。他的目标也是将家族企业上市，可是父母也完全不听他的。20岁时，朱舜发现，当时房市交易信息还不发达，很多直接张贴在墙上，“我很快就成为那里的炒楼高手”。靠10多套房子套利1000多万元，然后做地下钱庄的生意，也迅速成为高手。以至于他刚到上海参加VC讨论时候，开口就是这个项目“几分利”？至今成为杨沛他们笑话他的把柄。
合格的LP还是GP
在与杨沛他们接触前，朱舜已经意识到资本投资的获利空间极大，他已经开始了自己的VC试验，试验项目包括：在千岛湖买了3个岛，每个岛投资几百万元，“是和我们当地商会会长一起买的，和他交流过，不会吃亏，还可以趁机向他学些东西”；在东北投资一家挖沙厂，因为那里有新认识的朋友，觉得是个机会；在义乌投资了培训学校，因为他自己喜欢培训；投资了几家网站，因为觉得义乌的此项产业不发达。除此之外，还投资了电视剧。投资的钱，部分来源于自己的炒楼放贷收入，更多来自父母支持。
在专业VC人眼中，这些投资看上去都很滑稽。朱舜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到上海后，他觉得自己过去的最大问题是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而现在，他觉得要找个好项目，“搞个大的”。而上海，在朱舜看来，是搞大的最佳试验场，“那么多的新项目都在这里，这在义乌完全不能想象。在那里，身家几十亿的老板们买了电脑也就是玩扑克，现在刚刚知道QQ了”。和朱舜想法一样的人很多，杨沛他们的圈子里，很多是打算在上海挖掘他们资本运作的第一笔财富。
在VC行业，LP指出资人，不参与任何管理，叫“有限合伙人”，而GP指的是投资的专业管理人员，又叫普通合伙人。按照国外经验，很多家族财产的继承者多是做LP，只管出钱，等着收入就可以了，可是杨沛他们身边的人没有只肯做LP的，他们更渴望自己能成为成熟的GP，自己管理投资基金。
作为成熟的GP，最关键是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包括合适的项目管理人。酷爱打游戏的杨沛提供了一套理论基础：“做风险投资就是看人，而看人就要在日常生活中看。”他们会和来寻找投资的人一起打游戏，K歌，上酒吧，看对方怎么做，然后判断对方是否合适。一般说，来这里找投资的很多也是年轻人，大家一说起玩游戏，都有各自心得。
杨沛觉得，网络游戏就是人生的对应。
刚开始玩游戏时，“大家都是小兵，经过一段时间积累，有了钱和装备，那时候再看各人的进攻方式，有可能装备丢失，就等于破产，有的人会放弃不玩，有的人会积极进取，重新开始。这时候，我肯定会找后面的那种人投资”。杨沛觉得，后面的那种人随时会东山再起，“而且在游戏中他有朋友，有资源，所以成功的机会比较多”。他觉得这就和现实生活中名利的来到和失去一样，“关键还是看平时积累，会玩网络游戏的人，失去了也很快能找回来。这就是胸怀”。
而项目负责人的性格可以在K歌中发现，“喜欢出风头的适合媒体、广告等行业，缩在后面的也许只是适合传统行业”。除此外，他们还会关心对方的花钱方式，每次都会直接问对方——“100万元你怎么花?”“刚创业就想着花钱，当然不是合适的人选。”
“‘80后’的投资人最有优势的一点，是他们对新媒体熟悉。”杨沛觉得，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项目和他们沟通起来很顺畅，这是他们胜过比他们年长的投资人的方面，“那些人很多都不能理解新商业模式，而我们是玩游戏长大的，你看‘盛大’的模式，就因为投资人也玩游戏，所以他们才能很快拿到投资”。
而另一优势，就是这批投资人都是从小做生意的。朱舜10多岁时，就帮他父母亲卖过服装，“都有很好的商业头脑，不会像别人那样轻易上当”。
可是在童世豪这样成熟的VC行业的人看来，尽管这批孩子有生意头脑，也确实熟悉新媒体，“可是他们还是头脑发热型投资，远非成熟的投资基金管理者”。一个成熟的VC公司，一个项目是否值得投，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跟踪研究，研究后还要经过决策组的讨论，这些决策人都是相关的研究者和各领域权威，“即使这样，全世界风险投资成功的比例还是只有2%”。
他说，“风险投资怎么会那么容易？”
而不少杨沛圈子里的人，一边学习风险投资，一边还在炒股票。童世豪也觉得惊奇：“在行业内是没有这种行为的，专业的GP怎么会去做股票。完全是两个行业嘛。”而且，做VC成功的话，利润是股票市场的许多倍，可是这些从小做生意长大的孩子完全不肯放弃身边任何一个获利机会。朱舜睁大双眼为自己辩护：“当然是什么赚钱就做什么。”
童世豪自己是从研究员做起，一直做到今天的VC公司合伙人。“我们的经验是只选择最好的，最合适在美国上市的项目，因为那样获利丰厚。”他们投资的China—Edu在美国上市，只花了短暂时间。“我们从美国拿来3亿元LP的钱，一个项目就获益翻番，按照我们公司拿20%的利润计算，我们一年可以收入几千万元，已经是VC行业中的较为稳妥的收入了。”
他的公司也不乏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优秀研究人员，全部是海归或北大、清华毕业生，“如果他们一帆风顺，而且不断展现自己的才能，那么三十五六岁时，也许他们能成为合格的GP，会让他们直接负责投资项目。”
尽管对国内民资看好，可是童世豪还是对这些在20岁已经开始做GP的年轻人充满了怀疑。
蛮荒而又合理的方法论
陈豪是蓝海天使基金的管理人，是他投资了杨沛的蓝海创投公司，正好两个公司名字一样，所以两人第一次见面，就很谈得来，按照杨沛的说法：连续3天聊天到夜里3点。
这样，两个人的优势造成了目前的蓝海创投，杨沛通过不断寻找扩展平台，而拥有许多等待投资的新项目。陈豪则通过不断拉自己身边的富二代朋友加入，使蓝海的投资者队伍越来越大。
陈豪无疑是目前这四五十人中有最多投资经历的人。还在华东理工大学读书时，他就创办了自己的SP公司，为手机提供彩铃业务等，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快成功。虽然家里很有钱，“可是我没要家里一分钱”。
在朋友带领下，陈豪认识了风险投资业的专业人士。“去他家里，他在那里吃面，我在旁边滔滔不绝说我自己做过的事情，面吃到一半，那位资深人士放下碗说，你做过的其实就是风险投资，但你要完成从企业家到资本家的转变。”并劝他专心做风险投资，不要介入到直接管理。
这位专业人士很看好陈豪，帮他从海外筹集了3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专门用于投资中小企业，“因为觉得我眼光好，对新经济有判断力”。蓝海创投就是陈豪投资的新经济企业，“我和另外的投资人不仅仅给他投入了基金，还带来了很多资源，比如说我带来的富二代群体，而伙伴带来的是海外公司管理的经验。”
虽然团体里的富二代都是刚接触VC，但陈豪觉得，他们已经有比别的VC公司不同的种种优势。“最要紧的是他们与众不同的成熟”，从小在商业环境里摸爬滚打成为他们的最大优点。
比如戴寅，虽然只有22岁，“可是他很能建造自己的团队”。戴寅能将别的公司拿2万元月薪的人挖到他公司来，只拿几千元工资，而他开出很多别的优惠条件给人，例如升迁、干股、合伙人计划等等，“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成套企业管理经验都可以拿出来”。再比如一位留学归来的温州富二代，“他也能把世界500强企业的员工挖到他的小公司，给人家不高的薪水，也是给大家美好的未来愿望”。杨沛最佩服他的，还是他的定力，“他弟弟整天开着保时捷去做私募。可他一点不受影响，专心做风险投资。买了3000本书，每种书都买两本，一本收藏，一本快翻烂了”。
这种家庭背景，在陈豪的经验里，帮助他们做出不少判断。“有人拿来贵州矿山的项目，可是我们这些人中不少人家里都有矿山，能很快判断那个项目的成本核算不实在，所以几个人一讨论就决定不投。”
家庭背景还带来了做风险投资的许多资源。例如温州有些企业在上市前夕，无数的风险投资机构都会跟着去议价，做PRE—IPO的投资，这种投资是肯定赚钱的。“我们中不少人和那些家族企业的管理人很熟悉，大家都是富二代，很多是从小玩的朋友，这时候，我们很自然能拿到大的风险投资公司无法拿到的项目。而这种赚钱也是最迅速的。”
很多大项目他们也能采取跟投的方式，“这样我们投资不多，但可以和投资主导人学习到很多东西”。投资主导人愿意带他们跟着投资，恰恰是“一切都是利益”——“带我们投资就是因为我们有利用价值”。他们可能只是孩子，可他们的父母亲在当地有资源优势，“带我们投资就等于加强他们在地方的关系网络”。而这种关系网络，别说是海外投资机构，就是国内的投资机构也很难拥有。
陈豪很清楚自己这圈朋友的地位，他分析道，“最差的结果，我们也是合格的LP，手中都拥有大量资金，是以后这些风险投资大公司要拉拢的对象”。
这些从小经商的孩子很少吃亏，“我们甚至会要求投资的项目方用房产来做抵押，这在大的风险投资公司是不可能想象的”。可是，对于从小放贷的这些孩子而言，这是最正常的商业手段。“可能路子有点野，但可以保证我们的投资不受损。”
陈豪是这批做风险投资的人中少有的愿意露面接受采访的，因为他想得明白，只有提高知名度，才能争取到更多的好项目找上门。
这种超越同龄人的成熟，在他看来，是他最大的优势。“我们做了别人40岁时候才会做的事情，比别人多赢了一点时间。如果人人都能活到100岁，那么我估计很多人会成功，可是大家活不到那么久，那么我希望能走一条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