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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纸职业病诊断书，潘桂海打过官司，申请过劳动仲裁，求助过卫生监督所，跑了北京四家具有职业病鉴定资格的医院
史家营乡、房山区、北京市政府卫生部门，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石龙医院，国家矿务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国家信访局，北京市信访办公室……
为了一纸职业病诊断书，潘桂海连自己都记不清一共跑了多少个机构。他打过官司、申请过劳动仲裁、求助过卫生监督所，甚至上访过。
这场职业病索赔拉锯战，潘桂海整整打了两年。可喜的是，8月8日，北京市朝阳医院终于给他开具了职业病诊断书。
但是，这仅仅走完了获得职业病赔偿之路的一半。
胜利号角：职业病诊断书
潘桂海来自北京房山区，之前是北京市曹家坊煤矿从事井下作业的煤矿工人，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尘肺三期的病人。
2010年5月31日，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最后一批小煤矿被关停，大量失业矿工被安排到相关医院检查，发现了自己已身患尘肺病。潘桂海也是其中一人。
只是，医生一直没有为他下职业病诊断书，原因是潘桂海无法提供相关资料。
8月1日，上午9点半是北京市朝阳医院职业病科大夫出诊的时间。为了能挂上这天的号，60岁的潘桂海提前一天从家里卷铺盖，在北京西站睡了一夜，好方便第二天早早赶去朝阳医院，但他还是没挂上号。
等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医生突然告诉他，这次能接受他的申请材料了。潘桂海于是交了150元的诊断费。
此时的潘桂海很兴奋。他知道，交了诊断费基本上就意味着医生这次能给开出职业病诊断书。这是他多次来朝阳医院问诊得出的结论：如果医生觉得你能被诊断出职业病，他才收诊断费，否则他只给你拍片、化验，但不会收诊断费，就像潘桂海两年来所遇到的情况。
煤窑与口罩
目前潘桂海和老伴寄住在儿子儿媳的在良乡的商品房内。房子位于第三层，每次上下楼，潘桂海总是气喘吁吁，走几步、歇一下。
上个世纪80年代，为了谋生，祖籍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的潘桂海和一些村民陆续前往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和良乡一带的小煤窑打工。那时他们年轻力壮，带着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的渴望。“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孩子都在这里落地生根了。”
每年目睹矿难死伤的工友，潘桂海也曾离开过良乡，投靠东北的亲戚。1997年，他甚至在东北办了户口，并打算常住那里。可是，没过一年，他又从东北折回来，“孩子大了，读书需要不小的开支，想来想去，还是挖煤的工资高些。”
潘桂海的工作是进入1公里长的矿井里，操作碎石机。史家营附近有近2000名像他这样的来自天南地北的挖煤工人。矿井里煤屑灰尘乱飞，潘桂海和他的工友唯一的防护措施就是一个口罩。
“这种口罩就像一层纸样，不管戴多少层，鼻孔里还会塞灰尘，让人透不过气，根本就没什么用。”潘桂海回忆起那段日子，不禁皱起了眉。双颊上的红晕鲜艳的血丝，能明显细数。
说到这里，潘桂海激动起来，他说他怎么也没想到，在小煤窑恶劣环境中工作的村民们，许多都患上了尘肺病，有的人在家以药养命，而有的人却早已撒手人寰。
当时的潘桂海一心只想挣钱，他和绝大多数工友并不知道，尘肺病是发病率最高的职业病，占到职业病例总数的85%以上，而尘肺病一半以上的发病场所就是煤矿。
医院辗转战
2009年冬天，一次突然来袭的感冒让潘桂海特别难受。他开始经常胸痛，咳嗽不止。于是，他到良乡卫生所看病，医生诊断后告诉他，他可能患有尘肺病，建议到北京市区的医院做进一步的观察。
但潘桂海以为只是肺部的慢性病，只要调理让它不发作就行。包括潘桂海在内的许多工友，对尘肺病根本没有什么了解。也是怕到大医院观察治疗花大钱，潘桂海于是用吃西药和治哮喘病的草药代替治疗。
几个月后，潘桂海发现身体越来越不好，咳嗽得比以前更频繁。他这才意识到尘肺病的严重性。后来，他又陆续听说只要被诊断为职业病，确定了伤残等级，看病治疗就不用自己掏钱了。
潘桂海自此开始了他的职业病诊断之路，路途艰难程度如同一场角力与拉锯，首场即为医院辗转战。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享受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从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伤残津贴等待遇。
2010年6月21日，潘桂海来到北京朝阳医院职业病科，医生对他做了胸部X线透视。诊断报告显示：“右上肺可见5cm、左上肺可见4cm不规则大阴影。双肺纹理增重，双下肺气肿。心影、两膈未见异常。”印象为，“尘肺叁期”。这属于最严重的晚期。
潘桂海觉得自己来晚了。在此期间，他了解到很多关于尘肺病的知识，没想到自己的病情已到了晚期。
但那时朝阳医院开不了尘肺诊断书，因为缺少工作单位提供的材料。按照我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劳动者申请职业病诊断需提供职业史、既往史；职业健康档案复印件；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而这些材料大部分都掌握在用人单位手里。
潘桂海所在的工作单位曹家坊煤矿，因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专项整治行动，于2009年11月就被房山区政府关闭，他无从找出自己的职业史和既往史。
潘桂海于是转战其他医院。他先后又去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市预防医学研究中心职业病门诊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石龙医院，但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必须有单位介绍信才能进行职业病鉴定。
而某医院甚至回答说：他们只接待由乡政府领导领队来此做职业病诊断的患者，并且患者所在的矿井必须是政府指定的12家正规国矿。
潘桂海一下不知所措，“曹家坊煤矿本身就属于被责令关闭的，何谈正规？”
“曲线救国”
换医院求诊看来是无效的，潘桂海只能硬着头皮去找单位要介绍信。他先后找到曹家坊煤矿负责人、煤矿的主办单位房山区史家营乡曹家坊村委会，但均被拒绝。
无奈之下，潘桂海找到乡政府卫生局请求政府出面给他做诊断。乡卫生局摆摆手说，这事做不来主，到区里找领导吧。
到了区政府，对方告诉他，“你得先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只有确定劳动关系，医院才会给确诊。”
于是，2010年7月19日，潘桂海向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原以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能帮到自己，可没想到9月13日，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2009年5月31日煤矿已关闭，超过申请仲裁的法定时效期间”为由，对他的申请不予受理。
按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而自2009年5月至2010年9月，已过了一年零四个月。
“矿井是2009年5月31日倒闭的，劳动仲裁受理有效期是2010年5月前，我就差那么一两个月，怎样说不解决就不解决了呢？”潘桂海感觉有说不清的苦楚。
其实，虽然曹家坊矿井2009年5月被责令关闭，但经过工商查询，它一直开业到2009年12月31日。而潘桂海则仍然被安排看矿、井下抽水直至2010年3月。
四处碰壁之下，潘桂海也试过上访。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国家信访局、北京市政府信访办公室、国家煤矿安监局，他都去过。但结果是，这些部门都告诉潘桂海，无论乡还是区政府都有责任协助他做职业病诊断。
“北京市信访局给了区里发了传真让他们协助我看病。”潘桂海深信，“政府一定能给自己做职业病诊断。”
史家营乡、房山区、北京市政府卫生部门，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石龙医院，国家矿务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国家信访局，北京市信访办公室……
为了一纸职业病诊断书，潘桂海连自己都记不清一共跑了多少个机构。他打过官司、申请过劳动仲裁、求助过卫生监督所，甚至上访过。
这场职业病索赔拉锯战，潘桂海整整打了两年。可喜的是，8月8日，北京市朝阳医院终于给他开具了职业病诊断书。
但是，这仅仅走完了获得职业病赔偿之路的一半。
胜利号角：职业病诊断书
潘桂海来自北京房山区，之前是北京市曹家坊煤矿从事井下作业的煤矿工人，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尘肺三期的病人。
2010年5月31日，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最后一批小煤矿被关停，大量失业矿工被安排到相关医院检查，发现了自己已身患尘肺病。潘桂海也是其中一人。
只是，医生一直没有为他下职业病诊断书，原因是潘桂海无法提供相关资料。
8月1日，上午9点半是北京市朝阳医院职业病科大夫出诊的时间。为了能挂上这天的号，60岁的潘桂海提前一天从家里卷铺盖，在北京西站睡了一夜，好方便第二天早早赶去朝阳医院，但他还是没挂上号。
等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医生突然告诉他，这次能接受他的申请材料了。潘桂海于是交了150元的诊断费。
此时的潘桂海很兴奋。他知道，交了诊断费基本上就意味着医生这次能给开出职业病诊断书。这是他多次来朝阳医院问诊得出的结论：如果医生觉得你能被诊断出职业病，他才收诊断费，否则他只给你拍片、化验，但不会收诊断费，就像潘桂海两年来所遇到的情况。
煤窑与口罩
目前潘桂海和老伴寄住在儿子儿媳的在良乡的商品房内。房子位于第三层，每次上下楼，潘桂海总是气喘吁吁，走几步、歇一下。
上个世纪80年代，为了谋生，祖籍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的潘桂海和一些村民陆续前往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和良乡一带的小煤窑打工。那时他们年轻力壮，带着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的渴望。“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孩子都在这里落地生根了。”
每年目睹矿难死伤的工友，潘桂海也曾离开过良乡，投靠东北的亲戚。1997年，他甚至在东北办了户口，并打算常住那里。可是，没过一年，他又从东北折回来，“孩子大了，读书需要不小的开支，想来想去，还是挖煤的工资高些。”
潘桂海的工作是进入1公里长的矿井里，操作碎石机。史家营附近有近2000名像他这样的来自天南地北的挖煤工人。矿井里煤屑灰尘乱飞，潘桂海和他的工友唯一的防护措施就是一个口罩。
“这种口罩就像一层纸样，不管戴多少层，鼻孔里还会塞灰尘，让人透不过气，根本就没什么用。”潘桂海回忆起那段日子，不禁皱起了眉。双颊上的红晕鲜艳的血丝，能明显细数。
说到这里，潘桂海激动起来，他说他怎么也没想到，在小煤窑恶劣环境中工作的村民们，许多都患上了尘肺病，有的人在家以药养命，而有的人却早已撒手人寰。
当时的潘桂海一心只想挣钱，他和绝大多数工友并不知道，尘肺病是发病率最高的职业病，占到职业病例总数的85%以上，而尘肺病一半以上的发病场所就是煤矿。
医院辗转战
2009年冬天，一次突然来袭的感冒让潘桂海特别难受。他开始经常胸痛，咳嗽不止。于是，他到良乡卫生所看病，医生诊断后告诉他，他可能患有尘肺病，建议到北京市区的医院做进一步的观察。
但潘桂海以为只是肺部的慢性病，只要调理让它不发作就行。包括潘桂海在内的许多工友，对尘肺病根本没有什么了解。也是怕到大医院观察治疗花大钱，潘桂海于是用吃西药和治哮喘病的草药代替治疗。
几个月后，潘桂海发现身体越来越不好，咳嗽得比以前更频繁。他这才意识到尘肺病的严重性。后来，他又陆续听说只要被诊断为职业病，确定了伤残等级，看病治疗就不用自己掏钱了。
潘桂海自此开始了他的职业病诊断之路，路途艰难程度如同一场角力与拉锯，首场即为医院辗转战。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享受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从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伤残津贴等待遇。
2010年6月21日，潘桂海来到北京朝阳医院职业病科，医生对他做了胸部X线透视。诊断报告显示：“右上肺可见5cm、左上肺可见4cm不规则大阴影。双肺纹理增重，双下肺气肿。心影、两膈未见异常。”印象为，“尘肺叁期”。这属于最严重的晚期。
潘桂海觉得自己来晚了。在此期间，他了解到很多关于尘肺病的知识，没想到自己的病情已到了晚期。
但那时朝阳医院开不了尘肺诊断书，因为缺少工作单位提供的材料。按照我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劳动者申请职业病诊断需提供职业史、既往史；职业健康档案复印件；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而这些材料大部分都掌握在用人单位手里。
潘桂海所在的工作单位曹家坊煤矿，因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专项整治行动，于2009年11月就被房山区政府关闭，他无从找出自己的职业史和既往史。
潘桂海于是转战其他医院。他先后又去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市预防医学研究中心职业病门诊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石龙医院，但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必须有单位介绍信才能进行职业病鉴定。
而某医院甚至回答说：他们只接待由乡政府领导领队来此做职业病诊断的患者，并且患者所在的矿井必须是政府指定的12家正规国矿。
潘桂海一下不知所措，“曹家坊煤矿本身就属于被责令关闭的，何谈正规？”
“曲线救国”
换医院求诊看来是无效的，潘桂海只能硬着头皮去找单位要介绍信。他先后找到曹家坊煤矿负责人、煤矿的主办单位房山区史家营乡曹家坊村委会，但均被拒绝。
无奈之下，潘桂海找到乡政府卫生局请求政府出面给他做诊断。乡卫生局摆摆手说，这事做不来主，到区里找领导吧。
到了区政府，对方告诉他，“你得先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只有确定劳动关系，医院才会给确诊。”
于是，2010年7月19日，潘桂海向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原以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能帮到自己，可没想到9月13日，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2009年5月31日煤矿已关闭，超过申请仲裁的法定时效期间”为由，对他的申请不予受理。
按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而自2009年5月至2010年9月，已过了一年零四个月。
“矿井是2009年5月31日倒闭的，劳动仲裁受理有效期是2010年5月前，我就差那么一两个月，怎样说不解决就不解决了呢？”潘桂海感觉有说不清的苦楚。
其实，虽然曹家坊矿井2009年5月被责令关闭，但经过工商查询，它一直开业到2009年12月31日。而潘桂海则仍然被安排看矿、井下抽水直至2010年3月。
四处碰壁之下，潘桂海也试过上访。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国家信访局、北京市政府信访办公室、国家煤矿安监局，他都去过。但结果是，这些部门都告诉潘桂海，无论乡还是区政府都有责任协助他做职业病诊断。
“北京市信访局给了区里发了传真让他们协助我看病。”潘桂海深信，“政府一定能给自己做职业病诊断。”