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执政高层频频强调注重中国政治传统的古老智慧，学习历史上的国家治理经验。执政精英定期或不定期学习经典，讨论经史的治国启示，其实是中国历史绵延不绝的惯例或制度。当今政治生态的回归传统，于现代中国意义尤其不凡。
　　概因近代以来，由于政治及外交上屡受打击，国人对于传统历史和政治逐渐形成一番悲观、丑恶的观感与认知。“封建专制”、“压迫剥削”云云，大多生搬硬套西方舶来的概念和理论来理解自身。其实，无论中西，治乱兴衰的周期更替，都是政治社会的常态图景。中华文明在过往数千年间的积累，成就并不逊于他人。仅仅因为遇到新贵，就把自家过去贬得一无是处，这种激愤心态大多是浇现实中的块垒吧。
　　这份不平，却渐孳生出一种历史和政治的妄见，要彻底推翻传统，而建设一个全新而完美的理想秩序。负资产全部清零，轻装上阵，趟出一条通往极乐世界的新路来。说是妄见，其激情在于蔑视传统，不能正视政治事业作为实践过程的累积性和延续性。而民族基因、民情风土、历史沿革，不是说要改造就能彻底重装的。无视这个基本前提，就只能不断折腾，劳而无功，甚或带来灾难。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延续、实现繁荣与扩展，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因承损益的道路审慎，把握到旧邦新命的政治更化之义。三代之礼相承损益，秦汉、隋唐、唐宋之制易代因革，深谙酒瓶新酒之艺，不取全盘革命之途。这其中自然养成了先民面对历史传统的尊重和谦卑。
　　因此，摘下现代国人审视故国历史的墨镜，清明而理智地把握传统实践脉络，是当下补课的题中之义。惟有如此，才能明了现实中国问题的来龙去脉、鉴往知来，也才能最充分地激活传统中的有益资源，来推进现实问题的解决。
　　欲成此，首先需要基本认知的廓清与辨明。举例来说，执政高层列举传统政治智慧，首提“民惟邦本”。这四个字，什么意思？作为一个政治学的从业人员，坦率地讲，近年来考试诸生，很少有人能清晰阐发其中的意思。学者们是否已讲清？也不好说。
　　对此有所了解的，一般将它概称为“民本”。并且，往往是在与“民主”比较时，拉过来陪练。比较一番，实则批判一番，指出民本充其量是君主专制政体下基于政策考量对民生的垂注和关切，距离现代民主甚为遥远。
　　其实，考“民惟邦本”的文献出处，意思并非如此。有夏第二代君主太康不理朝政，遭到驱逐，其兄弟由此重申祖宗典训，批评失德之政，这就是《尚书》中的《五子之歌》。当时“黎民咸贰”，太康已经失去民众支持，这样才被有穷氏的后羿发动政变，导致失国。五子贵族在这里申明的夏禹祖训，也就是后世所谓“祖宗之法”，第一条就是“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并申述了唐尧确立的纪纲、大禹的典则与训诫。
　　可以说，这是一份在政治危机时刻出现的夏代宪章，从统治集团成员的反省视角申明了有国者如何面对开国者、先王的政治训命，确立权力行使之大法，与现代西方念念不忘的英格兰大宪章颇为神肖。而宪章的第一条就强调“民惟邦本”的宪制意义，不敬民，不修政，是要亡国覆宗的。天下平常百姓，都可胜我，大禹的这份政治清醒，绝不仅仅是民生政策意义上的考量，而是关乎政权根本的存亡。太康失国的政治现实，就是这个宪制原理的活生生印证。
　　这个宪制原理首先是在政治正当性意义上的规范立言。一个政权确立与否，在于是否正视“民惟邦本”这个关键事实。大禹之训云“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虽然《五子之歌》未必是夏政的精准反映，却不妨碍民本之道深深刻印在华夏先民的宪制信念之中。近代刘师培将其引作中国的古典“民约”之一，指出“上古之时，政悉操于民，故民为邦本之言载于夏训”“以民为国家之主体，以君为国家之客体”。换言之，天下不是某个人、某部分群体的私物，天下乃众人之天下。“天下为公”“民惟邦本”，是尧舜以来的中华道统精神之所在。
　　当然，夏以来的“家天下”格局，已逊于尧舜时期的“公天下”，世袭取代了禅让。秦汉以后，君主力量上升，专制性有所强化。然而，在基本宪制原理上，仍然不能背离“民惟邦本”这个公道古训。除了王朝革命路径的民本体现，在常态治理之中仍然需要落实公共精神。毕竟，在传统政治理解中，君主乃代天理物，权可寄于出于天子，政却不能自用自专。其中的公共精神，不仅在正当性意义上，也在政体维度上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