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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在36年短暂的人生中，曾经多次来到广东，并与广东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广州是瞿秋白回国后政治生涯的起点。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会议上，瞿秋白赢得了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各方人士的信任、尊重与认可。瞿秋白多次南下广州，也催生了他与王剑虹的那段不寻常的师生恋。
参加“三大”筹备工作
1923年1月13日，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暂住在外交部做事的堂兄瞿纯白家中。因为瞿秋白精通俄文，维经斯基致信在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要求瞿秋白到刚刚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遭到马林的拒绝，马林很欣赏瞿秋白的才华，他更需要瞿秋白协助他在中国开展即将开始的国共合作，在“争夺”瞿秋白过程中，维经斯基最后做出让步。
1923年5月下旬，瞿秋白赴广州参加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在中共“三大”正式开幕前，中央先举行两天的预备会议，分工起草会议的各项决议案。瞿秋白最为忙碌，他除了负责起草党纲草案外，还要参加党章的修改工作，此外，他还要和张太雷一起将共产国际的有关决议翻译成中文，印发给大会代表讨论，他每天呆在房问里，常常苦思冥想到深夜。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张国焘等30多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会议，瞿秋白则是以苏俄归国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共“三大”的。会议没有举行开幕式，12日上午由陈独秀代表中央作报告，陈独秀着重谈了中共“二大”以来的革命形势和党的发展情况，报告中陈独秀还特别提到了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对瞿秋白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大加赞赏。下午，马林报告了国际形势与国际工人运动等问题。随后，从15日至19日，瞿秋白积极参加中共“三大”会议的讨论，并作了会议发言，就国共合作问题瞿秋白作了一个共16条的总结发言，得到了马林、陈独秀等人的赞成。
与张国焘的争论
中共“三大”讨论的议题主要是改组国民党和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张国焘等人受到先前第一位来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影响，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由它来领导革命”，极力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认为这样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这种主张遭到马林、陈独秀等人反对，特别是瞿秋白的反对。张国焘比瞿秋白大2岁，曾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很受李大钊的器重，中共“一大”召开时，张国焘代表北京共产党组织赴上海出席“一大”，而且还是大会主席，中共“一大”选举产生的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当时称为中央局)由三人组成，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在中共“二大”上，张国焘又与陈独秀、蔡和森组成了大会宣言起草小组，会上他又与陈独秀、邓中夏、蔡和森、高君宇一块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所以，当时张国焘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
辩论中，当时的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了解的并不是很透彻，所以很难说服张国焘，马林既不了解中国国情，也不会说中国话，所以争论主要在瞿秋白与张国焘之间进行。争论中，瞿秋白总是显得很平静，他声音不是很大，但能以理服人，辩论中，还时不时用手扶一扶鼻梁上的眼睛，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张国焘却时不时就情绪激动。二人之间的分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的性质。张国焘夸大中国资本主义的力量，忽视和低估封建主义的势力，只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从而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混淆了敌友。瞿秋白先分析中国的国情，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还不是很成熟，封建的势力依然很强大，所以应该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作为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强调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既要反对帝国主义，更要反对封建主义。二是关于联合的对象问题。张国焘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所以无产阶级只能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瞿秋白则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以要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瞿秋白娓娓道来，说服了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并最终确立了国共合作的策略。张国焘因为反对国共党内合作政策，在中共“三大”选举时，在40票中仅得6票而无缘中央执行委员，暂时丧失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地位。
与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分歧
在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问题上，瞿秋白还与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产生了分歧。陈独秀比瞿秋白大了整整20岁，1917年，瞿秋白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时，曾到北京大学旁听过陈独秀的课，同时还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热心读者。1922年底，陈独秀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瞿秋白担任他的俄语翻译，期间，瞿秋白应陈独秀的邀请回国，陈独秀让他主编《新青年》季刊，对他十分器重。
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从法兰西革命的角度，提出了“二次革命论”的革命主张。而瞿秋白则从列宁的故乡学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并试图用它来制定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在革命观上，陈独秀片面夸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作用，从这种观点出发，陈独秀对于瞿秋白起草的中共“三大”党纲草案作了修改，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中曾回忆说：“第三次大会的党纲，是我起草的，但是大会之后，独秀同志又修改了再付印的……我现在这种声明并非要标明独秀同志的错误，而是要客观地研究过去错误的来源……当时确有一派同志，无意之中承认资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认为资产阶级不过暂时苟且偷安罢了。”
折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会议上，瞿秋白与陈独秀、张国焘在理论上的争论，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注意，瞿秋白的政治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的一些观点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所折服，会议期间，马林在许多问题上征询瞿秋白的意见。
“三大”闭幕的那天，马林致信越飞、达夫谦，汇报中共“三大”的情况时，写道：“中国的领导同志陈独秀、李大钊在年轻的瞿秋白同志帮助下，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大家想在国民党内引导这个政党去执行国民革命的政策。瞿秋白曾在俄国学习过两年，他是这里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一天，马林在致共产国际及联共(布)的负责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的信中写道：“在主导地位的看法是愿大力支持国民党，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就持有这个看法。李大钊教授和他们最好的助手——年青的瞿秋白同志与他看法相同。瞿秋白曾在俄国学习两年，他是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回国后，他发表了一本关于我国的书，该书起初获陈独秀的极好评价。瞿的确是唯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
马林所说的“一本关于我国的书”就是瞿秋白写的《赤都心史》一书，陈独秀曾将该书推荐给胡适，请胡适帮助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广州催生与王剑虹的师生恋
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经施存统等人介绍，瞿秋白认识了王剑虹和丁玲。在瞿秋白的劝说下，王剑虹、丁玲离开南京到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书。
在上海大学的课堂上，瞿秋白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原则，采取有重点的启发引导的教学方法，成为上海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瞿秋白出众的授课才能“征服”了上海大学女学生王剑虹的芳心。王剑虹1903年出生在四川酉阳县龙潭镇一户土家族人家里，据丁玲回忆：王剑虹长着一双智慧、犀锐、坚定的眼睛，可谓是美丽端庄，但平时显得非常严肃，走路时昂首出入，目不旁视，显得有一股傲气，一看就是一个不庸俗、有思想的学生。一次，瞿秋白替茅盾上课。课堂上，王剑虹为瞿秋白画了一张素描，下课时，就问瞿秋白画得像不像，瞿秋白瞅了一会，心里充满了喜悦，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给他画素描。但他却口是心非地回答王剑虹：“不像”。王剑虹接着又问：“画得不好?”瞿秋白幽默地答道：“不，是你把我画的太夸张了，我可没有那么英俊潇洒。”
正当王剑虹与瞿秋白坠入情网的时候，广州的孙中山决心执行“联俄”政策，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越飞会谈后，迫切希望苏联派一位高级政治顾问给他，最终鲍罗廷被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选中。1923年8月，鲍罗廷与比他小5岁的加拉罕一起来到中国，由加拉罕任苏联驻北京政府的大使，9月，鲍罗廷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瞿秋白。10月6日，瞿秋白以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的身份，随鲍罗廷离开上海前往广州。
这次南下广州，瞿秋白仅仅在广州呆了几天的时间，广州的秋天依然是骄阳似火，没有上海秋天应有的那份丝丝凉意。工作之余，瞿秋白思念起了远在上海的王剑虹，这种思念也随着广州上升的气温开始急剧升温。10月上旬，瞿秋白离开广州回到上海，短暂的分手催生了二人之间的那份浓浓的爱意。
1923年年底，瞿秋白以鲍罗廷翻译的身份来到广东，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前的会议和文件的翻译工作，同年12月，在广州苦苦思恋王剑虹的瞿秋白，给王剑虹写了一封信还附了一首诗，诗日：“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1924年1月初，回到上海的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这一年瞿秋白25岁，王剑虹21岁，二人住在上海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彬兴里307号。新婚不久，瞿秋白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瞿秋白担当鲍罗廷的翻译，还加入了指导小组的工作，以指导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工作十分繁忙，但瞿秋白依然抽出时间，几乎是每天都要寄给远在上海的新婚妻子王剑虹一封用五彩布纹纸写的信，信中有时还会夹有诗作。
1924年1月30日下午，国民党“一大”闭幕。2月7日，瞿秋白由广州回到上海。婚后的瞿秋白显得精力格外旺盛，有时候在外忙了一整天，回来仍然兴致很好，同王剑虹谈诗、写诗。有时为了赶写文章，瞿秋白通宵坐在桌子前，泡一杯茶，点几支烟，王剑虹在一边陪着他。可惜王剑虹这位土家族才女，只给瞿秋白带来半年多的甜蜜生活，就因染上肺病而逝去了，1924年7月，王剑虹在上海医治无效病逝在瞿秋白怀中。瞿秋白悲痛万分，他把爱妻的棺木送往四川会馆，从墙上取下王剑虹的一张照片，并在照片后面写下了“你的魂儿我的心”，用一块白绸巾把照片包好，便匆匆赶往广州参加国民党的有关会议。
推荐郭沫若任职广东大学
1925年底，瞿秋白在广州向党组织推荐比自己大7岁的郭沫若。在瞿秋白的推荐下，广东大学聘请郭沫若担任文科学长一职，对此，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编》一文中有详尽的记载。那是1925年年底前后的一个下午，在上海，身患肺病的瞿秋白刚刚“吐了一阵血，出院才不久”，由蒋光慈陪同来访问郭沫若。瞿秋白惨白的面孔和浮肿的眼眶，让第一次谋面的郭沫若非常吃惊。二人这次见面，谈论的话题广泛，而且谈话的现场气氛融洽，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是瞿秋白慧眼识才、爱才、荐才，把郭沫若推荐到了当时大革命的中心广州，为郭沫若以后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大显身手提供了机遇。1979年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在乐山召开的郭沫若学术讨论会上，引用阳翰笙的回忆说：“郭老去广州，是秋白同志推荐的，由组织上安排的，虽然细节不知道，但这两点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两次来广东
1926年8月8日，瞿秋白离开上海赴广州参加国共两党联席会议，8月18日晚抵达广州，19日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团联席会议。20日早上，瞿秋白与张国焘一起去祭拜廖仲恺墓地，同日又出席了几个会议。随后的几天里，瞿秋白异常忙碌，到劳动学院演讲、到农民运动讲习所演讲，与广州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做深入调查研究。同年9月7日前后，瞿秋白离开广州回到上海，不久国民党迁都武汉。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陈独秀正式被免职，共产国际指定28岁的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
瞿秋白最后一次来过广东是1934年。1931年1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及“留苏派”新势力王明等人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却被定为“左”倾教条主义者，解除了瞿秋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从此瞿秋白被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1933年底，临时中央来电，要瞿秋白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1934年1月7日夜11时，当天是星期天，而且风雪交加，瞿秋白从上海乘船出吴淞口到香港，再乘船到广东的汕头，在汕头改乘火车到广东的潮安，再改乘秘密交通站的小船到广东的大埔，然后从大埔步行，进入福建，于2月5日，抵达瑞金，这也是瞿秋白生前最后一次来广东，而且是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在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秘密经过广东的。
参加“三大”筹备工作
1923年1月13日，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暂住在外交部做事的堂兄瞿纯白家中。因为瞿秋白精通俄文，维经斯基致信在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要求瞿秋白到刚刚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遭到马林的拒绝，马林很欣赏瞿秋白的才华，他更需要瞿秋白协助他在中国开展即将开始的国共合作，在“争夺”瞿秋白过程中，维经斯基最后做出让步。
1923年5月下旬，瞿秋白赴广州参加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在中共“三大”正式开幕前，中央先举行两天的预备会议，分工起草会议的各项决议案。瞿秋白最为忙碌，他除了负责起草党纲草案外，还要参加党章的修改工作，此外，他还要和张太雷一起将共产国际的有关决议翻译成中文，印发给大会代表讨论，他每天呆在房问里，常常苦思冥想到深夜。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张国焘等30多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会议，瞿秋白则是以苏俄归国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共“三大”的。会议没有举行开幕式，12日上午由陈独秀代表中央作报告，陈独秀着重谈了中共“二大”以来的革命形势和党的发展情况，报告中陈独秀还特别提到了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对瞿秋白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大加赞赏。下午，马林报告了国际形势与国际工人运动等问题。随后，从15日至19日，瞿秋白积极参加中共“三大”会议的讨论，并作了会议发言，就国共合作问题瞿秋白作了一个共16条的总结发言，得到了马林、陈独秀等人的赞成。
与张国焘的争论
中共“三大”讨论的议题主要是改组国民党和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张国焘等人受到先前第一位来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影响，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由它来领导革命”，极力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认为这样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这种主张遭到马林、陈独秀等人反对，特别是瞿秋白的反对。张国焘比瞿秋白大2岁，曾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很受李大钊的器重，中共“一大”召开时，张国焘代表北京共产党组织赴上海出席“一大”，而且还是大会主席，中共“一大”选举产生的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当时称为中央局)由三人组成，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在中共“二大”上，张国焘又与陈独秀、蔡和森组成了大会宣言起草小组，会上他又与陈独秀、邓中夏、蔡和森、高君宇一块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所以，当时张国焘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
辩论中，当时的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了解的并不是很透彻，所以很难说服张国焘，马林既不了解中国国情，也不会说中国话，所以争论主要在瞿秋白与张国焘之间进行。争论中，瞿秋白总是显得很平静，他声音不是很大，但能以理服人，辩论中，还时不时用手扶一扶鼻梁上的眼睛，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张国焘却时不时就情绪激动。二人之间的分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的性质。张国焘夸大中国资本主义的力量，忽视和低估封建主义的势力，只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从而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混淆了敌友。瞿秋白先分析中国的国情，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还不是很成熟，封建的势力依然很强大，所以应该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作为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强调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既要反对帝国主义，更要反对封建主义。二是关于联合的对象问题。张国焘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所以无产阶级只能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瞿秋白则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以要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瞿秋白娓娓道来，说服了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并最终确立了国共合作的策略。张国焘因为反对国共党内合作政策，在中共“三大”选举时，在40票中仅得6票而无缘中央执行委员，暂时丧失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地位。
与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分歧
在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问题上，瞿秋白还与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产生了分歧。陈独秀比瞿秋白大了整整20岁，1917年，瞿秋白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时，曾到北京大学旁听过陈独秀的课，同时还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热心读者。1922年底，陈独秀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瞿秋白担任他的俄语翻译，期间，瞿秋白应陈独秀的邀请回国，陈独秀让他主编《新青年》季刊，对他十分器重。
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从法兰西革命的角度，提出了“二次革命论”的革命主张。而瞿秋白则从列宁的故乡学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并试图用它来制定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在革命观上，陈独秀片面夸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作用，从这种观点出发，陈独秀对于瞿秋白起草的中共“三大”党纲草案作了修改，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中曾回忆说：“第三次大会的党纲，是我起草的，但是大会之后，独秀同志又修改了再付印的……我现在这种声明并非要标明独秀同志的错误，而是要客观地研究过去错误的来源……当时确有一派同志，无意之中承认资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认为资产阶级不过暂时苟且偷安罢了。”
折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会议上，瞿秋白与陈独秀、张国焘在理论上的争论，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注意，瞿秋白的政治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的一些观点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所折服，会议期间，马林在许多问题上征询瞿秋白的意见。
“三大”闭幕的那天，马林致信越飞、达夫谦，汇报中共“三大”的情况时，写道：“中国的领导同志陈独秀、李大钊在年轻的瞿秋白同志帮助下，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大家想在国民党内引导这个政党去执行国民革命的政策。瞿秋白曾在俄国学习过两年，他是这里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一天，马林在致共产国际及联共(布)的负责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的信中写道：“在主导地位的看法是愿大力支持国民党，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就持有这个看法。李大钊教授和他们最好的助手——年青的瞿秋白同志与他看法相同。瞿秋白曾在俄国学习两年，他是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回国后，他发表了一本关于我国的书，该书起初获陈独秀的极好评价。瞿的确是唯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
马林所说的“一本关于我国的书”就是瞿秋白写的《赤都心史》一书，陈独秀曾将该书推荐给胡适，请胡适帮助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广州催生与王剑虹的师生恋
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经施存统等人介绍，瞿秋白认识了王剑虹和丁玲。在瞿秋白的劝说下，王剑虹、丁玲离开南京到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书。
在上海大学的课堂上，瞿秋白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原则，采取有重点的启发引导的教学方法，成为上海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瞿秋白出众的授课才能“征服”了上海大学女学生王剑虹的芳心。王剑虹1903年出生在四川酉阳县龙潭镇一户土家族人家里，据丁玲回忆：王剑虹长着一双智慧、犀锐、坚定的眼睛，可谓是美丽端庄，但平时显得非常严肃，走路时昂首出入，目不旁视，显得有一股傲气，一看就是一个不庸俗、有思想的学生。一次，瞿秋白替茅盾上课。课堂上，王剑虹为瞿秋白画了一张素描，下课时，就问瞿秋白画得像不像，瞿秋白瞅了一会，心里充满了喜悦，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给他画素描。但他却口是心非地回答王剑虹：“不像”。王剑虹接着又问：“画得不好?”瞿秋白幽默地答道：“不，是你把我画的太夸张了，我可没有那么英俊潇洒。”
正当王剑虹与瞿秋白坠入情网的时候，广州的孙中山决心执行“联俄”政策，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越飞会谈后，迫切希望苏联派一位高级政治顾问给他，最终鲍罗廷被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选中。1923年8月，鲍罗廷与比他小5岁的加拉罕一起来到中国，由加拉罕任苏联驻北京政府的大使，9月，鲍罗廷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瞿秋白。10月6日，瞿秋白以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的身份，随鲍罗廷离开上海前往广州。
这次南下广州，瞿秋白仅仅在广州呆了几天的时间，广州的秋天依然是骄阳似火，没有上海秋天应有的那份丝丝凉意。工作之余，瞿秋白思念起了远在上海的王剑虹，这种思念也随着广州上升的气温开始急剧升温。10月上旬，瞿秋白离开广州回到上海，短暂的分手催生了二人之间的那份浓浓的爱意。
1923年年底，瞿秋白以鲍罗廷翻译的身份来到广东，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前的会议和文件的翻译工作，同年12月，在广州苦苦思恋王剑虹的瞿秋白，给王剑虹写了一封信还附了一首诗，诗日：“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1924年1月初，回到上海的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这一年瞿秋白25岁，王剑虹21岁，二人住在上海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彬兴里307号。新婚不久，瞿秋白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瞿秋白担当鲍罗廷的翻译，还加入了指导小组的工作，以指导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工作十分繁忙，但瞿秋白依然抽出时间，几乎是每天都要寄给远在上海的新婚妻子王剑虹一封用五彩布纹纸写的信，信中有时还会夹有诗作。
1924年1月30日下午，国民党“一大”闭幕。2月7日，瞿秋白由广州回到上海。婚后的瞿秋白显得精力格外旺盛，有时候在外忙了一整天，回来仍然兴致很好，同王剑虹谈诗、写诗。有时为了赶写文章，瞿秋白通宵坐在桌子前，泡一杯茶，点几支烟，王剑虹在一边陪着他。可惜王剑虹这位土家族才女，只给瞿秋白带来半年多的甜蜜生活，就因染上肺病而逝去了，1924年7月，王剑虹在上海医治无效病逝在瞿秋白怀中。瞿秋白悲痛万分，他把爱妻的棺木送往四川会馆，从墙上取下王剑虹的一张照片，并在照片后面写下了“你的魂儿我的心”，用一块白绸巾把照片包好，便匆匆赶往广州参加国民党的有关会议。
推荐郭沫若任职广东大学
1925年底，瞿秋白在广州向党组织推荐比自己大7岁的郭沫若。在瞿秋白的推荐下，广东大学聘请郭沫若担任文科学长一职，对此，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编》一文中有详尽的记载。那是1925年年底前后的一个下午，在上海，身患肺病的瞿秋白刚刚“吐了一阵血，出院才不久”，由蒋光慈陪同来访问郭沫若。瞿秋白惨白的面孔和浮肿的眼眶，让第一次谋面的郭沫若非常吃惊。二人这次见面，谈论的话题广泛，而且谈话的现场气氛融洽，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是瞿秋白慧眼识才、爱才、荐才，把郭沫若推荐到了当时大革命的中心广州，为郭沫若以后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大显身手提供了机遇。1979年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在乐山召开的郭沫若学术讨论会上，引用阳翰笙的回忆说：“郭老去广州，是秋白同志推荐的，由组织上安排的，虽然细节不知道，但这两点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两次来广东
1926年8月8日，瞿秋白离开上海赴广州参加国共两党联席会议，8月18日晚抵达广州，19日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团联席会议。20日早上，瞿秋白与张国焘一起去祭拜廖仲恺墓地，同日又出席了几个会议。随后的几天里，瞿秋白异常忙碌，到劳动学院演讲、到农民运动讲习所演讲，与广州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做深入调查研究。同年9月7日前后，瞿秋白离开广州回到上海，不久国民党迁都武汉。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陈独秀正式被免职，共产国际指定28岁的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
瞿秋白最后一次来过广东是1934年。1931年1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及“留苏派”新势力王明等人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却被定为“左”倾教条主义者，解除了瞿秋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从此瞿秋白被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1933年底，临时中央来电，要瞿秋白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1934年1月7日夜11时，当天是星期天，而且风雪交加，瞿秋白从上海乘船出吴淞口到香港，再乘船到广东的汕头，在汕头改乘火车到广东的潮安，再改乘秘密交通站的小船到广东的大埔，然后从大埔步行，进入福建，于2月5日，抵达瑞金，这也是瞿秋白生前最后一次来广东，而且是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在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秘密经过广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