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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复仇”作为传统母题之一，在不同的时代、不同作家的文本中有着不同的书写模式，对此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文本及作家。传统复仇文学中的复仇书写常常遵循“为富不仁——投告无门——暴力复仇”的三步走模式，在“红色经典”文本中得到继承的同时被加以改造，从而形成了“为富必不仁——投告总无门——武装革命”的新情节。这是传统复仇文化与现代阶级观念合谋的产物，同时是作家自觉地放弃了某些独立思考与追求配合政治宣传的结果。
关键词：复仇；情节模式；红色经典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1—0143—03 “复仇”无疑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母题之一，通过对不同时代文本中“复仇”书写的比较分析，“可以对理解和阐释不同作家的天才和艺术以及读者大众情感的变化提供新的角度”更可以为我们揭示出特定时代下文学书写的某些内在属性。纵观传统的复仇文学，其情节设置上常常遵循以下的模式，即“为富不仁”——“投告无门”——“暴力复仇”。“红色经典”作为“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的作品，在对这一传统模式继承的基础上，自然要对其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与修正。
一、“为富不仁”
“红色经典”文本中，无论是地主们、土匪们，还是国民党官兵们，都是“富”者，是“为富不仁”的代表，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蒋门神”、“镇关西”的影子。而作为“红色”经典又必然与传统的复仇文学有所不同：传统的“为富不仁”常常指某一些仇人的凶残无德，“不仁”是因为道德的缺陷，与“富”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富”者中，也存在着相当大的一部分“仁”者。而到了“红色经典”文本中，作家将“贫”“富”这两个现代经济层面上的概念与传统道德层面的“善\恶”统一起来，所要建构和证明的是“有产阶级”／“富”者同时必定是“恶”者，“无产阶级”／“贫”者全都是“善”者的新的伦理空间，在他们的言说中，判断“善恶”的传统道德伦理标准被现代的阶级标准所取代。《红旗谱》中，朱老巩除了像传统复仇文学一样叮嘱虎子“你久后一日，只要有口气，就要为我报仇……”外，作者安排他对“仇人”的阶级屙陛发生了静匿的认识：“土豪霸道们，靠着了银钱：土地，挖苦咱庄稼人。他们是在洋钱堆上长起来的，咱是脱掉毛的光屁股骨碌鸡，势不两立。”这里，朱老巩已能够将农村世界划分为“土豪霸道们”和“咱庄家人”两个群体。“为富不仁”这个词组在“红色经典”文本中有了“为富必不仁”的发展并反复被有力地诠释：《林海雪原》中杨子荣论述“人民吃饭，是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地主恶霸的享受，是靠剥削压迫穷人”。相对于朱老巩懵懂的觉醒，杨子荣们深刻地认识到“贫”与“富”是敌对的阶级，“富”者对于“贫”者已不仅仅是“挖苦”，而是“剥削”、“压迫”。
值得提到的是《青春之歌》这篇作品，除带着“冯老兰”的面具活动的林伯唐、宋贵堂之外，他为我们提供了余永泽、宋郁彬等形象，作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为富必不仁”的参考：余永泽甫一出场时，是一位英俊多情的“骑士”，然而随着情节的发展，“骑士”的自私狭隘终于在同乡借债一节中完全展露；而被林道静认为“比老头子好得多”的宋郁彬呢?长工满屯的评价是“你说他好?记住，一个茅厕里的蛆——没有两样货！”满屯并没有进一步提供证据来证明宋郁彬的“不仁”，他给林道静的理由就是宋郁彬的身份是“少东家”、“阔东家”，那么他自然就与“老头子”归属于同一个阶级，是“一个茅厕里的蛆”，阶级身份的确定决定了他道德阵营的归属。而后佣人陈大娘证明了满屯的判断，“少东家，——你看他表面上挺和气挺规矩，可是，他专门在外头找年轻漂亮的大姑娘，弄上手玩些日子就不要了”。“为富必不仁”这个本来看似武断的结论就这样变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
二、“投告无门”
人们试图通过告状来使“不仁”之举得到惩罚，结局往往是“投告无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刘满的爹被骗后告状，但是“一趟两趟赔钱，官司老不判案”，结果刘满的爹被活活气死了，刘满告诫大家“这官司可打不得啊”；《白毛女》中，黄世仁逼迫杨白劳卖女还贷，杨白劳意欲“找个说理的地方去！”，现实却是“哪里说理去！县长和咱们少东家是朋友，这就是衙门口，你到哪里说理去！”；《红旗谱》中因为地主冯老兰的剥削，朱老明和严志和等“串通了二十八家穷人告了状”，告状的结局是“都输得趴下了！不用说，朱老明是拿头份儿，我也饶上了一条牛，输了个唏咧哗啦呀，过不成啦！”“这与传统复仇模式中的“投告无门”完全相暗合。
说是暗合是因为在传统复仇文学中，虽然大量揭露了衙门的腐败，但是冤情得以昭雪的手段不外两种，靠“科举”取得官职或是靠“清官”，总之，对于朝廷、对于王法并没有完全绝望，而“红色经典”作家们则完全抛弃了对政府及司法的信任和依赖。“为富必不仁”，那么隶属于“富”者行列的“官”又怎么可能为敌对阶级主持公道呢?由“为富必不仁”而顺理成章得出的结论是“投告准无门”。因为“法律是什么呢?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
所以《红旗谱》中朱老明感慨：“(这个世道)没有钱在衙门里使用，怎么能打赢了官司呢?”作者让朱老明在无奈又愤怒的诉说前加上“这个世道”四个字就可以说是用心良苦，耐人寻味了。《青春之歌》中同样为我们阐释了这种看似偶然的必然：面对无赖军官胡梦安的威胁，有人抗议：“岂有此理！拿枪威胁人，你可以到法院去告他！”而他的提议马上遭到了清醒者的讥讽：“别说到法院告他，就是到国民政府那里，他们还不是一鼻孔出气。”梦想中的清官永远不会出现，通过告状的方式永远无法得到公正的补偿，因为“现在的社会真是黑暗透啦。”。与传统复仇文学不同，令人失望的已不仅仅是少数的贪官污吏，而是整个社会、整个国民政府。同样是在《青春之歌》中，共产党员郑瑾对当时社会的分析更是令人深思：“你说冤枉吗?不！不！在这个暴君统治的社会里，哪个好人能够活得下去呢?坏人升官发财，好人吃官司受苦，这是最普通、最常见的事。”
三、暴力复仇
当杨白劳们茫然追问“哪里走?哪里逃?哪里有我的路一条?”时，当大春们气愤地质问“这就没有咱穷人活的啦?”后，人们只有两条路，杨白劳的以死抗争，或者大春的“给他拼啦！即“暴力复仇”之路。而在“暴力复仇”的言说上，“红色经典”同样与传统的复仇文学存在明显的不同：首先传统文本中的复仇行为的指涉对象仅限于仇人，而“红色经典”文本中，对某一仇人的恨被上升到仇恨其所在阶级的高度，于是作者讲述复仇故事的叙事言语由“我与他”的仇恨转化成“我们与他们”的敌对。如在《青春之歌》中，对林道静是仇视还是欢迎，态度的标准不是道德上的善恶，而是阶级出身；《林海雪原》为 我们演绎的不是“弟弟血刃仇敌”的复仇故事，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军民“为死难的同志报仇”的故事；杨子荣的敌人，“已经不是一个杨大头，而是所有压迫、剥削穷苦人。
“红色经典”文本在暴力复仇叙事上的另一伟大创新就是，将“个人的复仇”转换为“阶级革命”的话语，从而使之具有了现代进步意义。用毛泽东的话概括传统复仇文学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水浒传》中梁山英雄的被招安。而在“红色经典”叙事中，“个人复仇”作为潜在的故事载体隐藏在“阶级革命”的宏大叙事之下，手刃仇敌固然大快人心，但暴力行为的目的是杨子荣口中的“把阶级剥削的根子挖尽，让它永不发芽；要把阶级压迫的种子灭绝，叫它断子绝孙”；是萧长春口中的“翻身”、“挺起胸脯”；是许云峰口中的“消灭一切反动派”；是江姐口中的“破坏一个旧中国，又建设一个新中国”；更是贾湘农口中的“就是腐朽的军阀政客们，不能推动社会前进，只能是社会的蟊贼。受苦的人们，工人，农民，就要起来打倒他们，自己起来管理自己的事情”。……总之，“红色经典”中的暴力复仇被冠之以“革命”的名义，而以暴力夺取为其终极目标。
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暴力复仇，其合法性及现代意义是在论证了“为富必不仁”和“投告准无门”的前提下实现的。而所有这一切，必然要求作家们依据“阶级斗争”学说预定了(不是假定)了有产阶级／富者无一例外的道德堕落。但是，历史真实却远远并非如此：著名作家马烽曾勇敢地坦承：“原著(《吕梁英雄传》)对地主康锡雪的描写有脸谱化的嫌疑。康锡雪扒灰什么的，是简单泼脏水；凡地主就天生爱当汉奸，是不真实、欠公允的。……而在惯常的说法里，包括我们奉为‘红色经典’的不少文艺作品中，对地主的描写有违历史真实，至少不够全面和公允。与文学书写的纠结由来已久，那么“红色经典”文本为我们提供的历史言说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反思呢?伊格尔顿指出，意识形态的意义在于“使社会统治阶阶级的权力合法化”。多学者试图从文学与意识形态的角度研究“红色经典”文本现象，这里不再赘言。对马老的反思，有评论者认为“实际上，这也不是哪个作家错误，而是整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将所有的责任归结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归结于意识形态是有欠公允的。文学的存在意义绝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教化工具，那么，一个作家及评论家的操守就显得格外重要，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是在某一政治环境下保持独立人格、独立思考及言说的能力及勇气的人，至少是能够不断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人。
[参考文献]
[1]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M].刘象愚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3]粱斌，红旗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关键词：复仇；情节模式；红色经典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1—0143—03 “复仇”无疑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母题之一，通过对不同时代文本中“复仇”书写的比较分析，“可以对理解和阐释不同作家的天才和艺术以及读者大众情感的变化提供新的角度”更可以为我们揭示出特定时代下文学书写的某些内在属性。纵观传统的复仇文学，其情节设置上常常遵循以下的模式，即“为富不仁”——“投告无门”——“暴力复仇”。“红色经典”作为“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的作品，在对这一传统模式继承的基础上，自然要对其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与修正。
一、“为富不仁”
“红色经典”文本中，无论是地主们、土匪们，还是国民党官兵们，都是“富”者，是“为富不仁”的代表，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蒋门神”、“镇关西”的影子。而作为“红色”经典又必然与传统的复仇文学有所不同：传统的“为富不仁”常常指某一些仇人的凶残无德，“不仁”是因为道德的缺陷，与“富”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富”者中，也存在着相当大的一部分“仁”者。而到了“红色经典”文本中，作家将“贫”“富”这两个现代经济层面上的概念与传统道德层面的“善\恶”统一起来，所要建构和证明的是“有产阶级”／“富”者同时必定是“恶”者，“无产阶级”／“贫”者全都是“善”者的新的伦理空间，在他们的言说中，判断“善恶”的传统道德伦理标准被现代的阶级标准所取代。《红旗谱》中，朱老巩除了像传统复仇文学一样叮嘱虎子“你久后一日，只要有口气，就要为我报仇……”外，作者安排他对“仇人”的阶级屙陛发生了静匿的认识：“土豪霸道们，靠着了银钱：土地，挖苦咱庄稼人。他们是在洋钱堆上长起来的，咱是脱掉毛的光屁股骨碌鸡，势不两立。”这里，朱老巩已能够将农村世界划分为“土豪霸道们”和“咱庄家人”两个群体。“为富不仁”这个词组在“红色经典”文本中有了“为富必不仁”的发展并反复被有力地诠释：《林海雪原》中杨子荣论述“人民吃饭，是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地主恶霸的享受，是靠剥削压迫穷人”。相对于朱老巩懵懂的觉醒，杨子荣们深刻地认识到“贫”与“富”是敌对的阶级，“富”者对于“贫”者已不仅仅是“挖苦”，而是“剥削”、“压迫”。
值得提到的是《青春之歌》这篇作品，除带着“冯老兰”的面具活动的林伯唐、宋贵堂之外，他为我们提供了余永泽、宋郁彬等形象，作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为富必不仁”的参考：余永泽甫一出场时，是一位英俊多情的“骑士”，然而随着情节的发展，“骑士”的自私狭隘终于在同乡借债一节中完全展露；而被林道静认为“比老头子好得多”的宋郁彬呢?长工满屯的评价是“你说他好?记住，一个茅厕里的蛆——没有两样货！”满屯并没有进一步提供证据来证明宋郁彬的“不仁”，他给林道静的理由就是宋郁彬的身份是“少东家”、“阔东家”，那么他自然就与“老头子”归属于同一个阶级，是“一个茅厕里的蛆”，阶级身份的确定决定了他道德阵营的归属。而后佣人陈大娘证明了满屯的判断，“少东家，——你看他表面上挺和气挺规矩，可是，他专门在外头找年轻漂亮的大姑娘，弄上手玩些日子就不要了”。“为富必不仁”这个本来看似武断的结论就这样变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
二、“投告无门”
人们试图通过告状来使“不仁”之举得到惩罚，结局往往是“投告无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刘满的爹被骗后告状，但是“一趟两趟赔钱，官司老不判案”，结果刘满的爹被活活气死了，刘满告诫大家“这官司可打不得啊”；《白毛女》中，黄世仁逼迫杨白劳卖女还贷，杨白劳意欲“找个说理的地方去！”，现实却是“哪里说理去！县长和咱们少东家是朋友，这就是衙门口，你到哪里说理去！”；《红旗谱》中因为地主冯老兰的剥削，朱老明和严志和等“串通了二十八家穷人告了状”，告状的结局是“都输得趴下了！不用说，朱老明是拿头份儿，我也饶上了一条牛，输了个唏咧哗啦呀，过不成啦！”“这与传统复仇模式中的“投告无门”完全相暗合。
说是暗合是因为在传统复仇文学中，虽然大量揭露了衙门的腐败，但是冤情得以昭雪的手段不外两种，靠“科举”取得官职或是靠“清官”，总之，对于朝廷、对于王法并没有完全绝望，而“红色经典”作家们则完全抛弃了对政府及司法的信任和依赖。“为富必不仁”，那么隶属于“富”者行列的“官”又怎么可能为敌对阶级主持公道呢?由“为富必不仁”而顺理成章得出的结论是“投告准无门”。因为“法律是什么呢?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
所以《红旗谱》中朱老明感慨：“(这个世道)没有钱在衙门里使用，怎么能打赢了官司呢?”作者让朱老明在无奈又愤怒的诉说前加上“这个世道”四个字就可以说是用心良苦，耐人寻味了。《青春之歌》中同样为我们阐释了这种看似偶然的必然：面对无赖军官胡梦安的威胁，有人抗议：“岂有此理！拿枪威胁人，你可以到法院去告他！”而他的提议马上遭到了清醒者的讥讽：“别说到法院告他，就是到国民政府那里，他们还不是一鼻孔出气。”梦想中的清官永远不会出现，通过告状的方式永远无法得到公正的补偿，因为“现在的社会真是黑暗透啦。”。与传统复仇文学不同，令人失望的已不仅仅是少数的贪官污吏，而是整个社会、整个国民政府。同样是在《青春之歌》中，共产党员郑瑾对当时社会的分析更是令人深思：“你说冤枉吗?不！不！在这个暴君统治的社会里，哪个好人能够活得下去呢?坏人升官发财，好人吃官司受苦，这是最普通、最常见的事。”
三、暴力复仇
当杨白劳们茫然追问“哪里走?哪里逃?哪里有我的路一条?”时，当大春们气愤地质问“这就没有咱穷人活的啦?”后，人们只有两条路，杨白劳的以死抗争，或者大春的“给他拼啦！即“暴力复仇”之路。而在“暴力复仇”的言说上，“红色经典”同样与传统的复仇文学存在明显的不同：首先传统文本中的复仇行为的指涉对象仅限于仇人，而“红色经典”文本中，对某一仇人的恨被上升到仇恨其所在阶级的高度，于是作者讲述复仇故事的叙事言语由“我与他”的仇恨转化成“我们与他们”的敌对。如在《青春之歌》中，对林道静是仇视还是欢迎，态度的标准不是道德上的善恶，而是阶级出身；《林海雪原》为 我们演绎的不是“弟弟血刃仇敌”的复仇故事，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军民“为死难的同志报仇”的故事；杨子荣的敌人，“已经不是一个杨大头，而是所有压迫、剥削穷苦人。
“红色经典”文本在暴力复仇叙事上的另一伟大创新就是，将“个人的复仇”转换为“阶级革命”的话语，从而使之具有了现代进步意义。用毛泽东的话概括传统复仇文学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水浒传》中梁山英雄的被招安。而在“红色经典”叙事中，“个人复仇”作为潜在的故事载体隐藏在“阶级革命”的宏大叙事之下，手刃仇敌固然大快人心，但暴力行为的目的是杨子荣口中的“把阶级剥削的根子挖尽，让它永不发芽；要把阶级压迫的种子灭绝，叫它断子绝孙”；是萧长春口中的“翻身”、“挺起胸脯”；是许云峰口中的“消灭一切反动派”；是江姐口中的“破坏一个旧中国，又建设一个新中国”；更是贾湘农口中的“就是腐朽的军阀政客们，不能推动社会前进，只能是社会的蟊贼。受苦的人们，工人，农民，就要起来打倒他们，自己起来管理自己的事情”。……总之，“红色经典”中的暴力复仇被冠之以“革命”的名义，而以暴力夺取为其终极目标。
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暴力复仇，其合法性及现代意义是在论证了“为富必不仁”和“投告准无门”的前提下实现的。而所有这一切，必然要求作家们依据“阶级斗争”学说预定了(不是假定)了有产阶级／富者无一例外的道德堕落。但是，历史真实却远远并非如此：著名作家马烽曾勇敢地坦承：“原著(《吕梁英雄传》)对地主康锡雪的描写有脸谱化的嫌疑。康锡雪扒灰什么的，是简单泼脏水；凡地主就天生爱当汉奸，是不真实、欠公允的。……而在惯常的说法里，包括我们奉为‘红色经典’的不少文艺作品中，对地主的描写有违历史真实，至少不够全面和公允。与文学书写的纠结由来已久，那么“红色经典”文本为我们提供的历史言说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反思呢?伊格尔顿指出，意识形态的意义在于“使社会统治阶阶级的权力合法化”。多学者试图从文学与意识形态的角度研究“红色经典”文本现象，这里不再赘言。对马老的反思，有评论者认为“实际上，这也不是哪个作家错误，而是整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将所有的责任归结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归结于意识形态是有欠公允的。文学的存在意义绝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教化工具，那么，一个作家及评论家的操守就显得格外重要，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是在某一政治环境下保持独立人格、独立思考及言说的能力及勇气的人，至少是能够不断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人。
[参考文献]
[1]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M].刘象愚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3]粱斌，红旗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