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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母亲唐光英，她个子不高，只有一米五多一点，剪着短发。她是一个民办老师，一个在山村小学坚守了十八年的民办老师。
我生在一个小山村，五十多年前那里非常落后，很贫穷。母亲是从平坝嫁到山上的，因为母亲的父母相继去世，母亲嫁给了大她十五岁的父亲，原因是父亲的表妹嫁给了母亲的哥哥，算是调换亲。母亲成了村里唯一的文化人，嫁过去之前她是正在学医的学生。母亲嫁给父亲两年后，村里成立了小学，母亲成了小学老师，一个没有编制的民办老师。
从我记事起，学校只有两间房，一间是长期的教室，那是母亲的阵地，一间有时有学生，有时空的，除了母亲偶尔会有分配来村里的公办老师，或者是下乡的知青来任教，空着的教室就被用起来，公办老师都不愿意呆在偏僻的村小，一般一年半载就调走了，知青的流动也很大，当那些老师都离开了，学生只好又合成一个班由母亲一人教，那个教室就空着了。小山村里成天都能听到母亲教我们大声唱读拼音“a-o-e……”或背诵加减法“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二等于三……”或背诵乘法口诀“一一得一、一二得二……”的声音;母亲还教我们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这些优美动听雄壮激昂的歌曲会久久在学校周围回荡，后来考幼师面试要求唱首歌曲，我不由自主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母亲也教我们拨打算盘，嘴里一边念“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手指一边有节奏地拨动算珠，“咵嗒、咵嗒”的拨珠声就像山涧的溪流声一样动听，这是我小时候听过的最美音符。每到山坡上芭毛成熟的季节，母亲就会去采摘一些芭毛杆，用刀切成小段，给刚入学的学生学习加减法用。有一次母亲去山上摘芭毛，没踩稳滚到了山沟里，幸好山坡不高，只被荆棘划伤了脖子和手臂，父亲骂她：“我看你一天干家里活没这么有劲，干无用的事有劲得很。”她说：“这哪是无用的事呢，这些娃娃买不起小棒，不用这个数数他们很难学会加减法得嘛。”
教室里的课桌是石头的，配的石头墩子，冬天坐在冰冷的石墩子上屁股生疼，有的娃娃屁股还会生冻疮，母亲便让大家从家里抱来麦秆和玉米皮，教学生编织成蒲团放在石墩上，这个办法真好，坐在蒲团上屁股暖和多了。冬天我们最喜欢母亲从山上扯来的葛藤，一到下课时间大家就争先恐后用葛藤跳绳，跳暖和了又继续上课。母亲还捡来村里烧残不能用的瓦片，用石头小心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磨成大小一致比较圆润的“子儿”，我们就又有了一个好玩的游戏叫“抓子儿”，夏天在石桌上、地上都可玩，女生最喜爱。男生不太喜欢“抓子儿”，母亲就让他们把一大块瓦片立起来，站在一定距离外用一块薄石块去扔击瓦块，大家轮流来，扔倒瓦块为胜，男生把它叫作“打碑”。母亲又把制作“子儿”剩下的和“打碑”打烂了的瓦块，弄成半个手掌大小且光滑的瓦片儿，用树枝在泥地上画些格子教我们“跳房子”，这个游戏男生女生都很喜欢，偶尔有调皮男生会去偷母亲的粉笔在地上画“房子”。母亲很生气地大吼：“这些粉笔这么贵，你们拿去地上画，好可惜哦，树枝在泥地上可以画“房子”，在黑板上能写字吗？”
整个学校学生不多，全部合在一起也只有二十多个，从七八岁到十几岁年龄不等，母亲教学的内容是一年级到四年级，五年级就要到山下的小学去读，多数读了四年级就不读了，因为去山下学校还有五里山路。我是第一个去山下读五年级的女学生，当时父亲说我也和其她女娃一样会写自己名字了，会算账了就不用读书了，在家干几年活儿就嫁人了。母亲坚决不同意，和父亲大吵了一架：“这个山上尽是爬坡上坎的，走一步路都不平，每天都吃红苕包谷，見不到一颗米，娃娃们为啥子还要留在这里生活？不管是男娃还是女娃，都应让他们多读书，让他们走出这山沟沟。别人家我嘴巴说烂人家都不听我的，我们家必须听我的，我说了算！”就这样我下山读了五年级考上了初中，后来还考上了幼师，成了一名幼儿教师。之前无论母亲怎么劝说要让娃娃多读书，有的人都无法理解的情况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在我之后下山读书的娃娃多起来了，有两个女娃和我一样后来也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还有个女娃成了医生，在那个年代这简直就是个奇迹，周围村民羡慕得不得了。
从我家里去学校有一里多路，全是弯弯曲曲的山路，要下一个坡度大约六十、坡长大约五十米的坡，再过一条小河，小河有四五米宽，是自然形成的山涧溪流，河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乱石，河水清澈见底，常年不断从乱石丛中哗哗哗流淌而下。冬天我们踩着石头就能过河，夏天我们踩着水也能过河，如果遇上下雨天涨水则要高高卷起裤脚小心翼翼用手扶着大石头才能过河，年龄小的学生只有等着母亲依次背过河。最烦的是那个坡坡，一下雨就滑得很，虽然母亲用锄头挖了几梯台阶，但对于下雨天舍不得穿鞋而光脚走山路的我们是最讨厌的，一不小心就会直接滑到河里去。母亲就是在这个坡坡上把尾椎骨摔断的，也正是这个坡坡让母亲不得不放弃了整整十八年的民办老师生涯。那年六月连续好几天绵雨不断，因为太滑有个女娃娃不敢下坡，母亲把其他学生护送过河后再去坡上拉着她下坡，她滑倒并把母亲也蹬倒了，母亲的尾椎骨摔断了，没有钱去镇上医院医治，父亲请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来家里给她敷草药，躺在床上半年才下地，从此母亲走路一直都有点跛脚。正好那年哥哥高中毕业了，本来打算复读来年再考大学的哥哥，被母亲要求去接替她当民办老师，开始哥哥死活不愿意，可母亲说：“你不去哪里找得到人去教那些娃娃？做人不能只顾自己啊！你无论如何都要去先教着，实在不行也得等我脚好点了去替你，你再离开。“看着躺在床上还舍不得娃娃们的母亲，哥哥留下了。三年后哥哥瞒着母亲报考了公务员，当哥哥把考上公务员的消息告诉母亲时，母亲喜忧参半说：“真好，我儿真能干，但你走了那些学生咋办？我的脚还是跛的。”哥哥说：“你小儿子不是马上初中毕业了吗？正好！我八月才去报到上班。”于是，在母亲的软泡硬磨下，弟弟放弃了要去学养兔技术的梦想，也当起了民办老师，一直到二零零五年响应国家“清退民办教师”的政策才离开那个山村小学，弟弟的民办老师生涯十七年半。
当我幼师毕业踏进幼儿园上班时，母亲就对我说：“工作一定要认真负责，要对娃娃和家长负责，要对得起你领的那份工资。”我牢记了母亲的话，没有辜负她的希望，“成都市优秀班主任”“县师德先进个人”“县优秀班主任”“县优秀青年教师”“县家庭教育工作优秀辅导教师”“县优秀工会干部”等荣誉称号的获得无不传承着母亲的师风、德风。每天中午为生病孩子热中药;把留守孩子带回家洗澡洗头吃饭、和异地打工父母视频;去乡下找来葛藤、稻草、麦秆、玉米皮、竹子等开展有声有色的区域游戏活动……这些又无不渗透着母亲的某些优良教风，受着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淮口镇幼儿园）
我生在一个小山村，五十多年前那里非常落后，很贫穷。母亲是从平坝嫁到山上的，因为母亲的父母相继去世，母亲嫁给了大她十五岁的父亲，原因是父亲的表妹嫁给了母亲的哥哥，算是调换亲。母亲成了村里唯一的文化人，嫁过去之前她是正在学医的学生。母亲嫁给父亲两年后，村里成立了小学，母亲成了小学老师，一个没有编制的民办老师。
从我记事起，学校只有两间房，一间是长期的教室，那是母亲的阵地，一间有时有学生，有时空的，除了母亲偶尔会有分配来村里的公办老师，或者是下乡的知青来任教，空着的教室就被用起来，公办老师都不愿意呆在偏僻的村小，一般一年半载就调走了，知青的流动也很大，当那些老师都离开了，学生只好又合成一个班由母亲一人教，那个教室就空着了。小山村里成天都能听到母亲教我们大声唱读拼音“a-o-e……”或背诵加减法“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二等于三……”或背诵乘法口诀“一一得一、一二得二……”的声音;母亲还教我们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这些优美动听雄壮激昂的歌曲会久久在学校周围回荡，后来考幼师面试要求唱首歌曲，我不由自主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母亲也教我们拨打算盘，嘴里一边念“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手指一边有节奏地拨动算珠，“咵嗒、咵嗒”的拨珠声就像山涧的溪流声一样动听，这是我小时候听过的最美音符。每到山坡上芭毛成熟的季节，母亲就会去采摘一些芭毛杆，用刀切成小段，给刚入学的学生学习加减法用。有一次母亲去山上摘芭毛，没踩稳滚到了山沟里，幸好山坡不高，只被荆棘划伤了脖子和手臂，父亲骂她：“我看你一天干家里活没这么有劲，干无用的事有劲得很。”她说：“这哪是无用的事呢，这些娃娃买不起小棒，不用这个数数他们很难学会加减法得嘛。”
教室里的课桌是石头的，配的石头墩子，冬天坐在冰冷的石墩子上屁股生疼，有的娃娃屁股还会生冻疮，母亲便让大家从家里抱来麦秆和玉米皮，教学生编织成蒲团放在石墩上，这个办法真好，坐在蒲团上屁股暖和多了。冬天我们最喜欢母亲从山上扯来的葛藤，一到下课时间大家就争先恐后用葛藤跳绳，跳暖和了又继续上课。母亲还捡来村里烧残不能用的瓦片，用石头小心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磨成大小一致比较圆润的“子儿”，我们就又有了一个好玩的游戏叫“抓子儿”，夏天在石桌上、地上都可玩，女生最喜爱。男生不太喜欢“抓子儿”，母亲就让他们把一大块瓦片立起来，站在一定距离外用一块薄石块去扔击瓦块，大家轮流来，扔倒瓦块为胜，男生把它叫作“打碑”。母亲又把制作“子儿”剩下的和“打碑”打烂了的瓦块，弄成半个手掌大小且光滑的瓦片儿，用树枝在泥地上画些格子教我们“跳房子”，这个游戏男生女生都很喜欢，偶尔有调皮男生会去偷母亲的粉笔在地上画“房子”。母亲很生气地大吼：“这些粉笔这么贵，你们拿去地上画，好可惜哦，树枝在泥地上可以画“房子”，在黑板上能写字吗？”
整个学校学生不多，全部合在一起也只有二十多个，从七八岁到十几岁年龄不等，母亲教学的内容是一年级到四年级，五年级就要到山下的小学去读，多数读了四年级就不读了，因为去山下学校还有五里山路。我是第一个去山下读五年级的女学生，当时父亲说我也和其她女娃一样会写自己名字了，会算账了就不用读书了，在家干几年活儿就嫁人了。母亲坚决不同意，和父亲大吵了一架：“这个山上尽是爬坡上坎的，走一步路都不平，每天都吃红苕包谷，見不到一颗米，娃娃们为啥子还要留在这里生活？不管是男娃还是女娃，都应让他们多读书，让他们走出这山沟沟。别人家我嘴巴说烂人家都不听我的，我们家必须听我的，我说了算！”就这样我下山读了五年级考上了初中，后来还考上了幼师，成了一名幼儿教师。之前无论母亲怎么劝说要让娃娃多读书，有的人都无法理解的情况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在我之后下山读书的娃娃多起来了，有两个女娃和我一样后来也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还有个女娃成了医生，在那个年代这简直就是个奇迹，周围村民羡慕得不得了。
从我家里去学校有一里多路，全是弯弯曲曲的山路，要下一个坡度大约六十、坡长大约五十米的坡，再过一条小河，小河有四五米宽，是自然形成的山涧溪流，河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乱石，河水清澈见底，常年不断从乱石丛中哗哗哗流淌而下。冬天我们踩着石头就能过河，夏天我们踩着水也能过河，如果遇上下雨天涨水则要高高卷起裤脚小心翼翼用手扶着大石头才能过河，年龄小的学生只有等着母亲依次背过河。最烦的是那个坡坡，一下雨就滑得很，虽然母亲用锄头挖了几梯台阶，但对于下雨天舍不得穿鞋而光脚走山路的我们是最讨厌的，一不小心就会直接滑到河里去。母亲就是在这个坡坡上把尾椎骨摔断的，也正是这个坡坡让母亲不得不放弃了整整十八年的民办老师生涯。那年六月连续好几天绵雨不断，因为太滑有个女娃娃不敢下坡，母亲把其他学生护送过河后再去坡上拉着她下坡，她滑倒并把母亲也蹬倒了，母亲的尾椎骨摔断了，没有钱去镇上医院医治，父亲请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来家里给她敷草药，躺在床上半年才下地，从此母亲走路一直都有点跛脚。正好那年哥哥高中毕业了，本来打算复读来年再考大学的哥哥，被母亲要求去接替她当民办老师，开始哥哥死活不愿意，可母亲说：“你不去哪里找得到人去教那些娃娃？做人不能只顾自己啊！你无论如何都要去先教着，实在不行也得等我脚好点了去替你，你再离开。“看着躺在床上还舍不得娃娃们的母亲，哥哥留下了。三年后哥哥瞒着母亲报考了公务员，当哥哥把考上公务员的消息告诉母亲时，母亲喜忧参半说：“真好，我儿真能干，但你走了那些学生咋办？我的脚还是跛的。”哥哥说：“你小儿子不是马上初中毕业了吗？正好！我八月才去报到上班。”于是，在母亲的软泡硬磨下，弟弟放弃了要去学养兔技术的梦想，也当起了民办老师，一直到二零零五年响应国家“清退民办教师”的政策才离开那个山村小学，弟弟的民办老师生涯十七年半。
当我幼师毕业踏进幼儿园上班时，母亲就对我说：“工作一定要认真负责，要对娃娃和家长负责，要对得起你领的那份工资。”我牢记了母亲的话，没有辜负她的希望，“成都市优秀班主任”“县师德先进个人”“县优秀班主任”“县优秀青年教师”“县家庭教育工作优秀辅导教师”“县优秀工会干部”等荣誉称号的获得无不传承着母亲的师风、德风。每天中午为生病孩子热中药;把留守孩子带回家洗澡洗头吃饭、和异地打工父母视频;去乡下找来葛藤、稻草、麦秆、玉米皮、竹子等开展有声有色的区域游戏活动……这些又无不渗透着母亲的某些优良教风，受着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淮口镇幼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