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岁在甲申。
　　这一年的正月初一，是公元1644年2月8日。
　　新年第一天，崇祯早早地起床，传诏鸣钟上朝，这一年，他34岁。等崇祯走進皇极殿也就是今天的太和殿的时候，他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殿前空空如也，只有一个卫士站在那里，寂静的大殿与殿外巨钟的轰鸣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崇祯走出殿外，一股狂风袭来，让他差点摔倒。
　　崇祯命令将东西宫门打开，仍然看不到一个大臣。过了不知道多少时候，文武百官终于赶来了，场面一度失控。明朝的官员选择居所是有规定的，文居西城，武居东城。朝班上正好相反，文东武西。这一天，急急忙忙赶来的众臣完全乱了方寸，队形大乱，连滚带爬，狼狈不堪。
　　估计这一天并非照例上朝的日子。大年初一，都在拜年吃饺子呢，皇帝心急如焚临时击钟上朝，风沙又大，通知传不出去也是不奇怪的。倒是朝中之乱显示出一代大明的混乱之象。
　　这一天，崇祯得到了凤阳守祖陵的官员谷国珍的奏报，凤阳地震了。凤阳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老家，祖籍之地有震，看来是根上要动了，民间纷纷传言，先帝地下显灵了。
　　这年的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宣布称王，国号“大顺”，年号“永昌”。一个有意味的细节是，李自成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自晟。在他的心中，一轮新的太阳正在冉冉升起。
　　北方的满人定国号“大清”，改元顺治，多尔衮为摄政王，以辽宁人范文程为大学士。
　　李自成正月初二发兵，一路上基本遇不到抵抗，可谓摧枯拉朽，明军望风而逃。
　　三月一日到大同，八日至宣府，十五日过居庸关。这天中午已到昌平，大明江山对闯军来说真是一马平川。
　　从大年初一开始的三个月来，崇祯几乎每天都早早上朝，看起来是天天在紧急应对危情，而事实上，一件事也定不下来，可谓一筹莫展。宝座上的崇祯像热锅上的蚂蚁，史书描述：“天下之势，如沸如蒸”，大明王朝真可谓危如累卵。
　　刚刚进入甲申这年的正月初三，崇祯在德政殿特地召见了一个人——左中允李明睿。这位起于田间、出身贫寒的南昌人，此时在崇祯眼里无疑是位栋梁之材。《明季北略》记载这段问政情节，大有《史记》之风，声情并茂。当崇祯急问御敌良策的时候，李明睿让他屏退左右，“趋进御案”，走到皇帝跟前低语道：臣自从被提拔以来，一直观察时局，广泛搜集信息，目前贼寇已逼近京都，形势危急，可谓生死存亡关头，“只有南迁一策，可缓目前之急”。一句话把崇祯吓了一跳，他说：“此事重，未可易言。”这么重大的事，可不是开玩笑的，他用手指指天，低声问：“上天未知如何？”李明睿说：“天命微密，当内断圣心。”意思是说只能圣上来决断了啊，如此才不至于陷入亡国危机。
　　可是迁都动议却遭到以内阁大学士陈演、魏藻德为首的朝中重臣的全力劝阻，他们冠冕堂皇、义正词严、慷慨陈词、声泪俱下，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完全用道德绑架了崇祯。问题在于这几位不同意南迁的大臣后来被证明无一不是胆小懦弱之人，王朝危亡之时全无血性忠贞之气，大明由这些人辅佐何以不亡呢？
　　向来刚愎自用的崇祯犹豫了，曾经撤换过五十多名内阁大学士的崇祯胆怯了，杀过那么多人的崇祯退缩了。自视甚高、操劳一生的崇祯在这生死攸关的大事上优柔寡断，迟疑不决，轻率虚荣，不仅误了王朝，失了江山，还最终丢了性命。
　　从正月初到二月下旬，两个月过去了，关于迁都之事议了无数次，却迟迟议而不决，其间崇祯的煎熬可以想见，最后他用一番漂亮的慷慨陈词结束了争议：
　　祖宗辛苦百战，定鼎于此土，若贼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
　　“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崇祯毅然选择了悲壮的结局，决计与这个王朝同归于尽，他这番慷慨赴死的决心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历史。三月十七日，崇祯凌晨5点上朝，“召文武诸臣商略”，大家沉默不语，面面相觑。崇祯哭了，群臣亦哭声一片。崇祯一边哭，一边在御案上写下了这样的字句：“文臣个个可杀”，且故意让旁边的太监看了看，又用袖子抹去。这时候，守城总指挥李国桢飞马前来，他汗流浃背，跪倒在地，哭着奏上：守城士兵都已经不肯抵抗，用鞭子把一个人抽起来，另一个人马上又趴下了。军中已经五个月没有粮食了，士兵饥饿难耐。崇祯听完，又哭着回内宫了。
　　三月十八日，北京外城破。“上闻外城破，徘徊殿庭”，崇祯独自在院里徘徊，夜不成寐。这意味着只剩下皇城和紫禁城两道防线了。
　　在王朝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崇祯最信任的竟然是宦官太监。他将十名太监派往各镇充当监军。在最后几天，崇祯又命司礼太监王承恩提督内外京城，也就是出任守城总指挥。崇祯的周围已无可用之才，曾经的军事栋梁袁崇焕、孙承宗、孙传庭、洪承畴，不是被他杀死，就是迫降大清。崇祯用人多疑，性格刚愎自用又狐疑不决，从政独断专行又喜欢阿谀奉承，他的身边此刻只剩下唯唯诺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