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铨其人及其作品

　　近日，笔者读了《党史博览》2016年第11期《国民党与〈野百合花〉事件》一文。该文记述了1942年延安内部因王实味一组题为《野百合花》的杂文引发的事件。其中，国民党居心叵测借机炒作从而推波助澜，使这一事件不可避免地恶化，形成延安整风运动中出现“审干”升级进而“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无独有偶，当年稍后在重庆等地上演的一出话剧《野玫瑰》，也由于一些匪夷所思的因素，居然又造成由康生导演的一幕“活剧”——捕风捉影的一出“谍战剧”。
　　《野百合花》《野玫瑰》，这“两朵野花”，就是当年延安“审干”运动风波由内至外的两个“导火索”。如今时光倒转，甚至又有了“谍战剧”的大热，这都不由让人又想起了当年由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陈铨（不久后赴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创作的《野玫瑰》。
　　陈铨此前留学德国，归国后其思想和学术主张被归为“战国策派”。这一思想流派赓续了北伐前夜清华和北大一些学者所号称的“国家主义”（如闻一多、顾颉刚、常燕生等），而中国晚近政治思潮史的图谱中就有一支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为号召的潮流，其团体组织也曾有“大江会”“青年党”“国魂社”等。江沛在《“战国策派”思潮研究》一书中称：
　　战时体制的集权是一个国际惯例，也是战时国家的必然选择。“战国策派”学人呼吁建立“元首制度”的主张，是在近代中国受辱于帝国主义的前提下，在加强战时体制的基础上，希望国民党根治政治腐败、团结抗战而提出的。这种政治全能主义的无奈倡导，是“战国策”学人救亡第一、不满现实的选择，但不应由此把他们看作是反民主的“小丑”。……从“战国策派”学人对传统政治的检讨及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上，从此后雷海宗主编《周论》杂志的基调中都可以看出，文化与政治自由主义是“战国策”学人的一贯主张。
　　在抗战的背景下，主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等是容易理解的，不过，也很容易被认为是与国民党的集权体制遥相呼应，因而被认为是“反对民主”的思想，这是那些陌生于中国实际政治的书生始料不及的，卻又是被当时宣称“民族文学”以及“战时体制”等的国民党所欢迎的。
　　1941年9月，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在《文艺先锋》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鼓吹文学创作的“五要”“六不”政策，即“要创造我们的民族文艺，要为最痛苦的平民而写作，要以民族的立场来写作，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要用现实的形式”，“不专写社会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陈铨的剧本无形中就“符合”这样的标准，特别是《野玫瑰》，不仅上演后盛况空前（演出阵容也颇为可观，当时陪都话剧界“四大明星”之一的秦怡饰演女主人公，路曦、陶金、施超、田烈等也饰演了不同的角色），而且获得了教育部学术审议会的奖励（三等奖），但不久遇到左翼文艺界的“杯葛”，并遭到了中共理论家和左翼作家如陈伯达、章汉夫、欧阳凡海、胡绳、茅盾等的激烈抨击。
　　多年以后，在南京大学任教的陈铨在填写华东区高等学校教师政治思想业务情况登记表时，在“政治情况、思想情况”的栏目下，他“自动坦白”：
　　自1942年离开西南联大后，相继参加四个反动的文化机构，即伪中电、伪政治学校、伪青年书店、伪新闻报馆。
　　1942年以前借黄色小说及剧本宣传侮辱女性的反动思想，并歌颂蒋介石。
　　1942年以后宣传法西斯思想，至1946年来上海入新闻报□□，以后更公开散布彻头彻尾的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思想。
　　对反动的尼采哲学及黄色反动小说如《野玫瑰》、《天问》、《狂飙》等作了初步的检讨。
　　除了《野玫瑰》，陈铨另外的“谍战剧”作品还有《蓝蚨蝶》和《无情女》。
　　《蓝蚨蝶》于1943年9月上演，演出单位是中国万岁剧团，陈铨为编导，演员则有舒绣文、陶金、陈天国等，也是集一时之选，且场场爆满。
　　《无情女》则是描写国民党女特工的，后来陈铨交代了此剧的背景。1943年春，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戴笠派人指名叫陈铨、史东山、黎锦晖去吃饭。三人到了戴笠所在的重庆上清寺，吃饭时戴笠嘱咐三人“帮忙”，以戏剧宣传抗战。于是，《无情女》便成为后来被诟病的“特务文学”了，与“汉奸文学”的《野玫瑰》都作为了陈铨的“罪状”。
　　显然，“民族文学”抑或“民族文艺”表现为“间谍文学”（陈白尘《“岂能让人”》）以及“特务小说”（徐的《风萧萧》），是受到人们鄙视的了，而抗战时的国民党乃至其特工系统（军统等）也是十分注重意识形态的宣传的。
　　据一名“过来人”陈文荣（军统重庆特区渝组政治情报小组组长）的回忆（《抗战时期军统在重庆的活动》），就在“雾都公演”如火如荼之际，戴笠、叶翔之等决定与之唱对台戏，“为军统的形象张目”，随之就有了电影《血溅樱花》《警魂歌》，以及话剧的《野玫瑰》（应该是《无情女》，《野玫瑰》创作于1941年，《无情女》是陈铨于1943年兼职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时“奉命”而作的）。

许多作家尝试创作“谍战剧”题材作品

　　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即文学是反映历史现实的，当年国民党特工与汪伪特工血拼，不经意点燃了“谍战剧”的火苗，也推动许多作家去尝试创作这一题材的作品。
　　1941年3月，丁西林完成剧本《等太太回来的时候》的写作。该剧叙述了一名留学青年返回“孤岛”时，发现父亲堕落为汉奸，遂严词拒绝父亲为之安排的伪职（汪伪国际无线电台台长），与母亲、妹妹逃离上海，参加抗战。5月，茅盾的小说《腐蚀》发表。小说描写一女学生赵慧明因贪图虚荣和享受，堕落为女特务，后来她幡然悔悟，走上自新的道路。6月，谢冰莹的小说《梅子姑娘》也完成。其讲述战争爆发后，先后失去父母的梅子姑娘此前与一日本青年恋爱，这个青年被征调入伍，开赴上海作战。梅子为了寻找恋人，加入了一个慰劳团，不料却成为营妓，恋人也战死。梅子因身世和受到反战军人的影响，最后与一个相好的日本飞行员摆脱特务的纠缠，投奔光明。另外，丁玲则在延安发表了描写“问题女人”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小说描写一个受到侵略者奸污的女子，在内地农村和传统观念因袭的语境中，这个女人的遭遇是可以想见的，丁玲尝试性地描写了这样一个复杂而多元的文学人物。后来，丁玲又发表了《在医院中》，则反映了边区内部的问题如官僚主义等，后来因上述作品饱受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