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市中心，有一个特殊的城中城——伦敦金融城，又称“平方英里”。这里聚集着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机构，它的行政长官就是伦敦金融城市长。
　　这个职位的称号，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纪拉丁文《上帝主修书》。1215年通过的《约翰国王大宪章》规定，伦敦金融城市长每年都要进行选举。
　　从13世纪起，当选集权力、富豪、地位、荣誉于一身的伦敦金融城市长，是每一个英国人、每一个商业行业公会官员以及每一个贵族的梦想，更是英国人日常的议论话题之一。
　　在伦敦金融城，伦敦金融城市长是国王之下，万人之上的执委，也是伦敦金融城新兴码头的海军指挥官和英国城市大学的荣誉校长。
　　当他迈出伦敦金融城到外边处理公务或到国外出访时，享有内阁部长的待遇，它是英国的一个“国家符号”。
　　
　　市长官邸位于沃布汝克大街。这是一幢没有门牌号的传统英国古建筑，金碧辉煌的壁画，墙上大幅的油画，厚厚的地毯，精美的镶边瓷器。身着传统礼服的管家彬彬有礼又面色冷漠地侍立一旁，让人恍然回到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贵族社会。据说，这里每一把椅子至少都有300多年的历史。
　　伦敦金融城市长的选举是英国的年度大事。直到2004年之前，推选伦敦金融城政府官员的特权，仍限于伦敦金融城的交易商、在伦敦金融城有办公场所的律师和会计师等合伙机构，以及7000多名居民。
　　2005年出现了新动向，最初几轮选举的选举权已经扩大到包括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和证券公司等另外5000来家企业。
　　大英帝国和昔日贵族的荣光逐渐褪去。然而，在这块“平方英里”，聚集了汇丰、渣打、美洲等等世界最著名金融投资机构，是除华尔街之外另一颗最古老、最重要的金融业心脏。
　　
　　
　　上任以来拜访过23个国家
　　
　　2006年11月，英国著名会计师约翰·斯杜达勋爵接替白乐威出任伦敦金融城市长一职。有意思的是，近些年几任金融城市长无一例外都有在华多年的工作经验。斯杜达勋爵曾任普华永道中国区执行主席，出版过一本风靡英国商界的书一《新丝绸之路：在中国生意成功的秘诀》。
　　斯杜达头脑敏锐，态度谦和，有一种职业性的严谨和精密。预定的采访时间一到，他立即起身，握手告别，迅速切换到下一个日程安排，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如今，他的职责是代表金融城和促进金融城内银行、保险、证券管理、会计、股票经纪业的发展，“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些金融业务都是全球性的，所以，我必须代表英国的金融行业，和各国做不停的交流。”
　　每年他有120多天在世界各地公务旅行，上任以来已经拜访过23个国家。今年，他二度来到中国，6周前，他正在四川和重庆。
　　“现在很少有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幸运的是，我的太太也住在市长官邸里。所以不管是礼节性的晚宴还是其他什么应酬，至少，我还能经常和她一起吃晚餐。”
　　斯杜达的职业生涯延续着一个成功职业金融人士的道路。在中国期间，他开拓了PWC在华业务，公司从60人扩张到1500人，如今PWC已经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了。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国大学毕业生们对学习的强烈热情。我很享受在中国的5年，两年在上海，3年在北京。每天都有让你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伦敦和纽约共同引领世界金融业
　　
　　人物周刊：除了金融城市长的传统职能，你个人作为这任金融城市长的计划是什么?
　　斯杜达：首先，是和那些与我们有商业往来的主要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和那些有意愿与我们合作的国家建立关系。这是每个金融城市长都要做的事。
　　我个人特别关注的是，推广金融行业职业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包括会计师、律师、银行家的培训，例子之一是，我们在中国和CICPA建立了合作培训项目，中国注册会计师的数量非常少，只占从业人员总量的非常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在全球范围包括中国，帮助培训金融领域的专业人才。
　　我们有一个口号，“英国金融城，学习之城”——相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我们有更多具有娴熟专业技能的人才，尤其是金融业的人才。
　　人物周刊：推广这个庞大的培训计划的目的是什么?
　　斯杜达：在英国，我们有个专门的人力资源培训项目——“技术共享改变生活”VSO国际人事交换项目，是一个国际性组织。我们想做的，就是让中国、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的人们也知道，如果他们想在这一块得到专业培训，可以用这个国际组织的资源。他们可以来英国学习和培训，也可以通过在中国上海和重庆设立的培训机构学习，或者通过互联网学习。
　　人物周刊：现在，纽约和伦敦为争夺世界金融中心老大的位置竞争得很激烈。作为金融城市长，你希望达到怎样的目标?斯杜达：人们总爱把伦敦和纽约相比较。但我认为这两个城市之间不是竞争，不是赛跑，我们不这么看，我们所做的就是——在这里，在伦敦，为金融机构创造最好的环境。
　　所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伦敦和纽约正在一起引领着世界的金融业。这证明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对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创造最好的环境，让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能在这里顺利地开展他们的业务。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重点实现什么呢?首先是开放，向好的竞争开放，向好的企业开放，没有任何等级限制，这很类似于中国1979年开始的对外开放政策；第二是有好的人才和技术基础；第三是规范性的市场环境。我们的市场是有纪律基础的，但我们不像美国那样有太多细节性的规范，美国金融市场的规范实在太恐怖了。
　　人物周刊：伦敦的股票规范要比纽约宽松很多，这也的确吸引了不少公司到伦敦上市，问题是，你如何确保伦敦金融既保持开放，同时又对上市企业具有必要的震慑力呢?
　　斯杜达：我们有几条基本规则：一个公司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必须由两人分任，执行总裁的任命由任命委员会决定，而非受主席制约，保障大多数非执行董事参与董事会，总之，保持权利的相互制衡。这就是一个合作型政府所做的。在这方面，我们有非常详细的规定。
　　总部在哪里?上海。
　　业务在哪里?全世界!
　　人物周刊：现在，中英两国在金融合作上并没有到达高点，你怎么看呢?
　　斯杜达：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不同。两国高层官员和两国关系都在升温。尽管距离遥远，但是两国的部长们互访频繁。此外，英国工商界一直在中国做生意，像HSBC、渣打银行、保诚人寿等等，这几年都进入中国开展业务，这都是积极的现象。
　　今年，我两次到中国的目的就是为了探讨我们一起合作的潜在可能。会谈之后，总会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冒出来，比如到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还有之前谈到过的教育和培训项目，还有合资企业，资本组织。4周前，我到广州，渣打银行在那里首先开展国内人民币业务。
　　人物周刊：在金融领域，中国和伦敦金融城究竟可以怎么合作?
　　斯杜达：伦敦是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中国是世界领先的制造中心，中国也希望能够发展自己的金融服务产业，因为未来持续的发展需要强大的金融机构来支持。所以，英国和中国可以在这一方面有很好的合作。
　　伦敦的成功基于它对竞争的开放，而中国发展这么快也是源于一直对外资开放。其实，外资企业的所有权早就国际化了，以HSBC为例，总部在伦敦，在香港受规范，所有权是一个英国的基金，所以，你不能说它是一家英国公司，它是个全球企业。保诚保险也是如此，它一半的业务在亚洲。百分之百的纯粹概念已经过时了。你是意大利公司，你是法国公司，德国公司，这曾经是中国政府10年20年前的思维方式，他们曾经给了几张银行业务执照，一张给英国，一张给法国，一张给德国，一张给美国。这种做法现在已经跟不上时代了，现在的企业往往是全球性的。
　　人物周刊：难道它们就没有身份了吗?
　　斯杜达：不，它们的身份是国际化的，每个公司依然有自己的文化。中国企业会越来越多地走向国外，股份会被美国、瑞士、英国、德国的基金拥有，如果问谁拥有这家企业?答案是全世界拥有；他们的总部在哪里?上海。他们的业务在哪里?全世界!这才是变化中的世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