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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七十二前年积极投身“一二•九”运动，在那场火热的爱国运动中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他，在延安时期曾为毛主席三次接见斯诺夫人担任翻译，见证了一代伟人与国际友人的友谊；
他，曾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过，亲历了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的艰苦卓绝的东北解放斗争；
他，曾长期在国家计委担任要职，亲身参与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为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就是原国家轻工业部副部长、原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余建亭同志。
在《大众哲学》里汲取真理
在“一二•九”运动中锻炼成长
“少有鹏程志，求学在北平。欣逢‘一二•九’，思想获启蒙。革命为真理，熔炉圣地行。历经三山倒，笑对九州红。探索千秋业，谋筹四化成。改革图发展，开放引繁荣。虽老心犹壮，笔耕寄晚情。喜看龙起舞，留韵颂东风。”
这是余建亭老人在80寿辰时创作的抒怀诗，概括了他探索真理、投身革命、建设国家的光明磊落、无私奉献的一生。
1918年5月，余建亭出生在江西南昌。他从小天资聪慧、悟性极高。1935年夏，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昌豫章中学，并参加了全省会考，位列全省前20名，获得了江西大陆银行资助，进入北平燕京大学深造。余老回忆说，那时的他，“整日埋头苦读，并没有多少觉悟，一心想着以后实业救国”。然而面临外敌入侵，昔日安宁的大学校园难再平静，“偌大的华北已摆不下一张书桌”。
余老记忆犹新：当时北平有日本屯驻军，时常看到低空盘旋的日本飞机上的太阳旗，听到日军演习的隆隆炮声、刺耳的枪声，大街上还有日本人收买的流氓、汉奸游行示威，要求华北自治。这些深深刺痛了像余建亭这样的学子，许许多多的不解萦绕在他的脑际：为什么国家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为什么汉奸们敢在大街上耀武扬威？青年学子们不仅看到老百姓饥寒交迫，自身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惨状。《毕业歌》中有：“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这些现实问题对有志青年刺激很大，而国民党政府却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坚持打内战。“我们不仅痛恨日本侵略者，而且对国民党当局也极为不满。”余老回忆道，爱国学生曾游行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主席何应钦请愿，要求抗日，何应钦却拒绝接见。然而4天前，被侵略者雇用的汉奸、地痞、流氓组成的所谓“华北民众自治代表”30多人，带着要求“中日提携”、“华北自治”、“共同防共”的请愿书，坐着十二辆小汽车向何应钦请愿，何应钦竟然接见了他们，还以礼相待。这激起了广大学生的强烈抗议。
苦闷之际，一本名叫《哲学讲话》（抗战后改名《大众哲学》）的小册子深深地吸引了余建亭。当时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也不知道什么叫“阶级”，什么叫“阶级立场”。读了这本书后，才知道社会是分成阶级的，有资产阶级，有工人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不同阶级认识问题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这本书还讲到，事物是运动、变动和发展的，从这个意义引伸出来，资产阶级的政权是注定要崩溃的，从而使余建亭逐步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大提高了他的认识能力和水平。
“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当天，余建亭天不亮就和同学们起床，吃完早饭集合，那时他虽没担任什么职务，但已是坚定的爱国者。当时警察堵住校门，不让学生出门请愿，于是学生们改在校附近集中，聚集了500多人。行至西直门时，城门紧闭，不准学生入城请愿游行，这激起了广大爱国学生的极大义愤。学生们情绪激昂，高呼“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武装保卫华北”、“停止内战、对外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迅速将请愿改为示威游行。警察用水龙头向学生队伍喷射冷水。数九寒天，冰冷的水柱像一把把尖刀扎在学生们的脸上、身上。许多学生被冰冷的水浇透了，身上、地上冰碴子哗哗作响。
置身如火如荼的学生爱国运动中，使余建亭的思想和认识日渐成熟。1936年3月，他光荣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转为共产党员。
三次为毛主席会见斯诺夫人
担任翻译
进入1937年，中日关系更加紧张。当时北平地下党组织西北参观团，派一批进步的青年学生前往革命圣地延安。余建亭担任了第二批参观团的团长，抵达延安后，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14大队学习。当时何长工任大队长，董必武任大队政委。学习没多长时间，中央组织部就调他完成一项重要任务——为斯诺夫人担任翻译。作为斯诺夫人的海伦•斯诺十分关注延安的动向。她于1937年5月突破重重阻力，来到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热烈欢迎。这年8月，毛主席三次会见海伦，都是由余建亭担任翻译，地点都在毛主席家里。第一次谈话是在8月中旬初的一个下午。当海伦和余建亭一走进院子，就看见毛主席坐在树下的一个帆布躺椅上看书。谈话就在露天进行，从太阳尚未下山的时候开始，内容是谈中国工农红军1927年到1937年的10年奋斗史，这个题目是海伦事先提出来的。一开始毛主席表示真正了解中国红军10年斗争史的人不多，接着从1927年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谈到井冈山会师，建立中央苏维埃，粉碎五次大规模“围剿”，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甘宁边区。海伦认真敏捷地做笔记，当中插话提问不多，毛主席也没有准备谈话提纲，一直谈到掌灯以后。那时延安城内没有电灯，因在室外有风，使用的是行军用的马灯。海伦将这次谈话的内容和与朱德总司令的谈话内容综合在一起，发表在她写的《续西行漫记》中。
第二次谈话是在8月13日下午，还是在院子里树下，内容是谈刚刚制定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是在中共中央正式发表以前同她谈的，当时中共还没有办自己的日报。毛主席逐条作了说明，强调必须实行民主，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参加抗战。海伦提出了一些问题，毛主席详细作了回答。最后表示希望她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介绍给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后来，海伦在她写的《一个女记者的传奇》一书中是这样描述这次谈话的：“在1937年8月13日，我访问毛时，他告诉我，共产党‘拯救中国’的十点主张，特别是把中国从日本现在的威胁中拯救出来。主要的推动力量是‘给人民以爱国活动的自由和武装他们自己的自由’。”
第三次会见是在8月19日。这次会见是到毛主席住所取介绍信，以便赴山西前线随军采访，同时看他还有什么叮嘱。因为毛主席习惯于晚上工作，海伦和余建亭到达他家时已接近傍晚。余建亭回忆说：“我们从三间窑洞当中一间进去转到左侧一间，这就是毛主席的工作室，室内有一张普通的桌子，几个凳子和一些书籍报纸。毛主席一看见海伦走进室内，知道她的来意，就告诉她：‘我给你写一封证明信给在前线的邓小平。’接着就拿起桌子上的毛笔在一张毛边纸上写信。内容是：
弼时、小平同志：
斯诺夫人随部队一起赴前方，作为战地记者，向外写报导。请在工作、生活诸方面予以协助和关照。致
礼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
当时任弼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是总政治部副主任。写完后毛主席亲手把这封信交给海伦，对她说：‘我们欢迎斯诺先生在任何时间再次来访问。’海伦高兴地表示谢意。”
后来，余建亭又先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干部股股长、中央军委直属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巡视团主任等职。
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余建亭被派往东北解放区。1945年11月任东北嫩江省军区一旅政治部副主任，随后又担任中共嫩江省一地委宣传部部长、富裕县委书记、讷河县委书记等职。最让他难忘的日子是1948年8月到1949年5月为陈云同志当秘书。
到陈云同志身边工作时，正值辽沈战役胜利推进，东北很快全境解放。1948年11月2日，我军解放沈阳，陈云担任沈阳军管会主任。如何管理和建设这个东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对于长期以农村根据地建设为主要任务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新的考验。陈云对接收沈阳后如何建立政权、恢复生产、维护秩序、清理敌特、稳定物价、保障供应等方面的工作，都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有效地避免了社会的混乱和大的波动，保证了生产照常进行和人心安定。后来，党中央将接收沈阳的成功经验转发各地，对关内大城市的接收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北平和平解放后，因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当时在北京饭店办公，陈云及余建亭等随从人员也住在这家饭店里。那时党中央还在西柏坡办公。1949年2月6日，毛主席来电报请陈云到西柏坡一叙。自1945年9月16日陈云离开延安以后，还未曾有机会与中央书记处各同志当面叙谈。这也是余建亭自赴东北解放区后第一次回到党中央身边。2月8日，陈云、罗荣桓带着余建亭等人乘坐4部吉普车，经保定前往西柏坡。大约行走5个多小时，一路上尘土飞扬。当时天气还很冷，大家都穿着棉大衣或皮大衣。一路上，感到华北的建筑形式、老乡服装与言谈举止等，与东北有很大不同。
当天下午到达西柏坡。陈云住在距中央书记处住所不远的一间平房内。当晚，陈云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彻夜长谈，汇报东北的工作。余建亭清晰地记得，在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中，刘少奇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周恩来青少年时曾在沈阳及铁岭学习过，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在这以前，没有在东北工作或生活过。
在西柏坡，陈云还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因为中共七大时，他除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外，还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回到北平后，陈云感到轻松了，说：“无官一身轻。”他趁此机会去中南海参观。那时中央机关尚未进驻，只有部队看守。余建亭回忆道：我们从北向南，边走边看，没有找人引路，更没有导游。先到了北海与中南海分界的石桥上，站在那里向南眺望了一会。陈云看到中南海湖中一个小亭，四面环水，问我：“那是不是瀛台？慈禧太后把光绪皇帝关起来的地方。”我说：“不知道。”在卢沟桥事变以前，中南海是何应钦居住和办公的地方，老百姓是不能够进去的。后来我才知道，从中南海东门进去参观毛主席故居丰泽园时，要路过瀛台，比在石桥上看到的亭子要大得多。
全国解放后，余建亭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先后任东北纺织工业局副局长、东北工业部生产处处长。1953年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业生产综合计划局局长、国家计委委员、计委党组成员兼重工业局局长。1978年任国家轻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83年至1987年任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他回忆说，“大跃进”前后，许多人头脑发热，一味地追求高指标，做了许多不切实际的事。如1958年召开武昌会议，确定1959年钢生产量为2000万吨，对外公布为1800万吨。事实上，这个指标确实定高了。但当时我们没有发现，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后来，毛主席要求陈云同志调整钢铁生产指标。而此时，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调整，把2000万吨指标与“大跃进”、“总路线”联系起来，认为调低了指标就是与“总路线”对着干。本来一个单纯的经济指标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了，而演变成了政治问题。争论还在继续。陈云同志排除干扰，将指标调整为1300万吨。当时经济部门的许多人心里是赞同的，但不敢明说，怕说了将来犯错误。后来，还有人拿这件事整陈云同志，诬蔑他是保守思想的代表，还有人说他是右倾保守主义的代表。可以说，陈云同志是在逆境中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
余建亭同志在工作中践行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曾多次遭受过不公正待遇，挨过整，也被误解过，但他始终不后悔。采访中，他语重深长地告诉笔者：“坚持实事求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做到的。因为，有时要得罪人，有时会直接与领导自己的人发生矛盾，甚至受到指责与打击。因此，坚持实事求是是需要勇气的。为了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各级领导要注意保护与支持敢于如实反映情况、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与群众。”
责编/木艮
他，在延安时期曾为毛主席三次接见斯诺夫人担任翻译，见证了一代伟人与国际友人的友谊；
他，曾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过，亲历了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的艰苦卓绝的东北解放斗争；
他，曾长期在国家计委担任要职，亲身参与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为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就是原国家轻工业部副部长、原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余建亭同志。
在《大众哲学》里汲取真理
在“一二•九”运动中锻炼成长
“少有鹏程志，求学在北平。欣逢‘一二•九’，思想获启蒙。革命为真理，熔炉圣地行。历经三山倒，笑对九州红。探索千秋业，谋筹四化成。改革图发展，开放引繁荣。虽老心犹壮，笔耕寄晚情。喜看龙起舞，留韵颂东风。”
这是余建亭老人在80寿辰时创作的抒怀诗，概括了他探索真理、投身革命、建设国家的光明磊落、无私奉献的一生。
1918年5月，余建亭出生在江西南昌。他从小天资聪慧、悟性极高。1935年夏，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昌豫章中学，并参加了全省会考，位列全省前20名，获得了江西大陆银行资助，进入北平燕京大学深造。余老回忆说，那时的他，“整日埋头苦读，并没有多少觉悟，一心想着以后实业救国”。然而面临外敌入侵，昔日安宁的大学校园难再平静，“偌大的华北已摆不下一张书桌”。
余老记忆犹新：当时北平有日本屯驻军，时常看到低空盘旋的日本飞机上的太阳旗，听到日军演习的隆隆炮声、刺耳的枪声，大街上还有日本人收买的流氓、汉奸游行示威，要求华北自治。这些深深刺痛了像余建亭这样的学子，许许多多的不解萦绕在他的脑际：为什么国家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为什么汉奸们敢在大街上耀武扬威？青年学子们不仅看到老百姓饥寒交迫，自身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惨状。《毕业歌》中有：“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这些现实问题对有志青年刺激很大，而国民党政府却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坚持打内战。“我们不仅痛恨日本侵略者，而且对国民党当局也极为不满。”余老回忆道，爱国学生曾游行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主席何应钦请愿，要求抗日，何应钦却拒绝接见。然而4天前，被侵略者雇用的汉奸、地痞、流氓组成的所谓“华北民众自治代表”30多人，带着要求“中日提携”、“华北自治”、“共同防共”的请愿书，坐着十二辆小汽车向何应钦请愿，何应钦竟然接见了他们，还以礼相待。这激起了广大学生的强烈抗议。
苦闷之际，一本名叫《哲学讲话》（抗战后改名《大众哲学》）的小册子深深地吸引了余建亭。当时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也不知道什么叫“阶级”，什么叫“阶级立场”。读了这本书后，才知道社会是分成阶级的，有资产阶级，有工人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不同阶级认识问题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这本书还讲到，事物是运动、变动和发展的，从这个意义引伸出来，资产阶级的政权是注定要崩溃的，从而使余建亭逐步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大提高了他的认识能力和水平。
“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当天，余建亭天不亮就和同学们起床，吃完早饭集合，那时他虽没担任什么职务，但已是坚定的爱国者。当时警察堵住校门，不让学生出门请愿，于是学生们改在校附近集中，聚集了500多人。行至西直门时，城门紧闭，不准学生入城请愿游行，这激起了广大爱国学生的极大义愤。学生们情绪激昂，高呼“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武装保卫华北”、“停止内战、对外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迅速将请愿改为示威游行。警察用水龙头向学生队伍喷射冷水。数九寒天，冰冷的水柱像一把把尖刀扎在学生们的脸上、身上。许多学生被冰冷的水浇透了，身上、地上冰碴子哗哗作响。
置身如火如荼的学生爱国运动中，使余建亭的思想和认识日渐成熟。1936年3月，他光荣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转为共产党员。
三次为毛主席会见斯诺夫人
担任翻译
进入1937年，中日关系更加紧张。当时北平地下党组织西北参观团，派一批进步的青年学生前往革命圣地延安。余建亭担任了第二批参观团的团长，抵达延安后，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14大队学习。当时何长工任大队长，董必武任大队政委。学习没多长时间，中央组织部就调他完成一项重要任务——为斯诺夫人担任翻译。作为斯诺夫人的海伦•斯诺十分关注延安的动向。她于1937年5月突破重重阻力，来到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热烈欢迎。这年8月，毛主席三次会见海伦，都是由余建亭担任翻译，地点都在毛主席家里。第一次谈话是在8月中旬初的一个下午。当海伦和余建亭一走进院子，就看见毛主席坐在树下的一个帆布躺椅上看书。谈话就在露天进行，从太阳尚未下山的时候开始，内容是谈中国工农红军1927年到1937年的10年奋斗史，这个题目是海伦事先提出来的。一开始毛主席表示真正了解中国红军10年斗争史的人不多，接着从1927年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谈到井冈山会师，建立中央苏维埃，粉碎五次大规模“围剿”，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甘宁边区。海伦认真敏捷地做笔记，当中插话提问不多，毛主席也没有准备谈话提纲，一直谈到掌灯以后。那时延安城内没有电灯，因在室外有风，使用的是行军用的马灯。海伦将这次谈话的内容和与朱德总司令的谈话内容综合在一起，发表在她写的《续西行漫记》中。
第二次谈话是在8月13日下午，还是在院子里树下，内容是谈刚刚制定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是在中共中央正式发表以前同她谈的，当时中共还没有办自己的日报。毛主席逐条作了说明，强调必须实行民主，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参加抗战。海伦提出了一些问题，毛主席详细作了回答。最后表示希望她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介绍给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后来，海伦在她写的《一个女记者的传奇》一书中是这样描述这次谈话的：“在1937年8月13日，我访问毛时，他告诉我，共产党‘拯救中国’的十点主张，特别是把中国从日本现在的威胁中拯救出来。主要的推动力量是‘给人民以爱国活动的自由和武装他们自己的自由’。”
第三次会见是在8月19日。这次会见是到毛主席住所取介绍信，以便赴山西前线随军采访，同时看他还有什么叮嘱。因为毛主席习惯于晚上工作，海伦和余建亭到达他家时已接近傍晚。余建亭回忆说：“我们从三间窑洞当中一间进去转到左侧一间，这就是毛主席的工作室，室内有一张普通的桌子，几个凳子和一些书籍报纸。毛主席一看见海伦走进室内，知道她的来意，就告诉她：‘我给你写一封证明信给在前线的邓小平。’接着就拿起桌子上的毛笔在一张毛边纸上写信。内容是：
弼时、小平同志：
斯诺夫人随部队一起赴前方，作为战地记者，向外写报导。请在工作、生活诸方面予以协助和关照。致
礼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
当时任弼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是总政治部副主任。写完后毛主席亲手把这封信交给海伦，对她说：‘我们欢迎斯诺先生在任何时间再次来访问。’海伦高兴地表示谢意。”
后来，余建亭又先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干部股股长、中央军委直属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巡视团主任等职。
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余建亭被派往东北解放区。1945年11月任东北嫩江省军区一旅政治部副主任，随后又担任中共嫩江省一地委宣传部部长、富裕县委书记、讷河县委书记等职。最让他难忘的日子是1948年8月到1949年5月为陈云同志当秘书。
到陈云同志身边工作时，正值辽沈战役胜利推进，东北很快全境解放。1948年11月2日，我军解放沈阳，陈云担任沈阳军管会主任。如何管理和建设这个东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对于长期以农村根据地建设为主要任务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新的考验。陈云对接收沈阳后如何建立政权、恢复生产、维护秩序、清理敌特、稳定物价、保障供应等方面的工作，都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有效地避免了社会的混乱和大的波动，保证了生产照常进行和人心安定。后来，党中央将接收沈阳的成功经验转发各地，对关内大城市的接收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北平和平解放后，因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当时在北京饭店办公，陈云及余建亭等随从人员也住在这家饭店里。那时党中央还在西柏坡办公。1949年2月6日，毛主席来电报请陈云到西柏坡一叙。自1945年9月16日陈云离开延安以后，还未曾有机会与中央书记处各同志当面叙谈。这也是余建亭自赴东北解放区后第一次回到党中央身边。2月8日，陈云、罗荣桓带着余建亭等人乘坐4部吉普车，经保定前往西柏坡。大约行走5个多小时，一路上尘土飞扬。当时天气还很冷，大家都穿着棉大衣或皮大衣。一路上，感到华北的建筑形式、老乡服装与言谈举止等，与东北有很大不同。
当天下午到达西柏坡。陈云住在距中央书记处住所不远的一间平房内。当晚，陈云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彻夜长谈，汇报东北的工作。余建亭清晰地记得，在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中，刘少奇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周恩来青少年时曾在沈阳及铁岭学习过，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在这以前，没有在东北工作或生活过。
在西柏坡，陈云还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因为中共七大时，他除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外，还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回到北平后，陈云感到轻松了，说：“无官一身轻。”他趁此机会去中南海参观。那时中央机关尚未进驻，只有部队看守。余建亭回忆道：我们从北向南，边走边看，没有找人引路，更没有导游。先到了北海与中南海分界的石桥上，站在那里向南眺望了一会。陈云看到中南海湖中一个小亭，四面环水，问我：“那是不是瀛台？慈禧太后把光绪皇帝关起来的地方。”我说：“不知道。”在卢沟桥事变以前，中南海是何应钦居住和办公的地方，老百姓是不能够进去的。后来我才知道，从中南海东门进去参观毛主席故居丰泽园时，要路过瀛台，比在石桥上看到的亭子要大得多。
全国解放后，余建亭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先后任东北纺织工业局副局长、东北工业部生产处处长。1953年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业生产综合计划局局长、国家计委委员、计委党组成员兼重工业局局长。1978年任国家轻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83年至1987年任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他回忆说，“大跃进”前后，许多人头脑发热，一味地追求高指标，做了许多不切实际的事。如1958年召开武昌会议，确定1959年钢生产量为2000万吨，对外公布为1800万吨。事实上，这个指标确实定高了。但当时我们没有发现，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后来，毛主席要求陈云同志调整钢铁生产指标。而此时，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调整，把2000万吨指标与“大跃进”、“总路线”联系起来，认为调低了指标就是与“总路线”对着干。本来一个单纯的经济指标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了，而演变成了政治问题。争论还在继续。陈云同志排除干扰，将指标调整为1300万吨。当时经济部门的许多人心里是赞同的，但不敢明说，怕说了将来犯错误。后来，还有人拿这件事整陈云同志，诬蔑他是保守思想的代表，还有人说他是右倾保守主义的代表。可以说，陈云同志是在逆境中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
余建亭同志在工作中践行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曾多次遭受过不公正待遇，挨过整，也被误解过，但他始终不后悔。采访中，他语重深长地告诉笔者：“坚持实事求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做到的。因为，有时要得罪人，有时会直接与领导自己的人发生矛盾，甚至受到指责与打击。因此，坚持实事求是是需要勇气的。为了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各级领导要注意保护与支持敢于如实反映情况、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与群众。”
责编/木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