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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的花朵
2015年3月25日，四川某媒体曾用掉一整个头版放上了蒋建军老师笔下这100个孩子的画像。因为这100个孩子并不能像其他万千幸福家庭中的孩子一样，享受爸爸妈妈陪伴在身边无微不至的关爱；这些画像背后是100多双焦急、企盼甚至绝望的眼神；画像的主人和失去父母的孩子一样，有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他们的画像能够被爸爸妈妈看到，然后回家。该媒体甚至专门为此开通了长期的失孤热线。
《遗失的花朵》这幅巨幅纸本画蒋老师自2009年开始动手画，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陆续完成了300余幅失踪儿童肖像画。如今，这些画像被相继赠送给了一家基金会以及几家慈善机构和艺术中心。蒋老师说，“这些肖像画就像飘散的蒲公英，在全国各地乃至法国、意大利展出，但愿它们能在各自的土壤中生长，为失踪儿童换来更多社会关注。”
该作品5年前曾在重庆第一次展览，当时就令艺术圈内的朋友们有些小惊讶。“这样通过一定数量的叠加、累积来表现出震撼的效果，加之作品所使用的绘画手法和思路，还是蛮打动我的。”蒋老师的一位朋友这样说。
巨幅画像中，每个孩子的画像尺寸都是40厘米×40厘米，画像上的孩子大多都是十几岁以下模样，眼神中充满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渴望。在作画那1年时间里，每当在全国各地报纸或宝贝回家网等网站上看到失踪儿童的寻人启事，蒋老师便用颜料在纸本上画下孩子的画像。他还会从报纸、网站甚至是路边的寻人启事中尽可能搜寻到更多的失踪儿童画像，用手机把他们拍下来，再拿回画室对人像进行研究和创作。
一年的创作对蒋建军老师的影响显然是巨大的，大到就算现在他已经停止进行这个系列的创作了，但走在路上时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注意路边的一些寻人信息。
如今，距离《遗失的花朵》第一次被展览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还是会有展览策划人愿意拿出这幅作品再次展览；依旧会有身边的朋友对蒋建军老师说：“老蒋啊，我觉得你那组《遗失的花朵》作品真是好，很打动人。你这几年画的画儿，都还没有那组画得好、感动我啊！”
越画越难以下笔
“因为你面对的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啊！”蒋建军老师坦言，事实上，原本《遗失的花朵》这个系列作品是打算画1000个失踪儿童头像的，但是，就在他画了300多个孩子以后，他停下了笔，再也画不下去了，“画的时候心情很复杂” 。
开始创作的时候，蒋老师会在他获取孩子照片的平台上很仔细地阅读失踪儿童的所有信息，包括：年龄、身高、走失时的衣服、人物特点……“每一条信息对我进行人物塑造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和帮助，在画每一个孩子的时候我都会试着想象他（她）是怎样一种性格，笑起来的样子、调皮的样子，但现在却和爸爸妈妈分离，找不到了。”但这样想的越多，越觉得沉重和无力。
“观赏者大部分时候只是对这些孩子的画像扫一眼而已，而画者不同，因为我需要一笔一画来描绘出整个具体的人像，所以有时候要盯着看很久很久。”蒋老师说，“后来画了300多张以后，我是真的看不下去、盯不下去了，心里很难受。”
事实上，蒋老师在画这些作品的一整年里，心里都是不舒服的。一年中老师每天在画室进行创作，多的时候会花上四五个小时，少则每天也会倾注几十分钟在这些作品上。“还好我要上课，有一部分注意力和情绪可以分散，还可以调节。”
为了强化这些失踪儿童的情绪，蒋老师在作画时对每个孩子的人像进行了模糊化处理。“完全再现一张张的照片并不是我的目的，我也没有必要把照片再重新一模一样展现一遍。我采用模糊化的方式，是想要给人更遥远一些的感觉。”蒋老师觉得孩子们失踪前的照片都很鲜艳漂亮，那是他们幸福生活的象征，而自己的画作色调就偏灰暗一点，几十张上百张画共同构成一张大画后就更显压抑、凝重，像一朵朵褪色的鲜花，仿佛在诉说着每个失踪儿童的悲惨遭遇。”每个孩子的长相、姿势、神态，被蒋老师完全地保留了下来，“我的目的并不只是要大家通过这些画找到这些孩子，而是希望唤起更多人在情感上的触动和共鸣，让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
但现实是，如今这些画像里的很大一部分儿童都还没有被找到。“我其实并不希望这些画中的孩子家长来找我。因为我帮不到他们什么，这反而会让我有很深的无力感。如果能够通过我的作品吸引更多大众媒体来传播这个话题和事件，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这件事情。”甚至，蒋老师希望有一天，大家已经不会被这些作品所触动了。“因为那就说明已经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大家听不到、感受不到这样的心情，所以不会被触动。”
关注社会和艺术价值完美结合
在谈到为什么要创作这幅作品时，蒋老师真实而直接地回答道：“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考虑，如何让艺术和社会产生联系。”
在2015年刚刚上映的电影《失孤》中，刘德华扮演的角色“雷泽宽”便是一个为了找寻自己2岁时走失的儿子，骑摩托车在18年间行程逾40万公里的父亲，他几次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近年来，因为电影的原因，大众媒体又开始重提“失孤”这一话题。而在蒋建军老师眼中，这只是他所有作品中的一件，他更关注绘画本身。
“对我来说，这也是自己探索艺术语言的一个平台。在我整个创作过程中，我会不断地思考，一边画一边想。我会在想的过程中有所触动，这对于开阔我的思路很有帮助。”蒋老师一直在思考怎样用绘画语言把艺术和社会统一起来，“我以前是做抽象艺术的，它不太容易被人理解。但其实艺术是可以做成这样的，即它既被大家接受，又能够满足自己对于艺术的追求。“好的画者，会把关注社会和追求艺术价值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遗失的花朵》这幅作品，为蒋老师从他的创作局限中走出来提供了契机。“我的创作开始变得更为具象，它也和社会产生了更大的关联。”“我一直觉得，画画不一定要考虑观众数量，或者说是上座率。起码在我的圈子里面，有人认可我的作品、懂得欣赏我的作品，我就很满足和开心了。”他说，“大众的认可必然也很重要。不过对于这些作品，我是希望它能够引起一个话题，产生一些社会效应就好。至于后续的事情，就交给社会了，和我的艺术无关。”《遗失的花朵》能够产生不小的社会影响力，是蒋老师没有想到的。“它的影响确实是我所希望的，但其实也和我没有关系了。”
作为四川美术学院一名教授基础绘画课的老师，蒋老师一直保持着低调的态度，创作至今从没有和自己的学生提起过这个作品。偶尔有学生和朋友看到蒋老师的作品登上了报纸和网站，打电话给他，他也只是谦虚地哈哈几句。“我是希望能够触动更多的陌生人，这样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现在，蒋老师已经停止创作这个系列的作品，专注于另一个完全不相关的话题的创作。已从事20年绘画创作的蒋老师总结：“我很满意之前的作品，不然我也不会拿出来展览，而是会返回画室进行修改。”
2015年3月25日，四川某媒体曾用掉一整个头版放上了蒋建军老师笔下这100个孩子的画像。因为这100个孩子并不能像其他万千幸福家庭中的孩子一样，享受爸爸妈妈陪伴在身边无微不至的关爱；这些画像背后是100多双焦急、企盼甚至绝望的眼神；画像的主人和失去父母的孩子一样，有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他们的画像能够被爸爸妈妈看到，然后回家。该媒体甚至专门为此开通了长期的失孤热线。
《遗失的花朵》这幅巨幅纸本画蒋老师自2009年开始动手画，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陆续完成了300余幅失踪儿童肖像画。如今，这些画像被相继赠送给了一家基金会以及几家慈善机构和艺术中心。蒋老师说，“这些肖像画就像飘散的蒲公英，在全国各地乃至法国、意大利展出，但愿它们能在各自的土壤中生长，为失踪儿童换来更多社会关注。”
该作品5年前曾在重庆第一次展览，当时就令艺术圈内的朋友们有些小惊讶。“这样通过一定数量的叠加、累积来表现出震撼的效果，加之作品所使用的绘画手法和思路，还是蛮打动我的。”蒋老师的一位朋友这样说。
巨幅画像中，每个孩子的画像尺寸都是40厘米×40厘米，画像上的孩子大多都是十几岁以下模样，眼神中充满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渴望。在作画那1年时间里，每当在全国各地报纸或宝贝回家网等网站上看到失踪儿童的寻人启事，蒋老师便用颜料在纸本上画下孩子的画像。他还会从报纸、网站甚至是路边的寻人启事中尽可能搜寻到更多的失踪儿童画像，用手机把他们拍下来，再拿回画室对人像进行研究和创作。
一年的创作对蒋建军老师的影响显然是巨大的，大到就算现在他已经停止进行这个系列的创作了，但走在路上时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注意路边的一些寻人信息。
如今，距离《遗失的花朵》第一次被展览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还是会有展览策划人愿意拿出这幅作品再次展览；依旧会有身边的朋友对蒋建军老师说：“老蒋啊，我觉得你那组《遗失的花朵》作品真是好，很打动人。你这几年画的画儿，都还没有那组画得好、感动我啊！”
越画越难以下笔
“因为你面对的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啊！”蒋建军老师坦言，事实上，原本《遗失的花朵》这个系列作品是打算画1000个失踪儿童头像的，但是，就在他画了300多个孩子以后，他停下了笔，再也画不下去了，“画的时候心情很复杂” 。
开始创作的时候，蒋老师会在他获取孩子照片的平台上很仔细地阅读失踪儿童的所有信息，包括：年龄、身高、走失时的衣服、人物特点……“每一条信息对我进行人物塑造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和帮助，在画每一个孩子的时候我都会试着想象他（她）是怎样一种性格，笑起来的样子、调皮的样子，但现在却和爸爸妈妈分离，找不到了。”但这样想的越多，越觉得沉重和无力。
“观赏者大部分时候只是对这些孩子的画像扫一眼而已，而画者不同，因为我需要一笔一画来描绘出整个具体的人像，所以有时候要盯着看很久很久。”蒋老师说，“后来画了300多张以后，我是真的看不下去、盯不下去了，心里很难受。”
事实上，蒋老师在画这些作品的一整年里，心里都是不舒服的。一年中老师每天在画室进行创作，多的时候会花上四五个小时，少则每天也会倾注几十分钟在这些作品上。“还好我要上课，有一部分注意力和情绪可以分散，还可以调节。”
为了强化这些失踪儿童的情绪，蒋老师在作画时对每个孩子的人像进行了模糊化处理。“完全再现一张张的照片并不是我的目的，我也没有必要把照片再重新一模一样展现一遍。我采用模糊化的方式，是想要给人更遥远一些的感觉。”蒋老师觉得孩子们失踪前的照片都很鲜艳漂亮，那是他们幸福生活的象征，而自己的画作色调就偏灰暗一点，几十张上百张画共同构成一张大画后就更显压抑、凝重，像一朵朵褪色的鲜花，仿佛在诉说着每个失踪儿童的悲惨遭遇。”每个孩子的长相、姿势、神态，被蒋老师完全地保留了下来，“我的目的并不只是要大家通过这些画找到这些孩子，而是希望唤起更多人在情感上的触动和共鸣，让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
但现实是，如今这些画像里的很大一部分儿童都还没有被找到。“我其实并不希望这些画中的孩子家长来找我。因为我帮不到他们什么，这反而会让我有很深的无力感。如果能够通过我的作品吸引更多大众媒体来传播这个话题和事件，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这件事情。”甚至，蒋老师希望有一天，大家已经不会被这些作品所触动了。“因为那就说明已经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大家听不到、感受不到这样的心情，所以不会被触动。”
关注社会和艺术价值完美结合
在谈到为什么要创作这幅作品时，蒋老师真实而直接地回答道：“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考虑，如何让艺术和社会产生联系。”
在2015年刚刚上映的电影《失孤》中，刘德华扮演的角色“雷泽宽”便是一个为了找寻自己2岁时走失的儿子，骑摩托车在18年间行程逾40万公里的父亲，他几次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近年来，因为电影的原因，大众媒体又开始重提“失孤”这一话题。而在蒋建军老师眼中，这只是他所有作品中的一件，他更关注绘画本身。
“对我来说，这也是自己探索艺术语言的一个平台。在我整个创作过程中，我会不断地思考，一边画一边想。我会在想的过程中有所触动，这对于开阔我的思路很有帮助。”蒋老师一直在思考怎样用绘画语言把艺术和社会统一起来，“我以前是做抽象艺术的，它不太容易被人理解。但其实艺术是可以做成这样的，即它既被大家接受，又能够满足自己对于艺术的追求。“好的画者，会把关注社会和追求艺术价值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遗失的花朵》这幅作品，为蒋老师从他的创作局限中走出来提供了契机。“我的创作开始变得更为具象，它也和社会产生了更大的关联。”“我一直觉得，画画不一定要考虑观众数量，或者说是上座率。起码在我的圈子里面，有人认可我的作品、懂得欣赏我的作品，我就很满足和开心了。”他说，“大众的认可必然也很重要。不过对于这些作品，我是希望它能够引起一个话题，产生一些社会效应就好。至于后续的事情，就交给社会了，和我的艺术无关。”《遗失的花朵》能够产生不小的社会影响力，是蒋老师没有想到的。“它的影响确实是我所希望的，但其实也和我没有关系了。”
作为四川美术学院一名教授基础绘画课的老师，蒋老师一直保持着低调的态度，创作至今从没有和自己的学生提起过这个作品。偶尔有学生和朋友看到蒋老师的作品登上了报纸和网站，打电话给他，他也只是谦虚地哈哈几句。“我是希望能够触动更多的陌生人，这样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现在，蒋老师已经停止创作这个系列的作品，专注于另一个完全不相关的话题的创作。已从事20年绘画创作的蒋老师总结：“我很满意之前的作品，不然我也不会拿出来展览，而是会返回画室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