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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灾后重建一般包括两个方面：物理基础设施重建和社会基础设施重建。其中，社会基础设施重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灾后社会资本重建。虽然以往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检验了社会资本在灾后重建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重建社会资本，作为灾后社区重建重要力量的社会工作如何将社会资本理论与实务工作有效结合。以上海社工（第二批）在鲁甸HJZ安置点灾后社区建设实务工作为分析对象，以具有行动取向的社会资本为分析框架，以行动研究法为实务指导方法还原上海社工（第二批）的灾后社会资本重建过程。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呈现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方法，并提出基于“理论—实务技术—地方性知识”的理论与实务衔接方法。
关键词： 社会资本； 行动研究； 社会工作； 灾后重建； 社区场域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6）05-0040-10
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是灾后重建的重要工作内容。社会基础设施主要指当地的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往与灾难有关的研究认为，社会关系是灾后重建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对灾后重建具有积极作用。[1]张昱认为，面对灾区原有社会关系、组织关系因地震破坏而解体的情况，应从个体自我关系、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区、个体与政府、个体与环境五条路径恢复和重建社会关系。[2]灾难研究者已经论证了社会凝聚和网络在灾难中和灾难后的作用。灾难研究者使用社会资本来解释个体和社区在灾后的恢复路径。社会网络为灾后个体提供了经济的和非经济的资源。那些独立的、具有较少社会连结的个体较不容易获得救援、较少获得医疗帮助、较难采取预防性的撤离行动、较少获得来自他人的援助。[3]总之，社会资本对灾难后的抗逆力建设具有积极的效果。[4]
虽然过往研究已经论证了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在灾后重建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用这些理论指导灾后社会重建，或者说，这些理论如何运用到实务工作当中。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云南8·03鲁甸地震上海社工支援团（第二批）在HJZ安置点的实务工作为案例展开分析，展示灾后社会重建过程的同时，回应社会工作实务中理论与实务脱节的质疑。上海社工支援团（第二批）将其为期近一个月的灾后社区实务工作按照行动研究法的方式严格开展，为揭示社会工作如何进行灾后安置社区与社会重建提供了良好的分析蓝本。
一、文献回顾
（一）社会资本与灾后重建
社会资本的概念可以分成两个基本层次：一是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它是一种嵌入于个人行动者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产生于行动者外在的社会关系，其功能在于帮助行动者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另一种是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它是群体中表现为规范、信任和网络联系的特征，这些特征形成于行动者内部的关系，其功能在于提升群体的集体水平。[1]经验研究表明，微观社会资本有助于个人得到就业信息、社会资源、知识及社会支持，因而有助于人们获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宏观社会资本则对提高社会的经济绩效、推动和维护民主化进程、消除贫困、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5]王理平、许佳君、王晓怡通过对汶川震后安置社区的考察发现，传统型社会资本（亲缘关系纽带）在搜救幸存者、信息传播、提供基本生存和生活支持方面具有积极作用。[6]
就分类而言，常见的关于社会资本的类型有三种：紧密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桥梁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垂直型社会资本（linking social capital）。[7]它们在灾后重建工作中具有不同的作用。
紧密社会资本是灾后个体的重要资源。[8]紧密型社会资本分析单位是个体，它强调的是个体间的横向联系。它是一种向内的资本类型。较多紧密型社会资本存量能够帮助个体在灾后获得帮助、协助个体采取灾后准备工作、获得灾后物资供给、获得及时的援助。[9]紧密社会资本能够减少个体从正式组织那里寻求援助的可能性，[10]并且能够增加个体对受灾人员需求采取援救行动的可能性。此外，高水平紧密型社会资本能够在居民中间形成较高水平的信任和规则。
桥梁型社会资本同样对灾后社区恢复具有积极作用。桥梁型社会资本的分析单位是集体层次的团体或组织，它强调集体层次的横向联系。桥梁型社会资本是一种向外的资本类型，它能够在灾难情境中提供获得新的、有利于社区长期恢复的新的资源与援助的机会和信息。[9]组织之间的联系能够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和非正式连结提供一些紧密型社会资本无法提供的援助，比如来自组织的支持、慈善募捐等。
垂直型社会资本是外向型社会资本。它的分析单位是由不同个体、团体、组织构成的社区，它强调作为整体的社区与外在的正式或非正式社会组织之间的纵向联系。社区要与政府和其他组织，包括财政组织、志愿机构等形成联系，获得这些外在机构的帮助来缓解灾后的影响。
（二）基于社会资本的社区行动分析框架
由于社会资本在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具有积极作用，Golam M. Mathbor根据上述三种类型的社会资本提出基于三个步骤的灾后社区社会资本建设模型。在Mathbor的模型中，社会资本的运作从社区内的紧密联系开始，此时的分析对象是社区内的个体。社区内的紧密联系可以通过社区内的娱乐活动、宗教活动、心理社会支持等方式得以实现。[11]跨越社区之间联系的分析对象是集体层次社区内的不同团体。此时，不同团体通过实现共同利益的方式实现团结与合作。最后的步骤是垂直型社会联系，它要求社区与政府和其他组织（包括财政组织、志愿机构等）形成联系，以便于获得这些外在机构的帮助来缓解灾难的影响。根据Aldrich和Meyer的观点，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在灾后社区建设过程中因社区社会资本存量的不同而只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12] 上述社会资本建设模型只是静态地描述了三种社会资本及其与灾后建设的关系。该模型没有说明由谁来推动社会资本建设、不同团体之间团结与合作的机制是什么。相较于上述模型缺乏对动力源的考虑，Sue Kilpatrick、John Field 和Ian Falk提出的基于社会资本的社区行动分析框架包含了行动者视角，该分析框架包括5个方面。[13]
第一，内部和外部网络的平衡。社区内部紧密网络（bonding networks）。有两种类型的外部联系：桥梁型网络（bridging networks）、垂直型网络（linking networks）。
第二，多样性中介者。这类中介者能够有效运作桥梁型社会网络和垂直型社会网络。
第三，作为社区成员的自信、自尊，以及合作与解决冲突问题的能力。
第四，存在于社区中的规则（norm），尤其是具有包容多样性的、互惠的规则。
第五，社区具有共享的愿景（vision）。由于该分析框架关注的焦点是关系（或网络），因此在社区行动过程中要充分动员和利用社区内部各种关系（或网络），增加社区的凝聚力，从而推动社区整体朝着共同的目标（愿景）实现改变。
灾后安置社区建设是一个行动过程。它是在不同行动主体互动过程中完成的。基于此，本文将以上述具有行动者视角的社会资本作为指导，分析上海社工（第二批）在鲁甸HJZ安置点的实务工作。
（三）作为场域的安置社区
1.作为场域的安置社区
长期以来，国内相关研究和实践都将灾后安置点命名为“安置社区”（或灾后安置社区）。就灾后安置社区的界定，张昱将安置社区分为应急型和过渡型两类，并按照对安置人口数量、人口异质性特征、组织、功能等要素的分析，认为安置社区具有社区的基本要素。他继而认为，安置社区的建设应该按照正常社区的方式展开。[2]这种将灾后安置社区和一般社区通过类比的方式来确立其学术上的合理性具有一定意义。它将灾后安置社区视为一个静态的整体，按照成熟的社区特征为模板，从关系、组织、功能等方面进行建设。它的缺点是忽视灾后安置社区的动态性。根据前文基于社会资本的社区行动分析框架可知，它强调的是在行动中改变灾后安置社区的社会联系。因此，实务工作的对象不再是静止的社区（或准社区），而是安置点内存在的各种社会联系。实务工作的目标是完成三种不同类型社会联系的重建。因此，有必要从静态的社区观转向动态的社区观。为保证学术分析的合理性，本研究从互动论的角度来认识安置社区，并将其作为社区场域来理解。
2.社区场域的特征
社区场域理论是由美国社区研究专家考夫曼提出，并经过他的学生威尔金森的系统阐释而得以确立的社区理论。该理论从社区的本质是社会互动出发，提出社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居民、群体和组织，为了解决地域性集体问题、追求地域性集体福利而发起的集体行动场域。与传统的功能论社区理论相比，它不是把社区看成是一个具有自我维持倾向的、相对完整的社会系统单元，而是把社区看成一个无明确边界的、构成要素和结构都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社会互动过程。它不是把社区结构视为解释的起点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视社区行动本身为社区的存在形式，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14]
考夫曼注重社区场域中的社区行动。他认为，当研究者将社区当作互动的场域进行理解和分析的对象时，其研究的重点是社区场域内发生的社区行动（community action）和互动（与人口的、生态的、心理等情境的互动，与地方性场域及大众社会中其他互动场域的互动）。[14]社区行动是通过社区场域内的行动者、团体、组织等通过互动而实现。Wilkinson认为，社区场域由行动者、组织和行动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其中组织既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行动则是指行动者参与其中的项目、工程或活动。[15]
3.社区场域的形成和动力
社区场域如何形成？社区场域的形成依赖于这样的认知，即虽然不同的社会场域因不同的利益而具有不同特征，但是，重叠的场域因为人们居住在同一地方而存在，并能够在这一地域范围实现不同团体之间的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就是“社区利益”。当社区利益通过连接与合作而得到确认时，社区场域就产生，这种社区利益能够确认和增强不同社会场域的社区共同感。[15]社区场域行动的目标是要在不同场域中的行动或行动者之间创造一种连结（bridging），以增强不同利益场域之间的共同性。[16]因此，社区场域形成的动力在于社区共同利益。
上述社区场域从互动的角度重新认识灾后安置社区的本质。从理论上看，它与以社会资本为基础的社区行动分析框架吻合；从实践上看，它倡导的动态社区观为灾后社区建设提供了支持；从灾后社区实际情况看，它将灾后社区内不同要素（本地要素、外来要素）包含进其内涵。灾后社区建设以行动作为导向，因此，内含行动特征的社会资本分析框架和社区场域观是指导灾后社区社会工作的重要理论和视角。上海社工（第二批）服务（2014年10月2日到2014年10月30日）的HJZ安置点由9个社临时组成。上海社工（第二批）根据社区场域的观点将9个社作为实务对象，通过鼓励村民参与社区行动实现HJZ社区建设。
二、研究方法
社区场域从动态的角度认识灾后安置社区，为社区行动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体现灾后社区建设行动取向的特点，在方法上，上海社工（第二批）运用行动研究法指导HJZ安置点社区建设。
（一）行动研究方法的定义
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提供一套系统的手段来调查复杂情境中的各类议题，并从中发现有效解决问题的策略。在行动研究中，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不是单独从事相关工作，参与者并不仅仅是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那些在行动计划设计时涉及的主体都要直接参与到研究中。[17]6行动研究的目的是澄清相关议题，并揭示参与者相关议题的真实经历——事情如何发生以及事情如何影响他们。因此，行动研究必须是一种地方化的研究，其研究焦点是理解事情如何（how）发生，以及理解与研究议题相关人员如何感知、理解和回应此研究议题。[17]19在行动研究中，研究者扮演促进者的角色，而非指导者角色。通过将关键利益相关者对议题的理解视角整合于研究过程的方法能够实现更深入的理解，并形成有效的行动方案。[17]20 （二）行动研究的过程
对于行动研究的过程，不同学者具有不同看法，Stringer认为行动研究的过程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看”（look）、“思考”（think）、“行动”（act）。[17]20其中，“看”主要有两项任务：收集数据、根据收集的数据描述场景。“思考”主要有两项任务：分析此场景中发生了什么、解释和阐释事情为何及如何在场景内发生。“行动”主要有三项任务：根据前解释做出行动计划、实施计划、评估行动效果。[17]8Susman和Evered提出了行动研究的五个阶段：诊断、计划、介入、评估和反思。[18]上述几位学者对行动研究步骤（或阶段）理解的相同之处是，行动研究的过程是螺旋式前进，而不是一个闭合的圈，[19]或者说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为保证行动研究顺利进行，上海社工（第二批）在实务中综合行动研究不同过程，调整后得出以下行动研究模型（见图1）。
Foster认为，在行动研究中，小规模面对面的团体是实现问题情境改变最基本的媒介物。[20]此媒介物在上述模型中就是案主系统（a client system）。案主系统处于最中间，它是行动研究中最基本的要素。它由行动研究者和与研究议题相关的人员共同构成。案主系统与其他各个步骤保持联系，各个步骤相关工作由案主系统共同完成。在本次行动研究中，案主系统由上海社工（第二批）团队成员与HJZ安置点9个社的社长及村社精英共同组成，为方便开展社区行动，本实务工作将其操作化为“一社一领袖一团队”。这个团队既是行动团队，同时也肩负“多样性中介者”的角色。
三、行动研究过程及结果
根据前文的文献回顾，似乎本次HJZ灾后社区建设是先确立社区行动分析框架之后再指导实务工作，也即体现一种“从上到下”的演绎逻辑。事实并非如此。本次灾后社区建设的指导理论嵌入行动研究过程之中，并在行动研究过程中逐步完善。事实上，本次行动研究是“理论——实务”和“实务——理论”双向互动的过程（见图2），后文将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进行陈述。
（一）HJZ灾后社区建设行动计划静态描述
1.各社内部联系（bonding）
“8·03地震”之后，HJZ安置点安置LTS镇9个社，分别是：HJZ社、XJYP社、DJP社、LBD社、HSY社、SBQ社、HNP社、GYS社、DPZ社。9个社共有416顶帐篷、528户、2 256人。这9个社分别来自LTS镇不同地方，在地震之前，9个社相互之间因为山地地形等原因在地里空间上相互隔离，社会联系相对薄弱。9个社在安置点的特点是以社为单位各自选择帐篷安置区域。由于受到山地地形及河流因素的影响，9个社又被分割成三块区域。这种分割不利于9社居民横向联系的建立。从实际情况可以看出，每个社居民同姓居多，比如DJP社总共48户人，其中有44户姓D，而LBD社以L姓为主，XJYP社以X姓为主。此外，各社内部在各自社长带领下日常生活井然有序，比如每个社集体伙食，并安排值班表由不同家庭轮流做饭；白天劳动力上山采花椒、收玉米，老年人负责看管帐篷和小孩。在情绪疏导上，妇女之间自发形成相互支持的团体，通过日常闲聊、哭诉、倾听等方式排解心中积压的负面情绪。整体而言，各社内部联系（bonding）紧密，传统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纽带在灾后日常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互助作用。
为继续增进各个村（社）内部团结，本次社区行动开展了“巧妇团”“棋牌天地”“龙头山好邻居”“生日祝福天天送”服务。这些服务主要针对每个社内部，活动目的是通过组织居民参与本社公共活动，实现居民间频繁的互动，从而提升本社内部村民的凝聚力。在村社内部联系（bonding）这个部分，本次行动还为居民提供个案服务，主要针对各社内部需要心理疏导的村民。此外，通过“巧妇团”形成各社内部情绪支持小组，以缓解震后心理压力。
2.社与社之间的联系（bridging）
“社与社之间联系（bridging）”这个部分主要目的在于提升社与社之间的互动与连结。前文已述，HJZ安置点9个村社来自LTS镇不同地方，虽然内部联系紧密，但是社与社之间联系比较松散。由于这9个社将在HJZ安置点原地重建，因此加强9个社之间的互动、增进彼此间的联系，进而培育社区感是社区公共议题。由于跨越型社会资本的分析和实务对象是集体层次的社区或团体，因此，这个部分的实务工作以9个社为单位，通过跨越社的联谊活动或者社区集体行动（action）、社区集体活动（activities）的方式增加社与社之间的互动频率、增强社与社之间联系的紧密度。
具体实务主要包括“社区行动先锋队工作坊”“建设社区安全感”（包括社区安全联防队、小小社区安全员）、“社区联谊活动”（包括社区棋牌比赛、社区大型联谊活动）。“社区行动先锋队”由9个社自行推选4名成员组成，主要负责各社内部相关事宜。“社区安全联防队”和“小小安全员”主要针对社区居民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其中前者由各个社推选4名队员组成，并负责守夜、巡逻等工作，后者由社区内小朋友组成，在社会工作者的培训下协助他们识别社区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比如吸烟等），并及时制止。“让爱飘扬社区活动”和“社区棋牌联赛”主要通过文化娱乐的方式将9个社的居民联系起来，增强社与社之间的联系。
从功能上看，跨越村社的活动一方面增加了不同社居民互动沟通的机会，增加安置社区的联系；另一方面协助居民解决一些只靠本社不能应对的问题（比如社区安全）。具体而言，“社区棋牌联赛”抓住社区地方特色娱乐活动“十三张”，“斗小二”，通过9个社竞赛的方式带动居民互动。“让爱飘扬社区活动”以大型社区活动的方式对社区居民前期的社区参与进行总结与表彰，进而起到强化的作用。“社区行动先锋队”“社区安全联防队”“小小安全员”主要通过社区中不同群体之间对当前社区存在的公共诉求——社区安全，让9个社将此安置点公共诉求转化成社区当前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团结的局面，并通过社区安全建设（如夜间巡逻）实现互助与合作。 3.安置社区与外来组织间的联系（linking）
“社区与外来组织间的联系（linking）”的分析和实务对象是整个HJZ安置点。这个部分主要将进入安置点的外来社会组织进行资源整合，并使其系统地与HJZ安置社区形成联系，为HJZ安置社区服务。为实现此目的，本次实务工作主要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社区外来组织联席会议”；其二是“社区项目联动”。
HJZ安置点存在多个外来组织：Z心理所、L基金会、T公益、W社工、Y疾控中心、Z疾控中心、S建筑机构等。由于各个外来组织负责的上级主管单位不同，各组织间缺乏横向联系。为使安置点各类资源效用最大化，上海社工（第二批）通过走访和联席会议的方式与各个组织就共享资源等达成合作共识。上海社工将各公益组织部分服务纳入本次实务工作的总体服务框架中（比如共同组织大型社区活动、参与社区行动先锋队培训、小小安全员培训等）。在操作上各个组织正常发挥各自功能，但不相互竞争。
从功能上看，通过联席会议和项目联动的方式，实现了居民与这些组织之间垂直方向的连结（linking），同时保证社区内多种不同类型的资源（正式与非正式、内容多样性）在统一的理念下，推动HJZ安置点灾后社区建设。
上文从静态角度描述了“以社会资本为基础的社区行动分析框架”在HJZ安置点灾后社区建设中的运作。它的缺点是没有体现出行动研究在社区行动当中的特点和作用。在后文的论述中，将从方案整体形成的过程来说明本次灾后社区建设所体现的行动研究法特征以及理论浮现过程。
（二）HJZ灾后社区建设行动计划形成过程
本次社区行动计划的最终形成，严格遵循行动研究中“诊断、行动计划、行动执行、评估、学习”的循环过程展开（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本次灾后社区行动计划历经半月才得以最终完成（实际上在操作过程中，一直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不断调整）。按照行动研究法，本次社区行动计划的形成经历了“诊断—行动计划—行动执行—行动结果反思”的循环过程。在本次行动过程中，为保证实务工作具有地方性特点，行动研究团队将社区领袖纳入行动研究团队，一同参与社区问题分析、行动方案制定等工作。其主要表现就是“一社一领袖一团队”。“一社”主要指安置点各个村（社），“一领袖”指各个村（社）社长，“一团队”指以社长为核心配备三位本社村民精英，并加上一名上海社工。在这个工作系统中，上海社工（第二批）在充分尊重本地传统社区资源（如村社精英、邻里互助等）的基础上，将专业社会工作“嵌入”其中，通过本土社区资源与外来专业社会工作相互融合的过程，提升安置点应对多样化需求的能力。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各团队在本社开展社区行动，当涉及安置点社区整体利益（比如消防安全、社会治安、邻里关系建设等）时，各团队通过“社区行动先锋队工作坊”讨论相关议题，并最终确定行动方案。这体现了本次实务工作重视安置点“案主系统（client system）”发挥功能的特点。
“以社会资本为基础的社区行动分析框架”强调“多样性中介者”在运作桥梁型社会网络和垂直型社会网络中的作用。虽然这一角色可以由上海社工承担，但是，从为社区增能的目的出发，本次行动研究将此“中介者”转换成“一社一领袖一团队”的案主系统。在此系统中，上海社工扮演教育者和促进者的角色，随着HJZ安置点社区建设的深入及安置点村民能力的提升，上海社工（第二批）逐渐从行动的前台转向后台，将社区建设的权力还给HJZ安置点居民。
（三）行动研究结果和效果
服务结果也即服务产出（output）。本次灾后社区行动完成了“棋牌社”“社区行动先锋队”等多个团队的组建和培训，开展了社区大型联谊活动、社区棋牌联赛等社区联谊活动（具体见图2）。行动效果（effects）主要指本次灾后社区行动是否通过图2所示的各项活动提升了社区邻里之间的互动（也即社区社会资本）。从逻辑上讲，HJZ居民在参与各项社区活动过程中可以实现邻里互动、提升社区社会资本。从实际效果看，上海社工（第二批）在服务末期，通过焦点小组访谈的方式收集不同类型的社区居民对本次服务的主观评价，本次焦点小组共有34人参与。为保证所获评价的多样性，参与焦点小组的成员年龄分布为20—70岁之间，男性略多于女性，包含村社领导和普通村民。居民对本次社工行动的主观评价主要包括以下三点（楷体为居民和专家的原话）：第一，心理改变：你们的到来首先改变了我们的心理状况，我们更愿意和其他人交流了；第二，社区氛围活跃：你们的活动让我们HJZ比以前更活跃，星期天娃娃放学回来都有更多的活动可以参加；第三，社区联系增强：以前我们社与社之间虽然都认识，但是交流比较少，你们来了之后，做的这些活动让我们更愿意相互走动。除了居民主观上的评价外，民政部灾后重建督导专家顾教授从对比的视角对服务效果进行了评估：这是我第三次来到HJZ，这一次来我感到很惊讶，因为这一次来我发现和前两次相比，HJZ安置点多了很多生活气息，居民开起了小卖部，社区里走动的人更多，开始愿意在安置社区公开场合讨论事情、晾晒经济作物。这些是前两次来无法看到的。其实社区重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重建这种社区生活感。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居民自身的感受，还是来自灾后重建督导专家的比较评估，皆指出HJZ发生的变化。
从效果上讲，定性的评价面临一个问题，即在长达近一个月的服务中，社区居民及社区表现出来的改变是否源自上海社工（第二批）提供的服务。回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识别除了上海社工（第二批）的服务外其他重要的潜在影响因素。上海社工（第二批）服务期间，主要有两个潜在的影响因素：其他外来组织提供的服务和国家灾后重建政策。首先，就其他外来组织提供的服务而言，HJZ安置点在上海社工（第二批）服务期间没有接受其他新的外来社区组织提供的服务，因此可以排除外来其他组织服务的干扰。其次，就国家灾后重建政策而言，服务期间，居民经常向上海社工（第二批）咨询灾后重建相关政策。可以推断，外在政策对安置点居民的思想和行为具有一定影响。从时间上看，上海社工（第二批）服务时间于2014年10月底结束，而国务院有关灾后重建的政策于2014年11月下旬出台。灾后重建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发生在上海社工（第二批）服务之后。由此，影响服务效果的两个潜在因素被排除，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社区的改变源自上海社工（第二批）的实务工作。实际上，评估应该使用更加严格的方法，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最终选用了上述定性主观评价法进行服务效果评估。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次灾后社区实务工作具有三大特点：第一，以行动研究法作为支撑；第二，以“社会资本为基础的社区行动分析框架”作为理论指导；第三，将安置社区作为社区场域处理。这三者有一些共同特点：强调行动取向、强调社会联系的重要性、强调动态特征、重视当时当地实际情况。这些特征与社会工作核心要素高度相似。因此，灾后社区建设可以参照三者结合的方式开展实务工作。本文在此提出一种基于“社会资本—社区场域—行动研究”为核心特征的灾后社区建设行动模型。
在使用该模型时，重点和难点在于作为理论指导的社会资本如何与当时当地实际情况相适应、社会资本如何与实务技术匹配。根据前文的论述，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社会科学研究中演绎的逻辑思维来处理。社会资本作为一个中层理论，在实务工作中应该对其进行操作化处理。由于实务工作与定量研究不同，此处的操作化应该注意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就本次实务工作而言，上海社工（第二批）将其操作化为村社内部紧密型联系（bonding）、跨越村社的联系（bridging）、社区与外部组织的联系（linking）。在具体操作时，根据HJZ安置点实际情况选择重点，并开展实务工作，比如因为安置点各村社内部团结紧密，因而行动研究者将更多精力放到跨越村社和与外部组织联系的培育上，具体实务技术是各类社区活动，如 “斗小二”“象棋比赛”“外来社会组织联系会议”“大型社区活动”等。
在本次HJZ安置点灾后社区建设实务工作中，上海社工（第二批）至少具有两重身份：行动研究者、实务工作者。作为行动研究者，上海社工（第二批）承担搜集资料、分析安置点问题等工作；作为实务工作者，上海社工（第二批）承担组织安置点村民讨论社区问题、组建行动团队、链接其他资源、组织社区活动、开展工作坊等工作。在角色上，上海社工（第二批）扮演了促进者、链接者、教育者等多重角色。这些角色随着HJZ安置点的变化而变化，经历了从前台到后台的转变。
（二）讨论
社会工作经常都会被贴上“缺乏中层理论（或者说缺乏理论）”的标签。社会工作真的没有理论，或者中层理论吗？实际上，社会工作专业领域就理论已经达成一种共识，即社会工作的理论包括为社会工作的理论（theory for social work）与社会工作的理论（theory of social work），二者的区别笔者在此不再赘言。笔者的立场是，社会工作有理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理论与实务相结合。对此问题的回应比较多，但是大多停留在抽象的思辨层面。
本文对鲁甸8·03地震后上海社工（第二批）灾后社区建设经验的梳理，呈现了社会工作实务工作中从理论转向实务的具体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技术是“操作化”。笔者借用华莱士社会科学研究环中演绎的思想，根据社会资本自身的特征将其操作化为三种不同类型，然后再根据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特征设计相应的实务工作（前文静态描述部分体现这个思想）。由于社会工作专业自身的特点，在“操作化”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应当充分考虑到社区内的独特性。如果说理论的操作化是“从上到下”的过程，而从社区当时当地出发开展实务是“从下到上”的过程，那么，社会工作专业在处理理论与实务的关系时，可以采用一种折中的方法，在理论与地方性知识之间形成一种平衡。上海社工（第二批）的经验告诉我们，使用行动研究法，将研究者视为行动者、将研究者置于地方性场景中，通过将理论与实际情况互动的方式可以实现这种平衡（前文计划行程过程体现这个思想）。
基于实务经验和思考，笔者提出一个理论和实务相结合的方法，以回应“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脱节”的质疑（如图3）。
（2014年云南鲁甸8.03地震后，上海市民政局组织上海社工服务队赴鲁甸进行灾后重建工作。笔者有幸成为上海社工服务队（第二批）成员赴鲁甸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灾后社区重建工作。笔者在此要感谢8.03鲁甸社工支援团上海社工服务队（第二批）全体队员：顾东辉教授、孙鸿平、付芳、徐敏、张殿芝、张娅萍、陆晴、王晓英、张坤、刘江。同时还要感谢HJZ安置点9个社的所有村民。正是由于上海社工（第二批）与HJZ安置点村民的共同努力，才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思维的火花及写作的材料。）
注释
①资料来源：上海社工支援团（第二批）撰写的《HJZ日志》。该日志每天一篇，内容记录了工作团队每天工作内容和团队成员工作记录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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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资本； 行动研究； 社会工作； 灾后重建； 社区场域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6）05-0040-10
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是灾后重建的重要工作内容。社会基础设施主要指当地的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往与灾难有关的研究认为，社会关系是灾后重建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对灾后重建具有积极作用。[1]张昱认为，面对灾区原有社会关系、组织关系因地震破坏而解体的情况，应从个体自我关系、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区、个体与政府、个体与环境五条路径恢复和重建社会关系。[2]灾难研究者已经论证了社会凝聚和网络在灾难中和灾难后的作用。灾难研究者使用社会资本来解释个体和社区在灾后的恢复路径。社会网络为灾后个体提供了经济的和非经济的资源。那些独立的、具有较少社会连结的个体较不容易获得救援、较少获得医疗帮助、较难采取预防性的撤离行动、较少获得来自他人的援助。[3]总之，社会资本对灾难后的抗逆力建设具有积极的效果。[4]
虽然过往研究已经论证了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在灾后重建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用这些理论指导灾后社会重建，或者说，这些理论如何运用到实务工作当中。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云南8·03鲁甸地震上海社工支援团（第二批）在HJZ安置点的实务工作为案例展开分析，展示灾后社会重建过程的同时，回应社会工作实务中理论与实务脱节的质疑。上海社工支援团（第二批）将其为期近一个月的灾后社区实务工作按照行动研究法的方式严格开展，为揭示社会工作如何进行灾后安置社区与社会重建提供了良好的分析蓝本。
一、文献回顾
（一）社会资本与灾后重建
社会资本的概念可以分成两个基本层次：一是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它是一种嵌入于个人行动者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产生于行动者外在的社会关系，其功能在于帮助行动者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另一种是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它是群体中表现为规范、信任和网络联系的特征，这些特征形成于行动者内部的关系，其功能在于提升群体的集体水平。[1]经验研究表明，微观社会资本有助于个人得到就业信息、社会资源、知识及社会支持，因而有助于人们获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宏观社会资本则对提高社会的经济绩效、推动和维护民主化进程、消除贫困、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5]王理平、许佳君、王晓怡通过对汶川震后安置社区的考察发现，传统型社会资本（亲缘关系纽带）在搜救幸存者、信息传播、提供基本生存和生活支持方面具有积极作用。[6]
就分类而言，常见的关于社会资本的类型有三种：紧密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桥梁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垂直型社会资本（linking social capital）。[7]它们在灾后重建工作中具有不同的作用。
紧密社会资本是灾后个体的重要资源。[8]紧密型社会资本分析单位是个体，它强调的是个体间的横向联系。它是一种向内的资本类型。较多紧密型社会资本存量能够帮助个体在灾后获得帮助、协助个体采取灾后准备工作、获得灾后物资供给、获得及时的援助。[9]紧密社会资本能够减少个体从正式组织那里寻求援助的可能性，[10]并且能够增加个体对受灾人员需求采取援救行动的可能性。此外，高水平紧密型社会资本能够在居民中间形成较高水平的信任和规则。
桥梁型社会资本同样对灾后社区恢复具有积极作用。桥梁型社会资本的分析单位是集体层次的团体或组织，它强调集体层次的横向联系。桥梁型社会资本是一种向外的资本类型，它能够在灾难情境中提供获得新的、有利于社区长期恢复的新的资源与援助的机会和信息。[9]组织之间的联系能够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和非正式连结提供一些紧密型社会资本无法提供的援助，比如来自组织的支持、慈善募捐等。
垂直型社会资本是外向型社会资本。它的分析单位是由不同个体、团体、组织构成的社区，它强调作为整体的社区与外在的正式或非正式社会组织之间的纵向联系。社区要与政府和其他组织，包括财政组织、志愿机构等形成联系，获得这些外在机构的帮助来缓解灾后的影响。
（二）基于社会资本的社区行动分析框架
由于社会资本在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具有积极作用，Golam M. Mathbor根据上述三种类型的社会资本提出基于三个步骤的灾后社区社会资本建设模型。在Mathbor的模型中，社会资本的运作从社区内的紧密联系开始，此时的分析对象是社区内的个体。社区内的紧密联系可以通过社区内的娱乐活动、宗教活动、心理社会支持等方式得以实现。[11]跨越社区之间联系的分析对象是集体层次社区内的不同团体。此时，不同团体通过实现共同利益的方式实现团结与合作。最后的步骤是垂直型社会联系，它要求社区与政府和其他组织（包括财政组织、志愿机构等）形成联系，以便于获得这些外在机构的帮助来缓解灾难的影响。根据Aldrich和Meyer的观点，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在灾后社区建设过程中因社区社会资本存量的不同而只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12] 上述社会资本建设模型只是静态地描述了三种社会资本及其与灾后建设的关系。该模型没有说明由谁来推动社会资本建设、不同团体之间团结与合作的机制是什么。相较于上述模型缺乏对动力源的考虑，Sue Kilpatrick、John Field 和Ian Falk提出的基于社会资本的社区行动分析框架包含了行动者视角，该分析框架包括5个方面。[13]
第一，内部和外部网络的平衡。社区内部紧密网络（bonding networks）。有两种类型的外部联系：桥梁型网络（bridging networks）、垂直型网络（linking networks）。
第二，多样性中介者。这类中介者能够有效运作桥梁型社会网络和垂直型社会网络。
第三，作为社区成员的自信、自尊，以及合作与解决冲突问题的能力。
第四，存在于社区中的规则（norm），尤其是具有包容多样性的、互惠的规则。
第五，社区具有共享的愿景（vision）。由于该分析框架关注的焦点是关系（或网络），因此在社区行动过程中要充分动员和利用社区内部各种关系（或网络），增加社区的凝聚力，从而推动社区整体朝着共同的目标（愿景）实现改变。
灾后安置社区建设是一个行动过程。它是在不同行动主体互动过程中完成的。基于此，本文将以上述具有行动者视角的社会资本作为指导，分析上海社工（第二批）在鲁甸HJZ安置点的实务工作。
（三）作为场域的安置社区
1.作为场域的安置社区
长期以来，国内相关研究和实践都将灾后安置点命名为“安置社区”（或灾后安置社区）。就灾后安置社区的界定，张昱将安置社区分为应急型和过渡型两类，并按照对安置人口数量、人口异质性特征、组织、功能等要素的分析，认为安置社区具有社区的基本要素。他继而认为，安置社区的建设应该按照正常社区的方式展开。[2]这种将灾后安置社区和一般社区通过类比的方式来确立其学术上的合理性具有一定意义。它将灾后安置社区视为一个静态的整体，按照成熟的社区特征为模板，从关系、组织、功能等方面进行建设。它的缺点是忽视灾后安置社区的动态性。根据前文基于社会资本的社区行动分析框架可知，它强调的是在行动中改变灾后安置社区的社会联系。因此，实务工作的对象不再是静止的社区（或准社区），而是安置点内存在的各种社会联系。实务工作的目标是完成三种不同类型社会联系的重建。因此，有必要从静态的社区观转向动态的社区观。为保证学术分析的合理性，本研究从互动论的角度来认识安置社区，并将其作为社区场域来理解。
2.社区场域的特征
社区场域理论是由美国社区研究专家考夫曼提出，并经过他的学生威尔金森的系统阐释而得以确立的社区理论。该理论从社区的本质是社会互动出发，提出社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居民、群体和组织，为了解决地域性集体问题、追求地域性集体福利而发起的集体行动场域。与传统的功能论社区理论相比，它不是把社区看成是一个具有自我维持倾向的、相对完整的社会系统单元，而是把社区看成一个无明确边界的、构成要素和结构都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社会互动过程。它不是把社区结构视为解释的起点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视社区行动本身为社区的存在形式，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14]
考夫曼注重社区场域中的社区行动。他认为，当研究者将社区当作互动的场域进行理解和分析的对象时，其研究的重点是社区场域内发生的社区行动（community action）和互动（与人口的、生态的、心理等情境的互动，与地方性场域及大众社会中其他互动场域的互动）。[14]社区行动是通过社区场域内的行动者、团体、组织等通过互动而实现。Wilkinson认为，社区场域由行动者、组织和行动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其中组织既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行动则是指行动者参与其中的项目、工程或活动。[15]
3.社区场域的形成和动力
社区场域如何形成？社区场域的形成依赖于这样的认知，即虽然不同的社会场域因不同的利益而具有不同特征，但是，重叠的场域因为人们居住在同一地方而存在，并能够在这一地域范围实现不同团体之间的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就是“社区利益”。当社区利益通过连接与合作而得到确认时，社区场域就产生，这种社区利益能够确认和增强不同社会场域的社区共同感。[15]社区场域行动的目标是要在不同场域中的行动或行动者之间创造一种连结（bridging），以增强不同利益场域之间的共同性。[16]因此，社区场域形成的动力在于社区共同利益。
上述社区场域从互动的角度重新认识灾后安置社区的本质。从理论上看，它与以社会资本为基础的社区行动分析框架吻合；从实践上看，它倡导的动态社区观为灾后社区建设提供了支持；从灾后社区实际情况看，它将灾后社区内不同要素（本地要素、外来要素）包含进其内涵。灾后社区建设以行动作为导向，因此，内含行动特征的社会资本分析框架和社区场域观是指导灾后社区社会工作的重要理论和视角。上海社工（第二批）服务（2014年10月2日到2014年10月30日）的HJZ安置点由9个社临时组成。上海社工（第二批）根据社区场域的观点将9个社作为实务对象，通过鼓励村民参与社区行动实现HJZ社区建设。
二、研究方法
社区场域从动态的角度认识灾后安置社区，为社区行动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体现灾后社区建设行动取向的特点，在方法上，上海社工（第二批）运用行动研究法指导HJZ安置点社区建设。
（一）行动研究方法的定义
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提供一套系统的手段来调查复杂情境中的各类议题，并从中发现有效解决问题的策略。在行动研究中，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不是单独从事相关工作，参与者并不仅仅是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那些在行动计划设计时涉及的主体都要直接参与到研究中。[17]6行动研究的目的是澄清相关议题，并揭示参与者相关议题的真实经历——事情如何发生以及事情如何影响他们。因此，行动研究必须是一种地方化的研究，其研究焦点是理解事情如何（how）发生，以及理解与研究议题相关人员如何感知、理解和回应此研究议题。[17]19在行动研究中，研究者扮演促进者的角色，而非指导者角色。通过将关键利益相关者对议题的理解视角整合于研究过程的方法能够实现更深入的理解，并形成有效的行动方案。[17]20 （二）行动研究的过程
对于行动研究的过程，不同学者具有不同看法，Stringer认为行动研究的过程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看”（look）、“思考”（think）、“行动”（act）。[17]20其中，“看”主要有两项任务：收集数据、根据收集的数据描述场景。“思考”主要有两项任务：分析此场景中发生了什么、解释和阐释事情为何及如何在场景内发生。“行动”主要有三项任务：根据前解释做出行动计划、实施计划、评估行动效果。[17]8Susman和Evered提出了行动研究的五个阶段：诊断、计划、介入、评估和反思。[18]上述几位学者对行动研究步骤（或阶段）理解的相同之处是，行动研究的过程是螺旋式前进，而不是一个闭合的圈，[19]或者说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为保证行动研究顺利进行，上海社工（第二批）在实务中综合行动研究不同过程，调整后得出以下行动研究模型（见图1）。
Foster认为，在行动研究中，小规模面对面的团体是实现问题情境改变最基本的媒介物。[20]此媒介物在上述模型中就是案主系统（a client system）。案主系统处于最中间，它是行动研究中最基本的要素。它由行动研究者和与研究议题相关的人员共同构成。案主系统与其他各个步骤保持联系，各个步骤相关工作由案主系统共同完成。在本次行动研究中，案主系统由上海社工（第二批）团队成员与HJZ安置点9个社的社长及村社精英共同组成，为方便开展社区行动，本实务工作将其操作化为“一社一领袖一团队”。这个团队既是行动团队，同时也肩负“多样性中介者”的角色。
三、行动研究过程及结果
根据前文的文献回顾，似乎本次HJZ灾后社区建设是先确立社区行动分析框架之后再指导实务工作，也即体现一种“从上到下”的演绎逻辑。事实并非如此。本次灾后社区建设的指导理论嵌入行动研究过程之中，并在行动研究过程中逐步完善。事实上，本次行动研究是“理论——实务”和“实务——理论”双向互动的过程（见图2），后文将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进行陈述。
（一）HJZ灾后社区建设行动计划静态描述
1.各社内部联系（bonding）
“8·03地震”之后，HJZ安置点安置LTS镇9个社，分别是：HJZ社、XJYP社、DJP社、LBD社、HSY社、SBQ社、HNP社、GYS社、DPZ社。9个社共有416顶帐篷、528户、2 256人。这9个社分别来自LTS镇不同地方，在地震之前，9个社相互之间因为山地地形等原因在地里空间上相互隔离，社会联系相对薄弱。9个社在安置点的特点是以社为单位各自选择帐篷安置区域。由于受到山地地形及河流因素的影响，9个社又被分割成三块区域。这种分割不利于9社居民横向联系的建立。从实际情况可以看出，每个社居民同姓居多，比如DJP社总共48户人，其中有44户姓D，而LBD社以L姓为主，XJYP社以X姓为主。此外，各社内部在各自社长带领下日常生活井然有序，比如每个社集体伙食，并安排值班表由不同家庭轮流做饭；白天劳动力上山采花椒、收玉米，老年人负责看管帐篷和小孩。在情绪疏导上，妇女之间自发形成相互支持的团体，通过日常闲聊、哭诉、倾听等方式排解心中积压的负面情绪。整体而言，各社内部联系（bonding）紧密，传统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纽带在灾后日常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互助作用。
为继续增进各个村（社）内部团结，本次社区行动开展了“巧妇团”“棋牌天地”“龙头山好邻居”“生日祝福天天送”服务。这些服务主要针对每个社内部，活动目的是通过组织居民参与本社公共活动，实现居民间频繁的互动，从而提升本社内部村民的凝聚力。在村社内部联系（bonding）这个部分，本次行动还为居民提供个案服务，主要针对各社内部需要心理疏导的村民。此外，通过“巧妇团”形成各社内部情绪支持小组，以缓解震后心理压力。
2.社与社之间的联系（bridging）
“社与社之间联系（bridging）”这个部分主要目的在于提升社与社之间的互动与连结。前文已述，HJZ安置点9个村社来自LTS镇不同地方，虽然内部联系紧密，但是社与社之间联系比较松散。由于这9个社将在HJZ安置点原地重建，因此加强9个社之间的互动、增进彼此间的联系，进而培育社区感是社区公共议题。由于跨越型社会资本的分析和实务对象是集体层次的社区或团体，因此，这个部分的实务工作以9个社为单位，通过跨越社的联谊活动或者社区集体行动（action）、社区集体活动（activities）的方式增加社与社之间的互动频率、增强社与社之间联系的紧密度。
具体实务主要包括“社区行动先锋队工作坊”“建设社区安全感”（包括社区安全联防队、小小社区安全员）、“社区联谊活动”（包括社区棋牌比赛、社区大型联谊活动）。“社区行动先锋队”由9个社自行推选4名成员组成，主要负责各社内部相关事宜。“社区安全联防队”和“小小安全员”主要针对社区居民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其中前者由各个社推选4名队员组成，并负责守夜、巡逻等工作，后者由社区内小朋友组成，在社会工作者的培训下协助他们识别社区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比如吸烟等），并及时制止。“让爱飘扬社区活动”和“社区棋牌联赛”主要通过文化娱乐的方式将9个社的居民联系起来，增强社与社之间的联系。
从功能上看，跨越村社的活动一方面增加了不同社居民互动沟通的机会，增加安置社区的联系；另一方面协助居民解决一些只靠本社不能应对的问题（比如社区安全）。具体而言，“社区棋牌联赛”抓住社区地方特色娱乐活动“十三张”，“斗小二”，通过9个社竞赛的方式带动居民互动。“让爱飘扬社区活动”以大型社区活动的方式对社区居民前期的社区参与进行总结与表彰，进而起到强化的作用。“社区行动先锋队”“社区安全联防队”“小小安全员”主要通过社区中不同群体之间对当前社区存在的公共诉求——社区安全，让9个社将此安置点公共诉求转化成社区当前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团结的局面，并通过社区安全建设（如夜间巡逻）实现互助与合作。 3.安置社区与外来组织间的联系（linking）
“社区与外来组织间的联系（linking）”的分析和实务对象是整个HJZ安置点。这个部分主要将进入安置点的外来社会组织进行资源整合，并使其系统地与HJZ安置社区形成联系，为HJZ安置社区服务。为实现此目的，本次实务工作主要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社区外来组织联席会议”；其二是“社区项目联动”。
HJZ安置点存在多个外来组织：Z心理所、L基金会、T公益、W社工、Y疾控中心、Z疾控中心、S建筑机构等。由于各个外来组织负责的上级主管单位不同，各组织间缺乏横向联系。为使安置点各类资源效用最大化，上海社工（第二批）通过走访和联席会议的方式与各个组织就共享资源等达成合作共识。上海社工将各公益组织部分服务纳入本次实务工作的总体服务框架中（比如共同组织大型社区活动、参与社区行动先锋队培训、小小安全员培训等）。在操作上各个组织正常发挥各自功能，但不相互竞争。
从功能上看，通过联席会议和项目联动的方式，实现了居民与这些组织之间垂直方向的连结（linking），同时保证社区内多种不同类型的资源（正式与非正式、内容多样性）在统一的理念下，推动HJZ安置点灾后社区建设。
上文从静态角度描述了“以社会资本为基础的社区行动分析框架”在HJZ安置点灾后社区建设中的运作。它的缺点是没有体现出行动研究在社区行动当中的特点和作用。在后文的论述中，将从方案整体形成的过程来说明本次灾后社区建设所体现的行动研究法特征以及理论浮现过程。
（二）HJZ灾后社区建设行动计划形成过程
本次社区行动计划的最终形成，严格遵循行动研究中“诊断、行动计划、行动执行、评估、学习”的循环过程展开（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本次灾后社区行动计划历经半月才得以最终完成（实际上在操作过程中，一直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不断调整）。按照行动研究法，本次社区行动计划的形成经历了“诊断—行动计划—行动执行—行动结果反思”的循环过程。在本次行动过程中，为保证实务工作具有地方性特点，行动研究团队将社区领袖纳入行动研究团队，一同参与社区问题分析、行动方案制定等工作。其主要表现就是“一社一领袖一团队”。“一社”主要指安置点各个村（社），“一领袖”指各个村（社）社长，“一团队”指以社长为核心配备三位本社村民精英，并加上一名上海社工。在这个工作系统中，上海社工（第二批）在充分尊重本地传统社区资源（如村社精英、邻里互助等）的基础上，将专业社会工作“嵌入”其中，通过本土社区资源与外来专业社会工作相互融合的过程，提升安置点应对多样化需求的能力。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各团队在本社开展社区行动，当涉及安置点社区整体利益（比如消防安全、社会治安、邻里关系建设等）时，各团队通过“社区行动先锋队工作坊”讨论相关议题，并最终确定行动方案。这体现了本次实务工作重视安置点“案主系统（client system）”发挥功能的特点。
“以社会资本为基础的社区行动分析框架”强调“多样性中介者”在运作桥梁型社会网络和垂直型社会网络中的作用。虽然这一角色可以由上海社工承担，但是，从为社区增能的目的出发，本次行动研究将此“中介者”转换成“一社一领袖一团队”的案主系统。在此系统中，上海社工扮演教育者和促进者的角色，随着HJZ安置点社区建设的深入及安置点村民能力的提升，上海社工（第二批）逐渐从行动的前台转向后台，将社区建设的权力还给HJZ安置点居民。
（三）行动研究结果和效果
服务结果也即服务产出（output）。本次灾后社区行动完成了“棋牌社”“社区行动先锋队”等多个团队的组建和培训，开展了社区大型联谊活动、社区棋牌联赛等社区联谊活动（具体见图2）。行动效果（effects）主要指本次灾后社区行动是否通过图2所示的各项活动提升了社区邻里之间的互动（也即社区社会资本）。从逻辑上讲，HJZ居民在参与各项社区活动过程中可以实现邻里互动、提升社区社会资本。从实际效果看，上海社工（第二批）在服务末期，通过焦点小组访谈的方式收集不同类型的社区居民对本次服务的主观评价，本次焦点小组共有34人参与。为保证所获评价的多样性，参与焦点小组的成员年龄分布为20—70岁之间，男性略多于女性，包含村社领导和普通村民。居民对本次社工行动的主观评价主要包括以下三点（楷体为居民和专家的原话）：第一，心理改变：你们的到来首先改变了我们的心理状况，我们更愿意和其他人交流了；第二，社区氛围活跃：你们的活动让我们HJZ比以前更活跃，星期天娃娃放学回来都有更多的活动可以参加；第三，社区联系增强：以前我们社与社之间虽然都认识，但是交流比较少，你们来了之后，做的这些活动让我们更愿意相互走动。除了居民主观上的评价外，民政部灾后重建督导专家顾教授从对比的视角对服务效果进行了评估：这是我第三次来到HJZ，这一次来我感到很惊讶，因为这一次来我发现和前两次相比，HJZ安置点多了很多生活气息，居民开起了小卖部，社区里走动的人更多，开始愿意在安置社区公开场合讨论事情、晾晒经济作物。这些是前两次来无法看到的。其实社区重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重建这种社区生活感。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居民自身的感受，还是来自灾后重建督导专家的比较评估，皆指出HJZ发生的变化。
从效果上讲，定性的评价面临一个问题，即在长达近一个月的服务中，社区居民及社区表现出来的改变是否源自上海社工（第二批）提供的服务。回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识别除了上海社工（第二批）的服务外其他重要的潜在影响因素。上海社工（第二批）服务期间，主要有两个潜在的影响因素：其他外来组织提供的服务和国家灾后重建政策。首先，就其他外来组织提供的服务而言，HJZ安置点在上海社工（第二批）服务期间没有接受其他新的外来社区组织提供的服务，因此可以排除外来其他组织服务的干扰。其次，就国家灾后重建政策而言，服务期间，居民经常向上海社工（第二批）咨询灾后重建相关政策。可以推断，外在政策对安置点居民的思想和行为具有一定影响。从时间上看，上海社工（第二批）服务时间于2014年10月底结束，而国务院有关灾后重建的政策于2014年11月下旬出台。灾后重建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发生在上海社工（第二批）服务之后。由此，影响服务效果的两个潜在因素被排除，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社区的改变源自上海社工（第二批）的实务工作。实际上，评估应该使用更加严格的方法，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最终选用了上述定性主观评价法进行服务效果评估。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次灾后社区实务工作具有三大特点：第一，以行动研究法作为支撑；第二，以“社会资本为基础的社区行动分析框架”作为理论指导；第三，将安置社区作为社区场域处理。这三者有一些共同特点：强调行动取向、强调社会联系的重要性、强调动态特征、重视当时当地实际情况。这些特征与社会工作核心要素高度相似。因此，灾后社区建设可以参照三者结合的方式开展实务工作。本文在此提出一种基于“社会资本—社区场域—行动研究”为核心特征的灾后社区建设行动模型。
在使用该模型时，重点和难点在于作为理论指导的社会资本如何与当时当地实际情况相适应、社会资本如何与实务技术匹配。根据前文的论述，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社会科学研究中演绎的逻辑思维来处理。社会资本作为一个中层理论，在实务工作中应该对其进行操作化处理。由于实务工作与定量研究不同，此处的操作化应该注意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就本次实务工作而言，上海社工（第二批）将其操作化为村社内部紧密型联系（bonding）、跨越村社的联系（bridging）、社区与外部组织的联系（linking）。在具体操作时，根据HJZ安置点实际情况选择重点，并开展实务工作，比如因为安置点各村社内部团结紧密，因而行动研究者将更多精力放到跨越村社和与外部组织联系的培育上，具体实务技术是各类社区活动，如 “斗小二”“象棋比赛”“外来社会组织联系会议”“大型社区活动”等。
在本次HJZ安置点灾后社区建设实务工作中，上海社工（第二批）至少具有两重身份：行动研究者、实务工作者。作为行动研究者，上海社工（第二批）承担搜集资料、分析安置点问题等工作；作为实务工作者，上海社工（第二批）承担组织安置点村民讨论社区问题、组建行动团队、链接其他资源、组织社区活动、开展工作坊等工作。在角色上，上海社工（第二批）扮演了促进者、链接者、教育者等多重角色。这些角色随着HJZ安置点的变化而变化，经历了从前台到后台的转变。
（二）讨论
社会工作经常都会被贴上“缺乏中层理论（或者说缺乏理论）”的标签。社会工作真的没有理论，或者中层理论吗？实际上，社会工作专业领域就理论已经达成一种共识，即社会工作的理论包括为社会工作的理论（theory for social work）与社会工作的理论（theory of social work），二者的区别笔者在此不再赘言。笔者的立场是，社会工作有理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理论与实务相结合。对此问题的回应比较多，但是大多停留在抽象的思辨层面。
本文对鲁甸8·03地震后上海社工（第二批）灾后社区建设经验的梳理，呈现了社会工作实务工作中从理论转向实务的具体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技术是“操作化”。笔者借用华莱士社会科学研究环中演绎的思想，根据社会资本自身的特征将其操作化为三种不同类型，然后再根据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特征设计相应的实务工作（前文静态描述部分体现这个思想）。由于社会工作专业自身的特点，在“操作化”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应当充分考虑到社区内的独特性。如果说理论的操作化是“从上到下”的过程，而从社区当时当地出发开展实务是“从下到上”的过程，那么，社会工作专业在处理理论与实务的关系时，可以采用一种折中的方法，在理论与地方性知识之间形成一种平衡。上海社工（第二批）的经验告诉我们，使用行动研究法，将研究者视为行动者、将研究者置于地方性场景中，通过将理论与实际情况互动的方式可以实现这种平衡（前文计划行程过程体现这个思想）。
基于实务经验和思考，笔者提出一个理论和实务相结合的方法，以回应“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脱节”的质疑（如图3）。
（2014年云南鲁甸8.03地震后，上海市民政局组织上海社工服务队赴鲁甸进行灾后重建工作。笔者有幸成为上海社工服务队（第二批）成员赴鲁甸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灾后社区重建工作。笔者在此要感谢8.03鲁甸社工支援团上海社工服务队（第二批）全体队员：顾东辉教授、孙鸿平、付芳、徐敏、张殿芝、张娅萍、陆晴、王晓英、张坤、刘江。同时还要感谢HJZ安置点9个社的所有村民。正是由于上海社工（第二批）与HJZ安置点村民的共同努力，才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思维的火花及写作的材料。）
注释
①资料来源：上海社工支援团（第二批）撰写的《HJZ日志》。该日志每天一篇，内容记录了工作团队每天工作内容和团队成员工作记录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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