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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多元化、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的执政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有必要把党作为一个正常的生物体,从生态学的角度为党的执政生态把好脉,从根源上构建党的和谐生态。在政治生态的视角下进行党的建设必须处理好党员与党组织的关系、党法关系、党政关系、党际关系、党群关系等多种关系。构建党建生态,必须强化执政党政治资源配置,优化其经济功能,保证主权者监督制约功能的有效发挥。
[关键词]生态党建;政治资源配置;生态关系
[中图分类号]D36[文献标志码]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给新时期党的建设带来新的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不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受到挑战。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进程中,如何协调好党际关系、党法关系、党政关系等各个方面的关系,扩大党内民主,实现党建与社会及党内各个阶层之关系的“绿化”,是个现实而亟需解决的课题。政治生态理论,是借用生态科学的概念、理论、观点和方法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理论。如何以生态的视角来审视党的变化、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进而加强党的生态建设,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生态变化
1.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导致党的执政生态发生变化
新时期,政治环境的宽松、人们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使得大量群众性组织及各种社会团体不断涌现,随着其生存空间的日益扩大,个人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神秘主义等开始蔓延。同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的兼并、破产、重组之势有增无减,大量新经济组织应运而生,许多人面临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角色转换,经济利益诉求增强,这些已对不少党员、群众的价值标准产生了影响。“社会人”角色的多元化、市场经济中职业流动性强的特点给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管理也带来了困难,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党组织被边缘化,其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和组织管理的难度加大。
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存在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前提,“任何社会的整合最有效也是最为根本的方式和途径就是使某种意识形态社会化”[1]。但是,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渗透,当前党的主流意识导向力正在弱化,并且社会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使党的价值理论体系面临挑战。
2.经济体制改革导致党的执政生态发生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和经营方式的改变以及社会分工的精细,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传统阶层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地位都发生了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兴起,提出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各种要求;在经济增长中被边缘化的社会成员面对不平等的分配存在着感到被剥夺的离心情绪……无论是处于强势地位的社会阶层还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阶层,出于自身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利益预期的考虑,都希望得到更多的政治参与权利,以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可见,在社会阶级、阶层变迁的背后蕴含着复杂深刻的社会政治内涵,折射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正确处理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的执政生态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经济结构在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在不断升级,所有制结构在不断调整,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利益驱动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使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之间频繁流动,传统社会的一元结构逐渐分化,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的基础由传统分工向现代分工转变,出现了若干新的社会阶层。如在农村社会,农民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农民阶级,而是被分为种植业农民、林牧渔业农民、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工人、外出打工农民、农村知识分子、农村党政干部等社会阶层;在工人阶级内部已经明显地分为体力劳动工人、办公室工作人员、文化教育和体育卫生工作者、科学技术人员、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等。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使整个社会的利益差别呈现多样化、扩大化的趋势,从而使具有相同利益的阶层客观上形成了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的利益群体,它们或具有经济性质或具有政治性质,对社会政治体系都会程度不同地形成一定的政治压力,给党的执政合法性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政治生态下党的建设需要处理好几种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系统中,可以把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理念、执政方略看做一个生态系统,而把执政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各种因素即执政环境作为环境系统。“将党建置放在生态学的大范围、大环境里思考,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政党生态规律的创立与应用,有利于增强新世纪党建工作的自觉性和创造性,避免为党建而党建的狭隘生态观。”[2]
1.党的内部环境建设:突出党员主体地位,处理好党员与党组织的生态关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推进党内民主”这一重大命题,表明我们对党建规律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然而,长期以来在党内高度集中的体制及党建过程中,存在着党员与党组织位置错位、党员的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不对称、党员民主权利虚泛化的现象。现实生活中,党员事实上主要是作为被教育、被管理的“客体”存在的,很少以党的主人身份即“主体”出现,党员尤其是普通党员很难找到并认同自己的主体地位,党的建设多少打上了“组织本位”、“领导本位”的烙印,与党员的主体地位的根本要求相去甚远。这样一来,党的建设的伟大任务潜在地要靠党的组织、党的领导机关及领导干部,而党员尤其是普通党员在党内民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被放在次要的位置,甚至完全被忽视,从而导致党组织与党员在党的建设上的错位。长期以来,用于规范领导集体决策的规章制度建设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有的制度弹性大、约束性低、可操作性不强,增大了党员领导干部在决策中的随意性;对家长制作风、行政化问题缺少制度防范机制;对党员领导干部决策行为的监督和决策错误的处理,制度上的规定还不够完善。[3]制度上的缺位和不到位,客观上给党员领导干部提供了更多的政策解释权、规定变通权和程序简化权,扩大了他们滥用手中权力的空间。党员主体地位的被忽视、被削弱,同党的性质、党的纲领、党的宗旨背道而驰,事实上已成为造成党风不正的主要原因之一。为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新时期的党建中,我们要尊重并突出党员主体地位,强化其监督功能及其对组织建设的主体作用,加强普通党员对领导干部的约束能力及相关制度建设,处理好党员与党组织的生态关系,以推进党的建设健康进行。
2.党的外部环境建设:处理好党与法律体系、政治体系的生态关系
(1)正确处理党与法的生态关系。在党法关系上,党的法律地位有多种,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最适于执政党自身建设与发展的法律生态位,然后按照这个生态位的要求规范党的运作,相应的党建问题便会得到一种制度性的解决。执政党的法律地位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党凌驾于法律之上,一种是党在宪法与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在法治国家,法是至高权威,执政党的意志也要通过法律渠道予以表达,执政党及其成员也要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接受法律的规范和制约,执政党的权力间接地表现为合乎法律的权力,而不是无视法律规范的自由权力。如此,应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定位于宪法与法律规范和监督下的生态位置,这样一来党内的自由主义、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等不正之风,就难以逾越法律的界限。法律权威的确立尤其需要执政党对自身法律地位的正确认知。这既需要执政党通过守法表现维护法的权威,同时更需要确立立法者和司法者的独立地位,法的权威最终体现为立法者和司法者的权威。法律是靠第三方实施的规范,司法和执法人员是独立于博弈之外的。只有实现真正的党法分开、司法独立,法律权威才有保障,才能真正理顺执政党与法律体系间的生态制约关系。
(2)正确处理党、政之间的生态关系。政党的社会功能是形成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执掌和参与国家政权,治理国家和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执政党与政府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执掌国家政权,治理国家和社会。但是,具体而论,执政党与政府又身处不同的政治生态位。“执政党的功能是制定、公布并宣布其政纲,争取社会公众的最大支持,从而使之转化为政府决策,政府机构通过具体的行政措施,分步骤地落实执政党的政纲。”[4]当然,执政党享有对政府的政治领导权,但这种领导权必须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经法定程序,将执政党的意志转化为对政府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来体现。政府的功能则是执行、落实已转化为立法机构决策的政纲,接受党通过立法机关的法律领导。
(3)正确处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生态关系。处理好与参政党的关系,调动参政党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对于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的意义非同一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代表着各自所属社会群体的利益,从不同侧面,以民主监督、政治协商、担任国家公职等方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协助共产党做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工作。在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上,各自的政治生态位是明确的,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积极合作,二者既是一种友好合作关系,又是一种相互监督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管理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迫切需要寻求维护其利益的代言人,这为各党派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社会基础。在此背景下,各党派应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发挥各自的功能。民主党派只有寻得发挥自身政治功能的政党生态位,才能更积极主动地展开与执政党的合作与协商,更加切实地参政议政,并在客观上推进执政党的自我完善。
3.正确处理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党与群众的关系是一种生态协进关系,二者在利益上既有密切联系,有时又有冲突。有密切联系,是因为党在根本上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坚定不移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冲突,是因为党对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的遵循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有时存在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协调不好的问题,有时在大政方针上会出现偏差甚至重大失误,有时在具体落实上出现变形走样,损害群众利益等。在这一协进关系中,群众是基础,执政党是关键。党来自于群众,失去群众的支持,党就失去了生态基础,因此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一切为了群众”的宗旨,以维持并发展良好的党群生态关系。
三、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构建党建“和谐生态”
从政治系统论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生态建设应有三个层次: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生态系统是一个和谐、协调、可持续的开放系统;二是系统存在通畅的反馈回路,外部环境对系统的干扰引起的影响最终会衰减到零;三是系统具有良好的自我修复和自动平衡功能。[5]在政治生态系统背景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构建党建和谐生态,必须站在生态系统的高度,强化政治资源配置,优化其经济功能,并保证人民群众监督制约功能的有效发挥。
1.强化执政党政治资源配置
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生命主体的生存发展及进化一刻也离不开系统中的能量基础——生态资源。生态资源为生命主体乃至整个生态系统提供维持其存在和发展的能量给养。生态资源匮乏时,生命主体就会面临生存危机,生命便陷入困顿萎靡状态;生态资源一旦消失,生命主体则会彻底灭绝,生态系统也会随之崩溃。人类社会近百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不合理使用,严重破坏了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也相应地受到了自然界的惩罚,人类已经意识到生态资源的重要价值,意识到它是人类生命延续的活力之本。同样,“政治体系的力量和权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己所能够掌握和分配的资源”。[6]在党的执政生态系统中,执政资源是极其重要的。执政能力是一种流动的政治资源,其流向在根本上取决于对相对静态的执政资源的占有和开发。任何社会制度下的政党运作,都需要一定资源的支撑和匹配,雄厚资源的占有是政党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所谓执政资源,是指执政主体宣传主张、执行政策、维持政治系统和社会体系有序运行,进而巩固自身执政地位所依赖并可资运用的各种资源的总称。政党作为政治资源的整合主体,只有拥有或者掌握充足的政治资源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预定目标。因此,面对社会变迁过程中政治资源的分化和整合出现的新特点,党的领导体制必须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以增强和优化其整合功能。
2.优化执政党的经济功能
在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者和推动者,党凭借其获得的整合全国政治资源的优势和能力,依托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变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经济功能应逐步优化。第一,建立执政党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机制。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是在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体系的促动下成长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育,党的领导体制中那种传统计划色彩和行政因素的弊端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动力需要之间的矛盾凸现了出来。这就要求执政党的内部结构、获得政治资源的能力与方式及其组织体系做出适应性变革,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第二,找准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经济功能的定位。党的领导方式必须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由原来计划经济条件下党统揽一切转向主要通过决策发挥作用,由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转变为间接的协调和引导。所以,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功能主要定位在统揽全局,制定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发展战略,通过国家权力提供政策支持和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
3.保证主权者监督制约功能的发挥
权力制约问题是党的建设中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政党和权力一经结合,就有产生腐败的可能性;而政党和权力的长期结合,会使这种可能性更加容易地转变成现实。”[7]任何时候的任何权力,在得不到制约的情况下就可能导致腐败,有些政党甚至因腐败问题导致生存危机乃至丧失政权。在这里,关键是要到权力授予者与权力执掌者的关系中去寻找权力制约的新方案。在任何类型的民主政治中,权力总是属于多数人但由少数人来行使,权力的拥有与权力的行使之间的这种分离性,就有可能使政治权力不是按权力所有者的整体意志,而是凭掌权者的意志和情绪运行,以致出现官僚主义、权钱交易等损害权力所有者利益的行为。为了防止政治权力运行中的这种分离可能引起的政治失控,党必须以制度保证权力授予者能对权力掌管者运作权力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只有人民群众实现了对权力的监督,才能真正有效地制约权力,最终推动党的建设。
四、结语
一个政党的生命力在于其自身强大的合法化能力。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8]在一个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这种被认可的程度不仅基于政治秩序的功能,而且与其在社会变迁和政治发展中所表现的适应能力密切相关。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已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相应地,其发展方式也需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从构建和谐政治生态的角度看,如何协调各方面的矛盾,统筹各方面的力量,改革传统的党法关系、党政关系、党际关系,将党的权威置于合乎其发挥最佳生态功能的生态位,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在这项伟大的工程中,我们应从生态学的角度,把我们的党看做一个活的生物体,为党的执政生态把好脉,不断加强党的资源整合能力与防腐拒变能力,从根源上构建党的和谐生态,而不是片面地单方面地进行党的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要用生态学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以生态学的方法来改造世界,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生态意义上的有机整体,在这个生态体内,各要素紧密相连、协调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46.
[2] 刘恒玲.论政党生态规律与创新机理研究[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30.
[3] 王建社.论民主集中制中“民主虚泛”现象及其治理对策[J].理论前沿,2007(1):16.
[4] 刘京希.从政治生态视域看加强党和改进党的建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38.
[5] 车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生态与执政安全[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6(4):74.
[6] 王沪宁.市场发育和权威基础:保护和开发政治资源[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2):2.
[7] 王长江.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162.
[8]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84.
第11卷 第3期
[关键词]生态党建;政治资源配置;生态关系
[中图分类号]D36[文献标志码]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给新时期党的建设带来新的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不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受到挑战。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进程中,如何协调好党际关系、党法关系、党政关系等各个方面的关系,扩大党内民主,实现党建与社会及党内各个阶层之关系的“绿化”,是个现实而亟需解决的课题。政治生态理论,是借用生态科学的概念、理论、观点和方法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理论。如何以生态的视角来审视党的变化、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进而加强党的生态建设,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生态变化
1.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导致党的执政生态发生变化
新时期,政治环境的宽松、人们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使得大量群众性组织及各种社会团体不断涌现,随着其生存空间的日益扩大,个人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神秘主义等开始蔓延。同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的兼并、破产、重组之势有增无减,大量新经济组织应运而生,许多人面临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角色转换,经济利益诉求增强,这些已对不少党员、群众的价值标准产生了影响。“社会人”角色的多元化、市场经济中职业流动性强的特点给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管理也带来了困难,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党组织被边缘化,其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和组织管理的难度加大。
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存在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前提,“任何社会的整合最有效也是最为根本的方式和途径就是使某种意识形态社会化”[1]。但是,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渗透,当前党的主流意识导向力正在弱化,并且社会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使党的价值理论体系面临挑战。
2.经济体制改革导致党的执政生态发生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和经营方式的改变以及社会分工的精细,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传统阶层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地位都发生了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兴起,提出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各种要求;在经济增长中被边缘化的社会成员面对不平等的分配存在着感到被剥夺的离心情绪……无论是处于强势地位的社会阶层还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阶层,出于自身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利益预期的考虑,都希望得到更多的政治参与权利,以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可见,在社会阶级、阶层变迁的背后蕴含着复杂深刻的社会政治内涵,折射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正确处理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的执政生态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经济结构在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在不断升级,所有制结构在不断调整,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利益驱动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使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之间频繁流动,传统社会的一元结构逐渐分化,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的基础由传统分工向现代分工转变,出现了若干新的社会阶层。如在农村社会,农民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农民阶级,而是被分为种植业农民、林牧渔业农民、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工人、外出打工农民、农村知识分子、农村党政干部等社会阶层;在工人阶级内部已经明显地分为体力劳动工人、办公室工作人员、文化教育和体育卫生工作者、科学技术人员、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等。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使整个社会的利益差别呈现多样化、扩大化的趋势,从而使具有相同利益的阶层客观上形成了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的利益群体,它们或具有经济性质或具有政治性质,对社会政治体系都会程度不同地形成一定的政治压力,给党的执政合法性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政治生态下党的建设需要处理好几种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系统中,可以把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理念、执政方略看做一个生态系统,而把执政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各种因素即执政环境作为环境系统。“将党建置放在生态学的大范围、大环境里思考,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政党生态规律的创立与应用,有利于增强新世纪党建工作的自觉性和创造性,避免为党建而党建的狭隘生态观。”[2]
1.党的内部环境建设:突出党员主体地位,处理好党员与党组织的生态关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推进党内民主”这一重大命题,表明我们对党建规律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然而,长期以来在党内高度集中的体制及党建过程中,存在着党员与党组织位置错位、党员的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不对称、党员民主权利虚泛化的现象。现实生活中,党员事实上主要是作为被教育、被管理的“客体”存在的,很少以党的主人身份即“主体”出现,党员尤其是普通党员很难找到并认同自己的主体地位,党的建设多少打上了“组织本位”、“领导本位”的烙印,与党员的主体地位的根本要求相去甚远。这样一来,党的建设的伟大任务潜在地要靠党的组织、党的领导机关及领导干部,而党员尤其是普通党员在党内民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被放在次要的位置,甚至完全被忽视,从而导致党组织与党员在党的建设上的错位。长期以来,用于规范领导集体决策的规章制度建设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有的制度弹性大、约束性低、可操作性不强,增大了党员领导干部在决策中的随意性;对家长制作风、行政化问题缺少制度防范机制;对党员领导干部决策行为的监督和决策错误的处理,制度上的规定还不够完善。[3]制度上的缺位和不到位,客观上给党员领导干部提供了更多的政策解释权、规定变通权和程序简化权,扩大了他们滥用手中权力的空间。党员主体地位的被忽视、被削弱,同党的性质、党的纲领、党的宗旨背道而驰,事实上已成为造成党风不正的主要原因之一。为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新时期的党建中,我们要尊重并突出党员主体地位,强化其监督功能及其对组织建设的主体作用,加强普通党员对领导干部的约束能力及相关制度建设,处理好党员与党组织的生态关系,以推进党的建设健康进行。
2.党的外部环境建设:处理好党与法律体系、政治体系的生态关系
(1)正确处理党与法的生态关系。在党法关系上,党的法律地位有多种,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最适于执政党自身建设与发展的法律生态位,然后按照这个生态位的要求规范党的运作,相应的党建问题便会得到一种制度性的解决。执政党的法律地位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党凌驾于法律之上,一种是党在宪法与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在法治国家,法是至高权威,执政党的意志也要通过法律渠道予以表达,执政党及其成员也要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接受法律的规范和制约,执政党的权力间接地表现为合乎法律的权力,而不是无视法律规范的自由权力。如此,应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定位于宪法与法律规范和监督下的生态位置,这样一来党内的自由主义、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等不正之风,就难以逾越法律的界限。法律权威的确立尤其需要执政党对自身法律地位的正确认知。这既需要执政党通过守法表现维护法的权威,同时更需要确立立法者和司法者的独立地位,法的权威最终体现为立法者和司法者的权威。法律是靠第三方实施的规范,司法和执法人员是独立于博弈之外的。只有实现真正的党法分开、司法独立,法律权威才有保障,才能真正理顺执政党与法律体系间的生态制约关系。
(2)正确处理党、政之间的生态关系。政党的社会功能是形成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执掌和参与国家政权,治理国家和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执政党与政府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执掌国家政权,治理国家和社会。但是,具体而论,执政党与政府又身处不同的政治生态位。“执政党的功能是制定、公布并宣布其政纲,争取社会公众的最大支持,从而使之转化为政府决策,政府机构通过具体的行政措施,分步骤地落实执政党的政纲。”[4]当然,执政党享有对政府的政治领导权,但这种领导权必须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经法定程序,将执政党的意志转化为对政府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来体现。政府的功能则是执行、落实已转化为立法机构决策的政纲,接受党通过立法机关的法律领导。
(3)正确处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生态关系。处理好与参政党的关系,调动参政党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对于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的意义非同一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代表着各自所属社会群体的利益,从不同侧面,以民主监督、政治协商、担任国家公职等方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协助共产党做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工作。在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上,各自的政治生态位是明确的,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积极合作,二者既是一种友好合作关系,又是一种相互监督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管理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迫切需要寻求维护其利益的代言人,这为各党派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社会基础。在此背景下,各党派应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发挥各自的功能。民主党派只有寻得发挥自身政治功能的政党生态位,才能更积极主动地展开与执政党的合作与协商,更加切实地参政议政,并在客观上推进执政党的自我完善。
3.正确处理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党与群众的关系是一种生态协进关系,二者在利益上既有密切联系,有时又有冲突。有密切联系,是因为党在根本上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坚定不移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冲突,是因为党对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的遵循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有时存在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协调不好的问题,有时在大政方针上会出现偏差甚至重大失误,有时在具体落实上出现变形走样,损害群众利益等。在这一协进关系中,群众是基础,执政党是关键。党来自于群众,失去群众的支持,党就失去了生态基础,因此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一切为了群众”的宗旨,以维持并发展良好的党群生态关系。
三、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构建党建“和谐生态”
从政治系统论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生态建设应有三个层次: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生态系统是一个和谐、协调、可持续的开放系统;二是系统存在通畅的反馈回路,外部环境对系统的干扰引起的影响最终会衰减到零;三是系统具有良好的自我修复和自动平衡功能。[5]在政治生态系统背景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构建党建和谐生态,必须站在生态系统的高度,强化政治资源配置,优化其经济功能,并保证人民群众监督制约功能的有效发挥。
1.强化执政党政治资源配置
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生命主体的生存发展及进化一刻也离不开系统中的能量基础——生态资源。生态资源为生命主体乃至整个生态系统提供维持其存在和发展的能量给养。生态资源匮乏时,生命主体就会面临生存危机,生命便陷入困顿萎靡状态;生态资源一旦消失,生命主体则会彻底灭绝,生态系统也会随之崩溃。人类社会近百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不合理使用,严重破坏了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也相应地受到了自然界的惩罚,人类已经意识到生态资源的重要价值,意识到它是人类生命延续的活力之本。同样,“政治体系的力量和权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己所能够掌握和分配的资源”。[6]在党的执政生态系统中,执政资源是极其重要的。执政能力是一种流动的政治资源,其流向在根本上取决于对相对静态的执政资源的占有和开发。任何社会制度下的政党运作,都需要一定资源的支撑和匹配,雄厚资源的占有是政党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所谓执政资源,是指执政主体宣传主张、执行政策、维持政治系统和社会体系有序运行,进而巩固自身执政地位所依赖并可资运用的各种资源的总称。政党作为政治资源的整合主体,只有拥有或者掌握充足的政治资源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预定目标。因此,面对社会变迁过程中政治资源的分化和整合出现的新特点,党的领导体制必须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以增强和优化其整合功能。
2.优化执政党的经济功能
在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者和推动者,党凭借其获得的整合全国政治资源的优势和能力,依托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变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经济功能应逐步优化。第一,建立执政党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机制。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是在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体系的促动下成长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育,党的领导体制中那种传统计划色彩和行政因素的弊端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动力需要之间的矛盾凸现了出来。这就要求执政党的内部结构、获得政治资源的能力与方式及其组织体系做出适应性变革,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第二,找准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经济功能的定位。党的领导方式必须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由原来计划经济条件下党统揽一切转向主要通过决策发挥作用,由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转变为间接的协调和引导。所以,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功能主要定位在统揽全局,制定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发展战略,通过国家权力提供政策支持和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
3.保证主权者监督制约功能的发挥
权力制约问题是党的建设中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政党和权力一经结合,就有产生腐败的可能性;而政党和权力的长期结合,会使这种可能性更加容易地转变成现实。”[7]任何时候的任何权力,在得不到制约的情况下就可能导致腐败,有些政党甚至因腐败问题导致生存危机乃至丧失政权。在这里,关键是要到权力授予者与权力执掌者的关系中去寻找权力制约的新方案。在任何类型的民主政治中,权力总是属于多数人但由少数人来行使,权力的拥有与权力的行使之间的这种分离性,就有可能使政治权力不是按权力所有者的整体意志,而是凭掌权者的意志和情绪运行,以致出现官僚主义、权钱交易等损害权力所有者利益的行为。为了防止政治权力运行中的这种分离可能引起的政治失控,党必须以制度保证权力授予者能对权力掌管者运作权力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只有人民群众实现了对权力的监督,才能真正有效地制约权力,最终推动党的建设。
四、结语
一个政党的生命力在于其自身强大的合法化能力。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8]在一个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这种被认可的程度不仅基于政治秩序的功能,而且与其在社会变迁和政治发展中所表现的适应能力密切相关。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已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相应地,其发展方式也需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从构建和谐政治生态的角度看,如何协调各方面的矛盾,统筹各方面的力量,改革传统的党法关系、党政关系、党际关系,将党的权威置于合乎其发挥最佳生态功能的生态位,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在这项伟大的工程中,我们应从生态学的角度,把我们的党看做一个活的生物体,为党的执政生态把好脉,不断加强党的资源整合能力与防腐拒变能力,从根源上构建党的和谐生态,而不是片面地单方面地进行党的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要用生态学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以生态学的方法来改造世界,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生态意义上的有机整体,在这个生态体内,各要素紧密相连、协调发展。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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