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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底，贵州省铜仁市委原常委、玉屏县委书记王俊铭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此前，他被媒体聚焦是在2017年。当年初，他对干部考察工作提出要求，“扶贫工作做不到位就不该提拔重用”，可就在那年8月，因玉屏县扶贫办发生严重腐败窝案，11人被查，王俊铭被组织约谈。王俊铭是贵州省在2011年从外省引进的优秀干部，没想到9年之后，黯然落马。
在全国范围来看，引进干部通常头顶“经验丰富”“高学历”等光环，自引进之初就被寄予厚望，但有一部分人，在行权过程中没能一如既往地坚守底线，最终失守。
潘志立留下“烂摊子”
王俊铭是河北魏县人，1965年出生的他在赴贵州任职前，一直在邯郸市工作，历任该市魏县城建局党组书记、局长，曲周县副县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等职。2011年，王俊铭迎来了转折点。
2010年，贵州省在干部任用上推出了“大动作”。当时，贵州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侯正茂介绍，贵州的县委书记肯干事、能吃苦，但熟悉工业经济、城镇化建设、园区建设、招商引资、农业产业化等方面工作的太少。因此，从相对发达地区引进干部担任县委书记是个好办法。
在这样的背景下，贵州在2010年拿出贵阳市南明区、黔南州独山县、毕节市金沙县等三个区县，从江苏、山东等地引进3名优秀干部担任县委书记。2011年，又拿出9个经济相对欠发达，但具备较好发展潜质的县，从江苏、山东、浙江、河北、重庆等省（市）引进县委书记。这项人才引进政策当时引起全国关注，这样的勇气和力度，在贵州尚属首次，在全国也不多见。这些干部中大多数发挥出较大作用，为贵州的建设作出贡献。
王俊铭赶上了好政策，成为第二批引进干部，担任玉屏县委书记，5年后跻身铜仁市委常委，并继续兼任玉屏县委书记一职。但经历玉屏县扶贫办窝案的约谈风波之后，王俊铭似乎并未收敛，最终落马。
令人感慨的是，这批从外省引进的12名县委书记中，除了王俊铭，独山县委书记潘志立已在去年落马。
2010年，曾任江苏海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潘志立被甘肃引进。刚到独山县时，潘志立形容人生像是“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他说贵州当时走的路，正是沿海一带多年前的发展道路，他想借用已成熟的发展模式促进当地发展。但他并未专注脱贫攻坚，而是把心思用在搞政绩工程上。潘志立热衷于搞大项目，他主导修建了“天下第一水司楼”，对外宣称申报了三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栋举债2亿元建造的“水司楼”如今处于烂尾状态。
为了凸显“政绩”，潘志立甚至安排独山县8个乡镇每2个月轮流举办一次项目观摩会，每次花费在60万元至100万元。
据悉，潘志立任独山县委书记以来，年财政收入不足10亿元的独山债务高達400多亿元，这些政绩工程透支了地方未来发展的财力。这名引进干部不仅没有兑现当初的诺言，还留下一片“烂摊子”。
高学历干部成反面典型
很多省份再引进干部除了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以外，还有一条硬杠杠——具备高学历。但高学历并不能保证干部的廉洁性。
去年，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原巡视员牛向东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他就是一名拥有高学历的引进干部。牛向东在北京大学攻读完政治经济学博士后，进入国家经贸委工作，之后又进入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任副处级秘书。之后，他脱产学习，进入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2004年，牛向东被甘肃省看中，作为人才引进，任兰州市市长助理，之后历任兰州市副市长、兰州新区管委会主任等职。
牛向东长期身处兰州官场，当地人士认为，牛向东出事可能是受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和原副省长、兰州市委原书记虞海燕贪腐案牵连。牛向东曾和虞海燕以及已落马的兰州市原市长栾克军搭班数年。
早两年落马的陶军锋与牛向东有相似的人生轨迹，同样是从省外引进的高学历优秀干部，入陇起点同样为兰州市市长助理，最终也因贪腐落马。
到兰州之前，陶军锋就业与读书都没落下，曾在华为公司、上海邮电管理局、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工作，同时拿到了博士学位。2004年，他被甘肃省引进成为兰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市长助理，几年后当选副市长。2012年至2016年，陶军锋担任甘肃团省委书记，之后担任武威市委副书记，没想到半年之后就落马。
甘肃是脱贫攻坚的大省，也是科技创新的新区，陶军锋曾多次强调人才对于甘肃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作为当年的引进人才代表和后来的共青团书记，本应成为年轻人的榜样，却成了反面典型。
陶军锋不仅受贿461万余元，还听信算命先生的话，起名“苗冠泽”，并以此身份收受了一套北京的房产。陶军锋曾抱怨“官场黑暗，当了近10年的正处级干部还是上不去”，就向浙江籍商人戴某“借款”80万元“走关系”，但这并没能保他仕途高升，反而为其增加了一条“罪状”。
与甘肃相邻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也有一名引进的高学历人才落马。2006年，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博士后司继涛被宁夏引进，担任自治区环保局局长助理、调研员，是一个正处级岗位。由于“科班”出身，司继涛进步很快，短短几年当上宁东基地管委会副主任，成为厅级干部。
宁东基地是富聚煤、水、土等资源的核心地带，宁夏将这里作为“一号工程”举全区之力开发建设。可参与“一号工程”建设的两名官员先后落马，一名是司继涛，另一个是宁东基地党工委常务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张湧。2016年，中央第八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了群众举报环境污染问题后，正是张湧亲自督办，司继涛现场组织调查。这次“合作”后不久，司继涛就调任环保厅工作，担任自治区环保厅总工程师，但仅过5个月就落马了。
忘了初心，反被欲望吞噬？
在引进优秀干部这件事上，各省可谓各显神通。80年代末，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时，曾出现“十万人才过海峡”的壮举，如今海南对人才的需求依然很大，仅去年，就有12名引进干部来自商务部、海关总署等中央各部委和其他外省市。2016年，湖南省从中央金融单位引进18名挂职干部，大部分被安排到地市州担任副市州长，当他们刚到湖南时，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亲自会见。
引进优秀干部对当地政治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不言而喻，即使是已落马的引进干部，有些在初到任职地时也有作为。
潘志立初到独山县时，街头“脏乱”现象屡禁不止，他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整脏治乱”专项行动。这次专项行动整治力度前所未有，潘志立担任指挥长，并对督查不力的领导干部严肃问责，“脏乱”现象明显改善。
已沦为阶下囚的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局原副局长肖明辉也为当地做出了贡献。1980年出生的肖明辉清华大学土木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放弃了留在北京的机会，作为引进人才进入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担任建设工程管理主管，两年后被提拔为副局长。
短短6年间，肖明辉先后完成了环境监测站、滨海路、景观路、洋浦中学、洋浦中心医院等众多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的管理工作，出色完成了居民安置区及服务设施工程等重大项目的筹备工作，为洋浦保税港区建设顺利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深受同事好评和领导器重的肖明辉还头顶海南省“杰出青年”“五四青年”等耀眼“光环”。因其能力突出，洋浦保税港区建设安置房及配套公共服务设施项目的重担落到了他肩上。正是这个总造价达8亿元的安置房项目，使肖明辉走向了腐败的深渊。
作为引进优秀人才，他们本应该带头遵纪守法，但有些人不仅不以身作则，当被人举报面对调查时，居然还敢说：“我是引进来的博士，你们怎么能调查我？”忘记了初心的他们企图拥有更多，最终反被欲望吞噬。
在全国范围来看，引进干部通常头顶“经验丰富”“高学历”等光环，自引进之初就被寄予厚望，但有一部分人，在行权过程中没能一如既往地坚守底线，最终失守。
潘志立留下“烂摊子”
王俊铭是河北魏县人，1965年出生的他在赴贵州任职前，一直在邯郸市工作，历任该市魏县城建局党组书记、局长，曲周县副县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等职。2011年，王俊铭迎来了转折点。
2010年，贵州省在干部任用上推出了“大动作”。当时，贵州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侯正茂介绍，贵州的县委书记肯干事、能吃苦，但熟悉工业经济、城镇化建设、园区建设、招商引资、农业产业化等方面工作的太少。因此，从相对发达地区引进干部担任县委书记是个好办法。
在这样的背景下，贵州在2010年拿出贵阳市南明区、黔南州独山县、毕节市金沙县等三个区县，从江苏、山东等地引进3名优秀干部担任县委书记。2011年，又拿出9个经济相对欠发达，但具备较好发展潜质的县，从江苏、山东、浙江、河北、重庆等省（市）引进县委书记。这项人才引进政策当时引起全国关注，这样的勇气和力度，在贵州尚属首次，在全国也不多见。这些干部中大多数发挥出较大作用，为贵州的建设作出贡献。
王俊铭赶上了好政策，成为第二批引进干部，担任玉屏县委书记，5年后跻身铜仁市委常委，并继续兼任玉屏县委书记一职。但经历玉屏县扶贫办窝案的约谈风波之后，王俊铭似乎并未收敛，最终落马。
令人感慨的是，这批从外省引进的12名县委书记中，除了王俊铭，独山县委书记潘志立已在去年落马。
2010年，曾任江苏海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潘志立被甘肃引进。刚到独山县时，潘志立形容人生像是“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他说贵州当时走的路，正是沿海一带多年前的发展道路，他想借用已成熟的发展模式促进当地发展。但他并未专注脱贫攻坚，而是把心思用在搞政绩工程上。潘志立热衷于搞大项目，他主导修建了“天下第一水司楼”，对外宣称申报了三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栋举债2亿元建造的“水司楼”如今处于烂尾状态。
为了凸显“政绩”，潘志立甚至安排独山县8个乡镇每2个月轮流举办一次项目观摩会，每次花费在60万元至100万元。
据悉，潘志立任独山县委书记以来，年财政收入不足10亿元的独山债务高達400多亿元，这些政绩工程透支了地方未来发展的财力。这名引进干部不仅没有兑现当初的诺言，还留下一片“烂摊子”。
高学历干部成反面典型
很多省份再引进干部除了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以外，还有一条硬杠杠——具备高学历。但高学历并不能保证干部的廉洁性。
去年，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原巡视员牛向东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他就是一名拥有高学历的引进干部。牛向东在北京大学攻读完政治经济学博士后，进入国家经贸委工作，之后又进入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任副处级秘书。之后，他脱产学习，进入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2004年，牛向东被甘肃省看中，作为人才引进，任兰州市市长助理，之后历任兰州市副市长、兰州新区管委会主任等职。
牛向东长期身处兰州官场，当地人士认为，牛向东出事可能是受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和原副省长、兰州市委原书记虞海燕贪腐案牵连。牛向东曾和虞海燕以及已落马的兰州市原市长栾克军搭班数年。
早两年落马的陶军锋与牛向东有相似的人生轨迹，同样是从省外引进的高学历优秀干部，入陇起点同样为兰州市市长助理，最终也因贪腐落马。
到兰州之前，陶军锋就业与读书都没落下，曾在华为公司、上海邮电管理局、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工作，同时拿到了博士学位。2004年，他被甘肃省引进成为兰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市长助理，几年后当选副市长。2012年至2016年，陶军锋担任甘肃团省委书记，之后担任武威市委副书记，没想到半年之后就落马。
甘肃是脱贫攻坚的大省，也是科技创新的新区，陶军锋曾多次强调人才对于甘肃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作为当年的引进人才代表和后来的共青团书记，本应成为年轻人的榜样，却成了反面典型。
陶军锋不仅受贿461万余元，还听信算命先生的话，起名“苗冠泽”，并以此身份收受了一套北京的房产。陶军锋曾抱怨“官场黑暗，当了近10年的正处级干部还是上不去”，就向浙江籍商人戴某“借款”80万元“走关系”，但这并没能保他仕途高升，反而为其增加了一条“罪状”。
与甘肃相邻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也有一名引进的高学历人才落马。2006年，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博士后司继涛被宁夏引进，担任自治区环保局局长助理、调研员，是一个正处级岗位。由于“科班”出身，司继涛进步很快，短短几年当上宁东基地管委会副主任，成为厅级干部。
宁东基地是富聚煤、水、土等资源的核心地带，宁夏将这里作为“一号工程”举全区之力开发建设。可参与“一号工程”建设的两名官员先后落马，一名是司继涛，另一个是宁东基地党工委常务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张湧。2016年，中央第八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了群众举报环境污染问题后，正是张湧亲自督办，司继涛现场组织调查。这次“合作”后不久，司继涛就调任环保厅工作，担任自治区环保厅总工程师，但仅过5个月就落马了。
忘了初心，反被欲望吞噬？
在引进优秀干部这件事上，各省可谓各显神通。80年代末，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时，曾出现“十万人才过海峡”的壮举，如今海南对人才的需求依然很大，仅去年，就有12名引进干部来自商务部、海关总署等中央各部委和其他外省市。2016年，湖南省从中央金融单位引进18名挂职干部，大部分被安排到地市州担任副市州长，当他们刚到湖南时，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亲自会见。
引进优秀干部对当地政治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不言而喻，即使是已落马的引进干部，有些在初到任职地时也有作为。
潘志立初到独山县时，街头“脏乱”现象屡禁不止，他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整脏治乱”专项行动。这次专项行动整治力度前所未有，潘志立担任指挥长，并对督查不力的领导干部严肃问责，“脏乱”现象明显改善。
已沦为阶下囚的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局原副局长肖明辉也为当地做出了贡献。1980年出生的肖明辉清华大学土木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放弃了留在北京的机会，作为引进人才进入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担任建设工程管理主管，两年后被提拔为副局长。
短短6年间，肖明辉先后完成了环境监测站、滨海路、景观路、洋浦中学、洋浦中心医院等众多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的管理工作，出色完成了居民安置区及服务设施工程等重大项目的筹备工作，为洋浦保税港区建设顺利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深受同事好评和领导器重的肖明辉还头顶海南省“杰出青年”“五四青年”等耀眼“光环”。因其能力突出，洋浦保税港区建设安置房及配套公共服务设施项目的重担落到了他肩上。正是这个总造价达8亿元的安置房项目，使肖明辉走向了腐败的深渊。
作为引进优秀人才，他们本应该带头遵纪守法，但有些人不仅不以身作则，当被人举报面对调查时，居然还敢说：“我是引进来的博士，你们怎么能调查我？”忘记了初心的他们企图拥有更多，最终反被欲望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