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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开始，中国进入第二个100年，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发展阶段。今后15年，是我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大变局的15年，也是我们百年未有大变局，发展最为关键的15年。
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中国的发展战略会出现什么样变化？我认为会有5个新的战略路径变化。
从1949年10月1号开始到2050年这100年的发展，大体上分为三个战略循环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底到80年代初，中国当时限于帝国主义的封锁，这30多年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内循环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从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一直到2012年十八大前的30多年，中国进入了一个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以外循环为主的阶段，充分运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积累财富、积累动力；第三阶段是从十八大以后、包括现在直到未来2050年期间，中国进入了一个以内循环为主的国际国内双循环阶段。这个阶段的战略与以前的战略相比，在内循环方面会出现5个变化。
一是能源、粮食自主自立，工业制造自主自强。中国发展会从能源、粮食更加安全的角度，形成一个以国内的能源和粮食自主自立的经济循环体系。同时，在工业方面也会形成一个自主自强的工业制造体系。
二是我们的国民经济依赖世界市场的程度将会有所减少。在以外循环为主的时候，中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最高达到65%左右。最近这些年来，比重有所下降，去年已经降到了32%。我认为今后的十几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会进一步降到25%左右。也就是说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多依靠内循环。
三是高标准的商品和要素循环的市场经济体系。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商品市场已经实现了较高标准的市场循环体系。但是中国在要素市场方面，不管是要素的定价、要素的配置、还是要素的流转，比较多的还是依靠政府进行配置。今后十几年，进一步推动要素市场的市场化发展，要素的配置和定价将更多地由市场决定，形成一个高标准的要素市场循环体系。
四是中国的产业链配套安全。今后这一个阶段，中国产业链通过强链、扩链、补链使得我们全要素的产业链更多地依赖国内市场。过去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将转化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也就是说零部件原材料百分之七八十在国内，然后产品市场还是覆盖世界。它的基本特征在产业链的分工上面还是开放的水平分工，让世界最有能力，最有效力的企业加工各种部件。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水平分工产业链企业集群百分之七八十将垂直整合一体化，在中国国内形成加工制造的产业链集群。
五是作为内循环的第一动力也是中国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将有较大的提升。目前，中国老百姓可支配收入的规模占GDP的比重只占42%。共同富裕发展的逻辑下， 我预计在今后十几年，GDP增速会从42%逐渐上升到50%以上。由此，内循环的发展动力，经济拉动的能力就更强了。
另一方面，在国际国内双循环中，对外开放的国际循环也会发生重大变化。我们会实现更高层次的开放，更宽领域的开放，更有力度的开放。
总之，内循环、双循环的体系是中国更高质量、更高效益发展的必然选择，将使中国更高层次开放和更大力度发挥国内发展潜力，是中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
中国今后几十年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进入了重要的发展阶段。这项战略目标的推进和实现，将使得中国在今后几十年实现三个战略性的、结构性的、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会使得中国的能源结构发生战略性的根本性的颠覆性的变化。中国目前80%的碳排放是在能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煤炭发电，石化能源在一次能源向二次能源转化的生产过程，产生了80多亿吨碳。同时我们老百姓消费生活的过程，企业生产发展的过程也产生了20多亿吨的碳排放。
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是能源生产和社会活动与碳脱钩。一方面就是我们全部的电力生产要清洁能源化，不产生碳排放， 这是一个巨大的能源结构调整。与此同时，老百姓生活中尽量用电而不用其他的石化能源，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也不消耗石化能源，用电力生产。也就是说能源生产去碳化，生活生产消费电气化。只要做到这一条，那么我们碳中和碳达峰就能实现。
实现这个过程，会有上百万亿元的清洁能源的投入，同时我们过去几十年已经形成了几十万亿元资源装备存量，其实是逐渐退出国民经济的生产生活系统。这是中国能源结构的颠覆性的，根本性的，结构性的变化。
第二，在今后的几十年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也将是中国国民经济效益、国民经济的质量极大提升发展的一个过程。
目前中国的国民经济的效益质量尽管和过去几十年相比有长足的进步，但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我们还相对落后。比如中国GDP占世界17%，碳排放占28%。再比如，中国消耗了世界最多的资源，最多的矿石，当然也会造成比较多的污染，所以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源头减量是一个重要发展前景。同时，我们还会使得国民经济中，节能减排各方面也会有巨大进步。我们有个目标，2035年中国GDP的单位能耗赶上达到世界平均水平，2050年赶上欧洲、美国发达国家的单位能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国民经济在5个层面上会发生进步。
第三，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整个工艺流程会得到極大的结构性的提升技术进步。
第四，废品回收过程就是节能的过程、减排的过程。中国废品回收只占总生产量的10%左右，而世界发达国家一般都有40%以上的回收，所以中国废品回收潜力很大。
第五，已经排放的废气、二氧化碳能够固碳、能够捕捉。 总之，这5个方面的事情做好，会使得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出现极大的提升。当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世界上的引领作用将得到巨大的提升。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很重要的是靠城市化推进。中国一年经济增长10%的话，其中50%左右是城市化推进的，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的城市扩张建设，以及大规模的房地产产业的建设。1980年中国城市人口只有1.8亿，去年中国城市人口九点几亿，增加了7亿多的人口，在40年里边，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城，城市扩张。
1990年，中國一年新建房屋1 000万平方米；2000年建设房屋1亿平方米；2010年新建房屋10亿平方米；到了2017年，中国当年竣工的房屋面积17亿平方米，这两年没有再增长。去年中国新建房屋面积是十六点几亿平方米，估计今后到2035年，中国一年生产的房屋会逐渐降低到10亿平方米以内，形成一个折旧平衡的过程。
中国城市化率，目前已经到了64%左右。由于我们有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管理，加上过去几十年计划生育管控，老龄化加速，再加上现有的农村人口中老年人居于多数，与世界同口径相比，几乎等同于欧洲75%左右的城市化率。刘易斯拐点，城市化率的天花板75%～80%。今后15年是中国城市化率进入天花板的阶段，即使再过100年，城市化可能也在75%～80%左右，不会变成95%。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进一步向城市集聚的过程趋于尾声。
中国的基础设施，中国现在已经有16万公里高速公路，有35 000多公里高速铁路，还有城际铁路，各种各样的轻轨轨道。这些年发展成了世界之最。总之，今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多的是局部地区、局部领域的改造提升的建设，过去那种急风骤雨、铺天盖地大规模发展的阶段过去了。
今后15年，中国GDP增长靠城市化拉动、靠房地产拉动、靠城市基础设施拉动的动力，会从50%降到10%左右，经济发展更多靠产业结构调整，靠内涵。在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发展的方式会转变为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转变为大都市连绵带的模式发展。也就是说与城市群没关系的，与大都市圈没关系的，与大都市连绵带没关系的地方，它的城市化发展将放慢，这是一个变化。
另外一个变化，就是中国城市将从过去几十年的基础开发、形态开发为主，转变为功能开发，转变为更多靠产业发展结构的完整、系统配套。城市的发展动力，更多地来自内在的功能性开发，提升效益潜力。
从空间来说，像都市圈、城市群、大都市连绵带变化，使得内涵质量效益更高地提升。从产业链角度讲，中国整个城市化会从形态变化，变成功能升华，更多地集聚功能内涵，使得中国一二三产业之间更加的匹配，教育、卫生、文化和人民生活各个方面都会更好地改善。
科技创新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济循环的原动力，内循环的原动力。中国过去几十年以外循环为主，大量的发展是靠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把关键技术立足在国际市场的配置上。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国内科研开发方面在三个环节上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第一，科研创新首先是原始创新0—1的源头发明创新，无中生有的创新。在这一块上，中国过去二三十年存在的问题是投资力度不够。中国现在每年的研发费世界第二，总量不小，但是我们的研发费中只有5%～6%投资在0—1的创新方面。世界发达国家，每年研发费的20%投资在0—1的源头创新上，重大发明创新的项目上。所以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源头创新方面力度不够，今后10—15年应该力争使我们的研发创新投入占比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在研发成果的转化上，我们转化力度不够，0—1发明以后，好不容易发明了，能够孵化出产品这一块，1—100的转化上我们转化度不够。目前中国的转化度大体上是发明量的10%，世界大体上人类发明成果的40%转化为生产力，中国目前10%的转化度在世界范围偏低。中央已经反复提出强调要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要向德国的弗朗恩霍夫研究所学习。弗朗恩霍夫研究所是一个发明创造转化为生产力的中介机构， 里边的工作人员都是专业从事科研成果转化的经济人，通过他们的专业中介，让能转化的人和能发明的人结合在一起。
第三，好不容易1—100成了产品，怎么样把这些产品大规模生成形成独角兽，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那么，这方面我们缺少资本市场的支持，缺少金融力量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各种私募基金、公募基金、资本市场科创板怎么来推进帮助这些产业形成独角兽，形成重要的产业，也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事。
这三部分如果联手努力使中国的科研创新，围绕国民经济主战场，围绕国民经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老百姓生命健康，形成我们自立自强的科研创新体系，将是中国“十四五”到2035年的重要方面。
过去40年，中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努力地发展，使得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党中央在“十四五”到2035年期间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战略，就是在努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追求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理想，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共同富裕，我们一定要清楚它是一个分阶段实现的目标，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概念，不能犯急性子的毛病。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这是两件事共同配合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做大蛋糕是第一性的，分好蛋糕是第二性的，如果只有分好蛋糕没有做大蛋糕，最后会越做越小，这也是违反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的。共同富裕是有差别的富裕，不是一刀切的平均的富裕。共同富裕讲的是要缩小三大差别，不是说消灭三大差别，是要让过大的区域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缩小到社会可以容忍，大家可以接受的状态。
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三次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二次分配讲公平，兼顾效率，三次分配讲道义，讲风格，讲自愿，不能靠强迫捐款。这三次分配在本质上讲，一次分配是基础，二次分配是关键，三次分配是辅助。在分配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央提出的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让全体民众努力工作，各得其所，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我们一定要完整的理解共同富裕。
总之，当我们把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问题放在高质量国民经济发展的结构之中，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安排之中，形成一个合理的体系的时候，中国整个国家的共同富裕，就能够实现。最终到2035年中国可能实现4亿中等收入人群翻番，6亿低收入人群减半，最终使整个中国内循环的空间，消费的动力潜力有巨大提升。
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中国的发展战略会出现什么样变化？我认为会有5个新的战略路径变化。
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推出
从1949年10月1号开始到2050年这100年的发展，大体上分为三个战略循环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底到80年代初，中国当时限于帝国主义的封锁，这30多年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内循环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从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一直到2012年十八大前的30多年，中国进入了一个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以外循环为主的阶段，充分运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积累财富、积累动力；第三阶段是从十八大以后、包括现在直到未来2050年期间，中国进入了一个以内循环为主的国际国内双循环阶段。这个阶段的战略与以前的战略相比，在内循环方面会出现5个变化。
一是能源、粮食自主自立，工业制造自主自强。中国发展会从能源、粮食更加安全的角度，形成一个以国内的能源和粮食自主自立的经济循环体系。同时，在工业方面也会形成一个自主自强的工业制造体系。
二是我们的国民经济依赖世界市场的程度将会有所减少。在以外循环为主的时候，中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最高达到65%左右。最近这些年来，比重有所下降，去年已经降到了32%。我认为今后的十几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会进一步降到25%左右。也就是说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多依靠内循环。
三是高标准的商品和要素循环的市场经济体系。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商品市场已经实现了较高标准的市场循环体系。但是中国在要素市场方面，不管是要素的定价、要素的配置、还是要素的流转，比较多的还是依靠政府进行配置。今后十几年，进一步推动要素市场的市场化发展，要素的配置和定价将更多地由市场决定，形成一个高标准的要素市场循环体系。
四是中国的产业链配套安全。今后这一个阶段，中国产业链通过强链、扩链、补链使得我们全要素的产业链更多地依赖国内市场。过去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将转化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也就是说零部件原材料百分之七八十在国内，然后产品市场还是覆盖世界。它的基本特征在产业链的分工上面还是开放的水平分工，让世界最有能力，最有效力的企业加工各种部件。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水平分工产业链企业集群百分之七八十将垂直整合一体化，在中国国内形成加工制造的产业链集群。
五是作为内循环的第一动力也是中国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将有较大的提升。目前，中国老百姓可支配收入的规模占GDP的比重只占42%。共同富裕发展的逻辑下， 我预计在今后十几年，GDP增速会从42%逐渐上升到50%以上。由此，内循环的发展动力，经济拉动的能力就更强了。
另一方面，在国际国内双循环中，对外开放的国际循环也会发生重大变化。我们会实现更高层次的开放，更宽领域的开放，更有力度的开放。
总之，内循环、双循环的体系是中国更高质量、更高效益发展的必然选择，将使中国更高层次开放和更大力度发挥国内发展潜力，是中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中国今后几十年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进入了重要的发展阶段。这项战略目标的推进和实现，将使得中国在今后几十年实现三个战略性的、结构性的、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会使得中国的能源结构发生战略性的根本性的颠覆性的变化。中国目前80%的碳排放是在能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煤炭发电，石化能源在一次能源向二次能源转化的生产过程，产生了80多亿吨碳。同时我们老百姓消费生活的过程，企业生产发展的过程也产生了20多亿吨的碳排放。
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是能源生产和社会活动与碳脱钩。一方面就是我们全部的电力生产要清洁能源化，不产生碳排放， 这是一个巨大的能源结构调整。与此同时，老百姓生活中尽量用电而不用其他的石化能源，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也不消耗石化能源，用电力生产。也就是说能源生产去碳化，生活生产消费电气化。只要做到这一条，那么我们碳中和碳达峰就能实现。
实现这个过程，会有上百万亿元的清洁能源的投入，同时我们过去几十年已经形成了几十万亿元资源装备存量，其实是逐渐退出国民经济的生产生活系统。这是中国能源结构的颠覆性的，根本性的，结构性的变化。
第二，在今后的几十年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也将是中国国民经济效益、国民经济的质量极大提升发展的一个过程。
目前中国的国民经济的效益质量尽管和过去几十年相比有长足的进步，但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我们还相对落后。比如中国GDP占世界17%，碳排放占28%。再比如，中国消耗了世界最多的资源，最多的矿石，当然也会造成比较多的污染，所以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源头减量是一个重要发展前景。同时，我们还会使得国民经济中，节能减排各方面也会有巨大进步。我们有个目标，2035年中国GDP的单位能耗赶上达到世界平均水平，2050年赶上欧洲、美国发达国家的单位能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国民经济在5个层面上会发生进步。
第三，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整个工艺流程会得到極大的结构性的提升技术进步。
第四，废品回收过程就是节能的过程、减排的过程。中国废品回收只占总生产量的10%左右，而世界发达国家一般都有40%以上的回收，所以中国废品回收潜力很大。
第五，已经排放的废气、二氧化碳能够固碳、能够捕捉。 总之，这5个方面的事情做好，会使得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出现极大的提升。当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世界上的引领作用将得到巨大的提升。
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会有所变化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很重要的是靠城市化推进。中国一年经济增长10%的话，其中50%左右是城市化推进的，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的城市扩张建设，以及大规模的房地产产业的建设。1980年中国城市人口只有1.8亿，去年中国城市人口九点几亿，增加了7亿多的人口，在40年里边，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城，城市扩张。
1990年，中國一年新建房屋1 000万平方米；2000年建设房屋1亿平方米；2010年新建房屋10亿平方米；到了2017年，中国当年竣工的房屋面积17亿平方米，这两年没有再增长。去年中国新建房屋面积是十六点几亿平方米，估计今后到2035年，中国一年生产的房屋会逐渐降低到10亿平方米以内，形成一个折旧平衡的过程。
中国城市化率，目前已经到了64%左右。由于我们有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管理，加上过去几十年计划生育管控，老龄化加速，再加上现有的农村人口中老年人居于多数，与世界同口径相比，几乎等同于欧洲75%左右的城市化率。刘易斯拐点，城市化率的天花板75%～80%。今后15年是中国城市化率进入天花板的阶段，即使再过100年，城市化可能也在75%～80%左右，不会变成95%。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进一步向城市集聚的过程趋于尾声。
中国的基础设施，中国现在已经有16万公里高速公路，有35 000多公里高速铁路，还有城际铁路，各种各样的轻轨轨道。这些年发展成了世界之最。总之，今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多的是局部地区、局部领域的改造提升的建设，过去那种急风骤雨、铺天盖地大规模发展的阶段过去了。
今后15年，中国GDP增长靠城市化拉动、靠房地产拉动、靠城市基础设施拉动的动力，会从50%降到10%左右，经济发展更多靠产业结构调整，靠内涵。在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发展的方式会转变为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转变为大都市连绵带的模式发展。也就是说与城市群没关系的，与大都市圈没关系的，与大都市连绵带没关系的地方，它的城市化发展将放慢，这是一个变化。
另外一个变化，就是中国城市将从过去几十年的基础开发、形态开发为主，转变为功能开发，转变为更多靠产业发展结构的完整、系统配套。城市的发展动力，更多地来自内在的功能性开发，提升效益潜力。
从空间来说，像都市圈、城市群、大都市连绵带变化，使得内涵质量效益更高地提升。从产业链角度讲，中国整个城市化会从形态变化，变成功能升华，更多地集聚功能内涵，使得中国一二三产业之间更加的匹配，教育、卫生、文化和人民生活各个方面都会更好地改善。
科技创新引领
科技创新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济循环的原动力，内循环的原动力。中国过去几十年以外循环为主，大量的发展是靠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把关键技术立足在国际市场的配置上。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国内科研开发方面在三个环节上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第一，科研创新首先是原始创新0—1的源头发明创新，无中生有的创新。在这一块上，中国过去二三十年存在的问题是投资力度不够。中国现在每年的研发费世界第二，总量不小，但是我们的研发费中只有5%～6%投资在0—1的创新方面。世界发达国家，每年研发费的20%投资在0—1的源头创新上，重大发明创新的项目上。所以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源头创新方面力度不够，今后10—15年应该力争使我们的研发创新投入占比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在研发成果的转化上，我们转化力度不够，0—1发明以后，好不容易发明了，能够孵化出产品这一块，1—100的转化上我们转化度不够。目前中国的转化度大体上是发明量的10%，世界大体上人类发明成果的40%转化为生产力，中国目前10%的转化度在世界范围偏低。中央已经反复提出强调要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要向德国的弗朗恩霍夫研究所学习。弗朗恩霍夫研究所是一个发明创造转化为生产力的中介机构， 里边的工作人员都是专业从事科研成果转化的经济人，通过他们的专业中介，让能转化的人和能发明的人结合在一起。
第三，好不容易1—100成了产品，怎么样把这些产品大规模生成形成独角兽，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那么，这方面我们缺少资本市场的支持，缺少金融力量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各种私募基金、公募基金、资本市场科创板怎么来推进帮助这些产业形成独角兽，形成重要的产业，也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事。
这三部分如果联手努力使中国的科研创新，围绕国民经济主战场，围绕国民经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老百姓生命健康，形成我们自立自强的科研创新体系，将是中国“十四五”到2035年的重要方面。
实现共同富裕
过去40年，中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努力地发展，使得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党中央在“十四五”到2035年期间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战略，就是在努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追求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理想，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共同富裕，我们一定要清楚它是一个分阶段实现的目标，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概念，不能犯急性子的毛病。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这是两件事共同配合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做大蛋糕是第一性的，分好蛋糕是第二性的，如果只有分好蛋糕没有做大蛋糕，最后会越做越小，这也是违反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的。共同富裕是有差别的富裕，不是一刀切的平均的富裕。共同富裕讲的是要缩小三大差别，不是说消灭三大差别，是要让过大的区域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缩小到社会可以容忍，大家可以接受的状态。
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三次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二次分配讲公平，兼顾效率，三次分配讲道义，讲风格，讲自愿，不能靠强迫捐款。这三次分配在本质上讲，一次分配是基础，二次分配是关键，三次分配是辅助。在分配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央提出的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让全体民众努力工作，各得其所，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我们一定要完整的理解共同富裕。
总之，当我们把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问题放在高质量国民经济发展的结构之中，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安排之中，形成一个合理的体系的时候，中国整个国家的共同富裕，就能够实现。最终到2035年中国可能实现4亿中等收入人群翻番，6亿低收入人群减半，最终使整个中国内循环的空间，消费的动力潜力有巨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