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已有60多个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部分国家和地区采取了封国封城的强力举措，特别是在疫情严重的一些欧美国家，甚至颁布了违反上街禁令处以重额罚款的规定。
　　许多习惯了自由散漫生活的人一下子不能适应，长时间待在家里，出现睡不着、吃不下饭、脾气不好的行为，感到害怕、委屈、焦虑、绝望、疲惫……更有的人甚至出现崩溃失控的状态。
　　据外媒报道，意大利一名28岁的男护士佩斯，因为怀疑女友——即将毕业的医学院学生夸兰塔将新冠病毒传染给了自己，一怒之下将27岁的女友勒死，自己自杀后获救。此前，他们俩一起被征召到意大利西西里岛墨西拿的一家医院工作。实际上，初步检测结果显示，他和女友都没有感染新冠病毒。
　　这出惨烈的悲剧再次提醒人们，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少人会出现焦虑和抑郁等症状，及时的危机干预和持续的心理服务非常重要。

24小时不间断热线紧急干预

　　美国注册心理咨询师高彦隽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愤怒、焦虑、恐慌、抑郁等反应，都是人们在这个非常时期对抗突如其来、过于集中甚至极限挑战的高压力源的正常的应激反应。
　　早在武汉疫情刚刚暴发之初，一支由世界各地的志愿者组成的专业心理咨询公益团队，开始为武汉的医护、病患乃至普通人提供24小时不间断心理热线服务。如今随着美国疫情的大暴发，这个公益团队将工作的重心转向了海外华人医护、华人华侨以及留学生等群体。
　　“我们这些入选的志愿者都拥有专业心理咨询师或精神科医生执业资质，有丰富的专业创伤治疗、危机干预、心理急救培训和心理援助热线实践经验，还有一部分人曾经参与过汶川地震等重大灾后心理重建任务。但我们还是进行了岗前培训，督导老师给我们上了不同类型的督导课，为我们接听援助热线储备知识与能力。毕竟热线救助和心理咨询不一样。”
　　高彦隽说，心理咨询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的最终目的是要把咨询者心中最痛的点打开。而热线救助则相当于外科紧急处理措施，需要赶紧包扎止血，不至于让咨询者的情绪失控，做出自杀等不理智的举动。“所以，我们不能把人家最痛的点打开，而是要在半个小时左右的热线电话时间内尽可能让咨询者的情绪平缓下来。”
　　高彦隽表示，通过培训和咨询，她发现医护人员是绝对的高危人群。通常，心理学将拥有心理创伤病史、心理疾病史、家族史、孤立无援，而且处于高强度工作之中、帶伤工作、带伤比赛的人群视为高危人群，对照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处于一线的医护人员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都是非常巨大的。
　　抗疫初期，他们不得不面对连轴转、长时间的工作排班。在医疗物资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冒着被感染的风险“裸奔”。而他们可能无法关心和帮助自己的家人。他们在个人生活、家庭和职业上都遇到了非常大的挑战。
　　后期，他们则面临着职业耗竭感。他们的同事可能被感染，病人可能无法成功救治，而家人可能已经离去……这些悲伤的事实都会成为他们心理的负担，淤积在心中久久不能散去。她们能做的，就是帮助他们快速找回自己应对不良情绪的方法，让情绪慢慢平复下来。
　　曾经有位武汉金银潭的科室主任说，科室4名医生24小时连轴转，抢救、查房、陪病人送检，除此之外，病人的吃喝、大小便，也都得帮助护士做，因为怕病人在厕所晕倒。
　　有的医生刚刚脱下工作服便坐在房间里嚎啕大哭;也有不知如何宣泄情绪的医生，表面上看一切正常，却因为长时间不能休息、无法轮换，出现应激性障碍，严重失眠导致无法正常上班……

　　心理学将拥有心理创伤病史、心理疾病史、家族史、孤立无援，而且处于高强度工作之中、带伤工作、带伤比赛的人群视为高危人群，对照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处于一线的医护人员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都是非常巨大的。

　　如今，这些相似的情形正在美国上演。疫情之下，医务人员的压力非常大，大到连说梦话都是抢救病人;有的病人不配合治疗，医生开的药藏起来不吃，他们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焦虑。
　　加拿大安大略省注册心理治疗师尹丽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随着欧美疫情的加重，美加留学生群体、华人群体的焦虑情绪明显上升。“特别是一些小留学生，现在回不了国，感觉特别无助。在我多年的咨询生涯中发现，这些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孩子，追溯其成长史，往往是小时候由保姆或者祖父辈带大，然后一路寄宿学校，再接着出国留学，跟父母的感情非常淡漠，感觉在人世间没有什么可留恋的，缺乏被需要、被依赖的感觉。现在这个特殊时期，这种感觉会更加强烈。”
　　尹丽指出，到海外读大学留学生也面临着学业和生活的双重困境。一来不知道疫情何时是个头，纠结是否回国;二来如果选择回国，以后对整个学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自己也评估不出，心里特别没底;三来许多留学生租住在公寓楼里，有的公寓楼里已经有了确诊病例，他们会感到特别恐慌。

　　因为更早了解到国内疫情的严重状况，所以在海外的华人比当地人显得更加焦虑。尹丽说，有人向她咨询，自己一直在家不出门，除了睡觉，连吃饭的时候都在刷手机，看了一堆新闻，情绪波动特别大，有时伤感难过，有时又感动泪流，还有的时候气得恨不得把手机给扔了，总之就是觉得自己憋出病来了。 　　尹丽会给留学生们一些建议。“疫情阻隔了人们之间的相聚，但完全可以采用别的方式相聚。我每天就和一群小伙伴搞线上快闪活动，几十个人连着视频跳‘广场舞’，神清气爽地开始每一天的生活。音乐和运动对人的情绪有积极的影响，试着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让生活变得有意义起来。工作停滞，生活不能停滞。”

心理干预受到政府重视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博士杨意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随着美国疫情的不断加重，其个人服务的咨询者中，焦虑、抑郁情绪均有所增加。杨意强调，不同人面对疫情心理反应是很不一样的，有的人在大家恐慌之前先担忧得睡不着觉，囤积物资，但是现在却从容平静;有的人面对疫情一直积极乐观，但最近一周像变了个人似的，出现动力低下，大量时间打游戏。每个人都在寻找重建“新常态”的过程中。心理工作者的作用是帮助来访者理解、面对、适应疫情所带来的身心全方面的变化。

　　尹丽对此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出现焦虑、抑郁情绪的人，就好像是一堵歪歪扭扭快要倒塌的墙壁，心理咨询师的作用就是给这堵墙糊上泥巴，不让它倒塌。换言之，就是不要让人丧失希望。之前，出于对个人隐私保护的考虑，加拿大政府一直未放开心理咨询远程服务的授权。现在政府的相关机构大开绿灯，允许咨询师开展远程咨询工作。此外，还增加了医疗保险中心理咨询的范围和额度，让有需要的人能够及时得到心理救助。
　　杨意则介绍，在卡特丽娜飓风后，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成立危机咨询项目，政府拨款，对受害的一万多民众提供心理援助。项目工作人员会在各个社区走访，确保幸存者得到需要的心理援助。
　　“我们知道，重大事件带来的心理伤口，通常在事件结束后的一个月，更容易浮出水面。所以项目特别强调评估幸存者在灾后的状态，教育民众哪些是常见症状，如果遇到没有胃口、疲劳、嗜睡或失眠，即使自己没有意识到症状或没有意识到症状与灾难的关系，也鼓励他们接受专业心理援助，给他们提供转介服务。”
　　加州大火后，也有心理咨询师积极帮助民众处理恐惧等不良情绪，增进和他们的交流，理解他们的哀伤，并告知他们应对哀伤的一些小技巧。同时，还教育民众熟悉人对灾难的常见反应，特别关注弱势人群——儿童、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群。
　　就疫情大暴发的当下而言，紧急的危机干预目的是要帮助人们在危机中恢复身心社会功能，减少形成长期心理创伤的危险。杨意介绍，一般人和自己的固定心理医生还是保持着正常的联系，只是现在的咨询有一部分转到了线上。每个州也都有心理热线平台，以网络或电话为平台提供危机干预心理援助热线，帮助民众稳定情绪。
　　咨询师要做的工作中，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告诉当事人，出现应激反应是正常的，是人对非常处境的正常反应。让每一个咨询的個体感到被尊重，特别要注意去污名化。一度，在海外的华人因为戴口罩而受到歧视、殴打，还有一些遭遇了人生安全方面的威胁，这都需要帮助他们稳定下来，冷静下来，认识到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安全的，可以采取一些处理方式来恢复正常的生活。
　　“保持健康的心态非常重要，它有助于增强我们每个人的免疫力。过度的焦虑情绪会造成对身体的消耗，我们不能在身体可能遭到感染的同时，再让心理上受到二次伤害。”杨意特别指出，在危机干预中要小心因重大刺激诱发精神分裂症、躁郁症等重症精神病症状的复发或加重。所以要了解和特别关注精神病患者或有精神病家族史的个人，及时采取药物干预或住院治疗。
　　“人性都是一样的。之前武汉人民遭遇了什么，现在的欧美人民就在经历什么。武汉疫情暴发初期，很多人总怀疑自己得了新冠，不相信医院的检查结果。现在留学生、华人华侨中怀疑自己感染的也不少，明显是草木皆兵的应激反应。”尹丽特别告诫，海外华人华侨不能生活在微信圈里，要试图让自己的信息来源多样化，及时关注当地疾控中心和政府发布的信息和规定，做好自我防护和最基本的心理照护。如果遇到或者发现一些情绪不稳定、有自杀倾向等严重心理问题的亲朋好友，一定要及时进行干预。
　　杨意说，灾难发生后的危机干预哪怕时间不长，但它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可以是长久的。以“9·11”恐怖袭击的创伤后应激症状调查研究为例，预测一个人在恐怖袭击发生的6个月后是否有创伤后应激症的首要因素就是她/他在恐怖袭击发生的两周内所采用的应对方式——在积极应对的人中，出现的创伤后应激症状的相对少，而否认、放弃、不应对的人中则有更多人出现创伤后应激症状。
　　“因此在灾难刚刚发生的时候，需要及时采取干预，来稳定当事人，缓解症状，注入希望，预防后期恶化形成慢性心理障碍。尽管如此，灾难后有相当数量的人群仍然是需要长期心理咨询和治疗的，所以转介、后续服务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