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核心提要:“文革”的开始,打破了酷爱绘画的蒋大为进入美院学习做画家的梦想。
因为恋人到内蒙古插队,没有被学校批准的蒋大为在光荣榜上偷偷地加上了自己的名字。
一名知青偶然夸赞蒋大为唱歌的闲谈,改变了他的命运。他离开农村,开始在歌坛崭露头角,成为中国歌坛上的常青树……
天才少年画家梦
如果没有“文革”,没有上山下乡,也许我们不会听到蒋大为动人的歌声,因为他自幼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画家。
“我从小喜欢画画,因为我受我叔叔的熏陶。我叔叔喜欢画画。”在绿城·北京百合公寓里,62岁的蒋大为挥毫作画写字。
蒋大为爱好画画与叔叔的影响有关。
蒋大为的叔叔下肢残疾,无法行动,常年卧床。叔叔喜欢画画,画得非常好。
蒋大为从小学的时候,经常到外文书店为叔叔买外文版画册。年幼的蒋大为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叔叔就给他写个纸条:哪个画家的,什么画册,多少钱。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柜台高呢,我就拿着钱,我说叔叔阿姨我要买这个。”蒋大为回忆,一开始,书店的叔叔阿姨不理他,因为这里卖的都是精装的外文画册,一个孩子能看懂?时间长了,书店的人都知道他是给家里大人买书。
在买书中,蒋大为看了很多世界大家的名画,虽然年幼的他还不懂绘画。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慢慢开始喜欢画了,也开始画了。”蒋大为说。
“我背着书包,先到美术所画一幅画,只要课间了就跑到组里去画几笔。有时候中午就带着饭不回家,就进美术组开始画,画到下午上课。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有晚自习,晚自习完了我再进美术组再画一会儿。”蒋大为考入天津耀华中学,跟随美术老师李文贞学习画画,他每天黑着天上学,黑着天回家。
蒋大为的画家梦想之路并不顺利。初中毕业,他报考中央美院附中,因为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成分比较高,没有被录取。他也坦言,可能是自己的水平不够。
“看着同组的同学考上了,我真是很羡慕。”蒋大为说,老师劝说他接着上学,直接考大学。高中毕业时,喜欢装潢、美术的蒋大为报考了中央工艺美院。
蒋大为在北京参加了高考,回到家三四天,“文革”开始了。国家取消了高考制度,他“画画的理想又破灭了”。
“文革”中,全国流行画漫画,画的更多的是毛主席像。他记得,李文贞老师给学校画了一幅毛主席像,大家从画画角度觉得画得特别棒。但是因为画的背景下边是金黄,上边是蓝色,因此被人抓住了小辫子,被认为是诬蔑社会主义“青黄不接”。至此,蒋大为对画画退避三舍。
“这件事让我对画画一下子心灰意冷,干脆不画了。”蒋大为说。
建立革命感情
“我有个邻居,我很好的一个小伙伴,叫张笑武,他拉手风琴,我唱歌。我们俩没事就关在家里(拉琴唱歌)。”蒋大为扔下了画画,喜欢上了唱歌。
“不是把毛主席语录都谱成歌吗?然后再唱都是毛主席诗词,都是那些歌。‘文革’期间的歌曲没有现在内容那么广泛,但是也有很多好听的歌,都是唱毛主席的歌。”蒋大为在自娱自乐中唱出了名堂,周围的人都知道了他们两人,街道和有些单位搞活动、学毛选,会把他们请去唱歌。他们“越唱影响越大”。
“当时我去考试,招考的人或者说当时宣传队的队长,就是我现在的爱人张佩君,当时是她考的我。”全国铺天盖地成立红卫兵宣传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蒋大为前去报考和平区文化馆的宣传队,被录取。
在宣传队,蒋大为收获了爱情。
“我在宣传队认识了这个队长,后来从工作当中,我们就建立了革命的友谊,革命的感情。”蒋大为说,“那个年代的人,不会谈情说爱,不像现在的年轻人那样浪漫。我们不会,也是心里心照不宣,都互相感觉不错,但是也不去讲,但是行动中就去互相关照。”
在宣传队,大家都带着饭去排练、演出。张佩君带了好吃的,就偷偷地放到蒋大为的饭盒里。
“有时,我这个男人心很粗,自己觉得吃得挺好、挺美,还不知道人家挨饿呢。人家把好的给了我,结果人家没吃。我后来又不自觉,人给我我就吃。结果我后来才知道,她饿着肚子呢。”蒋大为至今对爱人带着歉意。
宣传队有一位拉二胡的队员,比蒋大为和张佩君年长,对两人特别好,他看出了两人萌动的感情,出面做媒:“你俩其实都不错,都很好,她也很好,你也很好,干脆你俩就把这事干脆说开吧,挑明了算了。”
两人的关系挑明了!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一天,张佩君在宣传队担任舞蹈队员的同学告诉蒋大为,说学校批准张佩君到内蒙古插队了。
蒋大为和张佩君不是一个学校的,他得到这个消息着急了。
此时的蒋大为已经在天津唱得很有点儿小名气了,天津歌舞团想招收他。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当天晚上,蒋大为找到了张佩君家里。张佩君哭了。
“人家很有情理,那是怕影响我的前途,天津歌舞团留你,你干吗到农村当农民?”蒋大为至今很感动。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男孩子,尽管我没有多大力量,但我总该跟着我的女朋友走,应该保护她,不能让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到农村去。”但是,耀华中学张贴出的上山下乡光荣榜上,并没有蒋大为的名字。
“我到了学校,我自己在后面写了我的名字。全校同学都在大礼堂里,当时学校正在宣布名单,进礼堂的时候没有我的名字,等宣布到最后的时候把我名字一念,全校就轰动了。”蒋大为回忆。
蒋大为回到家里,向妈妈要户口本。
“干嘛?”妈妈问。
“上山下乡。”蒋大为说。
“跟谁走?”妈妈问。
“跟(张)佩君一起走,我不能让她自己走。”蒋大为很坚决。
一句话改变命运
在1968年上山下乡的洪流中,蒋大为跟随着张佩君,颠簸在开往内蒙古的知青专列上。
“在火车上的时候很热闹。火车开动之前,父母送的时候,大家都哭天抹地的。等开车了,大家都是同班同学,都是一些年轻人,就觉得还很开心。”蒋大为说。
天津—辽宁—吉林—内蒙古,白城—乌兰浩特—科右前旗,两天的奔波,蒋大为等人到了插队的地方,生产队派人赶着牛车马车来接他们。
9月的科尔沁大地上,已经是荒凉一片。开始感到新鲜的知青们沉默了,女知青用毛毯蒙住头,哭了。
“现在想起来,(那段生活)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蒋大为说。
等待他们的是艰苦的生活。
知青住上了“三间房”,左边一间,右边一间,中间是炉灶做饭。
冬天很冷,知青不懂,夏天要把冬天烧的柴火准备好,有一些柴火被邻居的猪东拉西扯,最后没有了。
“夏天还好办,冬天没有柴火,全都要自己到大山里去搂,在雪地里搂柴火。”蒋大为说,很少的一点柴火,只能维持做饭。
知青们为了节约柴火,只能依靠做饭时烧热一个炕。晚上,男孩子挤在一个炕上,女孩子挤在一个炕上。
知青们学会了种玉米、谷子、高粱,学会了铲地、松土、除草……
“每天早晨起来就上庄稼地,回来以后已经累得什么都不想干了。吃饱了饭,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大家最多坐一起聊聊天就睡觉了。第二天天一亮又干活了。”蒋大为感慨万千,“现在想起来是故事了,但当时真是……”
“很留恋很怀念那时候的生活。比如说,我们那些小伙伴之间的感情,相依为命,当时我和我爱人没有结婚,实际上也是相依为命,因为那个时候谁也离不开谁,只有团结起来才能生活下去。”蒋大为说,当时自己尽管年轻,但是好像没有志向,没有任何想法了,就想在这儿安家立业,开始当农民了。
“我一生当中,特别是现在,总有一种感激的情怀。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好多人对我有过帮助,有名的,无名的,有你认识的,有你不认识的,还有你根本就不知道的人,在暗暗地帮助你。”蒋大为的感慨来源于他的命运转折。
一天,蒋大为和张佩君正在地里种黄豆,生产队来人找他:“大为,公社来电话了,让你俩去一趟。”蒋大为问什么事儿,来人说不知道。蒋大为和张佩君走到公社,发现找他们的是两名军人。
“你俩会唱歌?”军人问。
“还能唱。”蒋大为说。
“那你给我唱几句。”军人说。
蒋大为唱起毛主席语录歌,一首歌还没唱下来,军人认可叫停。
“会唱样板戏吗?”军人又问。
“会唱。”蒋大为和张佩君分别唱了样板戏选段。
“你俩回去吧,回去听信吧。”军人说。
蒋大为和张佩君这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一位天津知青在火车上看到一些军人带着乐器,就问:“你们是不是宣传队的?”当得到肯定回答后,这位知青说,我们天津有个知青唱得特别好,叫蒋大为。被问的人正是吉林省森警宣传队队长,他问:“这个蒋大为干啥呢?”这位知青只是说蒋大为大概在那儿插队。结果,宣传队队长找来了。
“把我放到骑兵部队里,为什么我后来写《骏马奔驰保边疆》,我就是在那儿骑了3个月的马。”3天后,宣传队队长拿着军装来了。蒋大为和张佩君开始了军旅歌唱生活。
“其实就是这位知青,热心肠的知青,他很热情地介绍了我,那么我的命运就是转折。其实这个知青,我到现在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谁,也许是一个笑话,也许是一个热情,就改变了我的命运。”蒋大为心存感激。
歌声传遍全国
在部队的6年生活,让蒋大为走向成熟。
“我们是拳打脚踢,像我,唱歌是主业,然后还要创作,我是创作组组长,然后还要参加集体舞,你得给人陪衬呀。”蒋大为每年和同事们有半年吃住在连队演出,其他时间在宣传队排练新节目,参加一些大的演出活动。
让蒋大为记忆最深的,他们常年到林区,为林业工人和森林警察演出。有时他们扛着行李到长白山上,给山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林业工人去演样板戏。
“巍巍群山红旗扬,茫茫林海把赞歌唱……”1971年,蒋大为出名得益于他作曲并演唱的这首《采伐工人心向党》。在那个样板戏和语录歌遍布每一个角落的年代,一首新歌无疑让人振奋。
“感激批评我的人,感激那些笑话我的人,就因为他们批评我笑话我,看不起我,我产生了动力,我成功了!”在演唱道路上,蒋大为有很深的思悟。
1975年12月4日,蒋大为调到中央民族歌舞团,6日,他被安排参加演出。
“当时我什么都没有,挺难为我。”没有人给蒋大为伴奏,他被迫到团外找来一个手风琴手,渡过了难关。
“没想到我一上去就火了。”蒋大为的演出被放在上半场的最后,这个压轴给他很大的压力。在8日的演出中,蒋大为被放在了全场倒数第二的位置上,一直保留多年,他的实力日益凸显。
《牡丹之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歌曲,让蒋大为扬名全国,甚至国外。
1985年,38岁的蒋大为担任了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国家级艺术院团的团长。
“能够管好一个团,领着一个团前进,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所以后来我总结后,我说我不适合当团长,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性格、我的兴趣都不在当官上,第二我的能力我感觉也不太够,也许现在再让我当团长,我就轻松了。”在领导岗位上,蒋大为显得力不从心,“只凭一种责任感,一种共产党的责任心去做了,很多矛盾我处理不了。”
“一生当中,一个家庭对你的支持能坚持多久,你就成功多久。就是说你的妻子,家庭支持你多久,你的事业就到多久。我能够走到现在一直是她支持我,要不然,恐怕我也难唱到62岁。”蒋大为动情地说。
因为恋人到内蒙古插队,没有被学校批准的蒋大为在光荣榜上偷偷地加上了自己的名字。
一名知青偶然夸赞蒋大为唱歌的闲谈,改变了他的命运。他离开农村,开始在歌坛崭露头角,成为中国歌坛上的常青树……
天才少年画家梦
如果没有“文革”,没有上山下乡,也许我们不会听到蒋大为动人的歌声,因为他自幼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画家。
“我从小喜欢画画,因为我受我叔叔的熏陶。我叔叔喜欢画画。”在绿城·北京百合公寓里,62岁的蒋大为挥毫作画写字。
蒋大为爱好画画与叔叔的影响有关。
蒋大为的叔叔下肢残疾,无法行动,常年卧床。叔叔喜欢画画,画得非常好。
蒋大为从小学的时候,经常到外文书店为叔叔买外文版画册。年幼的蒋大为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叔叔就给他写个纸条:哪个画家的,什么画册,多少钱。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柜台高呢,我就拿着钱,我说叔叔阿姨我要买这个。”蒋大为回忆,一开始,书店的叔叔阿姨不理他,因为这里卖的都是精装的外文画册,一个孩子能看懂?时间长了,书店的人都知道他是给家里大人买书。
在买书中,蒋大为看了很多世界大家的名画,虽然年幼的他还不懂绘画。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慢慢开始喜欢画了,也开始画了。”蒋大为说。
“我背着书包,先到美术所画一幅画,只要课间了就跑到组里去画几笔。有时候中午就带着饭不回家,就进美术组开始画,画到下午上课。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有晚自习,晚自习完了我再进美术组再画一会儿。”蒋大为考入天津耀华中学,跟随美术老师李文贞学习画画,他每天黑着天上学,黑着天回家。
蒋大为的画家梦想之路并不顺利。初中毕业,他报考中央美院附中,因为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成分比较高,没有被录取。他也坦言,可能是自己的水平不够。
“看着同组的同学考上了,我真是很羡慕。”蒋大为说,老师劝说他接着上学,直接考大学。高中毕业时,喜欢装潢、美术的蒋大为报考了中央工艺美院。
蒋大为在北京参加了高考,回到家三四天,“文革”开始了。国家取消了高考制度,他“画画的理想又破灭了”。
“文革”中,全国流行画漫画,画的更多的是毛主席像。他记得,李文贞老师给学校画了一幅毛主席像,大家从画画角度觉得画得特别棒。但是因为画的背景下边是金黄,上边是蓝色,因此被人抓住了小辫子,被认为是诬蔑社会主义“青黄不接”。至此,蒋大为对画画退避三舍。
“这件事让我对画画一下子心灰意冷,干脆不画了。”蒋大为说。
建立革命感情
“我有个邻居,我很好的一个小伙伴,叫张笑武,他拉手风琴,我唱歌。我们俩没事就关在家里(拉琴唱歌)。”蒋大为扔下了画画,喜欢上了唱歌。
“不是把毛主席语录都谱成歌吗?然后再唱都是毛主席诗词,都是那些歌。‘文革’期间的歌曲没有现在内容那么广泛,但是也有很多好听的歌,都是唱毛主席的歌。”蒋大为在自娱自乐中唱出了名堂,周围的人都知道了他们两人,街道和有些单位搞活动、学毛选,会把他们请去唱歌。他们“越唱影响越大”。
“当时我去考试,招考的人或者说当时宣传队的队长,就是我现在的爱人张佩君,当时是她考的我。”全国铺天盖地成立红卫兵宣传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蒋大为前去报考和平区文化馆的宣传队,被录取。
在宣传队,蒋大为收获了爱情。
“我在宣传队认识了这个队长,后来从工作当中,我们就建立了革命的友谊,革命的感情。”蒋大为说,“那个年代的人,不会谈情说爱,不像现在的年轻人那样浪漫。我们不会,也是心里心照不宣,都互相感觉不错,但是也不去讲,但是行动中就去互相关照。”
在宣传队,大家都带着饭去排练、演出。张佩君带了好吃的,就偷偷地放到蒋大为的饭盒里。
“有时,我这个男人心很粗,自己觉得吃得挺好、挺美,还不知道人家挨饿呢。人家把好的给了我,结果人家没吃。我后来又不自觉,人给我我就吃。结果我后来才知道,她饿着肚子呢。”蒋大为至今对爱人带着歉意。
宣传队有一位拉二胡的队员,比蒋大为和张佩君年长,对两人特别好,他看出了两人萌动的感情,出面做媒:“你俩其实都不错,都很好,她也很好,你也很好,干脆你俩就把这事干脆说开吧,挑明了算了。”
两人的关系挑明了!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一天,张佩君在宣传队担任舞蹈队员的同学告诉蒋大为,说学校批准张佩君到内蒙古插队了。
蒋大为和张佩君不是一个学校的,他得到这个消息着急了。
此时的蒋大为已经在天津唱得很有点儿小名气了,天津歌舞团想招收他。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当天晚上,蒋大为找到了张佩君家里。张佩君哭了。
“人家很有情理,那是怕影响我的前途,天津歌舞团留你,你干吗到农村当农民?”蒋大为至今很感动。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男孩子,尽管我没有多大力量,但我总该跟着我的女朋友走,应该保护她,不能让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到农村去。”但是,耀华中学张贴出的上山下乡光荣榜上,并没有蒋大为的名字。
“我到了学校,我自己在后面写了我的名字。全校同学都在大礼堂里,当时学校正在宣布名单,进礼堂的时候没有我的名字,等宣布到最后的时候把我名字一念,全校就轰动了。”蒋大为回忆。
蒋大为回到家里,向妈妈要户口本。
“干嘛?”妈妈问。
“上山下乡。”蒋大为说。
“跟谁走?”妈妈问。
“跟(张)佩君一起走,我不能让她自己走。”蒋大为很坚决。
一句话改变命运
在1968年上山下乡的洪流中,蒋大为跟随着张佩君,颠簸在开往内蒙古的知青专列上。
“在火车上的时候很热闹。火车开动之前,父母送的时候,大家都哭天抹地的。等开车了,大家都是同班同学,都是一些年轻人,就觉得还很开心。”蒋大为说。
天津—辽宁—吉林—内蒙古,白城—乌兰浩特—科右前旗,两天的奔波,蒋大为等人到了插队的地方,生产队派人赶着牛车马车来接他们。
9月的科尔沁大地上,已经是荒凉一片。开始感到新鲜的知青们沉默了,女知青用毛毯蒙住头,哭了。
“现在想起来,(那段生活)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蒋大为说。
等待他们的是艰苦的生活。
知青住上了“三间房”,左边一间,右边一间,中间是炉灶做饭。
冬天很冷,知青不懂,夏天要把冬天烧的柴火准备好,有一些柴火被邻居的猪东拉西扯,最后没有了。
“夏天还好办,冬天没有柴火,全都要自己到大山里去搂,在雪地里搂柴火。”蒋大为说,很少的一点柴火,只能维持做饭。
知青们为了节约柴火,只能依靠做饭时烧热一个炕。晚上,男孩子挤在一个炕上,女孩子挤在一个炕上。
知青们学会了种玉米、谷子、高粱,学会了铲地、松土、除草……
“每天早晨起来就上庄稼地,回来以后已经累得什么都不想干了。吃饱了饭,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大家最多坐一起聊聊天就睡觉了。第二天天一亮又干活了。”蒋大为感慨万千,“现在想起来是故事了,但当时真是……”
“很留恋很怀念那时候的生活。比如说,我们那些小伙伴之间的感情,相依为命,当时我和我爱人没有结婚,实际上也是相依为命,因为那个时候谁也离不开谁,只有团结起来才能生活下去。”蒋大为说,当时自己尽管年轻,但是好像没有志向,没有任何想法了,就想在这儿安家立业,开始当农民了。
“我一生当中,特别是现在,总有一种感激的情怀。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好多人对我有过帮助,有名的,无名的,有你认识的,有你不认识的,还有你根本就不知道的人,在暗暗地帮助你。”蒋大为的感慨来源于他的命运转折。
一天,蒋大为和张佩君正在地里种黄豆,生产队来人找他:“大为,公社来电话了,让你俩去一趟。”蒋大为问什么事儿,来人说不知道。蒋大为和张佩君走到公社,发现找他们的是两名军人。
“你俩会唱歌?”军人问。
“还能唱。”蒋大为说。
“那你给我唱几句。”军人说。
蒋大为唱起毛主席语录歌,一首歌还没唱下来,军人认可叫停。
“会唱样板戏吗?”军人又问。
“会唱。”蒋大为和张佩君分别唱了样板戏选段。
“你俩回去吧,回去听信吧。”军人说。
蒋大为和张佩君这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一位天津知青在火车上看到一些军人带着乐器,就问:“你们是不是宣传队的?”当得到肯定回答后,这位知青说,我们天津有个知青唱得特别好,叫蒋大为。被问的人正是吉林省森警宣传队队长,他问:“这个蒋大为干啥呢?”这位知青只是说蒋大为大概在那儿插队。结果,宣传队队长找来了。
“把我放到骑兵部队里,为什么我后来写《骏马奔驰保边疆》,我就是在那儿骑了3个月的马。”3天后,宣传队队长拿着军装来了。蒋大为和张佩君开始了军旅歌唱生活。
“其实就是这位知青,热心肠的知青,他很热情地介绍了我,那么我的命运就是转折。其实这个知青,我到现在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谁,也许是一个笑话,也许是一个热情,就改变了我的命运。”蒋大为心存感激。
歌声传遍全国
在部队的6年生活,让蒋大为走向成熟。
“我们是拳打脚踢,像我,唱歌是主业,然后还要创作,我是创作组组长,然后还要参加集体舞,你得给人陪衬呀。”蒋大为每年和同事们有半年吃住在连队演出,其他时间在宣传队排练新节目,参加一些大的演出活动。
让蒋大为记忆最深的,他们常年到林区,为林业工人和森林警察演出。有时他们扛着行李到长白山上,给山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林业工人去演样板戏。
“巍巍群山红旗扬,茫茫林海把赞歌唱……”1971年,蒋大为出名得益于他作曲并演唱的这首《采伐工人心向党》。在那个样板戏和语录歌遍布每一个角落的年代,一首新歌无疑让人振奋。
“感激批评我的人,感激那些笑话我的人,就因为他们批评我笑话我,看不起我,我产生了动力,我成功了!”在演唱道路上,蒋大为有很深的思悟。
1975年12月4日,蒋大为调到中央民族歌舞团,6日,他被安排参加演出。
“当时我什么都没有,挺难为我。”没有人给蒋大为伴奏,他被迫到团外找来一个手风琴手,渡过了难关。
“没想到我一上去就火了。”蒋大为的演出被放在上半场的最后,这个压轴给他很大的压力。在8日的演出中,蒋大为被放在了全场倒数第二的位置上,一直保留多年,他的实力日益凸显。
《牡丹之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歌曲,让蒋大为扬名全国,甚至国外。
1985年,38岁的蒋大为担任了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国家级艺术院团的团长。
“能够管好一个团,领着一个团前进,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所以后来我总结后,我说我不适合当团长,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性格、我的兴趣都不在当官上,第二我的能力我感觉也不太够,也许现在再让我当团长,我就轻松了。”在领导岗位上,蒋大为显得力不从心,“只凭一种责任感,一种共产党的责任心去做了,很多矛盾我处理不了。”
“一生当中,一个家庭对你的支持能坚持多久,你就成功多久。就是说你的妻子,家庭支持你多久,你的事业就到多久。我能够走到现在一直是她支持我,要不然,恐怕我也难唱到62岁。”蒋大为动情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