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小说《余震》结尾,虽没有指明母女相认,但毕竟留了一个稍显温暖的尾巴。您真的觉得母女相逢,可以让两个受伤几十年的心灵,最终获得抚慰?
　　张翎:直面心灵创伤是重建生活的第一步。《余震》中王小灯30多年不能打开心结,就是因为她不能正视并面对自己童年所遭受的创痛。承认人在自然面前的软弱和无能为力是勇敢者的行为,一旦人敢于面对自身和他人的无奈,重建生活的漫长隧道里就已经现出光亮。
　　小灯除了转过身来面对过去以外,别无治愈的可能性。但是面对过去只是治疗的第一步,之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能力让小灯达到治愈的结果,但我至少给了她一个可能性。
　　《小康》:小说中的弟弟小达,同样也是在地震中心灵受伤的孩子。还有他们的母亲李元妮,虽然灾难之后仍可活得遭人艳羡,但她亲手放弃了女儿,她内心的伤痛是否可随着母女相见被治愈?
　　张翎:灾后余生的每一个人,无不经受着心灵的折磨,小灯如此,小达如此,元妮也如此。小灯感受的是“被遗弃”的疼,元妮感受的是“遗弃”的疼,而小达感受的是“偷生”的疼。
　　小说里的主视角是小灯的视角。小灯的痛苦在小灯心目中是遮天蔽日的,大到了小灯已经无法看见别人的痛苦。而电影中的主视角是导演的视角,导演的视角没有盲点,导演看到了每一个人的痛苦。
　　李元妮始终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人,她其实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她希望她的家是整个街区最气派的,她穿的衣服在一条街上是最引人注目的,她的孩子是所有人中最出色的。就是这样一种人,灾难带给她的冲击和毁灭就会比别人更强烈。
　　对什么都无所谓的苟活者,灾难带给他的冲击反而不是这么大。而像李元妮这样诸事追求完美的人,却陷入这么一种残缺不全的生活境遇,她的悲剧性是更为令人震惊的。小说里的李元妮总是招人恨,因为她总是走在别人前头,她总是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一种女人——哪个年代里都一样。灾难之后,她也是第一个站起来,朝前走的。她的性格是多面的,除了自立、刚强,也有俏媚、固执等等。电影丰富了她自强的一面和母性的一面。如果女儿能重新回到她的生活,她内心几十年的那个空洞,应该可以得到极大的弥补。
　　
　　《小康》:小说中,继父冒犯了小灯。但我个人感觉,您并不想把他塑造成所谓的“坏人”。这是否可理解为,灾难过后,每个人其实都深藏着自己的伤痛?
　　张翎:人处在地震的灭顶之灾里,在这么一个极端的境遇里,性格是会被挤压成畸形的。多重的环境因素使得他身上具有多面性格,很难在一个层面上定义他。失去家园的疼痛加上多年家庭生活的孤寂,使他成为小说里呈现的那种人。可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他多年来对小灯没有丝毫懈怠的经济支持和抚养。社会环境有多复杂,人性就有多复杂。我希望大家看他的时候,能看到他身上洋葱一样复杂多层的内容,这些内容都不是用一个简单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可以解释清楚的。
　　
　　《小康》:文学隐藏着心灵的伤。而文学或许只是提出问题,并给出光明的希望。但我想了解,您作为一个写作者,您觉得在一种无可避免的伤痛面前,究竟是什么,能尽量地减少伤害。
　　张翎:地震给人带来的疼,首先是失去亲人和家园的疼,再者是失去原有生活环境的疼。灾后余生的人,像是树被猛然拔起,即使再落土,也不是原来的那片土了。把错位的根须重新在新土里安置,再扎根,树需要应付各种各样的敏感反应。对待失去家园的疼,当然需要万众一心的积极重建。地貌和建筑物的修复是相对简单的,假以时日,新的城市,新的地貌都会出现——唐山的重建就是一个坚实的例子。失去亲人的疼痛,和失去原有生活环境的疼痛,却是更深一层的,它有可能伴随人的一生,影响人后来很长时间的生活。
　　天灾如飓风扫过大地,尘埃落定时,人们往往发现他们在世上唯一的财产,就是亲情了。受伤的人如果能从自己的视角里走出来,走入别人的视角,就像小灯如果能走到自己的影子之外,看到母亲的视角,那治愈的过程就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