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丰子恺先生，关于他的身份，人们所能想到的是“漫画家”、“美术教育家”与“散文家”。这几个身份是对丰子恺先生文学艺术成就的公正评价，亦可以说它们是丰子恺先生的历史身份。除此之外，丰子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常身份，那就是教师。我亦忝列教师队伍之中，品读此书，斗胆地说，我似在寻找一种精神标杆。虽不自量力，然心向往之。
　　这本《教师日记》的写作时间起于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即一九三八年的十月二十四日，止于次年的六月二十四日，前后时间的跨度恰好八个月整，是丰子恺先生于抗战期间流寓广西桂林担任教职时的日常详细记录。我平素喜欢读传记、回忆录、书信集等散发出鲜活气息的书籍，其中最吸引我的当属日记。日记，是最接近本来面目的第一手材料，琐碎、生动、新鲜。品读此书，如亲见历史，可以触摸到它真实可感的温度。
　　此书名为“教师日记”，“教师”二字旨在于强调作者的职业或身份，然而日记中所记之人所论之事并不局限于学校之内课堂之上，而是拓展涉及广阔无边的人与事，以及硝烟弥漫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在好奇心的推动下，我一个字一个字，一行行一行行地仔细爬梳、揣摩、感悟着。
　　在1938年12月9日的日记中，丰子恺先生慷慨激昂地抒发着自己抗战必胜的信念，“今日吾民族正当生死存亡之关头，多些麻烦，诚不算苦。吾等要自励不屈不挠之精神，以为国民表式。此亦一种教育，此亦一种抗战。”在先生眼中，教育即为抗战，而且是最为特殊最为持久的抗战，对于抗战的全面胜利，教育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身肩如此重担的教师，定然是个勇敢的战士。
　　同是1938年的早些时候，先生即写过“凡武力侵略，必不能持久。日本迟早必败”，真是掷地有声，如雷贯耳，振奋人心。写下这一行字的当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更可见其实为见识与信念兼具的可贵言论。在日记里，可见先生的痛心与怒气，亦可见先生的牢骚与担忧，但绝对见不到哪怕一点点的颓唐与消沉。即使面对一个陌生小女孩的新坟，先生亦可树起“不久当有凯歌迎尔归葬于西湖之旁也”之信念。这个战士以思想为武器，在教育的战线上，执笔胜过刀枪，在学生们的心灵里种下一株株参天大树，以抵挡乱世的狂风暴雨。
　　我很珍视1939年1月19日这一天的日记，这一天里，丰子恺先生慷慨激昂地写道：“我等侧身文化教育界者，正宜及时努力，驱除过去一切弊端，必使一切事业本乎天理，合乎人情。凡本天理，未有不合人情者；凡合乎人情，亦未有不成功者。”作为一个不上前线的战士，先生没有子弹，先生只有一颗努力实现“本乎天理，合乎人情”之理想境界的心。一颗火热的心，在边陲之地悄悄地燃烧着。幸而有《教师日记》留传后世，否则抗战史中则埋没了一道鲜明的印记，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先生眼里，“本乎天理，合乎人情”乃凡事成功之关键。这关键之道，看似宏伟，看似壮观，实则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却显得格外繁琐、细碎，甚至在许多人眼中，可能显得不值一提。但是，它们却是我在这本书里竭力寻找的光芒，可以划破时代暗夜的光芒。
　　回忆起初来乍到时，先生写道：“我被邀请到桂林时，会见校长，即承告‘以艺术兴学’、‘以礼乐治校’之旨。此旨实比抗战建国更为高远。我甚钦佩，同时又甚胆怯——怕自己不胜教师之任。”“胆怯”二字恰恰体现了先生如履薄冰诚惶诚恐的真实心态，担心之余，还有憧憬，勉力为之可也。于是，作为读者的我才见到那个桂师的美术教员兼国文教员，那个已过不惑之年的丰子恺。
　　11月1日，先生自言自语道：“因为我未谙他们的性格，尚不能决定教学的方针。”这是懂得教育又忧心忡忡的老师。11月8日，先生要求学生写作时，“标点不准乱用，字不许潦草。潦草者不给改。”这是对学生的要求严格到近乎苛刻的老师。11月26日，“不求学生能作直接有用之画，但求涵养其爱美之心。能用作画一般的心来处理生活，对付人世，则生活美化，人世和平。此为艺术的最大效用。”这是对教育之美好未来有巨大期盼的老师。12月1日，“昨天，昨天下午，你们那组人正在对着所画的无头婴儿哄堂大笑的时候，七十里外的桂林城中，正在实演这种惨剧，也许比我所画的更惨。”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老师。相对于“授业”“解惑”来讲，“传道”应是教师的第一天职，也是教育的第一要义。所传之道，并非是一味形而上学之道，而是做人的基本道理，热爱生命又是其中最为恳切与重要的。热爱生命，热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包括漠不相关的陌生人的。是的，在成长阶段里，促成学生形成对生命的敬畏之心，进而养成悲悯之心，岂不是功德无量的善举？
　　这些貌似朴实简单的话语，无不“本乎天理”，无不“合乎人情”，而在彰显着一个艺术家令人崇敬的教育思想。逢着战乱时代，先生不因学生基础水平的粗浅而降低对学生的要求，亦不因校舍的简陋与环境的恶劣而有丝毫的随意应付，如此作为怎能不让如今的教育者汗颜？将心比心之后，我们能从这本书里得到的思考与启发实在太多。
　　身为教育者，身为阅读者，身为一个且呼吸且行走的普通人，多年以后，我仍会记着丰子恺先生那颗可贵的反省向学之心。1938年12月2日，当先生以“桂林城里受难，你们乡下就很好”的言语来安慰目不识丁的邻人时，邻人摇摇头回答：“要大家好才好！”这看似平常的一句话引起了先生的肃然起敬。先生写道：“我目送他。此是仁者之言，我用尊敬的眼光送他回家。”这于日常琐事中切实而郑重地向下看的艺术家，世间能有几个？不仅如此，在寻常的买卖中，先生亦会发现商人的“用心诚善”。
　　由此可见，先生在抗战岁月里，不仅高举着理想的旗帜与必胜的信念，更睁开着一双艺术的眼睛，发现并记录着普通百姓身上德行的美。这是一种志存高远的低头，埋首于平凡的人群里，撷取更多的地气，久而久之，正可以提升自己的艺术境界。《圣经》有言：“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在丰子恺先生拥有辉煌成就的一生里，这八个月的教书生涯并不惊天动地，并不精彩纷呈，甚至显得平凡普通。然而，我却觉得这段经历着实珍贵。真正的艺术家投身教育，总是毅然决然，高擎理想主义的旗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