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乔恩.克拉考尔的小说《荒野生存》出版，里头讲的是一位在校成绩优异的富家公子哥某日突发奇想，丢弃了自己的汽车，把身上的现金付之一炬，随后开启了另一个生活模式——清贫探险，直到某一天，他的尸体在荒无人烟的密林中一辆废弃的公交车上被发现，死因是误食了有毒的野果。
　　请相信，喜欢这样“作死”的人不仅仅出现在小说里，台北温州街一幢老宅中，也住着这样一个人，无存款、无空调、无电脑，甚至......没有手机。
　　舒国治，一个与时代背道而驰的潜行者，以他奢而不侈的人生态度，贫而不穷的生活现状，和焦虑、物欲、理想、追求等等一系列当下人的常用词汇划清界限，让“闲云野鹤”不再成为附庸风雅的代称。有作家“断舍离”至此，大概也称得上是正向的奇葩，抑或讲系对“追梦”的一种绝妙讽刺。

一、放浪与十全

　　早晨起床，撒尿、喝茶、吃早餐，出门晃荡，走了很长的路，与匆忙奔向上班地点的人群反其道而行，执笔赚稿费的时间大约只腾出了一、两个钟头。
　　这就是台北作家舒国治年复一年的日常写照。
　　可以说，这世上鲜少有人能做到舒国治那样，家里雪洞洞四面墙，零星摆几样家具，连个座机电话都没有；什么时候想晃荡了，就套上破洞T恤，踩双趿拉板，推门而出。依照现代人来看，那一刻他就等于人间蒸发了，谁能想到当下还有人能不带手机，不被高科技通讯设备“监管”的？他的“失踪”并非刻意，却是依照笔下“十全老人”的模样在处世。老底子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些七七八八的随身工具，照样活得松快，不，也许更为自在一些。
　　所以世上就多了一种时间，唤作“舒国治时间”，很慢很慢，犹如老朽行路。走路慢，台北一条小街巷能逛一下午，到后来他都能无比精确地指出哪一家的水果茶乃人间珍馐，牛肉面的品质高低又该如何区分。工作慢，因至今仍坚持执笔写作，稿子完成以后得拿到友人侯孝贤的公司，请秘书替他打成电子版，再发送出去。因此赚钱也自然很慢，手头存余总不过几千新台币，下一笔稿费到帐若有延期，他就得硬着头皮向家人要些援助。这就导致了他对物质的索取能力更慢，衣服就那几件，鞋子不过三两双，一切都只是刚刚够用而已。
　　舒国治的这种慢生活，可能是初入社会的年轻人最窘迫的时候才会有，他却一慢就慢到六十开外的年纪，如今依旧乐在其中。
　　能让他“放肆”到这种程度，与其讲是性格使然，勿如说也是他口中的“运气”。
　　因是老来得子，舒国治在家里是受宠的，父母在尚来不及为儿子指明未来方向的时候便去世了，他只得租了间台北老宅，既无电梯也没暖气，所幸他也很享受这种家徒四壁的感觉。
　　一开始，舒国治也曾随波逐浪一般，认认真真去公司上过班，这才发现自己是有短板的，准时起床肯定是做不到了，完成冷冰冰的工作任务更是远比不上打瞌睡来得幸福，于是干不到几个月便无奈放弃。要吃饭怎么办？那就姑且拿起笔，写点儿当时文艺青年爱读的短篇小说罢，颇受好评的《村人遇难记》就是这样诞生的。
　　写小说让舒国治避免受饥饿困扰，也一度走红于各大报刊杂志。一般人都会选择趁胜追击，怎么也要跟势头正夯的琼瑶之流争争地盘。他却调转方向，一个人跑去了美国，一呆呆了七年。这七年里，他都开着五百美元买来的老爷车，执着地晃荡了44个州，有钱的时候进书店，没钱的时候就打工。已经三十出头的他，这才意識到为自己规划理想和目标是多么荒谬的事情，就这样浪迹异国，浪出了瘾头。
　　回到台湾，依旧“死性”不改，清空了全部的热血，只看闲书、赏佳片，猛溜达，日子越过越朴素，连挣钱都成了随遇而安之事。极简生活令他面颊削瘦，愈见“仙风道骨”，唯一没有磨掉的系他的食欲。所以每一次的旅行，每一回的放浪，他的眼睛始终都盯住一件事——邂逅美食。
　　这种特立独行的腔势恰恰击中了小资们的文艺情怀，环境再枯燥再残酷，只要能读到他的专栏文章，便恍惚觉得被切换到了另一个清新世界，就这样，舒国治的旅行散文与美食推荐成了台北文化圈的一盏清茶，甚至一度给他冠以“台湾蔡澜”的名号。他用老派的行文将台北市进行“微雕”，琢出了安逸美好的市井气。
　　毕竟大家或追名或逐利，都太忙碌，那么闲散无用的“人间观察者”一职，就让舒国治来担当罢。

二、天才白痴路

　　比舒国治还要清苦十倍有余的台湾诗人周梦蝶曾经说过：“只要每天赚够三十块新台币，我就能活了。”可周梦蝶赚钱的路子很窄，无非是每天在明星咖啡厅对面摆书摊，饿到晕厥过去的时候也是有的。
　　这样“白痴”的文人里头，舒国治相形之下确要富裕许多，毕竟他还希望凭文字吃饭，每年能有过两万美元的收入，如此方能凑够旅资，去到欧美和日本游荡一番。这份奢侈，令他写成了《遥远的公路》，拿到长荣文学奖首奖。也是凭这份奢侈，专栏文章积沙成塔，出了诸多的合集，让读者从另一个角度观测到俗世风景的妙曼。
　　《理想的下午》系他游历欧美积下的见闻，极任性亦极客观地写下自己的感受。《门外汉的京都》里，他点透了京都这座城市的“电影性”，以当地各色各样的柴扉为题眼，讲述古都的全部精髓，当然亦不忘给志在穷游的人指明方向，建议他们挑隆冬这种旅行淡季出行，见证别样空寂的山水。《台北小吃札记》更是了不起的热潮，因出版文集巨细靡遗地介绍了台北市犄角旮旯里的美食铺，顺带附上地图，导致朝圣者络绎不绝，每个经由他文字镀金的铺子前都大排长龙，于是“小众”成了“热门”，不晓得是幸或不幸。
　　这些彰显情趣的文章，渲染了整个台北，甚至惊动世界。
　　梁文道受其熏陶，与之攀谈，才发现此人乃当世奇才，上知天文、下通地理，脑子里似放了一个格局庞大的资料库，随时随地都能准确地秀出知识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穆克光临台湾，指名要舒国治陪游，就是知道他博学，且懂生活，要深入了解一座城市的灵魂，没有比他更合适的“讲解员”。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舒国治的生活方式显然过于虚幻，即便有心为之，也会碍于才能的限制。当“优雅的晃荡”、“清贫美学”之类的标签不停往他身上贴的时候，却想不到天才自有他的精明之处。
　　在一次访谈中，舒国治曾经算过一笔帐，他说：“假如别人给我120万人民币一年，让我从45岁开始工作，我就会想，从45岁到55岁，这么宝贵的十年换1200万，这1200万不就是一幅画的价钱？我不干。”
　　可见他对于名利的概念是异常清晰的。
　　回溯一下拍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舒国治和詹宏志等一众有志青年也曾参与其中，他客串了里头的摄影师一角。十年之后，杨德昌的电影闻名世界，詹宏志赚得盆满钵满；与舒国治同样惊才绝艳的作家苦苓也放弃纯文学之路，放低身段拉拢一帮作家写畅销书，终得名利双收。
　　唯有他，还是租那间屋、喝那些茶、走那些路，交往七年的女友也是嗜好晃荡之人，唯一的变数就是在不惑之年，他居然结了婚。
　　就在舒国治被视为台湾的一个文化符号的时候，他的“贫穷”从未得以被修正，即便到今天，他对于“钱”这个东西的态度还是非常明确——“人为什么要把别人的钱急着先弄进自己的户头里？为什么不能让他人先替你保管那些钱？”
　　这种“白痴”的价值观，才能孕育出难以复刻的人生范本。
　　与主流渐行渐远的过程中，舒国治展示了真正的“放松”，或者说是另一种“土豪”范儿，有片瓦遮头、能吃饱穿暖既可，与此同时也坚持不把牛奶放进冰箱，怕坏了味道，倘若喝不完呢？——倒掉。
　　六十六岁，在老一辈眼里是个“关口”，需要冲太岁化解劫难。而舒国治肯定又再次以“老传统”精神抽离了这种“传统”，在台北放任自流，由着性子继续晃荡。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可说是没有一天睡过大马路，饿到体力不支，所以尚算“富贵命”。
　　而这种“富贵”的命格，只能存在于诸多理想主义者的梦境中，毕竟奢侈如舒国治，终究需要一点智慧成本，以及如假包换的悠然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