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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是金融危机以后形成的全新国际治理机制，但中国对该机制的研究一直比较滞后。为此，目前，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主题为“大金融与综合增长的世界”的第二届20国智库论坛，对G20与综合增长战略，金融改革和全球治理以及G20与中国等主要议题进行了探讨。
同时，论坛还发布了题为《重塑全球金融治理：G20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的研究报告，明确指出“中国作为全球增长的‘发动机’，有意愿、有能力担任2016年G20主席国，为分享中国发展经验、实现全球强劲、可持续的增长目标而努力。”
解决世界问题不能靠一个国家
在论坛开幕式上，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发表主旨演讲，畅谈中美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愿景。卡特总统认为，美国是超级大国，但是要解决问题靠美国一个国家并不可行。中国与美国在消灭地区冲突、非洲发展以及全球变暖等领域有非常广阔的合作空间，可以并肩面对挑战。
卡特总统在演讲中指出，美国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两国应当相互协作倡导和平，实现共同繁荣，这是两国共同的权利与责任。卡特坦言，美国是超级大国，但要解决世界问题全靠美国一个国家并不可行。卡特表示“很多国家遭遇到了经济灾难。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时，中美可以为世界做一个榜样，中国可以发挥领导者的作用。”同时他指出，美国并没有遏制中国的意图，希望两国可以共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卡特总统充分肯定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重要影响。他说，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今后还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中国与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中国是新世界权力中心的主要成员，在维护国际法治和新兴市场上可能发挥领导作用。金砖银行的建立，为新世界秩序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在G20这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上可以更有作为。中美两国可以共同倡导世界和平和环境治理等问题，并希望双方能在即将召开的澳大利亚G20峰会上积极倡导这些理念。
卡特总统在演讲中回顾了影响中美两国关系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成为美国总统之后，卡特总统同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怀着相同的梦想，实现了中美两个大国的国家关系正常化，至今已走过了35年。如今，在共同消除冲突、帮助非洲发展和抵御全球变暖等方面，中国与美国的合作可以进一步加深。卡特总统希望中美两国保持合作关系将不仅是“持续几年，而是数十年、数百年”。
G20应当常态化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陈雨露在论坛上表示，全球金融的治理应当有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G20机制不仅不应该被弱化，而应当常态化，并且要提升G20在全球经济、金融协调方面的权威性和执 行力，只有这样，全球经济才能更快地走出危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庞中英在发言时指出，G20是大国协调的一个理想模式。或者说，G20为21世纪的大国协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框架、平台。这个框架从消极的角度看，不仅可以让大国在共同的危机面前“同舟共济”，而且可以管理、控制大国之间的冲突；从积极的角度看，可以实现大国之间的深度、全面的合作，甚至形成真正的共存共荣、多元复合的新世界秩序。
但在度过了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后，G20如同其它一度特别重要的多边论坛，也在逐渐丧失“外交势头”。庞中英表示，俄罗斯虽然在2013年“成功”轮值了G20，但并没有能挽救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和平融入建立在自由市场和民主基础之上的西方世界秩序的希望已经落空。”而澳大利亚（2014主办G20）和土耳其（2015将主办G20），如同韩国（2010年主办G20），这些在世界秩序中的“中间强国”， 也许还不足以带动G20找到新的方向，更不可能挽救G20，因为这些国家无法让美俄、美中之间避免冲突。
倡导推动G20 机制化
《重塑全球金融治理：G20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研究报告指出，G20在国际秩序中存在“身份困境”，倡导推动G20机制化，可考虑设立秘书处，并明确机制化的确路线图和时间表，从而推动G20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临时性机制转向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努力建成服务于全球实体经济的金融合作平台。
报告指出，目前G20机制面临着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地缘政治三大挑战，应推动G20机制化。在治理体系方面，IMF改革搁浅实际上使得G20承诺的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相关的大部分后续改革都无法进行，暴露出G20机制缺乏执行能力的问题。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拖延或拒绝执行决议，就会导致G20无法正常运作。
在治理能力方面，报告认为，G20仅限于对各国财政、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等事务的协调，然而却设定了难度极高的全面增长目标。在缺乏国际统一的全面经济政策协同，并且没有一个综合财政、货币与产业在内理论框架指导的情况下，G2O提出的治理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
对于地缘政治，报告称，国际局势的发展使得G20机制夹杂了地缘政治博弈的变量。目前乌克兰形势依然严峻，G7与俄罗斯之间的分歧也看不到弥合的希望。这严重影响着G20成员之间的关系，使G20的存在结构相当脆弱。
“G20在国际秩序中存在‘身份困境’。”报告指出，目前，欧美经济显示出“复苏”的迹象，G20所针对的金融危机议题不再紧迫，“针对性”机制面临尴尬。这种尴尬实际上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G20的治理体系问题有着“身份困境”本质。正是由于这种“身份困境”，导致G20在“责任分担机制”还是“平等参与机制”、 全面框架还是有限框架、长效体系还是临时体系上难以取舍。
由此，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功能危机”。几种“次全球货币”与美元之间相互博弈的重大国际经济格局变动，完全在G20的议程设置之外。没有任何机制可以面对最重要货币治理问题，仅有的最高论坛G20的能力设置局限于金融市场治理。除此之外，G20实际能够执行的治理半径只在G7内部或G7与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这就使得G20虽有全球治理体系之名，但治理能力只是区域治理体系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报告明确提出中国是延续G20机制有效性的关键力量。从2008年到2013年的五年间，中国一国贡献了全球总GDP增长量的37.6%，起到了全球经济“火车头”的作用。事实证明，建立G20机制并使中国由此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合作当中，对全球经济的复苏意义重大。中国既是全球最大的商品生产国，也是最大的市场，并且未来依然有着高速增长的预期。一贯秉承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精神的中国愿意为世界各国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
同时，论坛还发布了题为《重塑全球金融治理：G20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的研究报告，明确指出“中国作为全球增长的‘发动机’，有意愿、有能力担任2016年G20主席国，为分享中国发展经验、实现全球强劲、可持续的增长目标而努力。”
解决世界问题不能靠一个国家
在论坛开幕式上，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发表主旨演讲，畅谈中美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愿景。卡特总统认为，美国是超级大国，但是要解决问题靠美国一个国家并不可行。中国与美国在消灭地区冲突、非洲发展以及全球变暖等领域有非常广阔的合作空间，可以并肩面对挑战。
卡特总统在演讲中指出，美国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两国应当相互协作倡导和平，实现共同繁荣，这是两国共同的权利与责任。卡特坦言，美国是超级大国，但要解决世界问题全靠美国一个国家并不可行。卡特表示“很多国家遭遇到了经济灾难。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时，中美可以为世界做一个榜样，中国可以发挥领导者的作用。”同时他指出，美国并没有遏制中国的意图，希望两国可以共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卡特总统充分肯定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重要影响。他说，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今后还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中国与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中国是新世界权力中心的主要成员，在维护国际法治和新兴市场上可能发挥领导作用。金砖银行的建立，为新世界秩序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在G20这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上可以更有作为。中美两国可以共同倡导世界和平和环境治理等问题，并希望双方能在即将召开的澳大利亚G20峰会上积极倡导这些理念。
卡特总统在演讲中回顾了影响中美两国关系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成为美国总统之后，卡特总统同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怀着相同的梦想，实现了中美两个大国的国家关系正常化，至今已走过了35年。如今，在共同消除冲突、帮助非洲发展和抵御全球变暖等方面，中国与美国的合作可以进一步加深。卡特总统希望中美两国保持合作关系将不仅是“持续几年，而是数十年、数百年”。
G20应当常态化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陈雨露在论坛上表示，全球金融的治理应当有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G20机制不仅不应该被弱化，而应当常态化，并且要提升G20在全球经济、金融协调方面的权威性和执 行力，只有这样，全球经济才能更快地走出危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庞中英在发言时指出，G20是大国协调的一个理想模式。或者说，G20为21世纪的大国协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框架、平台。这个框架从消极的角度看，不仅可以让大国在共同的危机面前“同舟共济”，而且可以管理、控制大国之间的冲突；从积极的角度看，可以实现大国之间的深度、全面的合作，甚至形成真正的共存共荣、多元复合的新世界秩序。
但在度过了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后，G20如同其它一度特别重要的多边论坛，也在逐渐丧失“外交势头”。庞中英表示，俄罗斯虽然在2013年“成功”轮值了G20，但并没有能挽救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和平融入建立在自由市场和民主基础之上的西方世界秩序的希望已经落空。”而澳大利亚（2014主办G20）和土耳其（2015将主办G20），如同韩国（2010年主办G20），这些在世界秩序中的“中间强国”， 也许还不足以带动G20找到新的方向，更不可能挽救G20，因为这些国家无法让美俄、美中之间避免冲突。
倡导推动G20 机制化
《重塑全球金融治理：G20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研究报告指出，G20在国际秩序中存在“身份困境”，倡导推动G20机制化，可考虑设立秘书处，并明确机制化的确路线图和时间表，从而推动G20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临时性机制转向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努力建成服务于全球实体经济的金融合作平台。
报告指出，目前G20机制面临着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地缘政治三大挑战，应推动G20机制化。在治理体系方面，IMF改革搁浅实际上使得G20承诺的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相关的大部分后续改革都无法进行，暴露出G20机制缺乏执行能力的问题。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拖延或拒绝执行决议，就会导致G20无法正常运作。
在治理能力方面，报告认为，G20仅限于对各国财政、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等事务的协调，然而却设定了难度极高的全面增长目标。在缺乏国际统一的全面经济政策协同，并且没有一个综合财政、货币与产业在内理论框架指导的情况下，G2O提出的治理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
对于地缘政治，报告称，国际局势的发展使得G20机制夹杂了地缘政治博弈的变量。目前乌克兰形势依然严峻，G7与俄罗斯之间的分歧也看不到弥合的希望。这严重影响着G20成员之间的关系，使G20的存在结构相当脆弱。
“G20在国际秩序中存在‘身份困境’。”报告指出，目前，欧美经济显示出“复苏”的迹象，G20所针对的金融危机议题不再紧迫，“针对性”机制面临尴尬。这种尴尬实际上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G20的治理体系问题有着“身份困境”本质。正是由于这种“身份困境”，导致G20在“责任分担机制”还是“平等参与机制”、 全面框架还是有限框架、长效体系还是临时体系上难以取舍。
由此，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功能危机”。几种“次全球货币”与美元之间相互博弈的重大国际经济格局变动，完全在G20的议程设置之外。没有任何机制可以面对最重要货币治理问题，仅有的最高论坛G20的能力设置局限于金融市场治理。除此之外，G20实际能够执行的治理半径只在G7内部或G7与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这就使得G20虽有全球治理体系之名，但治理能力只是区域治理体系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报告明确提出中国是延续G20机制有效性的关键力量。从2008年到2013年的五年间，中国一国贡献了全球总GDP增长量的37.6%，起到了全球经济“火车头”的作用。事实证明，建立G20机制并使中国由此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合作当中，对全球经济的复苏意义重大。中国既是全球最大的商品生产国，也是最大的市场，并且未来依然有着高速增长的预期。一贯秉承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精神的中国愿意为世界各国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