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同安一中的3名中学生历时11个月，对“六合彩”赌博活动的特点、规律和危害进行了调研，并形成报告，呈交给厦门市市长张昌平。市长对此进行了批示，厦门警方随后在全市掀起了为期3个月查禁“六合彩”的行动，依法惩处了283人。这份报告惊动了正在福建督查禁赌专项行动的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黄树贤。黄树贤对这3名中学生敢于和“六合彩”作斗争的行为给予肯定和鼓励，夸赞她们“是广大青少年学习的榜样”（《中国青年报》2月1日报道）。
　　3名中学生怀有如此难能可贵的社会责任感，积极从事社会调查研究，固然值得褒扬，但我们不能忘记她们还是未成年人的身份，更何况还是女孩子！毕竟，万恶赌为首，调查这种带有暴利色彩的赌博活动必然冒有一定的危险。她们正处在成长时期，个人力量和生活经验、判断能力都十分有限，因而一般不具备自己脱险和同坏人坏事正面斗争的能力。如果贸然进行这种带有一定危险性的调查活动，很可能不仅难以带来多少积极的社会效果，还会产生自身危险，而且这种危险可能比前者造成的损失更大。虽然这次她们是成功的，但显然这其中带有更多的侥幸！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指出，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共同责任。之所以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这也说明未成年人应该是社会重点保护的对象，而不是倡导他们“越是艰险越向前”。不提倡未成年人从事危险的社会活动，引导未成年人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已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北京市已在《中小学生守则》和《行为规范》中去掉了“敢于斗争”、“见义勇为”的词句，许多学校把14岁的见义勇为少年英雄赖宁的照片从墙上摘下，公开引导中小学生不提倡见义勇为，要重视自我保护。不少地方都要求不得组织中小学生参加抢险救灾活动等。笔者认为，这些不仅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而且是民族思想文化道德的进步。因此，不宜提倡未成年人进行类似的社会调查活动，也就谈不上为同龄人树立什么“榜样”。相反，这可能会诱导更多的未成年人身陷危险，产生不好的社会效果。
　　再者，有关部门采取行动源于这3名女中学生的调查报告，而这样的调查本来就是自身职责范围内的，却让孩子们先想到做到，该负责的没负起责任，反而在事态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连几个学生都看不过眼的时候才有所行动，不能不因此而彻底反思自身职责，更好地把预防作为工作之重。因而，有关领导不该仅仅是“惊动”，而是要好好追究有关部门和人员的不作为才对！如果只是一味地把未成年人推向禁赌的前台，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