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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檀香刑》和《秀拉》分别是中国作家莫言和美国作家托里·莫里森的主要作品。两部作品的故事并不复杂，但两位作家都用了大量的象征性意象，并通过运用这些具有象征性的意象发掘了作品的民族寓言本质。本文主要分析了两部小说在寓意技巧上的相似之处。
关键词：寓意 人物名字 身体特征 民族寓言 文化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檀香刑》和《秀拉》分别是中国作家莫言和美国作家托里·莫里森的主要作品。《檀香刑》通过一个猫腔戏班班主孙丙被清政府判处极刑，并被执行了惨无人道的檀香刑的故事，体现了一种反侵略、反殖民化的主题。而《秀拉》则通过对女主人公秀拉和黑人社区“底层”的描写，探讨了关于黑人女性寻求自我和黑人群体重建种族文化的话题。这两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品在叙事手法上都用了大量的隐喻。这些隐喻手法的运用体现了作家对所要表现的主题的反思，最终指向的是作家对人性和社会的追问与思考。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了两部作品寓意技巧的相似之处。
一 人物名字的深刻寓意
在文学作品中，对文本中的人物进行特殊的命名来赋予作品多重寓意是许多作家常用的技巧。在《檀香刑》中，小人物的名字被设置为：赵甲、钱丁、孙丙，他们的名字更像是代表一类人，是一种抽象的隐喻而非真实个体的存在。钱丁是士文化的代表，是一种官的象征。文章描述了钱丁这个庙堂知识分子精神蜕变的历程：作为两榜进士，守道还是从势的冲突一开始就在他生活中存在。只是这种冲突在他来到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时渐趋尖锐，想要偏安一隅的愿望因为德国人对这片土地的觊觎而变为不可能，而孙丙与德国人的冲突将知县钱丁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他必须要在保官位，还是坚持理想与知识分子的良心中做出选择。他一步步地退却，而退却的过程就是对良知逐渐放弃的过程，这种放弃让他看到了自己的人格丑陋与卑下，使他痛苦不堪，但又欲罢不能。
孙丙是侠文化的代表，是民的象征。他也有着对官的惧怕，对权势的顺从。他的英雄气概更多来自本能，是逞一时的血气之勇，并无太多的理性与自觉。他所采取的反抗方式也是半像演戏，半像打仗。孙丙的反抗并非针对当时的统治者，也无什么高远的革命理想，只是一个人被逼迫到走投无路时的铤而走险之举。他所反抗的是外来民族的压迫，但对来自于自己文化自身的压迫察而不觉，所以他最终还是无法逃脱当奴隶的命运。
刽子手赵甲是狂妄、卑微、冷漠无情又良心未泯的一类人的代表，同时又是权力的代表。他冷酷无情，但在大义凛然的受刑者面前产生了惭愧、紧张、反胃、倦怠、心神不安等生理心理反应，此后还落下了一种动辄双手灼热如火烧的怪病。这象征了权力和反权力者关系的吊诡之处。权力用刑罚这种方式妄图征服犯人的精神、思想，也可以说正因为它征服不了反抗者的思想才穷凶极恶地毁灭犯人的肉体，赵丙行刑的过程其实是权力失败的过程。
而在《秀拉》中，“秀拉”既是小说的名字，又是女主人公的名字，这本身就极富象征意义。在非洲寓言中，秀拉有诸多不同凡人的涵义，比如：恐惧、逃跑、刺、戳、由好变坏、被战胜、精神上的失败、不知所措等。作者给予黑人女性秀拉这个特殊的非洲名字，以隐喻她桀骜不驯的性格和坎坷不平的一生：少女时代，为了反抗白人男孩的欺负，秀拉不惜用小刀划破自己的手指吓跑对手；成年后，秀拉更具有反叛精神。为追求自我，过自主独立的生活，她敢于挑战家中的“上帝”——她的外婆伊娃。她选择独身，不要孩子，从而颠覆了传统黑人妇女的生活模式。她的离经叛道把整个“底层”社区斯成了两半，她成了“底层”社区里的“撒旦”。秀拉是一个敢于反叛权威，颠覆男权统治，消解传统范式，执着追求自我的黑人女性代表。
伊娃（Eva）是秀拉的外婆。这个名字使人很容易想到人类的第一个母亲夏娃（Eve）。莫里森借助这个母亲原型，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善良慷慨、性格刚烈、聪明能干、坚强独立，能够创造自己生活并能主宰自己、甚至他人命运的黑人母亲形象。在小说中，伊娃通过自残获得大笔金钱，从而使自己和孩子过上了有保障的生活，并为那些孤苦伶仃的人们提供了庇护。当秀拉的母亲烈火焚身时，伊娃奋不顾身地跳下楼并拖着遍体鳞伤的残缺身体，爬向垂死的女儿。当她觉得自己对拯救儿子李子无能为力的时候，便亲手烧死了他。所有这一切，都为读者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个敢爱敢恨的黑人女性形象。
谢德里克是爱着秀拉的人，他代表着黑人文化的精神。谢德里克的名字起源于《圣经》，寓意是一切诅咒他的人都没有好的下场。小说中憎恨和诅咒他的人，最后都被“碎尸万段”。同时，他的名字也有藐视权威、坚持自我的寓意。《圣经》中的谢德里克，藐视国王、不遵守法律，国王欲烧死他而他却可以毫发无损地走出火炉。而小说中的谢德里克，“底层”的人们害怕他、恐惧他、诅咒他，而这些恶人们都在最后一次“自杀节”中死去。谢德里克没有死，他手里摇的母牛颈铃似乎在告诉人们：黑人应该牢记自己的非洲文化，敢于向命运抗争，使自己的民族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
二 人物身体特征的寓意
在《檀香刑》中，我们发现有两处关于身体特征的描写：男人的胡须；女人的小脚。
小说中关于男人胡须的描写主要集中在大老爷钱丁和平民孙丙身上。孙丙蔑视钱丁的胡须并挑衅，从而引发二人斗须。孙丙对钱丁胡须的反感既来自于孙丙对自己胡须的自信，也来自于他对官威的本能的反抗。这场斗须可以看作是两人为了维护各自的形象之斗，同时也是代表了两种话语之斗：钱丁的胡须，作为官威与品德的象征，代表的是绝对的威权与正义；而孙丙的胡须，因其所具有的高密东北乡猫腔班主的身份，不仅是他的精气神儿，是他潇洒、自信的来源，同时也代表着其所在的民间社会。由于有了这层次的内涵，知县钱丁才要大张旗鼓地与孙丙一比输赢，才会不择手段地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折孙丙的威风。孙丙输了，被拔掉了胡子，失去了胡子的他“就如剪掉了鬃毛和尾巴的烈马，没了威风也减了脾气，横眉竖目的脸，渐渐变得平和圆润。”最终成了“满面红光，一团和气，俨然一个乡绅。”这个诛心的过程不仅来自于官的威权的压制，也来自于民的被迫加自觉的心理认同。通过胡须这一文化符号，揭示了官方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压制，以及民间文化在压制下的一种不得已的、认命的屈从。
男人如此，女子也不例外。如果说胡须是一种代表着男性的文化符号，那么官方（主流）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压制在女人身上就体现在以封建的三从四德对女人进行道德的规约上。在《檀香刑》中，代表着这种规约与压制的符号是小脚，而规约的实施者是钱夫人。钱夫人是名门之后——曾文正公的外孙女，是正统道德的化身。对于渴望着钱丁的孙眉娘而言，钱夫人的威胁不在别处，而在于那双小脚带来的心理上的压迫与威慑。知县夫人的小脚相对于眉娘的大脚而言，意味着良好的教养、尊贵的地位、显赫的身份和绝对的控制权。眉娘的大脚虽然给她带来自由与方便，但向来是众人嘲笑的对象，“大脚美人”的称号中戏谑的成分是多于赞美的。在钱夫人的尖翘翘似菱角的小脚面前，眉娘感到了自己彻底的失败。眉娘的失败是由于自身对正统道德规约的认同导致的，钱夫人的威压更像是一种隐性的，作用于眉娘内心的力量，而非事实上的存在。在女性的领域中，我们看到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对民间意识的更彻底地侵占和征服。
在《秀拉》中，秀拉的眼皮上有一处黑色的胎记，而且“这块胎记随着年龄增长而加深”。胎记在不同人的眼中呈现出不同的形象：奈尔觉得那是一株“带梗的玫瑰”，裘德认为那是一条剧毒的响尾蛇，谢德里克看到的却是一个小蝌蚪，而“底层”里很多憎恨秀拉的人都认为那是她母亲汉娜的一小撮骨灰。秀拉和这些人间不同的关系导致了呈现的差异。秀拉眼皮上的玫瑰是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意象。越来越深的颜色代表着传统价值观看来的邪恶程度的不断加深，而玫瑰本身则表明邪恶当中包孕着独一无二的独自绽放的美。秀拉认为全国所有的黑种女人都和她一样在等死：“不过区别在于她们是像树桩一样等死。而我，我像一株红杉那样等死。我敢说我确实在这世界上生活过。”犹如一株死水中的玫瑰。而黑人的世界便是一潭死水，大多数人都愿意像蚊虫那样卑微而本分地凑合着生活，然后无可奈何地死去。而秀拉，偏要长成绚烂的玫瑰，热烈地绽放，以花瓣的飞散为终结。这便是秀拉的荣誉。这种荣誉是不可能被蚊虫般活着的人们所理解或向往的。这朵恶之花是秀拉独特的身份印记。作者用黑玫瑰比喻秀拉，表明了她的赞同的态度。
在《圣经》中，蛇是引诱亚当和夏娃的邪恶存在。虽然蛇的引诱使亚当和夏娃失去了伊甸园一成不变的幸福生活，但却使他们懂得了羞耻与爱等情感。秀拉的“恶”与蛇的“引诱”本是无心而无意的行为，例如，秀拉在谈话中忽然问别人为何张嘴咀嚼，其实她并非对答案感兴趣，而是想“看看对方表情的急剧变化”。社会为这种撩拨性的行为冠上贬义的名称，而秀拉所做的一切却恰好从反面让社会变得更美好了：母亲开始宠护儿子，年轻人也积极承担赡养老人的职责，妻子们细心照料着丈夫……
三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寓言
在《檀香刑》中，作者借助小说中各种人物的关系以及檀香刑与猫腔的力量，写出了民族、社会的悲歌与人性的张扬！在书的最后部分，刑罚与戏剧合为一体，共同构成了展示人性的大舞台。檀香刑使孙丙成了真正的英雄，猫腔的大合唱成了汹涌的殉道精神和民众愤怒的出口，甚至连素来冷漠的看客，也大受猫腔的震撼：“台下群情激昂，咪呜声，跺脚声，震动校场”。最后，大家集体入戏，以自己的血为英雄在黑暗年代的牺牲写下了苍凉悲痛的诗篇。知县钱丁也在酷刑的震动与猫腔的感召中，实现了向自我的回归。残酷的刑罚、无耻的人性、沉痛的猫腔、人的哀鸣、英雄的悲声、良心的悸动、喑哑的死亡……这些全都在小说中交织和重叠在了一起。整个民族的卑下、丑陋、愚昧与委琐，都在血的淬炼中得以升华。檀香刑与猫腔的文化混合体孕育出了一种积极的人性和社会力量，孙丙与钱丁的最终的自我选择蕴含着理性与理想的光辉，由此实现了对自我的拯救与对陈腐的民族文化的超越，昭示了一种健康的人性、一种新鲜积极的民族形成的可能。
莫里森在讨论《秀拉》的创作思想曾说：
“在我看来，黑人民族处理恶的方式说明了他们是如何对许多其他事情作出反应的。这如同是一把双刃剑。这说明为什么他们难以组织长期政治斗争反对另一个民族的一个理由。这说明他们的慷慨以及对所有一切的接受态度。这是因为他们并不害怕恶，并不害怕不同。恶不是异己的力量，它只是不同的力量。这是我在《秀拉》中描写的恶。”
黑人民族的接受态度，让秀拉的“恶”成了投入水中的石子，引不起丝毫的思考或者改变。莫里森通过《秀拉》对黑人民族的生存状态作了深入的剖析，挖掘出了他们反抗失败的根源，同时也向黑人民族提出了生存状态的新高度。
《檀香刑》和《秀拉》是两部不同国度、不同年代、不同题材的文学作品。但是两位作家都是使用隐喻的大师，他们都擅长从现实中取材，并运用或明晰或多义的隐喻来突出主题。两部小说不但给广大读者提供了可堪比较的艺术空间，也让读者从中获得了更高一层的审美启示。
参考文献：
[1] 卡西尔恩，于晓等译：《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1988年版。
[2] 韦勒克勒·沃论奥，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 郭贵春、安军：《隐喻的语境分析》，《江海学刊》，2005年第5期。
[4] 洪治纲：《刑场背后的历史》，《南方文坛》，2001年第6期。
[5] 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 谢有顺：《当死亡比活着更艰难》，《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5期。
[7] 周蕾：《末世沉浮：一个庙堂知识分子的生存解析》，《名作欣赏》，2005年第3期。
作者简介：王琼曼，女，1973—，湖北宜昌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教学法、英美文学，工作单位：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寓意 人物名字 身体特征 民族寓言 文化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檀香刑》和《秀拉》分别是中国作家莫言和美国作家托里·莫里森的主要作品。《檀香刑》通过一个猫腔戏班班主孙丙被清政府判处极刑，并被执行了惨无人道的檀香刑的故事，体现了一种反侵略、反殖民化的主题。而《秀拉》则通过对女主人公秀拉和黑人社区“底层”的描写，探讨了关于黑人女性寻求自我和黑人群体重建种族文化的话题。这两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品在叙事手法上都用了大量的隐喻。这些隐喻手法的运用体现了作家对所要表现的主题的反思，最终指向的是作家对人性和社会的追问与思考。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了两部作品寓意技巧的相似之处。
一 人物名字的深刻寓意
在文学作品中，对文本中的人物进行特殊的命名来赋予作品多重寓意是许多作家常用的技巧。在《檀香刑》中，小人物的名字被设置为：赵甲、钱丁、孙丙，他们的名字更像是代表一类人，是一种抽象的隐喻而非真实个体的存在。钱丁是士文化的代表，是一种官的象征。文章描述了钱丁这个庙堂知识分子精神蜕变的历程：作为两榜进士，守道还是从势的冲突一开始就在他生活中存在。只是这种冲突在他来到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时渐趋尖锐，想要偏安一隅的愿望因为德国人对这片土地的觊觎而变为不可能，而孙丙与德国人的冲突将知县钱丁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他必须要在保官位，还是坚持理想与知识分子的良心中做出选择。他一步步地退却，而退却的过程就是对良知逐渐放弃的过程，这种放弃让他看到了自己的人格丑陋与卑下，使他痛苦不堪，但又欲罢不能。
孙丙是侠文化的代表，是民的象征。他也有着对官的惧怕，对权势的顺从。他的英雄气概更多来自本能，是逞一时的血气之勇，并无太多的理性与自觉。他所采取的反抗方式也是半像演戏，半像打仗。孙丙的反抗并非针对当时的统治者，也无什么高远的革命理想，只是一个人被逼迫到走投无路时的铤而走险之举。他所反抗的是外来民族的压迫，但对来自于自己文化自身的压迫察而不觉，所以他最终还是无法逃脱当奴隶的命运。
刽子手赵甲是狂妄、卑微、冷漠无情又良心未泯的一类人的代表，同时又是权力的代表。他冷酷无情，但在大义凛然的受刑者面前产生了惭愧、紧张、反胃、倦怠、心神不安等生理心理反应，此后还落下了一种动辄双手灼热如火烧的怪病。这象征了权力和反权力者关系的吊诡之处。权力用刑罚这种方式妄图征服犯人的精神、思想，也可以说正因为它征服不了反抗者的思想才穷凶极恶地毁灭犯人的肉体，赵丙行刑的过程其实是权力失败的过程。
而在《秀拉》中，“秀拉”既是小说的名字，又是女主人公的名字，这本身就极富象征意义。在非洲寓言中，秀拉有诸多不同凡人的涵义，比如：恐惧、逃跑、刺、戳、由好变坏、被战胜、精神上的失败、不知所措等。作者给予黑人女性秀拉这个特殊的非洲名字，以隐喻她桀骜不驯的性格和坎坷不平的一生：少女时代，为了反抗白人男孩的欺负，秀拉不惜用小刀划破自己的手指吓跑对手；成年后，秀拉更具有反叛精神。为追求自我，过自主独立的生活，她敢于挑战家中的“上帝”——她的外婆伊娃。她选择独身，不要孩子，从而颠覆了传统黑人妇女的生活模式。她的离经叛道把整个“底层”社区斯成了两半，她成了“底层”社区里的“撒旦”。秀拉是一个敢于反叛权威，颠覆男权统治，消解传统范式，执着追求自我的黑人女性代表。
伊娃（Eva）是秀拉的外婆。这个名字使人很容易想到人类的第一个母亲夏娃（Eve）。莫里森借助这个母亲原型，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善良慷慨、性格刚烈、聪明能干、坚强独立，能够创造自己生活并能主宰自己、甚至他人命运的黑人母亲形象。在小说中，伊娃通过自残获得大笔金钱，从而使自己和孩子过上了有保障的生活，并为那些孤苦伶仃的人们提供了庇护。当秀拉的母亲烈火焚身时，伊娃奋不顾身地跳下楼并拖着遍体鳞伤的残缺身体，爬向垂死的女儿。当她觉得自己对拯救儿子李子无能为力的时候，便亲手烧死了他。所有这一切，都为读者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个敢爱敢恨的黑人女性形象。
谢德里克是爱着秀拉的人，他代表着黑人文化的精神。谢德里克的名字起源于《圣经》，寓意是一切诅咒他的人都没有好的下场。小说中憎恨和诅咒他的人，最后都被“碎尸万段”。同时，他的名字也有藐视权威、坚持自我的寓意。《圣经》中的谢德里克，藐视国王、不遵守法律，国王欲烧死他而他却可以毫发无损地走出火炉。而小说中的谢德里克，“底层”的人们害怕他、恐惧他、诅咒他，而这些恶人们都在最后一次“自杀节”中死去。谢德里克没有死，他手里摇的母牛颈铃似乎在告诉人们：黑人应该牢记自己的非洲文化，敢于向命运抗争，使自己的民族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
二 人物身体特征的寓意
在《檀香刑》中，我们发现有两处关于身体特征的描写：男人的胡须；女人的小脚。
小说中关于男人胡须的描写主要集中在大老爷钱丁和平民孙丙身上。孙丙蔑视钱丁的胡须并挑衅，从而引发二人斗须。孙丙对钱丁胡须的反感既来自于孙丙对自己胡须的自信，也来自于他对官威的本能的反抗。这场斗须可以看作是两人为了维护各自的形象之斗，同时也是代表了两种话语之斗：钱丁的胡须，作为官威与品德的象征，代表的是绝对的威权与正义；而孙丙的胡须，因其所具有的高密东北乡猫腔班主的身份，不仅是他的精气神儿，是他潇洒、自信的来源，同时也代表着其所在的民间社会。由于有了这层次的内涵，知县钱丁才要大张旗鼓地与孙丙一比输赢，才会不择手段地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折孙丙的威风。孙丙输了，被拔掉了胡子，失去了胡子的他“就如剪掉了鬃毛和尾巴的烈马，没了威风也减了脾气，横眉竖目的脸，渐渐变得平和圆润。”最终成了“满面红光，一团和气，俨然一个乡绅。”这个诛心的过程不仅来自于官的威权的压制，也来自于民的被迫加自觉的心理认同。通过胡须这一文化符号，揭示了官方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压制，以及民间文化在压制下的一种不得已的、认命的屈从。
男人如此，女子也不例外。如果说胡须是一种代表着男性的文化符号，那么官方（主流）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压制在女人身上就体现在以封建的三从四德对女人进行道德的规约上。在《檀香刑》中，代表着这种规约与压制的符号是小脚，而规约的实施者是钱夫人。钱夫人是名门之后——曾文正公的外孙女，是正统道德的化身。对于渴望着钱丁的孙眉娘而言，钱夫人的威胁不在别处，而在于那双小脚带来的心理上的压迫与威慑。知县夫人的小脚相对于眉娘的大脚而言，意味着良好的教养、尊贵的地位、显赫的身份和绝对的控制权。眉娘的大脚虽然给她带来自由与方便，但向来是众人嘲笑的对象，“大脚美人”的称号中戏谑的成分是多于赞美的。在钱夫人的尖翘翘似菱角的小脚面前，眉娘感到了自己彻底的失败。眉娘的失败是由于自身对正统道德规约的认同导致的，钱夫人的威压更像是一种隐性的，作用于眉娘内心的力量，而非事实上的存在。在女性的领域中，我们看到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对民间意识的更彻底地侵占和征服。
在《秀拉》中，秀拉的眼皮上有一处黑色的胎记，而且“这块胎记随着年龄增长而加深”。胎记在不同人的眼中呈现出不同的形象：奈尔觉得那是一株“带梗的玫瑰”，裘德认为那是一条剧毒的响尾蛇，谢德里克看到的却是一个小蝌蚪，而“底层”里很多憎恨秀拉的人都认为那是她母亲汉娜的一小撮骨灰。秀拉和这些人间不同的关系导致了呈现的差异。秀拉眼皮上的玫瑰是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意象。越来越深的颜色代表着传统价值观看来的邪恶程度的不断加深，而玫瑰本身则表明邪恶当中包孕着独一无二的独自绽放的美。秀拉认为全国所有的黑种女人都和她一样在等死：“不过区别在于她们是像树桩一样等死。而我，我像一株红杉那样等死。我敢说我确实在这世界上生活过。”犹如一株死水中的玫瑰。而黑人的世界便是一潭死水，大多数人都愿意像蚊虫那样卑微而本分地凑合着生活，然后无可奈何地死去。而秀拉，偏要长成绚烂的玫瑰，热烈地绽放，以花瓣的飞散为终结。这便是秀拉的荣誉。这种荣誉是不可能被蚊虫般活着的人们所理解或向往的。这朵恶之花是秀拉独特的身份印记。作者用黑玫瑰比喻秀拉，表明了她的赞同的态度。
在《圣经》中，蛇是引诱亚当和夏娃的邪恶存在。虽然蛇的引诱使亚当和夏娃失去了伊甸园一成不变的幸福生活，但却使他们懂得了羞耻与爱等情感。秀拉的“恶”与蛇的“引诱”本是无心而无意的行为，例如，秀拉在谈话中忽然问别人为何张嘴咀嚼，其实她并非对答案感兴趣，而是想“看看对方表情的急剧变化”。社会为这种撩拨性的行为冠上贬义的名称，而秀拉所做的一切却恰好从反面让社会变得更美好了：母亲开始宠护儿子，年轻人也积极承担赡养老人的职责，妻子们细心照料着丈夫……
三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寓言
在《檀香刑》中，作者借助小说中各种人物的关系以及檀香刑与猫腔的力量，写出了民族、社会的悲歌与人性的张扬！在书的最后部分，刑罚与戏剧合为一体，共同构成了展示人性的大舞台。檀香刑使孙丙成了真正的英雄，猫腔的大合唱成了汹涌的殉道精神和民众愤怒的出口，甚至连素来冷漠的看客，也大受猫腔的震撼：“台下群情激昂，咪呜声，跺脚声，震动校场”。最后，大家集体入戏，以自己的血为英雄在黑暗年代的牺牲写下了苍凉悲痛的诗篇。知县钱丁也在酷刑的震动与猫腔的感召中，实现了向自我的回归。残酷的刑罚、无耻的人性、沉痛的猫腔、人的哀鸣、英雄的悲声、良心的悸动、喑哑的死亡……这些全都在小说中交织和重叠在了一起。整个民族的卑下、丑陋、愚昧与委琐，都在血的淬炼中得以升华。檀香刑与猫腔的文化混合体孕育出了一种积极的人性和社会力量，孙丙与钱丁的最终的自我选择蕴含着理性与理想的光辉，由此实现了对自我的拯救与对陈腐的民族文化的超越，昭示了一种健康的人性、一种新鲜积极的民族形成的可能。
莫里森在讨论《秀拉》的创作思想曾说：
“在我看来，黑人民族处理恶的方式说明了他们是如何对许多其他事情作出反应的。这如同是一把双刃剑。这说明为什么他们难以组织长期政治斗争反对另一个民族的一个理由。这说明他们的慷慨以及对所有一切的接受态度。这是因为他们并不害怕恶，并不害怕不同。恶不是异己的力量，它只是不同的力量。这是我在《秀拉》中描写的恶。”
黑人民族的接受态度，让秀拉的“恶”成了投入水中的石子，引不起丝毫的思考或者改变。莫里森通过《秀拉》对黑人民族的生存状态作了深入的剖析，挖掘出了他们反抗失败的根源，同时也向黑人民族提出了生存状态的新高度。
《檀香刑》和《秀拉》是两部不同国度、不同年代、不同题材的文学作品。但是两位作家都是使用隐喻的大师，他们都擅长从现实中取材，并运用或明晰或多义的隐喻来突出主题。两部小说不但给广大读者提供了可堪比较的艺术空间，也让读者从中获得了更高一层的审美启示。
参考文献：
[1] 卡西尔恩，于晓等译：《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1988年版。
[2] 韦勒克勒·沃论奥，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 郭贵春、安军：《隐喻的语境分析》，《江海学刊》，2005年第5期。
[4] 洪治纲：《刑场背后的历史》，《南方文坛》，2001年第6期。
[5] 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 谢有顺：《当死亡比活着更艰难》，《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5期。
[7] 周蕾：《末世沉浮：一个庙堂知识分子的生存解析》，《名作欣赏》，2005年第3期。
作者简介：王琼曼，女，1973—，湖北宜昌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教学法、英美文学，工作单位：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