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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新议程：财产、审美化与全球化，虞建华、金惠敏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版，2014
文化研究向何处去？这是文化研究学者一再关心和探讨的问题。由虞建华、金惠敏主编的《文化研究新议程：财产、审美化与全球化》（下文简称《新议程》）一书对此做出了新的回答。本书是一本论文集，所收论文来自于“财产、审美化与全球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编撰者以精辟独到的眼光，挑选其中的优秀论文并加以补充，结集而成。
该书的主要议题有四：财产、消费、审美化和全球化。“新”是其最大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新的问题眼光推进文化研究的深度
学术发展不仅有赖于资料的整理爬梳，观点的阐述与综合，更有赖于问题意识的凝聚。问题，是学术研究的灵魂。
周敏《从文化研究到文化理论》和金惠敏《文化理论究竟在研究什么？》既作为本书的两篇“特稿”，也是本书的压卷之作。追问两篇论文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没有止步于综述文化研究的新发展，而是带着问题意识做出了新的理论掘进。
周文开门见山即言：“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着的文化研究，就其传统和后来的实践看，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对‘理论’的忽视或丢弃，其严重的后果是文化研究对日常批判力量的丧失。”（第6页）当下的文化研究，已远远超越起初的文学边界，尤其是广泛地进入那些被传统文学所忽略，甚至所不屑的亚文化、消费文化以及大众传媒领域，并有持续扩大的趋势。然而，即便文化研究的边界不断扩容，文化研究的任务始终是捍卫日常生活，而不是批判日常生活。在文化研究拥抱日常生活，却并没有形成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和批判之时，文化将彻底被生活化。这不仅是周文的忧虑，也是当下文化研究现状的忧患所在。当文化研究异化为应用型的社会科学，失去批判的力量，文化产业就如同德波尔和波德里亚所言，成为一种“景观”或者“拟像”，最终只能走向理论意义的虚无。由此，周文郑重提醒，文化研究在拥抱日常生活之后，仍然不能丢弃“理论”和“反思”。
文化研究作为一项事业已经在全球展开，并愈来愈“非理论化”，当前状态下该怎样来执行对日常生活的审视、反思与批判？周文不仅提出了如此疑问，并给出了清晰有力的回答：“为了更好地推进文化研究事业，应该适时地发展文化研究的理论维度”，“应当将文化研究从社会学中解放出来，发展其理论的批判性力量，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理论，作为一种文化理论。”（第12页）这与其说是周敏教授对当下文化研究提出的反思和期待，不如说体现了一种回应当代现实的问题意识和建构文化新理论的学术自觉。
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理论，那么文化理论究竟研究什么？这是金惠敏先生提出并加以思考的问题。“文化”走向了社会，走向了大众，走向了“非中心”的边缘，这是当代社会一个最明显的现实变化。尽管文化的问题已然成为日常生活的问题，但关于文化理论的界说却仍缺少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因而，金文所致力解决的便是廓清文化理论的框架及具体对象。
文化理论与生俱来便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通常意义上，文化理论所关注的“日常生活”是话语与生活的交集。在此交集中亦有裂缝的存在，这意味着日常生活拥有拒绝程式化的一面。“话语不抵抗，它只是表接（articulation）、协商，甚至妥协”（第17页），能够抵抗话语的唯有“他者”。无论是日常生活呈现为一个文化的问题，还是“他者”被凸显为主体的一个对立面，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及其在全世界扩张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谋求资本增殖，而唯有文化的附加值才能够不断推进消费需求。作为文化增殖的后果，“文化资本主义”和“美学资本主义”由此成为资本主义最内在的冲动和要求。理性、精英、文本、美学，在当下“日常生活”中仍不可或缺，但它们必须在“文化理论”中重新加以定位，在与日常生活的动态协商中找到新的生命力。一言以蔽之，文化理论是这样一种理论：“其对象是日常生活和被抑制的他者（有内部的和外部的之分），其语境是资本主义生产或现代化进程。”而“文化理论的目标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或现代化的文化内涵或文化后果”。（第19页）
与周敏教授相同，金惠敏先生重申的依然是文化理论需要继续保持理性与反思的问题。前者是一种理论意识的期待，后者则是具体框架的探索。两文带有问题意识的探讨，拨开了当下文化研究的迷雾，启发了文化研究新的理论思考方向。
第二，从新的视角更新文化研究的内容维度
《新议程》是一部论文集，或者说它是一部理论对话之书。在寻求对话的基础上，它还致力于更新文化研究的内容对象，重新考量文化研究的语境视野。
其一，《新议程》首次将财产和美学置身于文化研究视域之内进行了探讨。
本书论文所探讨的财产问题，从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的视角，而非经济学角度，来揭示“财产”在当下社会内容的新变化，并重新定位“财产”的文化意义。来自美国杜克大学的肯尼斯·苏林教授在《财产的归宿：新自由主义迷局》一文中指出，在金融全球化体系的新自由主义制度下，财产概念的形式和实质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金融全球化引发资本主义积累体系的重大变革——从获取利润向保障租金安全体系转变，而作为变革后果，财产的物质概念便向大量“非物质化”形式例如“虚拟资本”进行转换。苏林教授在此并不否认马克思财产观的先见之明，从经济学角度切入后，他进一步阐述了“财产”概念变化对人的存在产生的影响和意义等，从财产的文化视角将马克思主义批判从物质阶段推进到金融阶段。饶有意味的是，在《财产作为再现——对老子财产观的一个后结构主义阅读》中，金惠敏先生同样从纯粹的文化视角切入，适时地将老子财产观引入当代学术视野。其通过对“道可道，非常道”的分辨阐述，将老子对财产的概念界说为“分割、私有、圈定、排斥和占有”，并认为老子概念中的“财产”之所以为财产，不是因为其可触可摸的物质性，而是其不可触摸、只可想象的概念性。在老子的“概念”里，财产是“有欲”“有名”，是多出、冗余、赘疣，是一种无法安居于自然之内而只能在概念中栖身的存在。呼应“财产”的文化概念，另有罗伯特·希尔兹教授《麦克莫里堡的故事》、陈奇佳、罗璇《论马克思对“内在财富论”的批判问题》，分别展示了文化建构如何拓展“财产”空间，以及文化通过现代技术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历史性转变。“财产”是如此越界，如此后现代，它有什么理由不被纳入文化研究的内容范畴！ 由于当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美学几乎辐射到所有的文化对象。本书所探讨的对象，首先是“财产”与美学的结合。艺术作为“财产”概念的重要内容，是本书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费瑟斯通教授以敏感的学术眼光将财产与美学结合起来进行阐述，其在《奢侈品动力论》中谈奢侈品，看到的是另一种途径的“财产”占有：人们追逐的不是奢侈品，而是它们的代表价值——可以被期待为具有通向幸福和艺术的潜在指路牌。因而，奢侈品虽作为物质财产，指向的却是消费奢侈品的文化意义，物质审美和艺术审美在此融为一体。高建平研究员持有相同视角，其《从市场的变迁看艺术的命运和使命》谈当代艺术，看到的是在“消费”的介入下艺术走向终结的问题，注意到的是“艺术终结”与文化工业及其标准化、模式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刘方喜研究员从“符号流转”视角切入，亦看到了“符号价值”审美带来的批判力量。在其《剩余价值流转中的符号：当代艺术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哲学分析》中，他认为高速的“符号流转”也在推动着高速的“财富流转”——这是当代美学可以也应该进行“经济哲学”重构的重要现实。只有充分重视“财富”在“生产领域”的生成、流转，才能使“财富哲学”与“关系哲学”相互贯通。其次是文学与美学的相融。虞建华教授在解读杰克·伦敦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具体文本的基础上，就文学市场化对作家审美心理产生的影响做出了新的解读。周敏教授从反方向出发，以德里罗小说作品《地下世界》为例，指出“垃圾”美学的意义在于印证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过度消费的异化作用。再次是建筑、
电视等与美学的交叉。日本学者玉利智子《建筑学·新陈代谢派：日本美学的再出发》，赖纳·温特《〈黑道家族〉与21世纪电视文化》分别探讨了建筑和电视本身在充当传递形象与信息媒介意义上的美学构建。如此之多的研究介入美学问题，显而易见，美学与社会生活已经有了密切的联系。
其二，《新议程》对文化理论进行了多视角的语境审视。
编撰者诚意面对文化研究的传统，注重文化研究与身俱来的跨学科特性，并直视文化研究边界的不断扩容。当文化研究进入新的研究语境，《新议程》并未绕开传统，而是重新审视了在多方语境挤压下文化研究不断探索的新空间。文化研究必须面对的当下语境，一是地域和文化的全球化，二是消费社会，三是媒介带来的视觉转向。本书重新审视了当下语境里文化研究的鲜活生命力，并断言“能给学界带来启迪，并促成国内相关领域的发展”（第4页）。
文化研究认可消费社会已然存在的事实，其重要特征有：一、符号成为消费的重要对象，拥有由自我增殖所带来的“符号价值”。符号增殖引发理论者进一步就消费地位、身份认同、审美生活化等内容继续进行理论挖掘和批判反思。费瑟斯通论奢侈品的动力根源、刘方喜论“符号经济”的产生，将视角投向“符号”消费在当下社会的重要影响，并在美学层面进行了深度反思。二、视觉文化盛行促成了社会的“图像转向”。解读视觉符号在日常生活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是文化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李昕揆论印刷时代的理性美学，李勇论述美人与美女之间的观念变迁，揭示的正是“图像转向”带来的美学变革。而无论消费社会还是图像转向，论其根源，一切都是“媒介的后果”。艾琳娜·兰伯特《麦克卢汉媒介研究的文学根源》和丛新强、王茂林《论布尔迪厄的传播思想》，重新思考了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和布尔迪厄的媒介观，在回溯媒介研究的文学根源和批判电视媒介的身份沦落方面做出了阐述。“媒介”的后果还引发了全球化浪潮，不仅是地域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乔纳森·哈森教授有力发声，论断21世纪构建的是一个新的“全球化”话语——在本质上既是批判性的又是创造性的。李世涛以詹姆逊的全球化理论为例，以分析阐释结合批判反思，意在揭露并超越全球化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郭可、吴瑛则在地域概念上突围，从全球媒介报道材料研究关于上海世博会的舆情报告。
《新议程》所构想的文化研究，是对现有文化研究既有议程的深化和更新。在新视角的观察之下，论文取舍依赖的是编者对当下文化研究发展动向的整体把握。书中所收论文，阐述方法是多元的，阐述内容是多面的，阐述角度是多维的。如此之“多”，始终贯彻着这样一种方向：文化研究的内容需要适时更新，文化研究的视野需要继续扩容。
第三，在全球化态势下引导文化研究的新方向
本书“编者前言”对文化研究的新议程做出了说明：“论集的书名指向三个关键词：财产、审美化和全球化。……论文大多讨论的是三者间某个方面互相交叠、覆盖、衔接和碰撞产生的文化意义，连接了许多学科的边界……引导我们走向文化研究的新议程。”（第1页）
从这段表白可以看出，本书在文化研究的主题议程上别出机杼，关注“文化研究”母题的多样并存和交叉互融。故而，《新议程》断定，文化研究议程之新，在于突破研究对象之间各自为营的研究传统，引导研究范式走向学科兼容、对象融合、范畴拓展以及研究方向上的持续更新。玉利智子考察建筑文化，兼容了建筑与美学之间的学科组合;赖纳·温特聚焦电视文化研究，既追随文化研究的传统，又创新性地融合了媒体、社会、文化批评这三个领域。丛新强、王茂林谈论布尔迪厄的传播思想，采用的是媒介结合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综合视角。金惠敏则强调美学与社会生活之间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呼吁文化研究对审美问题的关注。由此可见，此书的编撰并不否认全球化对文化研究传统范式造成的挤压，也不否认文化研究在全球化语境下所获得的新机遇，因而在研究方向上，它既寻求学科对象之间的交叉融合，又始终保持对文化研究新语境动态发展的理论敏感。
正确理解全球化，有益于进一步推进文化研究走向深入。正如詹姆逊所断定，对全球化特别是全球文化的理解，始终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乔纳森·哈里斯教授所做的拨正努力，便是“去魅”由文化、语言的多元主义引发的意识形态。他认为，当下西方艺术/艺术史的权力与中心性已被破坏殆尽，为呼应文化权利已经转移这一现实，资源、民主、艺术以及多样化的艺术史都应该进行全球化意义上的共享。汤姆林森教授和金惠敏研究员也进行了一场中西双方具有深刻意义的学者对话，题名为《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全球化》的访谈录，不仅辨析了全球文化的理解误区，而且还在关于“文化全球化”的探讨上取得了共识：第一，在全球化时代，所有的文化研究均处于与世界的联系之中。第二，“文化全球化”的称谓应该被作为一个新的视角，来重新界定主体与他者在文化研究中的位置。第三，对话是文化研究发展的新方向，也是解决“文化帝国主义”的出路。文化理论在中国大陆存在接受上的误读，众多中国学者对此浊流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殷企平、周怡综述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中国的接受现状，认为学者陆建德肯定文化研究和文学传统的不可分割性，刘进将空间批评引入情感结构分析的解读，不失为一种纠偏威廉斯理论误读的有效尝试。李世涛《重构全球化的抵抗空间》针对中国学者在全球化论述上的复杂状态理性发声，呼吁学者要正视当下真实处境，以平等、公正为基础，来推进文化研究真正的国际交流。
当文化研究走出英国，走向国际化，文化研究的视野就必须进行调适，做到分身有术。而当文化研究逐渐成为本土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的阐释框架、内容对象也理应随之得到丰富和补充。对中国的文化研究来说，在全球化的文化研究中融入中国学者的声音，推动中国文化研究走向国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全球化在粉碎，也在整合，其结果是既不再有主体，也不再有“他者”。“对话是唯一的出路，在对话中没有必要辨认谁是主导者”（第341页），这也正是《文化研究新议程》的编撰主旨。如编撰者所言，在探索文化研究新的发展空间，形成文化研究新的理论视野，以及引导中国学者“发声”的意义上，《新议程》走出了宝贵的一步。这样的“议程是开放性的，讨论刚刚才开始，从这里可以走进一个无限宽阔的领域”。（第4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责任编辑 程成）
文化研究向何处去？这是文化研究学者一再关心和探讨的问题。由虞建华、金惠敏主编的《文化研究新议程：财产、审美化与全球化》（下文简称《新议程》）一书对此做出了新的回答。本书是一本论文集，所收论文来自于“财产、审美化与全球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编撰者以精辟独到的眼光，挑选其中的优秀论文并加以补充，结集而成。
该书的主要议题有四：财产、消费、审美化和全球化。“新”是其最大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新的问题眼光推进文化研究的深度
学术发展不仅有赖于资料的整理爬梳，观点的阐述与综合，更有赖于问题意识的凝聚。问题，是学术研究的灵魂。
周敏《从文化研究到文化理论》和金惠敏《文化理论究竟在研究什么？》既作为本书的两篇“特稿”，也是本书的压卷之作。追问两篇论文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没有止步于综述文化研究的新发展，而是带着问题意识做出了新的理论掘进。
周文开门见山即言：“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着的文化研究，就其传统和后来的实践看，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对‘理论’的忽视或丢弃，其严重的后果是文化研究对日常批判力量的丧失。”（第6页）当下的文化研究，已远远超越起初的文学边界，尤其是广泛地进入那些被传统文学所忽略，甚至所不屑的亚文化、消费文化以及大众传媒领域，并有持续扩大的趋势。然而，即便文化研究的边界不断扩容，文化研究的任务始终是捍卫日常生活，而不是批判日常生活。在文化研究拥抱日常生活，却并没有形成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和批判之时，文化将彻底被生活化。这不仅是周文的忧虑，也是当下文化研究现状的忧患所在。当文化研究异化为应用型的社会科学，失去批判的力量，文化产业就如同德波尔和波德里亚所言，成为一种“景观”或者“拟像”，最终只能走向理论意义的虚无。由此，周文郑重提醒，文化研究在拥抱日常生活之后，仍然不能丢弃“理论”和“反思”。
文化研究作为一项事业已经在全球展开，并愈来愈“非理论化”，当前状态下该怎样来执行对日常生活的审视、反思与批判？周文不仅提出了如此疑问，并给出了清晰有力的回答：“为了更好地推进文化研究事业，应该适时地发展文化研究的理论维度”，“应当将文化研究从社会学中解放出来，发展其理论的批判性力量，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理论，作为一种文化理论。”（第12页）这与其说是周敏教授对当下文化研究提出的反思和期待，不如说体现了一种回应当代现实的问题意识和建构文化新理论的学术自觉。
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理论，那么文化理论究竟研究什么？这是金惠敏先生提出并加以思考的问题。“文化”走向了社会，走向了大众，走向了“非中心”的边缘，这是当代社会一个最明显的现实变化。尽管文化的问题已然成为日常生活的问题，但关于文化理论的界说却仍缺少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因而，金文所致力解决的便是廓清文化理论的框架及具体对象。
文化理论与生俱来便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通常意义上，文化理论所关注的“日常生活”是话语与生活的交集。在此交集中亦有裂缝的存在，这意味着日常生活拥有拒绝程式化的一面。“话语不抵抗，它只是表接（articulation）、协商，甚至妥协”（第17页），能够抵抗话语的唯有“他者”。无论是日常生活呈现为一个文化的问题，还是“他者”被凸显为主体的一个对立面，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及其在全世界扩张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谋求资本增殖，而唯有文化的附加值才能够不断推进消费需求。作为文化增殖的后果，“文化资本主义”和“美学资本主义”由此成为资本主义最内在的冲动和要求。理性、精英、文本、美学，在当下“日常生活”中仍不可或缺，但它们必须在“文化理论”中重新加以定位，在与日常生活的动态协商中找到新的生命力。一言以蔽之，文化理论是这样一种理论：“其对象是日常生活和被抑制的他者（有内部的和外部的之分），其语境是资本主义生产或现代化进程。”而“文化理论的目标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或现代化的文化内涵或文化后果”。（第19页）
与周敏教授相同，金惠敏先生重申的依然是文化理论需要继续保持理性与反思的问题。前者是一种理论意识的期待，后者则是具体框架的探索。两文带有问题意识的探讨，拨开了当下文化研究的迷雾，启发了文化研究新的理论思考方向。
第二，从新的视角更新文化研究的内容维度
《新议程》是一部论文集，或者说它是一部理论对话之书。在寻求对话的基础上，它还致力于更新文化研究的内容对象，重新考量文化研究的语境视野。
其一，《新议程》首次将财产和美学置身于文化研究视域之内进行了探讨。
本书论文所探讨的财产问题，从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的视角，而非经济学角度，来揭示“财产”在当下社会内容的新变化，并重新定位“财产”的文化意义。来自美国杜克大学的肯尼斯·苏林教授在《财产的归宿：新自由主义迷局》一文中指出，在金融全球化体系的新自由主义制度下，财产概念的形式和实质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金融全球化引发资本主义积累体系的重大变革——从获取利润向保障租金安全体系转变，而作为变革后果，财产的物质概念便向大量“非物质化”形式例如“虚拟资本”进行转换。苏林教授在此并不否认马克思财产观的先见之明，从经济学角度切入后，他进一步阐述了“财产”概念变化对人的存在产生的影响和意义等，从财产的文化视角将马克思主义批判从物质阶段推进到金融阶段。饶有意味的是，在《财产作为再现——对老子财产观的一个后结构主义阅读》中，金惠敏先生同样从纯粹的文化视角切入，适时地将老子财产观引入当代学术视野。其通过对“道可道，非常道”的分辨阐述，将老子对财产的概念界说为“分割、私有、圈定、排斥和占有”，并认为老子概念中的“财产”之所以为财产，不是因为其可触可摸的物质性，而是其不可触摸、只可想象的概念性。在老子的“概念”里，财产是“有欲”“有名”，是多出、冗余、赘疣，是一种无法安居于自然之内而只能在概念中栖身的存在。呼应“财产”的文化概念，另有罗伯特·希尔兹教授《麦克莫里堡的故事》、陈奇佳、罗璇《论马克思对“内在财富论”的批判问题》，分别展示了文化建构如何拓展“财产”空间，以及文化通过现代技术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历史性转变。“财产”是如此越界，如此后现代，它有什么理由不被纳入文化研究的内容范畴！ 由于当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美学几乎辐射到所有的文化对象。本书所探讨的对象，首先是“财产”与美学的结合。艺术作为“财产”概念的重要内容，是本书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费瑟斯通教授以敏感的学术眼光将财产与美学结合起来进行阐述，其在《奢侈品动力论》中谈奢侈品，看到的是另一种途径的“财产”占有：人们追逐的不是奢侈品，而是它们的代表价值——可以被期待为具有通向幸福和艺术的潜在指路牌。因而，奢侈品虽作为物质财产，指向的却是消费奢侈品的文化意义，物质审美和艺术审美在此融为一体。高建平研究员持有相同视角，其《从市场的变迁看艺术的命运和使命》谈当代艺术，看到的是在“消费”的介入下艺术走向终结的问题，注意到的是“艺术终结”与文化工业及其标准化、模式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刘方喜研究员从“符号流转”视角切入，亦看到了“符号价值”审美带来的批判力量。在其《剩余价值流转中的符号：当代艺术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哲学分析》中，他认为高速的“符号流转”也在推动着高速的“财富流转”——这是当代美学可以也应该进行“经济哲学”重构的重要现实。只有充分重视“财富”在“生产领域”的生成、流转，才能使“财富哲学”与“关系哲学”相互贯通。其次是文学与美学的相融。虞建华教授在解读杰克·伦敦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具体文本的基础上，就文学市场化对作家审美心理产生的影响做出了新的解读。周敏教授从反方向出发，以德里罗小说作品《地下世界》为例，指出“垃圾”美学的意义在于印证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过度消费的异化作用。再次是建筑、
电视等与美学的交叉。日本学者玉利智子《建筑学·新陈代谢派：日本美学的再出发》，赖纳·温特《〈黑道家族〉与21世纪电视文化》分别探讨了建筑和电视本身在充当传递形象与信息媒介意义上的美学构建。如此之多的研究介入美学问题，显而易见，美学与社会生活已经有了密切的联系。
其二，《新议程》对文化理论进行了多视角的语境审视。
编撰者诚意面对文化研究的传统，注重文化研究与身俱来的跨学科特性，并直视文化研究边界的不断扩容。当文化研究进入新的研究语境，《新议程》并未绕开传统，而是重新审视了在多方语境挤压下文化研究不断探索的新空间。文化研究必须面对的当下语境，一是地域和文化的全球化，二是消费社会，三是媒介带来的视觉转向。本书重新审视了当下语境里文化研究的鲜活生命力，并断言“能给学界带来启迪，并促成国内相关领域的发展”（第4页）。
文化研究认可消费社会已然存在的事实，其重要特征有：一、符号成为消费的重要对象，拥有由自我增殖所带来的“符号价值”。符号增殖引发理论者进一步就消费地位、身份认同、审美生活化等内容继续进行理论挖掘和批判反思。费瑟斯通论奢侈品的动力根源、刘方喜论“符号经济”的产生，将视角投向“符号”消费在当下社会的重要影响，并在美学层面进行了深度反思。二、视觉文化盛行促成了社会的“图像转向”。解读视觉符号在日常生活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是文化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李昕揆论印刷时代的理性美学，李勇论述美人与美女之间的观念变迁，揭示的正是“图像转向”带来的美学变革。而无论消费社会还是图像转向，论其根源，一切都是“媒介的后果”。艾琳娜·兰伯特《麦克卢汉媒介研究的文学根源》和丛新强、王茂林《论布尔迪厄的传播思想》，重新思考了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和布尔迪厄的媒介观，在回溯媒介研究的文学根源和批判电视媒介的身份沦落方面做出了阐述。“媒介”的后果还引发了全球化浪潮，不仅是地域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乔纳森·哈森教授有力发声，论断21世纪构建的是一个新的“全球化”话语——在本质上既是批判性的又是创造性的。李世涛以詹姆逊的全球化理论为例，以分析阐释结合批判反思，意在揭露并超越全球化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郭可、吴瑛则在地域概念上突围，从全球媒介报道材料研究关于上海世博会的舆情报告。
《新议程》所构想的文化研究，是对现有文化研究既有议程的深化和更新。在新视角的观察之下，论文取舍依赖的是编者对当下文化研究发展动向的整体把握。书中所收论文，阐述方法是多元的，阐述内容是多面的，阐述角度是多维的。如此之“多”，始终贯彻着这样一种方向：文化研究的内容需要适时更新，文化研究的视野需要继续扩容。
第三，在全球化态势下引导文化研究的新方向
本书“编者前言”对文化研究的新议程做出了说明：“论集的书名指向三个关键词：财产、审美化和全球化。……论文大多讨论的是三者间某个方面互相交叠、覆盖、衔接和碰撞产生的文化意义，连接了许多学科的边界……引导我们走向文化研究的新议程。”（第1页）
从这段表白可以看出，本书在文化研究的主题议程上别出机杼，关注“文化研究”母题的多样并存和交叉互融。故而，《新议程》断定，文化研究议程之新，在于突破研究对象之间各自为营的研究传统，引导研究范式走向学科兼容、对象融合、范畴拓展以及研究方向上的持续更新。玉利智子考察建筑文化，兼容了建筑与美学之间的学科组合;赖纳·温特聚焦电视文化研究，既追随文化研究的传统，又创新性地融合了媒体、社会、文化批评这三个领域。丛新强、王茂林谈论布尔迪厄的传播思想，采用的是媒介结合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综合视角。金惠敏则强调美学与社会生活之间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呼吁文化研究对审美问题的关注。由此可见，此书的编撰并不否认全球化对文化研究传统范式造成的挤压，也不否认文化研究在全球化语境下所获得的新机遇，因而在研究方向上，它既寻求学科对象之间的交叉融合，又始终保持对文化研究新语境动态发展的理论敏感。
正确理解全球化，有益于进一步推进文化研究走向深入。正如詹姆逊所断定，对全球化特别是全球文化的理解，始终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乔纳森·哈里斯教授所做的拨正努力，便是“去魅”由文化、语言的多元主义引发的意识形态。他认为，当下西方艺术/艺术史的权力与中心性已被破坏殆尽，为呼应文化权利已经转移这一现实，资源、民主、艺术以及多样化的艺术史都应该进行全球化意义上的共享。汤姆林森教授和金惠敏研究员也进行了一场中西双方具有深刻意义的学者对话，题名为《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全球化》的访谈录，不仅辨析了全球文化的理解误区，而且还在关于“文化全球化”的探讨上取得了共识：第一，在全球化时代，所有的文化研究均处于与世界的联系之中。第二，“文化全球化”的称谓应该被作为一个新的视角，来重新界定主体与他者在文化研究中的位置。第三，对话是文化研究发展的新方向，也是解决“文化帝国主义”的出路。文化理论在中国大陆存在接受上的误读，众多中国学者对此浊流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殷企平、周怡综述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中国的接受现状，认为学者陆建德肯定文化研究和文学传统的不可分割性，刘进将空间批评引入情感结构分析的解读，不失为一种纠偏威廉斯理论误读的有效尝试。李世涛《重构全球化的抵抗空间》针对中国学者在全球化论述上的复杂状态理性发声，呼吁学者要正视当下真实处境，以平等、公正为基础，来推进文化研究真正的国际交流。
当文化研究走出英国，走向国际化，文化研究的视野就必须进行调适，做到分身有术。而当文化研究逐渐成为本土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的阐释框架、内容对象也理应随之得到丰富和补充。对中国的文化研究来说，在全球化的文化研究中融入中国学者的声音，推动中国文化研究走向国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全球化在粉碎，也在整合，其结果是既不再有主体，也不再有“他者”。“对话是唯一的出路，在对话中没有必要辨认谁是主导者”（第341页），这也正是《文化研究新议程》的编撰主旨。如编撰者所言，在探索文化研究新的发展空间，形成文化研究新的理论视野，以及引导中国学者“发声”的意义上，《新议程》走出了宝贵的一步。这样的“议程是开放性的，讨论刚刚才开始，从这里可以走进一个无限宽阔的领域”。（第4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责任编辑 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