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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0多年了，若要写纪念文章，确实不敢，我在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属年轻小辈，难有机会得到耀邦耳提面命，没有什么资格来写纪念他的文字。如果只是谈谈我个人的认识和感情，那得从我到中国青年社工作的特殊感受谈起……
一
我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学生，却总想搞文学当记者。1965年毕业分配没有最理想的报刊单位，团中央只有1个名额，我既不是党员，又不是团干部，还总因为“专业思想不端正”挨批评，哪敢填写?!没想到，最后分配通知书上赫然写着“团中央”三个字，还加了个醒目括号(中国青年社)!天啦，真像是在做梦!一个贫农的孩子，能到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在团中央青年社工作，那是多么大的幸运和荣耀啊!我是怀着感恩和憧憬走进正义路团中央大楼中国青年社的。初到编辑部，多学多看，经常听到大家提到“耀邦同志”。当时耀邦已调任陕西，无缘相见。
第一次见到耀邦，是1965年的深秋，在团中央礼堂听耀邦作“反修”、“防修”的形势报告，看他矮小个子，没有什么特别的。只见他没讲几句就开始激动，时而离开讲台，在舞台上不停走动，高亢的声音配上强有力的手势，简直像个交响乐团指挥。坐我身边的老同志说，耀邦作报告就是这样，从不要讲稿，激情生动，几句话就能把大家鼓动起来。我有幸目睹耀邦作报告的独特风采，好奇地问：“为什么大家都不称胡书记?我们这些新来的小年轻见到了，也能称呼‘耀邦同志’吗?”老同志告诉我，耀邦从到团中央第一天开始，就立下一条规矩：不准称呼官衔，见面一律叫同志。这是多么崇高的称呼。所以在团中央系统和青年社，无论是什么干部，都不称职务，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挨批斗时，大家还是习惯地称他“耀邦”、“耀邦同志”。
正当我开始独立采访、迈出记者生涯第一步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13日，“黑色星期六”晚上，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10万人群众大会上，突然宣布团中央书记处改组，我们都惊呆了!我像掉了魂似的，从体育场回社里只要过一条马路，却显得特别沉重而漫长。8月16日，《中国青年》第16期按时出版，之后就正式停刊告别读者。没有惊诧，只有惶惑，这是最后的绝唱还是噩梦的开始?!
我们越来越疑惑不解。我们大学毕业前参加过农村“四清”，知道运动的重点就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是指党内严重“四不清”、贪污腐败变质的领导干部，以为“文化大革命”是场反腐败的大革命；可怎么变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把耀邦和许多令人敬佩的老革命，以至连我们小小杂志社领导，没有任何“四不清”问题，都当成“走资派”批斗呢?
我们心里很矛盾纠结，刚参加工作最怕犯“反党”错误，在北京又无亲无靠，只有老同学经常聚一起互相提醒：运动太复杂，我们犯不起错误出不得事，既要表现积极，又不能冲动盲从，都要谨慎些悠着点!青年社新址同团中央机关很远，各搞各的运动，有时集体开车才去机关参加全系统批斗耀邦和书记处书记们的大会。我注意到，除少数人闹得很凶外，大多数干部对耀邦和书记们是有感情的，喊口号也是言不由衷，有人还把舞台上的地毯卷到台前，让耀邦他们跪在地毯上。真正凶狠的，是社会上的“红卫兵”“造反派”，尤其是戚本禹蹲点的那个厂的造反派，把“三胡二王”揪到长辛店，打得最为凶残，我们听说后也很气忿和同情，这说明耀邦他们在团中央系统是很有人缘的。
我们这些新来的年轻人，跟所有“走资派”没仇没冤，没有什么可“揭发”的，又没有批斗的心气和口才，便把主要精力放在翻阅刊物文章上，听听老编辑讲述当时背景和内情。这才惊奇地发现，十多年来，《中国青年》每一期都与耀邦相关，那不是一条“修正主义办刊路线”，而是倾注耀邦心血的“毛主席革命办刊路线”，从而更深层地认识了耀邦……
二
耀邦从十四五岁当“红小鬼”，当儿童团长时就做宣传工作，可以说一生“情有独钟”。1952年8月，他任团中央书记后，就订了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星期天，他都要把《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出版社等有关负责人、编委叫到家里来研究报刊宣传，还有烟茶瓜子招待，谈晚了还管饭。他常讲，办好报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讲真话，不要讲假话”，首先要“吃透两头”，吃透“上头”，就是中央精神和政策要吃透；吃透“下头”，就是要吃透下面团员青年的实际情况，不光是要了解“个别现象”，还要注意“抓时代思潮”。他强调每期要着重抓好两个重头，一个是好的言论，一个是好的典型。他说，“你们每一期都要有骨干性的文章”，“多样性与有分量相结合：杂志要有骨，也要有肉。”“我叫你们来，就是和你们一起搭骨头架子。肉嘛，你们自去找。”他激情生动而又幽默的谈话，经常进发出思想火花，让大家获得灵感。
耀邦多次来杂志社，对杂志社的同志关爱有加。1956年他在全社会上讲：“《中国青年》是青年人的刊物，应有的特点和特殊使命，就是勇于面向真理”，作为“充满着思想性和战斗性的刊物。那么它应该有思想的权威。这就是我们杂志的个性”。“要同生活联系、实际联系，耳听四方，眼观八面，不要同生活自然隔绝。”还告诫我们，思想教育、言论文章切忌板起脸训人、干巴巴说教，“文学的形象化的东西，这也是马列主义的东西。马列主义重视形象化的东西，重视文学，重视文风。这方面的宣传不仅可以深化人的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思想感情，而且可以增加人们的乐观主义情绪与共产主义美感。”多么精彩!
耀邦教导我们，刊物要成为青年们的“良师益友”，不仅是要教育青年，还要为青年说话，维护青年们的切身权益。1956年3月的一天下午，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罗元铮副博士到编辑部反映，他们团支部带领团员青年积极响应党中央“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争当科学家”，但所里主要领导却说团支部“犯了路线错误”，给团员青年扣上“白专道路”、“个人主义思想”；他们提出不同意见又被扣上“向党进攻”的帽子，向上级领导部门反映，又说成是“故意在外面挑拨，破坏党的威信”，有“个人不纯动机”，责令检查，还要“发动群众斗争”。编辑部派记者去所里采访，深入调查，发现问题确实严重。当时，要公开揭露批评一个单位党的领导，是很有阻力和风险的。编辑部得到耀邦的赞同和支持后，在7月第13期上发表了本刊记者写的《为什么打击青年向科学进军的积极性?》并配发了《要积极诱导青年前进》的评论文章，在中科院及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中科院领导非常重视，立即妥善处理，积极支持和保护青年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最让这些年轻人感到欣慰和庆幸的是，在不久后的“反右派”运动中，他们都得以幸免。现在他们都成为了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有关方面的领导者。 耀邦曾提出过一个著名口号：“牵住省委书记的鼻子!”这个口号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断章取义地加以批判。实际上，他是要求我们务必和科研单位及专家学者密切联系，多写些“全面的、系统的、知识性的，而又带有方针办法的论文”，“有道理有数据的文章”，吸引“眼球”。这样不仅县委、地委书记要看，省委书记也非看不可，中央有关领导也爱看。所以，耀邦才号召：“你们要下一个雄心——牵省委书记的鼻子。”这没错!
“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耀邦“修正主义”办刊路线，主要是所谓“老、名、专”的路线，即依靠老革命、老领导、名人和专家等“大人物”写文章。1955年10月20日，在全社纪念创刊32周年的大会上，耀邦讲：“教育青年人的责任，主要是长一辈，有些大人物主动帮助我们写文章有什么不好，我们希望他们写东西。当然，青年中有好文章也一定要登，哪怕他们写的东西不成熟，也应该帮助他们加工；自己不行，也可以请一些大人物帮助他们。”实践证明，沿着这条办刊路线，多年来，我党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省委领导人、名人专家都成了我们的作者；许多青年“小人物”由我社发掘、培养，在《中国青年》这个大平台上展现才华，成为全国著名的作家、专家、名人。耀邦鼓励大家再接再厉，不断充实，“不怕改进的人和不怕改进的党，永远是不可战胜的，我们要以‘什么是不可战胜的’为标题写一篇文章”，“世界上只有一个东西是不可战胜的，那就是自己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地改进，能够适应于新的情况，而不是去违反客观规律。”讲得多精辟!
耀邦还常给编辑部通消息、出主意。1956年9月，耀邦告诉总编一个“内部消息”，毛主席6月间在武汉三次畅游长江，至今没见任何报刊报道，你们马上派人去采访报道。文艺组立即派记者去武汉深入采访，用电报发回社里，送中央审查。当时报道领袖活动是很慎重的，直到1957年1月，毛主席《水调歌头·游泳》的词发表，《中国青年》便适时刊发了毛主席《万里长江横渡》的长篇通讯，引起极大轰动，《中国青年报》和新华社及许多报刊转载。
耀邦特别重视先进典型宣传，他说：“青年中的先进人物的事迹和先进经验，对青年很有感染力。青年要活的榜样。”“运用先进典型激励青年奋发向上，这总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工作路线。”1963年初，编辑部从辽宁部队和地方团委学习雷锋得到线索，派出采访组前往辽宁和雷锋生前部队采访，决定在3月2日合期出版“学习雷锋专辑”，并请周总理、董老、谢老、郭老和罗瑞卿总长题词或著文。大家很想请毛主席题词，又怕主席太忙，不可能题，有些犹豫。当时耀邦下放湖南湘潭任职，特约请他为雷锋撰文，并汇报题词顾虑，耀邦积极鼓励：“你们是青年人刊物，要有小老虎精神，不试试怎么知道毛主席不会题哩?!”大家壮胆一试，写了大约三四百字的信，主要是说雷锋同志处处为人民服务做好事，是一个伟大出于平凡的好榜样，《中国青年》准备出专辑向全国广大青年推荐这个典型，因此贸然给主席写信，请予以题词。同时也给周总理写信，2月16日一起寄发。总理很快题写好“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派人送来，刚劲有力的题词给我们很大鼓舞。可主席题词尚无音讯，便打电话给主席秘书林克询问，能否在25日前写好。2月22日，毛主席在丰泽园菊香书屋展纸挥毫，题写“向雷锋同志学习”7个潇洒苍劲的行草大字，林秘书随即通知我们在中南海大西门取。仅用20分钟取了回来。大家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题词摆放在一起，凝眸端视，欢呼跳跃，全社都沸腾了。总理很快知悉，让秘书打电话给杂志社询问主席题词内容。邓大姐后来告诉我们，总理得知主席题词后，深夜翻看雷锋日记摘抄，在房间踱步沉思近一个小时，又第二次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消息很快传遍新闻界，中央各大报纷纷要求刊登毛主席和周总理题词，《中国青年》是期刊，3月2日才正式出版发行，怎么办?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研究，决定在3月5日由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这天，便成为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纪念日。
耀邦一贯重视革命传统教育，曾在1960年11月29日的指示中讲：“革命回忆录，这办法好，可以配合毛选四卷学习，向青年讲革命历史。革命回忆录适合青年的特点，是向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方法。”为此，《中国青年》加强了老一辈革命回忆录的宣传，1962年8月出版第15、16期合刊，刊登了刘志丹烈士的弟媳李建彤写的传记式小说《刘志丹》中“星星之火”一章，计划从该期起陆续选载。没想到，康生会趁机发难。当时，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主席批评农村“单干风”和所谓彭老总“翻案风”，康生抓住机会给毛主席递了一个字条，毛主席信手念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康生补充说，《中国青年》刊登的这篇小说《刘志丹》，就是为高岗翻案的，是个大阴谋。这一下，把《中国青年》和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同志都诬告了。耀邦本来不知道此事，连忙打电话给杂志社领导，询问组稿、发稿的详细情况，社领导和文艺组也都很紧张，实话实说，根本不存在什么阴谋，立即写成书面材料急送耀邦，耀邦及时呈送中央办公厅。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批判所谓习仲勋为高岗翻案的“反党集团”，这份材料被印成会议材料。耀邦冒着多大风险，扛多大压力，主动为编辑部承担责任，这是难以想象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批评的话，反而要编辑部和有关编辑放下思想包袱，继续努力工作。《中国青年》好不容易躲过一劫，“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要翻出这个旧案，矛头指向耀邦。我们坚决反对：“耀邦为保护我们社承担了多大责任，怎么能忘恩负义!”
1964年4月，编辑部收到署名“张启勋”的批判北大党委副书记冯定著作《共产主义人生观》的稿子，该书在广大青年中有较大影响，这篇稿子又太长，不适合刊用，便回信退给作者。后来，作者又投给《红旗》杂志。康生抓住此事，再度寻机发难，批示《红旗》杂志发表。《红旗》杂志用1964年第17、18两期合刊全文发表，文前刊登了作者指名批评《中国青年》的信，又加“编者按”，肯定批判“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正是“文化大革命”风暴前夜，《中国青年》又一次面临重大灾难，被迫全文转载，并写了“给了我们什么启示”的检讨，耀邦再次帮我们脱离危境。所以，中国青年社的人都认为耀邦是个好人，充满感激。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没有参与批斗耀邦；批判所谓“修正主义办刊路线”也是很快敷衍收场，都没有折腾过这些事。但也正是这场急风暴雨，让我们这些年轻人真正看到了一个伟人的形象，一颗伟大的爱心…… 三
团中央黄湖五七干校，在河南潢川县，地处潢川、淮滨、固始三县交界，有“鸡叫狗咬听三县”之称，每年淮河支流白鹭河涨水便成为十里荒湖，水退苇草丛生，从前曾是土匪窝，后来做过劳改农场，条件很差。团中央全系统两千多人“连锅端”，党的九大时搬进黄湖，耀邦是九大结束后到黄湖的。听说耀邦没当上中央委员，当时也不知什么原因，只觉得耀邦毕竟是团中央的一块牌子、一面旗帜，没当上说明没“解放”，团中央也没好日子，颇感失落和不平。军代表不让叫他名字，我们私下还是习惯称呼“耀邦”，好些人叫“老干部”，小青年则戏称“三五干部”，据说是耀邦跟印厂小青年开玩笑讲的：“我年纪不大不小五十，个子不高不矮五尺，级别不高不低五级。”表明大家并没有把他当成团中央“最大走资派”，相处融洽。
耀邦所在的一连住方岩村，我们青年社是八连(后与二连合称“二八连”)，在白鹭河边的白虎岗，隔得很远，相见甚少，但听说他的事不少。如他跟大家一样扛100多斤的麻袋，一样脱土坯盖房；大家一天累下来早歇了，他还独自钻进蚊帐，点上小马灯，看马列毛选等。大家很关心他，很在乎他，赞叹声中颇含悯惜，尤其是“八十里路拉石头”。干校建大仓库和厂房需要许多石头打地基，得从80里外的大别山里拉石头。干校有好多汽车不让用，军代表非要大家步行拉石头，说是干部下放“改造”，就是要“创造艰苦环境炼人炼思想”。我们年轻人没多大关系，还要耀邦去。耀邦是干校年纪最大的，身体又不好，好多人不赞成耀邦去，可军代表非要他去。耀邦生气了：“我两万五千里长征都走了，八十里拉石头有什么了不起!”真的和大家一起拉着架子车去了。军代表便用这个“典型事例”，作为上报中央文革的“工作成绩”。
我第一次跟耀邦近距离接触，是1969深秋，按照军代表的运动部署，要耀邦下到各个连队作检查、听取群众意见；轮到到我们八连，当时我还是青年社“大联委”的头，让我照顾耀邦生活。耀邦身体不好，痔疮很严重，上厕所很痛苦，我就打一盆温热水给他洗，劝他辣椒少吃点，干活悠着点，他只是无奈地笑笑。
耀邦来八连作检查，首先关心的是八连干部的“解放”；问我青年社干部“解放”得怎么样，能不能都“解放”?我告诉他，根本就没什么问题，大多数同志也都没多大意见，军代表要一个个过“筛子”。他着急地说：“你们青年社就这么几个人，他们也都是多年的老同志，刊物办得很不错嘛!如果有什么错，那也轮不到他们负责，都算在我头上好了，尽快把他们都‘解放’了。”并说想见见他们。我表示：“没问题，军代表那里我们去做工作。”晚上，他跟几位社领导见面，征求大家对自己的意见，一开头，他先向大家深表歉意说：“我对不起你们，是我不好，连累了你们!”说得大家热泪盈眶。
他在“检查”中坦陈自己曾对“反右”运动、“大跃进”、“反右倾”、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等，都曾不理解，有所怀疑，不少同志为他的真情实话感动得眼泪汪汪。
在各班征求意见时，他表示虚心接受大家批评，大家都说没意见，于是就“五湖四海”地轻松聊起来。那时，宿舍就是会议室，他坐在我靠窗的床上，大家也都是坐在自己床上，床对床面对面，听耀邦讲。大家都说耀邦烟瘾特大，一根接一根不停，其实我注意到他点燃一根抽不了几口，尽滔滔不绝地说话，烟白烧了一大截。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1946年在北平治病，叶帅让他在军调处协助工作。当时他佩戴少将军衔，住在北京饭店，出出进进的都是美国和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当时我刚30岁，个子又小，都惊讶地看着我，共产党里还有这么年轻的将军呀，真了不起!我很自豪，走路都雄赳赳气昂昂的，神气得很哟!”大家都乐了。他说：“我这个人有个特点，记人记数字很行，多年以前见过的几位团地委书记我都记得，昨天《人民日报》上报道了大寨今年的产量，亩产多少总产多少，我看过都记得，不信你们拿报纸来对。”大家惊叹不已。我问，听说您读《资本论》，连全书多少字都能说出来，难道您还真数过哇?耀邦笑道，“我读书从头到尾，连版权页都看，当然知道。”我们恍然大悟，都笑了。
说实话，那些天，跟耀邦在一起，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这样促膝畅谈，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在这种时候、这种境遇中，更令人加深理解和情感。周末晚饭后，他回一连，路远不好走，又多恶狗，我们几个要护送他回去，他坚决不肯。我们送他上了堤，他硬是不要我们再送。我目送着耀邦，他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拄着竹棍，独自走在堤上。身体虽然瘦弱，步伐却很矫健，走得也挺快。这是他练就的“青年团性格”。看着耀邦在暮霭中远去，心里说不出的伤感。
不久，青年社的所有受审查的干部全部“解放”，我也从二八连调到校部机务连，跟青工部和印厂的师傅学钳工，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将拖拉机改装为联合收割机，听到耀邦的信息也就多了。
1971年1月春节前夕，听说耀邦病了，住在潢川县委招待所。怎么不住医院治病呢?我正好要回北京探亲，就去县委招待所看望耀邦。这是个平房小院，没有别人，干净冷清。耀邦见我来很高兴，想从床上起来，我去扶他他不让，也不让我挨他太近。我见他很瘦，脸黄没有血色，便问得的什么病，怎么不上医院住在这里。他告诉我得了急性乙型肝炎，还发烧，县医院条件很差，没有传染病房，就让住在这里，医生定时来看病。他说起前段时间割稻子、收麦子是太累了些。我也听说大家要评他“五好战士”，军代表不同意，说“走资派”怎么能当“五好战士”!我知道耀邦并不在意这些，他有着湖南人的脾气、青年团的性格，总以为自己还年轻，身体还好，干什么都特认真、不要命，忍不住劝他，“别的什么都不重要，自己身体最重要，身体不好，以后怎么出来工作呀?!”这句话好像触动了他，看着我不吭声。我说我要回北京探亲，您有什么事只管说，我回去帮您办。他说：“没有别的事，只是想请你回去跟军代表说说，让我回北京治病。急性肝炎很讨厌，我的脖子也痛，眉宇这个黑痣也不知怎么搞的，突然有点痒，这里医院看不了我的病。住在这里，县委的同志还要经常来看我，都很忙的，给县里增加很多麻烦，不合适。”我答应了，劝他放心，安心治病。 回到北京，我马上去东交民巷团中央机关小白楼，找到军代表一把手尹代表，把耀邦的病情和县里医疗条件、耀邦的要求，都跟他说了。他似乎不知道耀邦生病，不大相信。我便说：“耀邦真的病得很重，还在发烧哩，县里的压力很大，万一耽误了，出点么事，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不要说对家人不好交代，怎么向中央交代?!”尹代表这才“哦”了一声说：“知道了，我们会研究的。”后来拖得严重了，军代表才让耀邦回京治病。
四
1973年秋，邓小平复出后，党中央决定召开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恢复出版青年报刊。除了调走的外，我们原班人马陆续回京，筹备复刊。耀邦尚未分配工作，我跟社里一些老同志去耀邦家看望。他很高兴，尽谈读书，谈他看的外国科技情报资料，感慨这些年外国科技突飞猛进。
筹备《中国青年》复刊，是我们多年愿望，可是形势不稳，团十大开不了，刊物也就恢复不了，一年年拖老了，该从青年社“毕业”，还不如早走。耀邦劝我们说，“现在团中央系统的干部断档了，青黄不接，办刊物跟在机关还不一样，年纪大些，经验多些，照样可以干，你们都算是老人了，要留下来，把刊物恢复起来，干到退休没问题。”我们听耀邦的，安下心来筹备复刊。后来，他恢复工作，去他家的老干部、领导干部很多，我就不去了。
1978年9月，《中国青年》复刊引起一场很大风波(详见拙文《(中国青年)复刊风波》，百年潮（2008年第10期)，我们之所以能打响头一炮，能那么理直气壮地面对风波，跟耀邦的关心和支持密不可分。我们采写“四五天安门事件”通讯《革命何须怕断头》是最敏感的重大题材，最后送耀邦审阅，他说：“不看了，重要的是你们一定要把所写事实核对准确。”这是颇有深意的，敢讲真话还必须“事实准确”，就是要经得起人民的检验、历史的考验，我铭刻在心，作为自己的道德良心和职业操守。我们之所以敢约请贺龙夫人薛明同志用血泪写就《向党和人民的报告——忆贺龙同志遭受迫害的那些日日夜夜》(1979年第7期)；敢以“党史巡礼”的形式采写《只有忠实于真实才能忠实于真理》(1979年第11期)，为诸多遭受迫害的革命先辈正名；敢于采访彭老总侄女彭梅魁写出《最后的斗争——回忆伯伯彭德怀》(1980年第12期)；敢在刘少奇同志平反之前，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写出《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和《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1980年第4期)，全是首家将老一辈革命家遭受残酷迫害的真相告诉人民，都是受到耀邦为老干部平反的精神所鼓舞，按照“敢讲真话、事实准确”的原则践行。
1982年春节刚过，部主任宋文郁给我一份团中央转来的耀邦批件，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内部刊物《调查和研究》第107期刊载的王震将军的一篇讲话，题为《学习历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耀邦在1月18日专门批给中国青年社，批示说：“王老是个热血沸腾奋斗不息的革命者，实在可敬可爱。这篇东西请《红旗》和《中国青年》同志再同作者加加工，能不能在你们两个刊物上一齐发表?另外，请《中国青年》考虑：王老一生有许多事迹是很感人的，他有许多见解是很深的，你们要采取一点办法帮他整理出来。”社里领导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特别激动，深感荣幸。当时王老在广州，团中央书记陈吴苏让我与王老秘书直接联系有关事宜。唐秘书告诉我，王老从来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谈自己的经历，自从耀邦批示后，好几家报刊都想采访王老，王老都婉拒了，只答应见你们一家，一是因为胡主席已经明确批示，二是因为特别关心青年人的刊物。我真是受宠若惊，深深感谢耀邦批示给我这个难得机会，决心努力完成好任务。
1983年底，我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耀邦非常重视农村小城镇的建设，我们综合组遵照耀邦指示前去安徽进行调查研究。记得是1985年深秋的早上，我去勤政殿办事，走到“静谷”前面，正好碰见耀邦在海边走步锻炼，忙迎上前：“耀邦同志，您好!”他一愣，笑道：“啊，是你呀，青年社、八连的小孙。”我真佩服耀邦的记忆力，这么多年没见面，居然还记得一个普通小兵。他问我在哪个部门，我告诉了他。我问他身体可好，他很自信地说：“还不错，我现在在锻炼快步走，带着计步器沿着海边走。”我一把，沿着海边多大一圈呀，便说：“您悠着点!”70岁的人了，走起路还那样脚下生风，还是湖南人的脾气、青年团的性格……
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耀邦。1987年秋，我调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再也没机会相见。得到他去世的消息，万分悲痛，我们住在三里屯的中国青年社老人，开着车去耀邦家里悼念，凝视着鲜花丛中的遗像，只见他坦荡的笑容定格在人间，永远透着“湖南人的脾气、青年团的性格”，心里充满崇敬……
(责任编辑 汪文庆)
一
我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学生，却总想搞文学当记者。1965年毕业分配没有最理想的报刊单位，团中央只有1个名额，我既不是党员，又不是团干部，还总因为“专业思想不端正”挨批评，哪敢填写?!没想到，最后分配通知书上赫然写着“团中央”三个字，还加了个醒目括号(中国青年社)!天啦，真像是在做梦!一个贫农的孩子，能到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在团中央青年社工作，那是多么大的幸运和荣耀啊!我是怀着感恩和憧憬走进正义路团中央大楼中国青年社的。初到编辑部，多学多看，经常听到大家提到“耀邦同志”。当时耀邦已调任陕西，无缘相见。
第一次见到耀邦，是1965年的深秋，在团中央礼堂听耀邦作“反修”、“防修”的形势报告，看他矮小个子，没有什么特别的。只见他没讲几句就开始激动，时而离开讲台，在舞台上不停走动，高亢的声音配上强有力的手势，简直像个交响乐团指挥。坐我身边的老同志说，耀邦作报告就是这样，从不要讲稿，激情生动，几句话就能把大家鼓动起来。我有幸目睹耀邦作报告的独特风采，好奇地问：“为什么大家都不称胡书记?我们这些新来的小年轻见到了，也能称呼‘耀邦同志’吗?”老同志告诉我，耀邦从到团中央第一天开始，就立下一条规矩：不准称呼官衔，见面一律叫同志。这是多么崇高的称呼。所以在团中央系统和青年社，无论是什么干部，都不称职务，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挨批斗时，大家还是习惯地称他“耀邦”、“耀邦同志”。
正当我开始独立采访、迈出记者生涯第一步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13日，“黑色星期六”晚上，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10万人群众大会上，突然宣布团中央书记处改组，我们都惊呆了!我像掉了魂似的，从体育场回社里只要过一条马路，却显得特别沉重而漫长。8月16日，《中国青年》第16期按时出版，之后就正式停刊告别读者。没有惊诧，只有惶惑，这是最后的绝唱还是噩梦的开始?!
我们越来越疑惑不解。我们大学毕业前参加过农村“四清”，知道运动的重点就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是指党内严重“四不清”、贪污腐败变质的领导干部，以为“文化大革命”是场反腐败的大革命；可怎么变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把耀邦和许多令人敬佩的老革命，以至连我们小小杂志社领导，没有任何“四不清”问题，都当成“走资派”批斗呢?
我们心里很矛盾纠结，刚参加工作最怕犯“反党”错误，在北京又无亲无靠，只有老同学经常聚一起互相提醒：运动太复杂，我们犯不起错误出不得事，既要表现积极，又不能冲动盲从，都要谨慎些悠着点!青年社新址同团中央机关很远，各搞各的运动，有时集体开车才去机关参加全系统批斗耀邦和书记处书记们的大会。我注意到，除少数人闹得很凶外，大多数干部对耀邦和书记们是有感情的，喊口号也是言不由衷，有人还把舞台上的地毯卷到台前，让耀邦他们跪在地毯上。真正凶狠的，是社会上的“红卫兵”“造反派”，尤其是戚本禹蹲点的那个厂的造反派，把“三胡二王”揪到长辛店，打得最为凶残，我们听说后也很气忿和同情，这说明耀邦他们在团中央系统是很有人缘的。
我们这些新来的年轻人，跟所有“走资派”没仇没冤，没有什么可“揭发”的，又没有批斗的心气和口才，便把主要精力放在翻阅刊物文章上，听听老编辑讲述当时背景和内情。这才惊奇地发现，十多年来，《中国青年》每一期都与耀邦相关，那不是一条“修正主义办刊路线”，而是倾注耀邦心血的“毛主席革命办刊路线”，从而更深层地认识了耀邦……
二
耀邦从十四五岁当“红小鬼”，当儿童团长时就做宣传工作，可以说一生“情有独钟”。1952年8月，他任团中央书记后，就订了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星期天，他都要把《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出版社等有关负责人、编委叫到家里来研究报刊宣传，还有烟茶瓜子招待，谈晚了还管饭。他常讲，办好报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讲真话，不要讲假话”，首先要“吃透两头”，吃透“上头”，就是中央精神和政策要吃透；吃透“下头”，就是要吃透下面团员青年的实际情况，不光是要了解“个别现象”，还要注意“抓时代思潮”。他强调每期要着重抓好两个重头，一个是好的言论，一个是好的典型。他说，“你们每一期都要有骨干性的文章”，“多样性与有分量相结合：杂志要有骨，也要有肉。”“我叫你们来，就是和你们一起搭骨头架子。肉嘛，你们自去找。”他激情生动而又幽默的谈话，经常进发出思想火花，让大家获得灵感。
耀邦多次来杂志社，对杂志社的同志关爱有加。1956年他在全社会上讲：“《中国青年》是青年人的刊物，应有的特点和特殊使命，就是勇于面向真理”，作为“充满着思想性和战斗性的刊物。那么它应该有思想的权威。这就是我们杂志的个性”。“要同生活联系、实际联系，耳听四方，眼观八面，不要同生活自然隔绝。”还告诫我们，思想教育、言论文章切忌板起脸训人、干巴巴说教，“文学的形象化的东西，这也是马列主义的东西。马列主义重视形象化的东西，重视文学，重视文风。这方面的宣传不仅可以深化人的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思想感情，而且可以增加人们的乐观主义情绪与共产主义美感。”多么精彩!
耀邦教导我们，刊物要成为青年们的“良师益友”，不仅是要教育青年，还要为青年说话，维护青年们的切身权益。1956年3月的一天下午，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罗元铮副博士到编辑部反映，他们团支部带领团员青年积极响应党中央“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争当科学家”，但所里主要领导却说团支部“犯了路线错误”，给团员青年扣上“白专道路”、“个人主义思想”；他们提出不同意见又被扣上“向党进攻”的帽子，向上级领导部门反映，又说成是“故意在外面挑拨，破坏党的威信”，有“个人不纯动机”，责令检查，还要“发动群众斗争”。编辑部派记者去所里采访，深入调查，发现问题确实严重。当时，要公开揭露批评一个单位党的领导，是很有阻力和风险的。编辑部得到耀邦的赞同和支持后，在7月第13期上发表了本刊记者写的《为什么打击青年向科学进军的积极性?》并配发了《要积极诱导青年前进》的评论文章，在中科院及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中科院领导非常重视，立即妥善处理，积极支持和保护青年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最让这些年轻人感到欣慰和庆幸的是，在不久后的“反右派”运动中，他们都得以幸免。现在他们都成为了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有关方面的领导者。 耀邦曾提出过一个著名口号：“牵住省委书记的鼻子!”这个口号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断章取义地加以批判。实际上，他是要求我们务必和科研单位及专家学者密切联系，多写些“全面的、系统的、知识性的，而又带有方针办法的论文”，“有道理有数据的文章”，吸引“眼球”。这样不仅县委、地委书记要看，省委书记也非看不可，中央有关领导也爱看。所以，耀邦才号召：“你们要下一个雄心——牵省委书记的鼻子。”这没错!
“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耀邦“修正主义”办刊路线，主要是所谓“老、名、专”的路线，即依靠老革命、老领导、名人和专家等“大人物”写文章。1955年10月20日，在全社纪念创刊32周年的大会上，耀邦讲：“教育青年人的责任，主要是长一辈，有些大人物主动帮助我们写文章有什么不好，我们希望他们写东西。当然，青年中有好文章也一定要登，哪怕他们写的东西不成熟，也应该帮助他们加工；自己不行，也可以请一些大人物帮助他们。”实践证明，沿着这条办刊路线，多年来，我党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省委领导人、名人专家都成了我们的作者；许多青年“小人物”由我社发掘、培养，在《中国青年》这个大平台上展现才华，成为全国著名的作家、专家、名人。耀邦鼓励大家再接再厉，不断充实，“不怕改进的人和不怕改进的党，永远是不可战胜的，我们要以‘什么是不可战胜的’为标题写一篇文章”，“世界上只有一个东西是不可战胜的，那就是自己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地改进，能够适应于新的情况，而不是去违反客观规律。”讲得多精辟!
耀邦还常给编辑部通消息、出主意。1956年9月，耀邦告诉总编一个“内部消息”，毛主席6月间在武汉三次畅游长江，至今没见任何报刊报道，你们马上派人去采访报道。文艺组立即派记者去武汉深入采访，用电报发回社里，送中央审查。当时报道领袖活动是很慎重的，直到1957年1月，毛主席《水调歌头·游泳》的词发表，《中国青年》便适时刊发了毛主席《万里长江横渡》的长篇通讯，引起极大轰动，《中国青年报》和新华社及许多报刊转载。
耀邦特别重视先进典型宣传，他说：“青年中的先进人物的事迹和先进经验，对青年很有感染力。青年要活的榜样。”“运用先进典型激励青年奋发向上，这总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工作路线。”1963年初，编辑部从辽宁部队和地方团委学习雷锋得到线索，派出采访组前往辽宁和雷锋生前部队采访，决定在3月2日合期出版“学习雷锋专辑”，并请周总理、董老、谢老、郭老和罗瑞卿总长题词或著文。大家很想请毛主席题词，又怕主席太忙，不可能题，有些犹豫。当时耀邦下放湖南湘潭任职，特约请他为雷锋撰文，并汇报题词顾虑，耀邦积极鼓励：“你们是青年人刊物，要有小老虎精神，不试试怎么知道毛主席不会题哩?!”大家壮胆一试，写了大约三四百字的信，主要是说雷锋同志处处为人民服务做好事，是一个伟大出于平凡的好榜样，《中国青年》准备出专辑向全国广大青年推荐这个典型，因此贸然给主席写信，请予以题词。同时也给周总理写信，2月16日一起寄发。总理很快题写好“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派人送来，刚劲有力的题词给我们很大鼓舞。可主席题词尚无音讯，便打电话给主席秘书林克询问，能否在25日前写好。2月22日，毛主席在丰泽园菊香书屋展纸挥毫，题写“向雷锋同志学习”7个潇洒苍劲的行草大字，林秘书随即通知我们在中南海大西门取。仅用20分钟取了回来。大家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题词摆放在一起，凝眸端视，欢呼跳跃，全社都沸腾了。总理很快知悉，让秘书打电话给杂志社询问主席题词内容。邓大姐后来告诉我们，总理得知主席题词后，深夜翻看雷锋日记摘抄，在房间踱步沉思近一个小时，又第二次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消息很快传遍新闻界，中央各大报纷纷要求刊登毛主席和周总理题词，《中国青年》是期刊，3月2日才正式出版发行，怎么办?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研究，决定在3月5日由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这天，便成为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纪念日。
耀邦一贯重视革命传统教育，曾在1960年11月29日的指示中讲：“革命回忆录，这办法好，可以配合毛选四卷学习，向青年讲革命历史。革命回忆录适合青年的特点，是向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方法。”为此，《中国青年》加强了老一辈革命回忆录的宣传，1962年8月出版第15、16期合刊，刊登了刘志丹烈士的弟媳李建彤写的传记式小说《刘志丹》中“星星之火”一章，计划从该期起陆续选载。没想到，康生会趁机发难。当时，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主席批评农村“单干风”和所谓彭老总“翻案风”，康生抓住机会给毛主席递了一个字条，毛主席信手念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康生补充说，《中国青年》刊登的这篇小说《刘志丹》，就是为高岗翻案的，是个大阴谋。这一下，把《中国青年》和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同志都诬告了。耀邦本来不知道此事，连忙打电话给杂志社领导，询问组稿、发稿的详细情况，社领导和文艺组也都很紧张，实话实说，根本不存在什么阴谋，立即写成书面材料急送耀邦，耀邦及时呈送中央办公厅。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批判所谓习仲勋为高岗翻案的“反党集团”，这份材料被印成会议材料。耀邦冒着多大风险，扛多大压力，主动为编辑部承担责任，这是难以想象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批评的话，反而要编辑部和有关编辑放下思想包袱，继续努力工作。《中国青年》好不容易躲过一劫，“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要翻出这个旧案，矛头指向耀邦。我们坚决反对：“耀邦为保护我们社承担了多大责任，怎么能忘恩负义!”
1964年4月，编辑部收到署名“张启勋”的批判北大党委副书记冯定著作《共产主义人生观》的稿子，该书在广大青年中有较大影响，这篇稿子又太长，不适合刊用，便回信退给作者。后来，作者又投给《红旗》杂志。康生抓住此事，再度寻机发难，批示《红旗》杂志发表。《红旗》杂志用1964年第17、18两期合刊全文发表，文前刊登了作者指名批评《中国青年》的信，又加“编者按”，肯定批判“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正是“文化大革命”风暴前夜，《中国青年》又一次面临重大灾难，被迫全文转载，并写了“给了我们什么启示”的检讨，耀邦再次帮我们脱离危境。所以，中国青年社的人都认为耀邦是个好人，充满感激。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没有参与批斗耀邦；批判所谓“修正主义办刊路线”也是很快敷衍收场，都没有折腾过这些事。但也正是这场急风暴雨，让我们这些年轻人真正看到了一个伟人的形象，一颗伟大的爱心…… 三
团中央黄湖五七干校，在河南潢川县，地处潢川、淮滨、固始三县交界，有“鸡叫狗咬听三县”之称，每年淮河支流白鹭河涨水便成为十里荒湖，水退苇草丛生，从前曾是土匪窝，后来做过劳改农场，条件很差。团中央全系统两千多人“连锅端”，党的九大时搬进黄湖，耀邦是九大结束后到黄湖的。听说耀邦没当上中央委员，当时也不知什么原因，只觉得耀邦毕竟是团中央的一块牌子、一面旗帜，没当上说明没“解放”，团中央也没好日子，颇感失落和不平。军代表不让叫他名字，我们私下还是习惯称呼“耀邦”，好些人叫“老干部”，小青年则戏称“三五干部”，据说是耀邦跟印厂小青年开玩笑讲的：“我年纪不大不小五十，个子不高不矮五尺，级别不高不低五级。”表明大家并没有把他当成团中央“最大走资派”，相处融洽。
耀邦所在的一连住方岩村，我们青年社是八连(后与二连合称“二八连”)，在白鹭河边的白虎岗，隔得很远，相见甚少，但听说他的事不少。如他跟大家一样扛100多斤的麻袋，一样脱土坯盖房；大家一天累下来早歇了，他还独自钻进蚊帐，点上小马灯，看马列毛选等。大家很关心他，很在乎他，赞叹声中颇含悯惜，尤其是“八十里路拉石头”。干校建大仓库和厂房需要许多石头打地基，得从80里外的大别山里拉石头。干校有好多汽车不让用，军代表非要大家步行拉石头，说是干部下放“改造”，就是要“创造艰苦环境炼人炼思想”。我们年轻人没多大关系，还要耀邦去。耀邦是干校年纪最大的，身体又不好，好多人不赞成耀邦去，可军代表非要他去。耀邦生气了：“我两万五千里长征都走了，八十里拉石头有什么了不起!”真的和大家一起拉着架子车去了。军代表便用这个“典型事例”，作为上报中央文革的“工作成绩”。
我第一次跟耀邦近距离接触，是1969深秋，按照军代表的运动部署，要耀邦下到各个连队作检查、听取群众意见；轮到到我们八连，当时我还是青年社“大联委”的头，让我照顾耀邦生活。耀邦身体不好，痔疮很严重，上厕所很痛苦，我就打一盆温热水给他洗，劝他辣椒少吃点，干活悠着点，他只是无奈地笑笑。
耀邦来八连作检查，首先关心的是八连干部的“解放”；问我青年社干部“解放”得怎么样，能不能都“解放”?我告诉他，根本就没什么问题，大多数同志也都没多大意见，军代表要一个个过“筛子”。他着急地说：“你们青年社就这么几个人，他们也都是多年的老同志，刊物办得很不错嘛!如果有什么错，那也轮不到他们负责，都算在我头上好了，尽快把他们都‘解放’了。”并说想见见他们。我表示：“没问题，军代表那里我们去做工作。”晚上，他跟几位社领导见面，征求大家对自己的意见，一开头，他先向大家深表歉意说：“我对不起你们，是我不好，连累了你们!”说得大家热泪盈眶。
他在“检查”中坦陈自己曾对“反右”运动、“大跃进”、“反右倾”、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等，都曾不理解，有所怀疑，不少同志为他的真情实话感动得眼泪汪汪。
在各班征求意见时，他表示虚心接受大家批评，大家都说没意见，于是就“五湖四海”地轻松聊起来。那时，宿舍就是会议室，他坐在我靠窗的床上，大家也都是坐在自己床上，床对床面对面，听耀邦讲。大家都说耀邦烟瘾特大，一根接一根不停，其实我注意到他点燃一根抽不了几口，尽滔滔不绝地说话，烟白烧了一大截。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1946年在北平治病，叶帅让他在军调处协助工作。当时他佩戴少将军衔，住在北京饭店，出出进进的都是美国和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当时我刚30岁，个子又小，都惊讶地看着我，共产党里还有这么年轻的将军呀，真了不起!我很自豪，走路都雄赳赳气昂昂的，神气得很哟!”大家都乐了。他说：“我这个人有个特点，记人记数字很行，多年以前见过的几位团地委书记我都记得，昨天《人民日报》上报道了大寨今年的产量，亩产多少总产多少，我看过都记得，不信你们拿报纸来对。”大家惊叹不已。我问，听说您读《资本论》，连全书多少字都能说出来，难道您还真数过哇?耀邦笑道，“我读书从头到尾，连版权页都看，当然知道。”我们恍然大悟，都笑了。
说实话，那些天，跟耀邦在一起，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这样促膝畅谈，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在这种时候、这种境遇中，更令人加深理解和情感。周末晚饭后，他回一连，路远不好走，又多恶狗，我们几个要护送他回去，他坚决不肯。我们送他上了堤，他硬是不要我们再送。我目送着耀邦，他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拄着竹棍，独自走在堤上。身体虽然瘦弱，步伐却很矫健，走得也挺快。这是他练就的“青年团性格”。看着耀邦在暮霭中远去，心里说不出的伤感。
不久，青年社的所有受审查的干部全部“解放”，我也从二八连调到校部机务连，跟青工部和印厂的师傅学钳工，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将拖拉机改装为联合收割机，听到耀邦的信息也就多了。
1971年1月春节前夕，听说耀邦病了，住在潢川县委招待所。怎么不住医院治病呢?我正好要回北京探亲，就去县委招待所看望耀邦。这是个平房小院，没有别人，干净冷清。耀邦见我来很高兴，想从床上起来，我去扶他他不让，也不让我挨他太近。我见他很瘦，脸黄没有血色，便问得的什么病，怎么不上医院住在这里。他告诉我得了急性乙型肝炎，还发烧，县医院条件很差，没有传染病房，就让住在这里，医生定时来看病。他说起前段时间割稻子、收麦子是太累了些。我也听说大家要评他“五好战士”，军代表不同意，说“走资派”怎么能当“五好战士”!我知道耀邦并不在意这些，他有着湖南人的脾气、青年团的性格，总以为自己还年轻，身体还好，干什么都特认真、不要命，忍不住劝他，“别的什么都不重要，自己身体最重要，身体不好，以后怎么出来工作呀?!”这句话好像触动了他，看着我不吭声。我说我要回北京探亲，您有什么事只管说，我回去帮您办。他说：“没有别的事，只是想请你回去跟军代表说说，让我回北京治病。急性肝炎很讨厌，我的脖子也痛，眉宇这个黑痣也不知怎么搞的，突然有点痒，这里医院看不了我的病。住在这里，县委的同志还要经常来看我，都很忙的，给县里增加很多麻烦，不合适。”我答应了，劝他放心，安心治病。 回到北京，我马上去东交民巷团中央机关小白楼，找到军代表一把手尹代表，把耀邦的病情和县里医疗条件、耀邦的要求，都跟他说了。他似乎不知道耀邦生病，不大相信。我便说：“耀邦真的病得很重，还在发烧哩，县里的压力很大，万一耽误了，出点么事，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不要说对家人不好交代，怎么向中央交代?!”尹代表这才“哦”了一声说：“知道了，我们会研究的。”后来拖得严重了，军代表才让耀邦回京治病。
四
1973年秋，邓小平复出后，党中央决定召开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恢复出版青年报刊。除了调走的外，我们原班人马陆续回京，筹备复刊。耀邦尚未分配工作，我跟社里一些老同志去耀邦家看望。他很高兴，尽谈读书，谈他看的外国科技情报资料，感慨这些年外国科技突飞猛进。
筹备《中国青年》复刊，是我们多年愿望，可是形势不稳，团十大开不了，刊物也就恢复不了，一年年拖老了，该从青年社“毕业”，还不如早走。耀邦劝我们说，“现在团中央系统的干部断档了，青黄不接，办刊物跟在机关还不一样，年纪大些，经验多些，照样可以干，你们都算是老人了，要留下来，把刊物恢复起来，干到退休没问题。”我们听耀邦的，安下心来筹备复刊。后来，他恢复工作，去他家的老干部、领导干部很多，我就不去了。
1978年9月，《中国青年》复刊引起一场很大风波(详见拙文《(中国青年)复刊风波》，百年潮（2008年第10期)，我们之所以能打响头一炮，能那么理直气壮地面对风波，跟耀邦的关心和支持密不可分。我们采写“四五天安门事件”通讯《革命何须怕断头》是最敏感的重大题材，最后送耀邦审阅，他说：“不看了，重要的是你们一定要把所写事实核对准确。”这是颇有深意的，敢讲真话还必须“事实准确”，就是要经得起人民的检验、历史的考验，我铭刻在心，作为自己的道德良心和职业操守。我们之所以敢约请贺龙夫人薛明同志用血泪写就《向党和人民的报告——忆贺龙同志遭受迫害的那些日日夜夜》(1979年第7期)；敢以“党史巡礼”的形式采写《只有忠实于真实才能忠实于真理》(1979年第11期)，为诸多遭受迫害的革命先辈正名；敢于采访彭老总侄女彭梅魁写出《最后的斗争——回忆伯伯彭德怀》(1980年第12期)；敢在刘少奇同志平反之前，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写出《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和《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1980年第4期)，全是首家将老一辈革命家遭受残酷迫害的真相告诉人民，都是受到耀邦为老干部平反的精神所鼓舞，按照“敢讲真话、事实准确”的原则践行。
1982年春节刚过，部主任宋文郁给我一份团中央转来的耀邦批件，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内部刊物《调查和研究》第107期刊载的王震将军的一篇讲话，题为《学习历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耀邦在1月18日专门批给中国青年社，批示说：“王老是个热血沸腾奋斗不息的革命者，实在可敬可爱。这篇东西请《红旗》和《中国青年》同志再同作者加加工，能不能在你们两个刊物上一齐发表?另外，请《中国青年》考虑：王老一生有许多事迹是很感人的，他有许多见解是很深的，你们要采取一点办法帮他整理出来。”社里领导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特别激动，深感荣幸。当时王老在广州，团中央书记陈吴苏让我与王老秘书直接联系有关事宜。唐秘书告诉我，王老从来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谈自己的经历，自从耀邦批示后，好几家报刊都想采访王老，王老都婉拒了，只答应见你们一家，一是因为胡主席已经明确批示，二是因为特别关心青年人的刊物。我真是受宠若惊，深深感谢耀邦批示给我这个难得机会，决心努力完成好任务。
1983年底，我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耀邦非常重视农村小城镇的建设，我们综合组遵照耀邦指示前去安徽进行调查研究。记得是1985年深秋的早上，我去勤政殿办事，走到“静谷”前面，正好碰见耀邦在海边走步锻炼，忙迎上前：“耀邦同志，您好!”他一愣，笑道：“啊，是你呀，青年社、八连的小孙。”我真佩服耀邦的记忆力，这么多年没见面，居然还记得一个普通小兵。他问我在哪个部门，我告诉了他。我问他身体可好，他很自信地说：“还不错，我现在在锻炼快步走，带着计步器沿着海边走。”我一把，沿着海边多大一圈呀，便说：“您悠着点!”70岁的人了，走起路还那样脚下生风，还是湖南人的脾气、青年团的性格……
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耀邦。1987年秋，我调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再也没机会相见。得到他去世的消息，万分悲痛，我们住在三里屯的中国青年社老人，开着车去耀邦家里悼念，凝视着鲜花丛中的遗像，只见他坦荡的笑容定格在人间，永远透着“湖南人的脾气、青年团的性格”，心里充满崇敬……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